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鐵案曝光驚人黑幕，中國足球的出路在哪兒？｜文化縱橫_風聞

【導讀】最近央視播出的足球反腐紀錄片，再次引爆輿論。足球腐敗，已成為每個中國球迷心中的痛。痛心之餘，也有必要思考：下一步，中國足球如何破局、走上正途？足球發展是一項龐大社會工程。只有把足球改革放在社會功能層面思考和設計，才能真正為足球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本文指出，中國足球面臨的困境與機遇，都和中國社會轉型息息相關。社會轉型帶來的社會形態、城鄉結構、人口結構乃至社會意識變動，一方面為足球創造旺盛的社會需求，另一方面也沒能為足球發展提供充分的資源供給。文章強調，中國足球要想發展，必須把足球發展和社會需求有機結合起來。中國足球發展破局的關鍵，就在於以培育壯大足球強國的社會與人口基礎為引領，探索整合政府、企業、社會等各方面資源的新方式，撬動以縣域足球、社區足球、職工足球、青少年足球等為代表的社會足球的全方面發展。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6期，原題為《嵌在社會中：中國“社會足球”發展戰略報告》**************。******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嵌在社會中：中國“社會足球”發展戰略報告

修遠基金會

足球不僅是一項世界運動，也是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鏡像。**現代足球的發展衍生自特定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基礎，它與工業化、城市化以及現代化的進程同頻共振，與運動精神、民族情感以及國家認同高度關聯。**圍繞着足球運動，各足球強國形成了包括賽事體系、俱樂部體系、基礎設施、人才培養、足球文化等要素在內的多元制度與文化體系，並推動經濟社會的協調與融合發展。

現代足球在中國的發展，是足球運動全球化的一個縮影。在當代中國，足球問題的內涵早已超出運動本身，而與國家治理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社會轉型以及高質量發展相互融合。過去一段時間，社會各界對我國足球的職業化進程關注度較高，社會足球並未獲得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與認同。但就世界主要足球強國的發展經驗來看，**職業足球僅僅是足球“金字塔”的塔尖，只有通過不斷夯實足球發展的社會基礎，培育並壯大足球人口，孵化並推廣足球文化，才能更好地構築足球發展的“金字塔體系”。**因此，中國足球發展破局的關鍵在於不斷夯實足球發展的社會基礎，通過社會足球的發展與繁榮，為足球發展提供源頭活水，建立社會足球與職業足球相互支持、相互促進的良性足球生態體系。在這裏，我們所倡導的社會足球，是植根於中國社會和政治經濟基礎，與培育、壯大足球人口息息相關的非職業性、業餘性足球活動，它包括但不侷限於縣域足球、職工足球、社區足球、校園足球等類型。

理解中國足球問題，必須深入理解中國社會；解決中國足球問題，也必須從中國社會中尋找答案。

**▍**社會轉型與中國足球發展的問題意識

世界主要足球強國的經驗表明，只有植根於特定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基礎，足球才能迸發出旺盛的生命力。基於這一規律，中國足球問題乃是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足球發展與社會形態、城鄉結構、人口結構乃至社會意識相互激盪、相互調適的集中反映。

（一）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與足球發展

城市化進程與足球資源供給不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且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2022年，我國城市化率已達到65.22%，城市建成區面積達到6.37萬平方公里。但是，我國居民體育鍛煉場地不足，特別是足球運動場地不足的問題仍十分突出。首先，全國足球場地分佈不均衡。根據國家體育總局發佈的《2022年全國體育場地統計調查數據》，全國足球場地13.59萬個。其中，十一人制足球場地佔比22.96%，五人制足球場地佔比45.18%，十一人制場地佔比較低。在地域分佈上，2022年四川擁有足球場地6912片，每萬人擁有場地0.8228片；同期上海擁有足球場地2111片，每萬人擁有足球場地0.8526片。總體來看，東西部人均場地數量趨近，但是人均場地總量、場地綜合利用率、區域內發展程度不同城市的場地分佈情況等與足球強國還有較大差距。其次，足球等體育運動場地與城市居住用地配比失衡。原有土地財政模式之下，城市用地供應緊張且地價昂貴，足球場地增量需求在土地資源利益配置格局中處於弱勢地位，導致足球場地佈局與城市居住用地佈局之間存在緊張關係。據初步統計，居住區5公里範圍內擁有標準足球場且對外開放的城市居民比例僅為25.6%。足球基礎設施無法滿足城市居民的日常運動需求。最後，“三地融合”等推動體育用地合理化佈局的舉措被長期“懸置”。“三地融合”指充分利用郊野公園、城市公園、公共綠地及城市空置場所建設體育設施的舉措，它借鑑了英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六英畝標準》（The

Six Acre

Standard），旨在更加合理地配置城市居住用地與體育用地資源。但是，“三地融合”仍存在體育行政、城市規劃、自然資源等部門的整合難題，地方城市規劃、建設實踐與“三地融合”目標之間仍存在較大差距。

單位制解體與足球組織發展的新挑戰。**改革開放之前，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低，我國採取的是以提升勞動人民身體基本素質為目標的“人民體育”或者“單位制”體育發展模式。**此種模式的特徵是生產活動、生產性組織與體育緊密結合，在農村依託人民公社，在城市依託工廠和單位，將體育競賽與勞動競賽有機結合。在單位制之下，我國工礦企業以及職工足球發展活力高漲。據統計年鑑，改革開放初期的1988年，全國有62個城市的19907個基層單位建立了44878個職工足球隊，全年進行了177612場比賽，共有2077624名運動員參賽。

改革開放以來，受到大規模城市建設、工礦改制、市場化改革等綜合因素影響，原有的單位制體系逐漸解體，城市人口、工會機構的組織性面臨深刻挑戰。2022年，我國城市化率已超過65%，但僅有40%左右為擁有城市户籍的常住居民，另有3.7億左右的流動人口。他們具有高流動性、低保障性等特徵，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較大。城市化帶來新的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陌生人社會的疏離感、孤獨感和不穩定性。過去基於單位制形成的體育組織，日益不適應新的城市社會結構，無法有效滿足廣大城市居民，尤其是新一代居民的組織需求、情感需要，體育凝聚社羣、增進認同的社會性功能進一步減弱。

在大量人口溢出單位體制之後，個體與單位的聯繫減弱，居住地對個體的影響逐漸增加。但是，**社區體育特別是社區足球發展的滯後性無法滿足城市居民的運動發展與情感聯繫需要。**2022年，全國共有11.8萬個社區居委會以及48.9萬個村委會。但是，全國體育領域社會組織僅有60176個。我國歸屬社區居委會管理的體育場地設施佔體育場地設施總面積的11.17%，城鎮人口享有的人均居住區附近的體育場地面積僅為0.42平方米。現有條件下，社區以及社區體育組織難以承接體育發展以及足球發展的現實需求，進一步阻礙了體育社會團結功能的發揮。

人口結構、居民健康狀況對足球發展需求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老年人口規模龐大，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18.7%，14歲以下兒童佔比17.5%。2022年，全國新生兒數量為956萬，創1971年以來的歷史新低。**人口老齡化與少子化問題並存，使得家長對青少年子女的培養問題日益焦慮，加劇教育“內卷化”趨勢。適齡兒童被迫參與教育資源的爭奪，在校青少年學習時間過長、學業負擔過重、學校的嚴格管理導致學生無暇參與足球等體育活動，家長對子女從事體育相關職業特別是足球相關職業的意願處於低迷狀態，使得足球青少年後備人才與青少年總人口比例嚴重失調。**不過，少數民族青少年人口為青少年足球人才培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長期以來，我國少數民族的總和生育率高於漢族，儘管少數民族地區城市化進程加快、總和生育率也存在下降趨勢，但是維吾爾族以及新疆的其他少數民族的生育水平一直居於全國前列。近年來，優秀少數民族球員的大量湧現，足球在新疆等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獲得了長足發展，新疆地區家長對子女從事足球相關職業認同度較高，它為探索少子化時代的足球發展提供了邊疆路徑。

長期以來，我國城鄉居民受制於勞動形式以及生活理念，用於休閒運動的時間不足，嚴重製約我國居民健康素養水平。2017年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的年平均休閒時間分別為1407小時和1441小時，與德國、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2190小時、2050小時和1900小時的平均水平差距較大。與此同時，運動健身時間在休閒時間中的佔比較低，體育的時間競爭力不足也是制約體育運動發展的重要問題。《中國國民休閒發展報告(2019)》顯示，文化類和體育健身類比重之和僅佔20%左右。2022年，中國居民健康素養水平為27.78%，健康生活方式與行為素養水平為30.63%。體育運動的大眾參與頻次和強度有限，體育以及足球在引領健康生活方式上的作用發揮不夠。

（二）中國足球發展的結構性矛盾

足球發展現狀與社會預期失衡。過去三十餘年，中國足球的發展先後經歷了舉國體制的“單位制”模式與市場體制的“聯賽”模式等發展階段。**但是按照發展的實踐來看，二者都未能較好地解決中國足球在競賽水平與社會普及方面的雙重收益。**前者無法實現社會資源的充分整合與社會要素的廣泛參與，足球訓練理念相對陳舊；後者過於注重商業利益，金元足球使得足球生態發生變異，足球的社會基礎與大眾形象遭到剝蝕。受職業足球領域的封閉、中國足球過往名氣不佳、大眾信譽度有限等因素的影響，普通民眾對中國足球的認知仍侷限於重大賽事、競技成績等方面，對社會足球的關注度偏低。同時，地方政府缺少開展足球活動的抓手和資源，對於足球的支持多流於表面，無法真正發揮資源支持與發展兜底作用。**面對城市化發展、單位制解體、居民健康水平需要對足球發展提出的新問題，現有的足球發展模式無法有效進行回應。足球在鞏固國家認同、社會團結，推動個人全面發展等方面仍存在關鍵性短板。**中國足球發展亟須面向中國社會發展實際進行深刻調整與積極應對。

優質足球發展資源供給與需求失衡**。**根據足球文化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國社會足球發展調研報告》，第一，當前足球基礎設施不完善是制約社會足球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超過7成的受訪者認為，無論是社區、校園還是足球公益組織都需要在足球基礎設施完善方面提供更多支持。第二，各類各級足球隊建設不足。特別是社會業餘足球隊數量較少，標準足球場覆蓋率、足球賽事參與率與足球隊保有率均處於較低水平。第三，業餘足球賽事活動匱乏且不成體系。業餘足球賽事以區域、行業自發組織為主，相互之間缺少互動連接，未形成跨區域、跨行業的賽事體系，未與職業賽事形成有效銜接；業餘足球賽事需求量大，但缺少組織和體系性規劃。第四，足球培訓體系有待完善。校園足球培訓在人員、內容、頻次等方面均有較大提升空間。社會層面足球培訓以商業機構為主，社區和公益性足球組織作用有限。商業機構的足球培訓面臨政策變動大、運營成本高、政府支持力度薄弱等問題。第五，優質足球文化缺位。大眾對足球活動的認知水平參差不齊。普通民眾對國內足球、社會足球的關注度較低。足球領域缺乏具有影響力的文化IP，各級各類足球運動組織以及媒體對中國足球故事的發掘與講述不足。

**職業足球與社會足球發展失衡。**20世紀90年代，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正式啓動，甲

A 聯賽一度火爆異常；2002

年，中國國家隊入圍日韓世界盃小組賽，這一短暫輝煌讓國人倍感振奮。但自此之後，中國足球發展逐漸滑落低谷，從職業賽場的亂象頻發，到金元足球的虛假繁榮，足球呈現了與其發展期待不相匹配的尷尬境地。但是，與職業足球長期佔據足球輿論視野相比，社會各界對足球人口以及足球社會基礎的關注度隱而不彰。廣大球迷以及社會資源主要關注處於金字塔尖的職業聯賽和俱樂部，對處於金字塔底層的社會足球、足球文化等縱深議題關注度不足。在世界主要足球強國的足球人口密度7%～8%的背景下，我國足球人口密度更是不足1.5%。職業足球與社會足球在輿論關注、社會資源投入等方面的失衡，也成為限制足球長足發展的重要因素。

**▍**中國社會足球發展類型與現狀

縣域足球存在海量的社會資源缺口。當前，縣域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70.10%，縣域足球的發展在社會足球發展的全局之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2020年以來，在中國足球發展基金會的支持之下，全國縣域社會足球賽事活動穩步發展。2021年，縣域社會足球賽事覆蓋全國27個省（區、市），321個縣域。2022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國”縣域社會足球系列活動實際覆蓋中西部394個縣域，共舉辦1.6萬場賽事，直接參與人數近10萬人。**縣域足球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但是，與擴大足球人口基數、夯實足球發展社會基礎的目標相比，縣域足球仍存在如下問題：**足球運動在廣大縣域發展緩慢，縣域間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縣域地區優質足球資源缺失，縣域足球發展長期處於不温不火的狀態；社會資源對縣域足球的關注度不高，縣域賽事體系對縣域足球發展的引領力度有限；縣域足球缺乏高效率的組織基礎，缺乏穩定的資源投入與回報機制。

職工足球亟須激活組織基礎。職工足球在我國有着光榮的歷史傳統。新中國成立之後，依託於廠礦、企事業以及機關等單位的工會組織，職工體育以及職工足球掀起發展高潮，構成了新中國“人民體育”與“人民足球”發展的重要環節。改革開放以後，大量個體與組織溢出原有的廠礦與企事業單位，單位制背景下的體育隊、足球隊面臨組織困境。近年來中國職工足球聯賽的舉辦為職工足球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創建5年來，聯賽平均每年吸引超過1500支球隊、逾3.5萬名職工參與，平均每年舉行7200場比賽，賽事覆蓋27個行業、70座城市。但是，**職工足球發展仍存在以下瓶頸：**職工球隊以國有企業為主，民營企業參與不足，現有職工足球組織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對職工足球發展的引領和服務能力不足；大量有足球運動意願的企業職工以及農民工處於無組織狀態或被排除在各級各類足球運動組織之外，限制了職工足球人口基數的增長與職工足球的健康發展；尚未建立起以行業、地域為基礎，以全國性職工聯賽為塔尖的職工足球賽事體系，各級各類職工賽事仍處於自發組織狀態；社會資源對職工賽事的投入不足，社會關注度不高。

社區足球與校園足球尚需融合發展。社區足球是足球強國推動足球發展的重要形式，包括英國、阿根廷等國都建立起以社區為基礎的足球發展體系。目前，我國社區足球發展仍侷限在一些東部發達城市。回龍觀足球超級聯賽（以下簡稱“回超”）是我國社區足球發展的樣本，**社區足球聯賽舉辦以來，“回超”為社區居民以及流動人口克服陌生化環境，建立社區情感基礎提供了重要紐帶。但近年來，“回超”也遇到專業管理人才缺乏，組織者與參與者投入時間精力不足，新生力量與青少年球員參與意願降低等一系列問題。**縱觀社區足球發展全局，其存在如下短板：社區足球總體發展水平薄弱，優勢力量主要集中在北京、深圳、上海等特大城市，中西部地區社區足球仍處於萌芽狀態；社區足球社會組織發育水平低下，難以滿足社區居民足球發展意願；社區足球場地等運動設施發展滯後，限制足球人口的持續擴展；社區足球發展具有巨大的教練員、裁判員、球隊管理人員缺口；社區足球缺乏成熟的賽事體系，與校園足球、縣域足球等社會足球類型缺乏有效連接。

自2009年以來，校園足球蓬勃開展，大致經歷了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校園足球以重點城市發展、構建校園足球四級聯賽體系為主要舉措，推動校園足球定點學校發展；第二階段，推廣足球特色學校設置，到2019年底，全國已認定校園足球特色學校超過2.7萬所。**但是，受制於教育內卷化的發展趨勢以及體育主管部門與教育主管部門之間的機構職能差異，校園足球面臨場地不足、學生訓練時間不足、基層教練員不足、賽事體系不健全等突出問題。**有論者提出，校園足球發展水平不高，將使得青少年足球人口嚴重萎縮，足球發展的社會基礎薄弱，全國的足球人口呈直線下滑之勢。

**▍**世界主要足球強國及其社會基礎

當今世界，社會足球日益成為足球發展的主要潮流。無論是歐洲、南美還是東亞，吸納社會力量推廣和發展足球，處理好政府、社會與市場的關係，已成為足球發展的不二法門。為此，我們有必要梳理世界主要足球強國社會足球的發展現狀。

（一）英國、德國等老牌足球強國社會足球發展經驗

**在現代足球的發源地英國，足球俱樂部與所在社區有着密切聯繫，俱樂部通過參與社區公共服務，為社區提供了高質量和創造性的社會足球公益活動，既加深了足球與社區之間的聯繫，又為俱樂部足球的發展培育了土壤。**英式足球長期被認為是一個“大眾遊戲”。幾乎所有的英國足球俱樂部都設立了社區足球基金會（Community

Sports

Trust），將優勢足球資源向社區傾斜。各足球俱樂部成立專門的足球學院，專門負責青少年足球訓練，構建起以多層級俱樂部為基礎的足球青訓“金字塔”體系。

作為老牌足球強國，德國也在根據足球發展的實踐環境，不斷調整發展策略。1998年，德國國家隊在世界盃賽場失利之後，開始對足球發展中的問題進行深刻反思，認為德國足球衰敗的根源在於天才球員培養的失敗，在於未能充分挖掘青少年足球發展與培養方面的潛力。為此，德國近年來採取多項舉措：制訂“天才球員發展計劃”，廣泛培養本土青少年球員。為此，德國足協建立超過300個足球基地，形成覆蓋全國的培訓網絡，為8～14歲青少年提供訓練。建立青訓培養質量監測與認證體系，增強青少年球員培育的穩定性，在基數龐大的足球人口基礎上，迅速構立起德國足球的青年軍。

（二）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足球強國社會足球發展經驗

巴西是名副其實的“足球王國”，巴西足球國家隊是迄今唯一一支從未缺席世界盃的球隊。據測算，巴西擁有超級球迷超1億人，每週至少踢一場球賽的業餘球員超1000萬人，登記在冊的業餘球隊超20萬個。近30年來，巴西足球進一步與社會基礎相融合，實現職業足球與業餘足球的深度互動。巴西先後推行的“濟科法”與“貝利法”不斷釋放社會參與足球發展的活力，規範俱樂部體制的權利和義務關係，推動職業足球健康發展；賽事體系立體多元，區域性聯賽與全國性聯賽交替進行，為足球新秀提供廣闊的競技平台，立體化聯賽也為基層俱樂部提供廣闊發展空間；構建貫通學校、足球學校、足球俱樂部的足球后備人才培養梯隊，不斷吸納優秀青少年球員；巴西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足球文化，為業餘球員、職業球員及其與社會公眾之間的互動提供有黏性且可持續的文化氛圍。

阿根廷足球也有百餘年的發展歷史。20世紀初，足球運動在阿根廷是精英階層的遊戲，它是歐洲殖民文化在南美的鏡像。不過，在大眾媒介的推廣之下，足球在阿根廷迅速普及。當前，足球在阿根廷70歲以下人口中的普及率高達98%，常年參加各類競賽的職業與業餘球員有40萬之眾。反觀阿根廷足球發展的社會基礎，有以下經驗值得思考。足球運動在阿根廷成功且迅速與文化基礎相融合。阿根廷足球強調以“以藝術的方式發揮身體特定的社會用途”，展現其獨特的“克里奧爾特性”以及“高喬特性”。足球運動成為克服社會分層的重要方式。一方面足球運動是超越階層的全民狂歡，另一方面草根球員大量湧現，為青少年球員的成長成才提供指引。

（三）日本、越南等新興足球強國社會足球發展經驗

日本的足球運動發端於明治時期,先後經歷“軍國主義”時代、“精英足球”時代以及“職業足球”時代。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通過頒佈《提升體育教育和基礎體育法》，大力推進社區足球俱樂部建設，並逐步建立與社區俱樂部相匹配的賽事體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通過《百年足球計劃》，綜合利用政府規劃與社會資源，逐漸成為世界足壇勁旅和亞洲足壇霸主。**總結日本足球的發展經驗，可獲得如下啓示：重視足球發展的社會基礎，在校園足球與社區足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將校園足球發展與社區足球深度融合。**2013年日本足協設置強制性規定，要求在足協註冊的社區俱樂部必須與轄區內的學校俱樂部保持緊密聯繫。重視足球后備人才培養，比如將設置青訓梯隊作為職業俱樂部聯賽准入的必要條件，推進“日本足協精英項目”開展，吸納有發展潛力的青少年接受專業系統訓練。撬動更多社會資源投入足球發展，引導優勢資源向基層傾斜。以社區足球為例，其資金來源既有政府出資，還有民間贊助以及體育彩票的部分銷售收入。此外，日本足球強制具有優勢資源的職業俱樂部深入社區。

越南於2013年正式執行《2020年足球發展規劃和2030年遠景》。十年來，越南在青訓體系建設、青少年競賽體系建設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建立國家青訓中心指導全國青訓，明確年度青少年球員受訓數量；建立從U11到U21的七級青少年競賽體系，注重培養本土足球新秀；建立以基層足球隊為基礎的足球人才選拔機制，實現不同層級青少年球員培養與選拔的貫通。

**▍**人民足球、社會足球、大眾足球協調發展

作為一項世界運動，足球的社會學意義首先在於推動個人的全方面發展，旨在將個體生命變為“社會人”。個體的社會化進程促成基於足球的社會團結，不同個體通過足球運動得以進行有機連接，形成個體與社羣、社會之間的有機互動。**足球與社區、農村、校園、企業等社會體的聯繫又進一步生髮出多元的社會體系，形成基於足球的社會資源生產與分配方式，**構成社會治理、國家治理的重要環節。足球及其競技特徵在賽場的展現可成為凝聚認同、增進共識的有機載體。在國際賽場上，足球可以有效推動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從而將競技性、人民性、政治性高度統一。人民足球旨在強調足球的政治性，通過足球強國及其社會基礎建設，以足球的人民性凸顯國家屬性，增進國家認同。社會足球旨在強調足球的社會屬性，通過足球及其社會基礎，推動社區、農村、校園、企業的組織重塑，推動基於足球的社會團結，不斷增強社羣與社會的凝聚力。大眾足球旨在強調足球的文化屬性，使足球真正成為人民的生活方式與消費方式，為個體全方面發展提供文化涵養和物質、精神力量。從本質上來講，**新時代人民足球、社會足球與大眾足球的協調發展，是推動足球中國化、大眾化與時代化的關鍵抉擇。**在此背景下，我們仍需對足球的政治性、社會性與文化性進行深入研究，推動對足球價值體系、足球生態體系與足球社會體系的不斷探索。

《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指出，足球發展要將着眼長遠與夯實基礎相結合，“夯實足球發展的人口基礎、設施基礎、管理基礎、文化基礎，持續用力，久久為功”。**綜合以上分析，我們認為中國足球發展破局的關鍵，在於以培育壯大足球強國的社會與人口基礎為引領，探索整合政府、企業、社會等各方面資源的新方式，撬動以縣域足球、社區足球、職工足球、青少年足球等為代表的社會足球的全方面發展。**為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充實並強化以中國足球發展基金會為代表的足球社會組織在社會足球發展過程中的樞紐型、協調性作用；要涵養足球土壤，營造足球文化氛圍，為社會足球發展提供優良環境，併為其持續發展提供途徑和幫助；還應進一步提升足球發展的社會共情與大眾認同，賦予足球的政治性、社會性與文化性以更豐富的內涵。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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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4日，足球文化研究中心召開“中國足球與中國社會——中國社會足球發展的現狀與未來”研討會，對本報告進行發佈並聽取意見。本報告的寫作先後得到王戰和、曹衞東、王軍、易劍東、張路、劉勁松、楊中旭等專家學者的幫助，在此表示謝忱。2022年4月，中國足球發展基金會、北京體育大學、北京修遠經濟與社會研究基金會三方合作成立足球文化研究中心，旨在推動對足球發展、足球文化領域戰略性、基礎性與前瞻性問題的跨學科研究。足球文化研究中心由修遠基金會負責日常管理。本文為足球文化中心2022~2023年度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