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西班牙（之四）“民主過渡”的歷史節點_風聞

導語

20世紀的西班牙創造了兩個“奇蹟”，一個是60年代中葉至70年代中葉經濟高速發展的“黃金十年”；一個是從“獨裁專制”到議會民主的“民主過渡”。

“黃金十年”使國家實現了從貧窮落後向經濟發達的飛躍，“民主過渡”完成了從國際孤立到融入西方世界的演變。

兩個“奇蹟”意義重大，不僅對西班牙，而且對歐洲和世界亦然。本文主要根據筆者在西班牙工作、生活和主管涉西事務18年的親身經歷、所見所聞，向讀者介紹西班牙“民主過渡”中的幾個關鍵節點和重大事件。因時代久遠，全憑已趨老化的記憶，疏漏錯誤在所難免，請予指正。

一

不可忘卻的變革之源

佛朗哥政權是獨裁專制的開創者和實施者，但也是其身後“民主過渡”的播種者。他出身軍人世家，戎馬一生，生性專斷獨行，缺乏“民主基因”。

1936年從摩洛哥起兵，打的是“推翻共和，恢復君主制”的旗號，三年後奪取政權，口號未改。但他上台後既不稱王，亦不稱總統，定國號為“西班牙國（Estado de España）”，自加名號為“元首（Caudillo）”。

佛朗哥雖始終未放棄恢復君主制的承諾，但遲遲不肯向前國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兒子巴塞羅那伯爵唐·胡安交權，亦未承認其接班人身份。據稱，一是不肯放棄剛剛得到的江山；二是因為大局未定，不能輕言讓權；三是因為唐·胡安傾向西方民主，與佛政見不合。

經雙方多次商談達成妥協，1948年，唐·胡安之子、阿方索十三世之孫胡安·卡洛斯從葡萄牙被接回國，接受佛朗哥安排的全面培訓。胡安·卡洛斯時年10歲，官稱“王子（Infαnte）”。

幼年時期的胡安·卡洛斯

在接受嚴格的王室基本教育後，佛朗哥安排這位小王子先進三軍軍校學習，得授三軍軍銜；後進大學攻讀法律、歷史、管理、哲學等專業，獲得多個學位；再進政府主要部院實習併到地方考察，熟悉治國理政知識與實踐經驗。

漫長而嚴格的學習培訓，使逐漸成年的胡安·卡洛斯得到全面鍛鍊和豐富的知識，更使他得以接觸西方民主的精髓要素，給這個年輕人注入了與“佛朗哥主義”截然不同的政治基因和能量，也使他有機會從內部瞭解時政的弊病。總之，長達21年的精心培養，造就了一個具備西方政治意識、見解、主張和風格的未來治國者。分析家們説，此雖非佛朗哥所願，但亦非其所能改變。

1969年7月，已感身心疲憊的佛朗哥正式宣佈胡安·卡洛斯為繼承人，在自己百年之後，胡安·卡洛斯將以國王身份接任國家元首。

同年，胡安·卡洛斯晉位“阿斯圖利亞親王（Príncipe de Asturias）”，亦稱“西班牙親王”。這是波旁王朝（在歐洲歷史上曾斷斷續續統治納瓦拉、法國、西班牙、那不勒斯與西西里、盧森堡等國以及意大利若干公國的跨國王朝）儲君的正式封號，特別標誌是在領帶結處佩戴王徽鑲金玉佩。

青年時期的胡安·卡洛斯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去世，胡安·卡洛斯親王登基，王號為胡安·卡洛斯一世。同日，他在議會宣誓時宣佈：“今天，西班牙歷史開始了一個新階段”。“民主過渡”自此起步前行。

當初，佛朗哥上台後力排眾議，堅持恢復君主制，並耗費巨大精力財力培養胡安·卡洛斯為接班人，而自接班之日起開始的“民主過渡”最終徹底結束了“佛朗哥主義”。有人説，佛朗哥培養了自己的“掘墓人”，此説不無道理。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這是勢之所趨。客觀地説，佛朗哥培養了胡安·卡洛斯是順勢而為，或可視為變革之源。

二

蘇亞雷斯執政時期為變革奠定了法理基礎

佛朗哥在位36年，為防止大權旁落，一直是軍、政、黨權獨攬，以國家元首之尊，身兼武裝力量統帥、政府首腦和長槍黨領袖，“Caudillo（元首、領袖、首領、頭兒）”名副其實。

直到1973年5月，佛身患多種疾病體力不支，才任命重臣海軍上將路易斯·卡雷羅·布蘭科為政府總理。同年12月20日，布蘭科在馬德里被炸身亡，官方説系巴斯克分裂組織“埃塔”所為，但亦有傳説是政權內部派系之爭的結果。內政部長阿里亞斯·納瓦羅接任總理，此人也是佛朗哥老臣，性格優柔，能力不強，維持局面而已。

胡安·卡洛斯國王登基後，阿里亞斯不願也不能配合變革，當即請辭。國王接受其辭職，並在徵求議會和各方意見後，於1976年7月任命43歲的阿道夫·蘇亞雷斯為政府首相。

阿道夫·蘇亞雷斯

蘇亞雷斯，法學博士，曾任國家電視台長，時任長槍黨秘書長，為佛朗哥政權核心圈子思想意識領域重要成員。此人思想開放、社交面廣、為人和善，屬“體制內”具有強烈民主意識的上層人士。與胡安·卡洛斯年齡相仿、政見相近、性格相投、關係密切。

據説國王登基前夕，蘇曾受託起草一份報告，判斷包括政界和軍隊上層在內的佛朗哥政權內部主流派可以接受温和的民主變革。他建議胡安·卡洛斯登基後順應民意，進行民主變革，同時大力發展經濟，推行文化、教育等方面改革，以爭取民心，鞏固王位，推動民族和解和社會進步。這些主張深得國王讚許和賞識。

就任後，蘇亞雷斯在國王支持下着手準備民主改革。他首先會見最大的民主政黨——工人社會黨總書記費利佩·岡薩雷斯（一年前從法國秘密回國），商討政黨合法化和頒佈大赦令、釋放政治犯等問題。之後，秘密會見不久前化裝回國的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里略，爭取在西共接受君主制的前提下，承認西共合法地位，歡迎西共主席伊巴露麗回國。雙方順利達成協議。

1976年底，佛朗哥時代組成的國會表決蘇亞雷斯政府提交的《政治改革法》，內容包括多黨制、大赦令、釋放政治犯、解散秘密警察機構、罷工合法、撤換三軍總司令等項。法案以425票贊成、15票反對的結果被通過。12月16日舉行公投，78%選民參加，贊成票佔94.2%。幾乎一面倒的差距，完全印證了蘇亞雷斯的判斷，凸顯了民主改革乃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不可阻擋。

接踵而來的是：1977年4月西共恢復合法地位，“熱情之花”伊巴露麗回國，受到英雄般的隆重歡迎；400多名重刑在押的政治犯被釋放；1977年4月舉行40年來第一次大選，蘇亞雷斯連任首相，選舉產生兩院制議會，工人社會黨成為議會大黨，西共取得20個國會議席。

大選後，蘇亞雷斯創建民主中間派聯盟並當選主席。1978年10月31日，在蘇亞雷斯政府和各主要政黨推動下，議會以壓倒多數通過確立西方議會民主制度和議會君主制政體的新憲法，在12月6日全民公投中得到92%高票確認，12月27日由國王頒佈生效。這是迄今未變的西班牙基本法，是西“民主過渡”的法律保障，標誌着西民主體制的產生。

1979年3月舉行制憲後第一次全民大選，蘇亞雷斯以第一大黨領袖身份組閣，連任首相至1981年。

蘇亞雷斯執政6年，積極推進民主政革卓有成效。他提出的《政治改革法》打開了變革的大門，他推動制定的民主憲法為變革奠定了法律和民意基礎。他的作為得到廣泛支持，也招致反對民主化極端勢力的敵視和攻擊。

1981年發生了針對民主改革的未遂軍事政變，蘇亞雷斯在壓力下激流勇退，辭去首相職務，被授予“蘇亞雷斯公爵”爵位。

三

“2·23政變”和胡安·卡洛斯國王不可替代

的作用

都説西班牙“民主過渡”沒打一槍，沒流一滴血。沒流血是真的，但槍是打了，而且不止一槍。事情發生在1981年2月23日下午到次日凌晨，出事地點——馬德里市中心國會大廈。無巧不成書，就在我們使館第一個臨時館舍“帕拉斯酒店”對面，隔着一條街，距離約400米。

事件史稱“2·23政變”，是“民主過渡”時期發生的最重大事件，史家稱為“西班牙內戰結束後最嚴重的國家分裂的危險”。

事發時，我在外交部西歐司主管西班牙，未在“前線”，但通過使館報告和媒體報道，得以及時瞭解事件經過大體如下：

1981年2月23日下午，國會下院正在舉行全體會議，討論蘇亞雷斯辭職後，國王提名卡爾沃·索特洛為新任首相人選事宜。蘇亞雷斯和全體內閣成員及國會各黨領袖都在會場。

會議進行中，約下午6時許，一支約200人的“民防軍（國民警衞隊）”隊伍荷槍實彈衝入議會大廈，為首的安東尼奧·特赫羅中校徑直登上主席台，揮舞手槍高聲喊道：“這是政變！所有人趴到地上！”場內譁然。

特赫羅持槍站在講台上

這時，全場與會者只有三人不為所動，一個是首相阿道夫·蘇亞雷斯，一個是國防大臣古鐵雷斯·梅利亞多，另一個是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西共下院黨團領袖聖地亞哥·卡里略。蘇亞雷斯端坐不動，身着中將軍裝的梅利亞多挺身而立，二人命令政變軍人退出會場。卡里略則在座位上悠然地點燃一支煙，不動聲色。

特赫羅惱羞成怒，率眾朝天花板一陣亂射，意在震懾。三人仍不為所動。工人社會黨總書記費利佩·岡薩雷斯等也紛紛坐起。會場內陷入僵持局面，特赫羅等政變軍人開始和蘇亞雷斯、梅利亞多談判，提出停止民主改革等訴求。與外界失去聯繫的蘇、梅等虛與委蛇，拖延時間，避免激怒肇事者傷人，靜候外變。

國會大廈內發生政變扣押政府全體閣員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亂象叢生。巴倫西亞軍區司令米蘭斯·德爾博什中將通電響應，下令宵禁，坦克上街，擺出向馬德里出兵的架式。其他地方少數部隊亦蠢蠢欲動，氣氛愈來愈緊張，好在京畿衞戍部隊穩定未動，國會大廈內政變軍人待援不到，逐漸失去耐心，情緒激動，有失控危險，蘇亞雷斯、卡里略等首當其衝。

24日凌晨，胡安·卡洛斯國王全身戎裝出現在電視屏幕中向全國發表講話。他明確表示堅決反對政變，指出這是嚴重違背憲法和軍紀、踐踏民主的行為。他表示，自己永遠和人民站在一起，捍衞憲法，支持民主。他以三軍統帥名義，命令軍隊回到兵營，政變軍人立即放下武器，撤出國會大廈。未被扣押的內閣各部副大臣組成臨時政府處理政務，保證國家正常運轉。

胡安·卡洛斯國王的講話起到了穩定秩序，震懾叛軍，安定民心，團結全國，避免對立、分裂和戰亂的作用，講話後形勢迅速扭轉。特赫羅等政變軍人見大勢已去，未敢負隅頑抗，放下武器，走出國會大廈，束手就擒。

一場未遂政變就這樣被粉碎了。特赫羅、米蘭斯等首要分子受到嚴厲懲罰，獲刑30年。

“2·23政變”的發生，説明西班牙反民主變革的勢力仍然存在，議會民主制度的鞏固尚需時日。政變被迅速粉碎以及民主變革主流力量的表現，表明變革的基礎穩固，凝聚力強，勢不可擋。

胡安·卡洛斯國王在事關國家命運和前途的關鍵時刻，依靠全國民主力量的支持和他在軍隊中的強大影響力，出面講話，對穩定局面起了壓艙石、定盤星的決定性作用。這是歷史賦予他的使命和機遇，是不可取代的，歷史不會忘記。至於他晚年的結局，那是他個人的所作所為造成的，與“民主過渡”無關。

老年時期的胡安·卡洛斯

1981年7、8月間，我作為翻譯隨同到西歐各國考察的谷牧副總理訪問西班牙，會見了卡爾沃·索特洛首相，他以現場見證人的身份介紹了“2·23政變”的情況。

次年8月，我重返駐西使館工作，已是工人社會黨當政，我看到的是一個議會民主制度已經定型，政治穩定、社會安定、氣氛和諧的西班牙。

-未完待續-

作者 | 王珍  圖片 | 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賈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