我們是否高估了導演而低估了劇本作者的作用？以胡歌《不虛此行》為例_風聞

談一談個人的看法。

如果要説明導演對電影的絕對重要性，以及非劇本環節的意義，《不虛此行》就是最好的案例。導演劉佳茵是北影的編劇系教師，在文本層面展示出了非常專業且認真的工作結果，但就像很多人對編劇出身導演的印象流一樣，本作也過於依賴文本，在更接近電影“直觀”優勢的視聽環節上比較匱乏。

這讓它的成片難言成功，也説明了一個事實：電影不是文學，而是文字與視聽相結合的存在，如果説電視劇確實高度依賴劇本，那麼更強調感官調動與情緒沉浸的電影裏，劇本則更多隻是“重要環節之一”。這是導演的工作，他需要將編劇的工作成果進行有效的轉化，與其他部門的工作成果相結合，最終拿出一個綜合性的成片結果。電影是綜合性的創作形式，最重要的自然也是“綜合各環節成果”，編劇很重要，但只有導演才是“綜合”的那個人。

劇本當然是一劇之本，是萬物的基礎，但如何呈現劇本描述的種種情緒與思想，如何將它們從文字的形式轉化到畫面之上，如何在“必然比文字更直觀更真實”的人物與場景之中輸出與之相匹配的直觀感受性，從而做到劇本與畫面的不割裂，文字之“外部敍述”與感官之“自我體驗”在觀者接收環節的和諧統一，如何讓他們能感受到而非被“告知”，都是“導演”而非“編劇”需要做的事情。再優秀的劇本，如果不能很好地轉化到畫面之上，那麼其情感再濃烈，觀眾也只會從乏味的畫面中感覺到乾癟，其思想再深邃，觀眾也只會從不斷的唸白裏體會到灌輸。

其根本原因或許在於，比起直接接收文字，影像終究是更生動、自然，與觀者距離更近的直觀存在，也就需要有對應程度的呈現方式。

以《不虛此行》為例，它在劇本上確實很規整。隨着對每個故事裏人對死者回憶，胡歌逐漸從無感平淡激發出內心傷痛，對死者表達出感情，引導出了他自己對生活從麻木到直面的轉變。影片分為兩個大階段，前兩個各自獨立且擁有一個串聯線索而完整成章，此外還擁有一個串聯全片兩階段的線索，彙總成了一個並不完整的偽“第三幕“，形成高潮式的昇華，非常規矩。

第一階段是胡歌對他人的觀察，從旁觀到被感染而影響到自己的生活的起始。此階段的內部串聯線索是黃磊的故事，以他為影片開頭和階段結尾，開頭樹立的“繁忙工作而無暇注意對亡父感情”，一直到結尾“隨着回憶而意識到父子情的重要性，開始關注兒子”。此階段中，胡歌主要是旁聽他人的故事，通過旁觀葬禮與微信朋友圈等才能了間接解到他人喚醒的情感，而喚醒的瞬間也多是閃回或細部的侷限形式，如融冰、黃磊兒子和爺爺去過的竹林的閃回，火鍋店老闆曾經點過的火鍋，創業老闆等人照片中模糊的臉。

在黃磊案子完畢帶來的階段結束點上，胡歌在感化下開始第一次面對自己的生活，即是家鄉的特產和看望老師的“直面職業生涯不堪”，久違地和舊人聯繫，也對自己“積極一面化身”的吳磊第一次“言聽計從”，按他説的回問朋友。

在畫面環節，導演設計了各種日常化環境，讓人物處在其中，並與外界人員進行日常的互動，而他們從這種日常狀態中逐漸回憶亡者並激發感情，則以“局部”的形式對日常氛圍進行衝破，局部即是平淡日常裏的“情感不平凡”。

這帶來了第二階段，即胡歌與“在生家屬”的更強共感，他在書寫悼詞時也與之一起完成了情感的激發，在平淡忙碌的生活日常中感受到了生存帶來的人情美好，人生有了意義。

在兩階段切換的點上，電影完成了對最終主題的點明，”很多人沒有第三幕就這麼結束了”，平淡不成功甚至受挫的第二幕就是人生的終點，這困住了他，讓他在消極中難以向前，只能分化出積極面的吳磊，但齊溪對失意人生更積極的態度，在無比密切直接的角度激活了他，形成了一個升級的內部線索，以“動物園”為主要元素，在第二階段裏以更加日常的方式串聯其中，並進一步形成了對全片的連接，暗示着齊溪與動物園對胡歌的更持續性影響，激活了他從開始逐步積累的改變勢能。二人一開始在動物園見面，動物園正是兩個貫穿全片的線索之一。胡歌一開始看到誤以為實物的大猩猩，非現實氛圍出現，而動物園也正是獨立於人類社會的自然王國，胡歌和動物園老頭的每次見面都在此處，具有“平凡中超然”之精神屬性的後者貫穿全片，讓動物園以更確切的方式影響胡歌。

在這一部分中，設計明顯升級，“整體日常，互補情感”的關係被逆轉了。第一階段是“整體日常而局部激發”，就像程序員回憶與亡者創業時看不到陽光並憧憬未來的陽光，鏡頭完成了180度切換，讓原本坐在快餐店日常中的他明顯沐浴在陽光之下。而動物園則是持續性的非日常環境。第二階段裏齊溪和胡歌見面聊天時，鏡頭數次給到了家鄉、籠子、動物等畫面。

從劇本設計的邏輯上看，齊溪的意義是明確的。她小地方的出身，在公交車和地鐵站等日常環境裏的“礙事”，都將她與北京都市分離了，她自身即是對都市日常環境的衝擊者，為了瞭解一個不曾謀面的網友便敢來北京。她對胡歌家的進入，與胡歌更多的直接交流，都加強了胡歌對此類人生活的接納與共感。隨着她的帶動，第一階段鋪墊的兩個全片級線索也開始全面激活，劇本在這裏落地了與胡歌本人接觸更多的老太太的病故。胡歌一直都為她做家務事，彷彿他自述裏帶有遺憾的兒子，從而與悼詞主角開始直接重合。在畫面上，這一階段的激發要素在空間佔了更多存在感，胡歌聽老奶奶講述時，鏡頭給出了本片罕見的淺焦，先對準二人的鏡中身影。

我們可以明顯意識到，本作在劇本層面確實非常規整。隨着對每個故事裏人對死者回憶，逐漸從無感平淡激發出內心傷痛，對死者表達出感情，胡歌自己對生活也從麻木到直面，進階時則插入一個和他本人接觸更多的老太太病故，讓他更直接地共情親屬，以寫出更真情悼詞的機會去直面生活的痛苦然後向前看，與齊溪和“動物園”一起形成激活全部鋪墊蓄力的條件，引發最後直面自我的簡化版“第三幕”：他並未完全走出對編劇受挫的困擾，仍舊留在了前兩幕的悼詞人生活中，卻可以坦然接受它，這也符合了劇作中點題的“現實裏很多人沒有第三幕”，是平凡人的真相。這源於他更直接地共情親屬，以寫出更真情悼詞的機會去直面生活的痛苦，然後向前看，因深度的共感而形成了對自身積極生活態度的激發，意識到自己的平庸人生也有情感上的意義和價值，即“讓他人能夠激發感情體驗”。

劇作的規整和嚴謹體現在各種更細緻的方面。例如，悼詞全文也只有老太太一處得以展示，這是胡歌共感生者親屬後的結果態產物，是真正具有他自身情感回憶的東西，而此前則多少都是如一開始拿出樣版一樣地“應付工作”。而在感情激發的“脱離都市日常”的同時，導演安排了另一個殯葬業裏見多不怪的熟練工，和胡歌做對比，比後者一樣地身處於悲傷消極的環境中，卻更加積極面對生活。

具體展開分析的話，本作的文本還有很多可説的地方。齊溪與胡歌擁有類似的傷痛，她也面對着一個對她而言“非絕對真實”的對象，不清楚對方的真實生活，印象停留在網絡的層面，而對方的死亡帶來了巨大的傷痛，其留下的聲音拼湊出一種形象，如同胡歌用文字構造出的吳磊。然而，齊溪眼中的對方卻並不是“吳磊”。她聽着對方留下的錄音，發出輕快的笑聲，讓陽台上的胡歌不時受驚---此時的他先與吳磊一起，對方卻第一次站在了窗户後面，與胡歌產生了分界，意味着胡歌對“不平凡的自己”之不實際的認知，而隨着齊溪的笑聲，吳磊突然消失不見，暗示了胡歌在齊溪影響下對失敗現實的擺脱。事實上，早在齊溪剛進家時，胡歌與“吳磊”的改變就已經出現了。她第一次進胡歌家時對吳磊視而不見，讓作品首次明確了後者之於前者的“象徵”屬性。更重要的是，胡歌也開始聽從吳磊吩咐，收了髒衣服，開始在女人面前試圖保持整潔形象，不再是完全不拘小節的消極。而在齊溪“訪問”胡歌時，吳磊要求胡歌説實話，直面自己編劇事業失敗的困境，而不是三言兩語的敷衍，胡歌也照做並首次説出了自己的經歷。

在齊溪反過來詢問胡歌的經歷時，胡歌第一次成為了“被調查人生”的一方，與他此前詢問別人並書寫悼詞的狀態截然相反，這帶來了胡歌與其客户們一致的走向。他用引導提問的方式促成了別人對故人美好親情的回憶，在繁忙重壓的都市生活中找到了前進的積極力量，這也是各人平庸人生中的意義，雖然沒有都市中的巨大成功，卻依舊擁有了渺小而寶貴的情感體驗，或是親情，或是攜手奮鬥之情，不以結果而論人生成敗。而當自己成為受訪人時，胡歌也會由齊溪引領，找到平庸人生中的情感化意義，走出失敗的痛苦階段而朝向下一段人生。對於這一點，在齊溪與胡歌擦白板的時候，電影有了明確的表現。胡歌用正面寫下了齊溪故人的死亡推導過程，想知道對方是怎麼死的，他看到的是對方人生中的消極面，而齊溪則怒斥“他都不想讓人知道”並擦除了文字，隨後白板的反面出現，是胡歌給吳磊編寫的小傳。對胡歌來説，吳磊就等於齊溪的故人，齊溪將故人的消極死亡擦乾淨，留下的只是他積極一面的錄音，將之反覆收聽並保存在記憶中，胡歌也會因她的影響而成為這樣的人，將不屬於現實自我到只能以無法命名的“小尹”字樣出現，卻又一直留在白板上的失敗經歷擦掉。

在即將離開時，齊溪直接改變了胡歌的生活環境。胡歌的老房子是他失敗的典型證明，只有他自己一直沒能搬出去。齊溪並沒有更換他的住處，卻將雜亂的房間收拾一新，為一直吃盒飯的胡歌準備了更豐富的伙食。這説明，房間代表的人生本身並不是失敗的，它的破敗來自於胡歌本人的認知，是由其主觀上的消極行為導致的雜亂陰暗。在齊溪這樣積極面對生活中一切不完美的人手中，老房間也可以變成光明的所在。此前，胡歌一直處在暗處，室內取景也多是框內式的構圖，在齊溪離開後則首次變得陽光與開闊起來。他的待人方式也開始有了更正向的情感輸出，對齊溪的自嘲不再是客套而淡漠的禮節，而是親近的“我相信”，曾經不想接近自己的貓也出現在了近前。

進一步地，齊溪第一個進入了胡歌的生活而帶來改變，並讓胡歌成為了“受訪者”，其升級則是方阿姨的死亡。如前所述，她是胡歌生活的深度參與者，與胡歌交流極多，這讓胡歌徹底變成了葬禮參加者，由此也得到了一個機會，用自己對方阿姨的回憶書寫悼詞，並讓自己從中獲得積極的情感力量，意識到平凡生活中的美好而走下去。在胡歌接到電話時，鏡頭給到了方阿姨送他的花草，這變成了隨後與悼詞同步出現的“方阿姨剪花”閃回，這份長輩的善意就在他的人生中，並由悼詞而得到注意。這也是唯獨方阿姨的悼詞以全文形式出現的原因。此前的悼詞內容是真情的，但它更多是胡歌對他人真情的記載，只作用於他人，對胡歌來説則只是文字，而到了方阿姨則截然相反，其全文真正具備了胡歌的真情實感，才能由胡歌本人念出而具備“心聲袒露”之意。對應的是，胡歌此前一直是不被邀請葬禮的外人，也是齊溪口中“可以被打擾的人”，因為他不會對死者再起傷感，而方阿姨則是胡歌可以參加其葬禮的友人，擁有感情和回憶，才能從葬禮的相關過程中贏得積極的推動力。

方阿姨的悼詞冊在特寫鏡頭下出現，胡歌的名字在封面上，意味着多重的意義。這是他對此段悼詞作家之“失敗人生階段”的意義獲得，因無法投入生活真情而失敗的編劇署名創作在悼詞上得以實現。同時，這也是他自己的“心聲”而非對他人心靈的單純記錄，足以印上他的名字。葬禮的最後，白客引領着胡歌明白了葬禮的積極意義：人間煙火，平庸生活中宛若煙火氣一般的凡俗温暖，這也正是此前每一段故事中日常化場景的目的，在最尋常的生活中回憶起平凡故人留下的一抹亮色。這也呼應了齊溪走時帶給胡歌的改變：同樣是一場葬禮的前後，他與白客推着花圈，白客對殯葬創業的未來人生滿懷期待，胡歌一個人推車時止步，白客幫忙後二人一起走向了朝陽升起的遠方，白客與齊溪一同推動了胡歌。

在電影的結尾部分，導演試圖賦予胡歌這段悼詞人生活以更強的積極意義。胡歌和齊溪打電話時回憶起動物園的狗熊老人，後者與熊建立起的友誼發生在動物園中，與胡歌的每次相遇也都在各種非都市日常環境---黑暗靜謐的場館，此處電話裏回憶到的閉園後户外---中，老人不惜扮成狗熊的善意正是其平凡工作中的閃光點，在一個脱離日常的狀態中影響到胡歌，帶來了一種對都市重壓下消極狀態的開解。這也是電話中“小城人”齊溪對胡歌的影響，由首次見面時的動物園背景為起始，到她説出“想讓聲音變老先得活到老”時，胡歌與死者一樣拿出煙時的停頓，被其“阻止”了與早亡之人的暗合，可以“活到老年後的未來”。然而，當胡歌給家人打電話時，他的開解卻是不完全的：袒露了自己在北京的疲憊，希望回家從父母那裏得到療傷，卻無法擺脱自己對這段經歷的痛苦，只能哭着結束，此刻的“自然”和“狗熊”也只停留在玻璃後面，他無法像老人一樣徹底融入對方。同樣地，他給吳磊修改了不平凡的形象，變得更像現實裏的自己，卻終究沒能完成命名，將這個平凡版本的自己徹底確鑿下來，而英俊的完美版本則依然在以吳磊的形象出現着，表現出他對“找到平凡生活中的意義，接受它的存在並向前邁進”的尚不徹底。

悼詞寫作是胡歌平凡人生的主要內容，此前一直是他編劇人生失敗的結果，他從中感受不到積極的東西，因此在寫作中也很難讓自己感受到對方一家人的生活閃光點，無法像對方一樣從中獲得前進的情感力量，並不與對方共情。方阿姨的悼詞引出了胡歌在“葬禮“一事上的首變，但終究不具備工作層面上的更廣泛性，大部分人與胡歌並沒有密切的私人交集。因此，將最後的開解落回到“更普遍的悼詞”上，讓胡歌翻過頭去意識到一直以來所為的意義，影響到他自己的人生，是比較規整的做法。

導演起用了第一階段的ceo，他與朋友的創業艱難度日，與想打拼出事業而不成的胡歌高度吻合，既可以以其自身彰顯胡歌寫悼詞的意義，又可以讓胡歌與之輕易地共情而作用到自己的人生，從而強化悼詞對胡歌本人的影響，是最恰當的對象。因為胡歌的悼詞創作，同事們想起了故人的樂觀主義精神，大家一起奮鬥的友情，真的將公司做進了高樓，這是悼詞對他人的意義。而胡歌站在ceo曾經站的角落，沐浴着陽光時，自己也直接成為了ceo的影響對象：ceo的地下辦公室與胡歌的地下室一樣，都代表了事業的失敗，但他卻可以看到這僅有的一抹陽光，將它投入自己的生活中，這正是困苦中的樂觀與友情，而胡歌的家則只是一片昏暗，那片光線只屬於獨立存在的吳磊，直到齊溪帶來最初的改變，讓胡歌沐浴其中。

最後，胡歌登上了ceo的自行車，眼前的大自然從圖畫變成了“街道”，在“健身車到真車”的轉場中完成了虛幻到現實的切換，胡歌終於“進入”了“自然”中。他並沒有真的離開都市，但尋找到了都市裏的“自然”，這是一片獨立於重壓的自留地，保有平淡生活裏的一切積極因素，雖然平凡卻足夠閃光。胡歌的人生已經不可能重新來過，也不可能完全離開“都市平庸人”的現實狀態，但他卻可以在其中建立自己的“自然”，讓人生變得平凡而不失敗，以其心靈情感體驗上的積極因素而推動生活向前，讓一切--自己的事業失敗，他人的失去親友--痛苦變得不再消極絕望而深陷其中，而是能夠從中看到力量。編劇的結果是失敗的，但胡歌付出的學習與追逐卻是存在的，這造就了他對悼詞的寫作水平，得以開解他人而成意義，也就對自己的人生賦予了意義。因此，胡歌終於能夠給徹底貼近自己的現實版平凡“吳磊”命名，完全接納他的存在，而那個因不現實而無法被命名的完美版吳磊則消失了。

完美版吳磊的消失，意味着胡歌開始真正自己走向未來人生，繼續用悼詞來實現平庸生活日常中“不虛此行”的意義：他由此而看到親屬的情感激發，編劇則是他的第二幕，第二幕在劇作原理中是“困境”，而很多人則走不出第二幕，第二幕中即有人生意義，因此胡歌也沒有走出第二幕。真正重要的不是進入第三幕，那不屬於現實裏的大部分平凡人，而是在第二幕的“平凡”裏找到積極性，賦予它以非失敗的狀態。這也比較好地嵌入了本片一直用口罩提示的疫情時代背景，就像很多人所説，這三年帶來了一種時間的停滯感，對應着人物在人生之中的停滯不前，並隨着影片最後口罩在畫面中的消失而重新前進。口罩是疫情時代的拍攝中不可消除的客觀存在，在外景中必然會出現，將之納入表達也是自然的選擇。

由此種種，我們似乎可以對這部作品抱有很高的預期，因為它的“一劇之本”顯得如此紮實。但在成片之中，我們看到的卻更多是“乾癟“，無論是胡歌本人還是影響他的死者們，都無一例外地陷入了情緒表現力不足的不立體之中。原因便是鏡頭畫面環節的極度失靈，這是電影作為視覺與聽覺藝術而最顯著的“直觀”特點，在本片中卻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當人物的一切都要依賴於台詞文本的“靠念靠説”之時，內心塑造也就必然失敗了，因為電影不同於文學，我們只會從後者中看到人物的“文字描述形態”，本身就相對有距離，而電影則會展示一個更具有形體的人，需要以多樣的鏡頭手法去豐富他的形象，而不是隻讓他站在那裏念台詞。這個環節並不能完全依賴演員的演技，而是需要更豐富的導演技術。特別是對於一部主打內心的作品來説，情感傳達的失利會是最致命的缺陷。

在本片中，優秀的鏡頭表達是不多的。它似乎更多地在編小故事和親屬回憶的台詞造句上下功夫，無論怎麼煽動日常氛圍的段子和口語語氣，也顯得很單薄。唯一就是導演知道盡量用一些生活氣息的場景來烘托講故事人一開始的平淡，鋪墊最後殯儀館的哭。但導演還得插入一點平庸的鏡頭設計，諸如“想起死者對自己好給自己搬冰塊解暑”時就切一個冰塊融化表示“想起死者的好然後內心偽裝融化”，幾乎每一處的細部和閃回都比較刻意，特別是胡歌每次在故事結尾喊出一聲真情實感的幫助鼓勵話語時的閃回。

同時，吳磊的用法也並無新意，他是胡歌創作出的“不平凡的自己”，也是發揮編劇能力的產物，代表着胡歌對“因平庸而失敗的編劇夢想”的留戀，但其本身帥氣外形的不平凡，與胡歌分離而出的虛幻狀態，已然説明了夢想的不切實際，而不能得到命名更意味着胡歌對這個自己之存在的信念不堅，根本無法完成這個角色。因此，沒有名字的吳磊反而成為了胡歌眼前始終不散的傷痛，他的無法消失便是胡歌對這段失敗經歷的受困停留，從中感受不到積極的東西，人生從此陷在了原地的消極之中。

吳磊的用法中，唯一值得稱道的是與文本結構的“吻合”：胡歌遇到齊溪，後者開始直接影響前者，而吳磊的變化也隨之發生，代表着胡歌的被影響。在齊溪出場的段落中，導演投注了格外的設計心血，去強調她對胡歌本人的本質性推進作用。她以小地方出身與毛燥性格闖入了“規整先進“之大都市環境的“日常氛圍破壞者”，比起忙碌於北京的人顯得更加自由、樂觀、真性情，沒有被生活的壓力所消磨。這正是胡歌本人缺乏的品質，在後續中他對齊溪的自白中可知，他的困境在於編劇事業上的落後於同齡人，這正是大城市人患有的事業焦慮：留在這裏就是為了打拼事業，失敗則會讓這段經歷似乎毫無意義。胡歌困在這種失敗中，就像他只能住在條件極差的半地下室，而“成功的不平凡者”吳磊則以一個自己永遠無法企及的獨立姿態，以及沒有名字的形式，反覆提示着自己的失敗。

我們必須看到，本片的種種設計都非常平庸，並不具備什麼靈性閃光之處，反而讓影片顯得非常“拿捏腔調”，包括為了做表達主體而雕琢過的考究台詞，都和日常化氛圍顯得格格不入。過於精緻、用力極大，而又“痕跡極重”的設計，並不能讓影片表達豐富，反而會顯得書卷氣，甚至有點過猶不及而又效果不佳的“笨拙”，並打破了“日常”。而在劇作上看，每段故事太短，不足以完美展現親屬的情感激發，設計過多而又無甚效果的閃回、特寫，有負作用卻沒能幫到故事感染力。

特別是到了結尾，更是全片問題的集中爆發。“回到廣泛性悼詞”的設計當然有其之於戲劇結構與主題邏輯上的合理性，但ceo的故事此前過於短小，表現方式也流於陳述，讓觀眾幾乎感受不到他與同事們的真情，同事們的“受激勵而起”與ceo本人的“平凡中閃光”也沒有實感。如果只是作為一個功能性環節，那麼這個程度是足夠的，但要讓它反過來成為胡歌本人人生意義的關鍵賦予者，卻無疑顯得太過輕飄了，胡歌似乎不至於僅僅因為這個程度的東西就完成質變。相對而言，更合理的“促成質變”來源顯然應該是與胡歌生活距離更密切的存在，方阿姨和齊溪，甚至包括動物園大爺，都因其對胡歌的私人接觸與自己的平凡中閃光，而成為了合適的人選。導演給她們很高的定位，讓他們以不同形式參與到胡歌最後的自身經歷之中，或是陳述的提問與傾聽者，或是陳述的局部內容，或是以死亡帶來胡歌的立場轉變與回憶投入。

但是，即使如此，其實最後的效果也不很好。由於多個小故事佔據了太多的比重，二人與胡歌的交互不多，甚至二人自己經歷的完成度也就是配角程度，形式上是不變的“台詞陳述”，即使真的變成了收尾的促成者，其過於輕飄的問題也依然存在。齊溪得到了很多的戲份，但完全依靠台詞的形式顯然在先天上就過於呆板，甚至只能依靠齊溪的靈活演技來予以彌補，表現“積極樂觀”。

事實上，這就回到了導演於鏡頭技法較為平庸的癥結之上。她對台詞陳述的依賴是有理可循的，這説明了胡歌對所寫內容與旁人生活的“無感、不進入”，故人無法活靈活現地出現在他的眼前，也就不足以讓他感受到什麼而改變。而到了結尾，ceo對他產生了改變，已然是最後階段的“直接質變其本人，二者合一”，胡歌乾脆取代ceo而站到了後者曾經的位置，ceo本人的人生便仍舊缺席。導演想了辦法去儘量活化死者的人生，用閃回、現實日常裏的些許痕跡（火鍋店曾經由他點的火，快餐店裏宛若投到地下室公司而照亮辛勞同事的陽光）、火車路線圖等方式，在獨立於胡歌的層面上豐富“平凡甚至艱辛裏的閃光”，手法卻都比較“書本氣”，且在繁雜而單調的巨量陳述中顯得無力迴天。

最重要的是，由於內心表達方式的匱乏，胡歌本人的呈現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在設計中，只在後半段出現的“胡歌本人生活經歷”有其合理性，代表了胡歌此前對平凡的迴避，他無法直視，從中找不到積極點，只能沉浸在失敗的痛苦中。但是，這就造成了本片致命的缺陷：胡歌成為“被提問的敍述者“，隨之成為“悼念者”，身份的轉變引出其後朝向未來的轉變，這本身是有趣的，但前半部裏過於徹底的“個人形象不立體”，卻讓他只是成為了純粹的“又一個配角”，與其他委託悼詞者並無表現力的本質區別，一樣地依靠--前半部隻言片語，後半部大段堆砌--台詞陳述，主角開解應有的表現力度無從實現。

翻過頭來看，或許是為了中和這一點，導演才設計了吳磊作為“平凡人生”的反襯式暗示。但他的表意方式卻有些兩極化，也依然停留在近乎直給的台詞文本環節：一方面是對胡歌心理的暗示性再現，而其“不命名”和“過於完美“等關鍵信息（還是台詞）同樣出自遲來的最後階段，另一方面則依然是直白到底的台詞，以外部姿態向胡歌本人做出積極的命令，胡歌卻無所反應，暗示各自獨立的二人並不合一，胡歌無法成為吳磊，前者表現力缺乏積累蓄電，後者則流於字面的乾癟。

可以説，本片就是一部非常“規矩”的文藝作品，探討心靈的主題，各種採用的手法，戲劇創作的結構，都顯得非常“課本”，這讓它在“拙”中可拿“認真態度”的及格分數，卻不足以獲得靈性給予的更高評價。《不虛此行》的存在，其優點與缺陷，正説明了導演與非文本環節對一部電影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