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德洛夫與他的戰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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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到1940年6月，蘇聯航空志願空軍派遣了兩個ДБ-3A重型飛行大隊援華。費德洛夫所在的大隊，大隊長是G·A·庫裏申科，費德洛夫任大隊政委。那時節，重型轟炸機曾令日本人聞風喪膽，中蘇空軍戰果輝煌，自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包括庫裏申科大隊長。斯人雖去，精神永存。

身為蘇軍飛行部隊的政工幹部，費德洛夫與庫裏申科一起，帶領轟炸機大隊援華，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出了積極貢獻，及至退休還在孜孜以求，做着深化兩軍友誼的事情。

作為一個與費德洛夫相識相知的中國人，我深為他的國際主義精神所感動。於是，我用我的筆，記下他，及其與他相關的一些人與事。時光不再，史冊永續，是為筆墨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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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亞·費德洛夫中將也是俄羅斯老戰士中國組的骨幹成員，中等個子，文質彬彬，一看就像個政工人員。

幾乎與波留寧他們回國的時間差不多，費德洛夫所在的轟炸機大隊於1939年6月來到了中國。

“ДБ-3”是一款蘇聯援助中國的轟炸機，飛機的設計者伊柳辛是航空領域不可忘記的一個人。

當世界大戰的陰雲籠罩在歐洲上空，西班牙內戰成為世界列強檢驗新武器的試驗場，各國志願軍飛行員駕駛戰機在戰場上的表現引起相關方高度關注。

斯大林命令，要大膽起用新人，研製新型戰機。於是，日後一個個在世界航空界享有盛名的設計師——雅科夫列夫、安東諾夫、米里、米高揚、蘇霍伊……登上了蘇聯航空設計界的舞台。以他們名字命名的“雅克” “安” “米里” “米格” “蘇”等系列飛機，主宰了此後幾十年蘇聯的天空。其中，就有一個在當時看起來並不怎麼顯眼的名字——伊柳辛。

謝爾蓋·弗拉基米羅維奇·伊柳辛

1931年，伊柳辛被調到中央飛機設計局擔任局長，正式開始了他的飛機設計工作。伊柳辛設計的第一架飛機便是“ДБ-3”轟炸機。ДБ-3有兩台發動機，時速400公里，高度9000米，航程4000公里，可攜帶一噸炸彈。1936年8月，ДБ-3裝備蘇聯空軍。此後，他又研製出被稱為“黑色死神”的伊-2攻擊機，一舉成名。

1939年6月到1940年6月，蘇聯航空志願空軍派遣了兩個ДБ-3A飛行大隊，除了費德洛夫這個大隊外，還有H·A·科茲洛夫所率領的一個大隊。

謝·亞·費德洛夫

費德洛夫所在的大隊，大隊長是G·A·庫裏申科，參謀長是馬洛夫斯基，費德洛夫任該大隊政委。

為應對複雜情況，全大隊進行了充分的飛行訓練，包括在陌生的少有地標狀況下的飛行，對不熟悉的靶場以最大高度進行轟炸，飛行過程中改變目標、航線，在備降機場着陸等等。

1939年6月，全大隊12架飛機，沿莫斯科-奧倫堡-阿拉木圖航線前進，每架飛機有4-6人，載有急救設備及儲備物資等。

費德洛夫回憶，因飛機載重量大，中間機場間的飛行距離也已達到極限。一路上，大隊長庫裏申科親自指揮着陸，及時計算。着陸後，還要親自接大隊的其他飛機。每個機場落地後，庫裏申科都要進行小結，確定下一段航線，仔細研究主機場和備用機場的位置。

由於準備細緻，飛行過程中沒有出任何事故。大隊按預定計劃，平安到達阿拉木圖，航線管理局的波留寧上校在機場上迎接了他們。經驗豐富的波留寧非常熟悉各機場情況以及複雜航線上的飛行條件，大隊飛行員們認真地聽他講述了中國西部地區的飛行情況。波留寧與他們一起進行了實際演試，帶着大隊駕機到下一個機場。

庫裏申科轟炸機大隊一路奔波，經蘭州到了成都，住在郊區一個離機場10公里的簡易住房裏，有兩輛客車和一輛卡車作為來往機場的交通工具。

費德洛夫記載到：在中國的一個陌生城市與環境裏，我們開始了新的生活，對我們來説，這裏的一切都不習慣。同外部世界隔絕了，沒有所需要的廣播、報紙，每天都緊張而忙碌着。早餐後就要去機場，整理好全部停機坪。在這裏，機械師們建造了軍用食堂，設立了學習用的“教室”，製作了教具、圖表。

首先要適應的是這裏與蘇聯不一樣的飛行組織方式。中國空軍航校培訓的飛行員可以從各個方向起飛、着陸，並且可以同時進行。在機場的某個特定位置敷設了“T”字布，標誌着飛行正在進行。

大隊長庫裏申科在研究飛機避警措施時，考慮到中國飛行組織的辦法，制定出各機組、各分隊滑跑的順序，避免起飛線互相交錯。起飛從右到左按扇形進行，以防有戰鬥警報時遭到襲擊。飛機塗上保護色，用偽裝網掩蓋起來，一些損壞的飛機拖到了沼澤地上，倒空了汽油。

日本人每天都在偵察新到轟炸機駐紮的準確位置。當偵察機“嗡嗡”飛過時，大家立刻停止教學飛行，進行疏散。很快，機場上一片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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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裏申科大隊擔負的任務有兩項：一是轟炸敵人重要的軍事、工業目標；二是教會中國飛行員使用蘇聯飛機，以便中國軍隊接收這些飛機。

培訓中國機組人員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沒有教案，所有的飛機都是成批生產的，沒有油門杆和調節襟翼、起落架以及油箱的儀表，完全靠飛行員的經驗操縱。　

蘇聯航空志願隊飛行員在轟炸機上

志願隊的主要任務是作戰，同時要進行教學，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空軍顧問阿尼西莫夫要求制定教學計劃，每個科目要指定專人進行教學，並強調，這絲毫不比作戰次要。

此前，中國飛行員學過了雙翼的比奇飛機，這一次，要學會駕駛重型轟炸機，必須從頭開始。飛行員們十分努力，集中精力，學習認真，在教員的帶教下進步很快。

儘管如此，一個大隊12個飛行機組的培訓，依然持續了半年多，到1940年春才結束。

令庫裏申科和費德洛夫他們有些憂心的一點是，在成都看不到蘇聯報紙，信件也很少。遠離家鄉，大隊的每一個人都渴望知道祖國和親人的消息。無奈之下，他們在一間屋子裏安裝了無線電台，由大隊無線電通訊員貝斯特洛夫同國內建立起聯繫，定期接收國內的信息。這些信息由費德洛夫集中起來，於早飯後去機場前，一起向大家宣佈。

後來，大隊裏有了中國報紙，通過翻譯讀報，瞭解形勢。與此同時，大隊還定期舉行各種活動，召開黨團會議、慶祝節、舉行報告會、座談討論，提高認識。通過這些形式，使得組織更加團結，在中國的生活更有意義。

成都周圍散佈有7座機場，每個大隊分散駐紮在自己的機場上，各自按規定的程序訓練、生活，熟悉作戰活動區域的情況，隨時準備投入戰鬥。

在這裏，也有其他國家的志願飛行員，包括西方國家的，這些人要索取報酬，住在豪華別墅，僱有僕人，享有休假及其他特權。

而蘇聯飛行員有着高度的紀律性，任務非常單一，那就是幫助中國人民作戰。但有時候，蘇聯志願航空隊要求當局分配戰鬥任務時，卻常常遭到搪塞。這是因為國民黨蔣介石實施的是反共政策，封鎖八路軍駐地，阻撓其對日軍開展積極的軍事行動。

所以，蘇聯援華志願隊很難得到前線的具體情況和敵空軍的情報，許多事情都對他們隱瞞，有時甚至提供錯誤的機場資料、燃料和彈藥的儲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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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佔領武漢後，將武漢變成了用來襲擊中國內地的空軍基地，頻頻對重慶和成都的機場進行偷襲。這種襲擊通常是在有月亮的夜晚，大批量出動進行。因為成都和重慶機場都沒有足夠的對空防衞能力，所以日本轟炸機對這些地區的襲擊能順利得逞。

日軍96式戰鬥機

為了能夠飛到重慶，日本人使用了95式和96式飛機，可裝載1000多公斤炸彈，燃料可供10小時飛行。

有日本轟炸機出現的情報提前半個小時才能得到。皓月當空的夜晚，從地面可以清楚看到敵機——隊形整齊，呈鈍楔形。第一批飛機投擲10-12枚照明彈和燃燒彈，立時機場上火光一片，彷彿連地上的草都發了光。其餘幾批轟炸機則對準那些被照亮的目標，開始投擲炸彈，一枚枚成串向地面落去。

在日機空襲的日子裏，志願隊的工作相應進行了改變，天黑時集結在機場附近的高地上，留少量地勤人員在飛機附近，並將飛機分散開來，以減少被擊中的概率。結果，日軍沒想到的是，他們扔下的炸彈命中的僅僅是機場，對機場造成了較大破壞，機場上留下了直徑4-6米數不清的彈坑，而中蘇方面的飛機則沒受很大損失。

預計敵人要來襲擊，指揮部通常會組織數千人躲避起來，等待空襲結束。敵機轟炸完，即刻進場修復。軍民們用扁擔、簸箕裝滿沙石，填好一個又一個彈坑。兩三個小時後，機場上所有的彈坑都被填平、夯實，飛機很快可以起飛。

情報顯示，前來轟炸的日機大部分都集中在漢口機場。日本人很清楚，在中國的空軍轟炸機主要是蘇聯的CB飛機，而CB飛機的航程是飛不到日本飛機駐紮機場的。那時他們還不清楚，中國已經有了遠程的重型轟炸機。

前蘇聯產ДБ-3重型轟炸機

1939年10月3日清晨，庫裏申科率9架ДБ-3重型轟炸機從太平寺機場起飛。為了保守秘密，禁止使用無線電通訊。午後，轟炸機隊飛臨漢口8700米上空，ДБ-3突然出現在機場，完全出乎敵人所料。機場上，日本轟炸機分列4排整齊擺放着，這給轟炸帶來了極大便利。ДБ-3密集隊形，間隔行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投下爆炸彈、殺傷彈和燃燒彈，當場炸燬飛機60餘架，炸死炸傷飛行員和地勤人員共400餘人。日軍猝不及防，待清醒過來，9架蘇聯轟炸機已揚長而去。

轟炸進行得十分成功，炸彈直接在停機坪炸響，衝擊波把飛機與地面人員拋向四面八方，一些人身上起了火，四下鼠竄。

恰在此時，日本海軍木更津航空隊的6架新到達的96陸攻轟炸機剛飛到機場。日本第一聯空司令官冢原少將等軍官都在戰鬥指揮所門前迎接。伴隨着混亂的慘叫聲以及炸彈撕裂的聲音，日海軍木更津航空隊副隊長石河中佐、鹿屋航空隊副隊長小川中佐及5名士官當場被炸死，冢原被炸掉左臂。

日軍機場被炸，遍地的殘骸。

事後，一些外國通訊社報道稱：“漢口機場遭到意外襲擊，一隊轟炸機從中國西部的基地起飛，到達了漢口……炸燬及重創了64架日機……飛行員及機械人員中有130人喪生，300多人受傷，油庫持續燃燒了3個多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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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14日，庫裏申科又一次率領他的大隊出擊。機隊迅速進入轟炸航線，一聲令下，投彈手們依序按下電鈕，炸彈一個接一個在空中組成一條優美的弧線，準確地擊中了目標。

停機坪上的日機還來不及起飛，便在爆炸聲中變為一堆堆廢鐵。油庫被炸，烈火和濃煙遮天蔽日。彈藥庫被炸，巨大的震波撼動着武漢三鎮。軍營被炸，房倒屋塌，死屍狼藉。

當年的《現實》雜誌，1939年第6期發表了文章《中國神鷹轟炸漢口日記》，生動報道了轟炸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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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機場上一團紛亂。屢炸重慶的九六式重轟炸機，戰顫地躲在沙堡裏，靜候上空的鞭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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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搖機搖出哭泣的警報聲，機場四周的高射火力陣地，都來不及開火，苦力們趁機逃向場外棉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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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的炸彈聲，已先飛機聲而落下來，一團團黑點，由小而大，落在機場上，落在日本飛機旁，機場中煙火沖天，飛機一架一架着火。驅逐機第一批離地3架，火速翻到場外，第2批飛機3架剛離地，即被地面爆炸的彈片擊下來摔得粉碎。場部的航空機械人員被兩顆炸彈的彈片所毀滅，肉掛上夾竹桃的枝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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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庫裏申科大隊完成了攻擊，準備編隊返航時，20多架從孝感機場起飛的日軍殲擊機已經追趕上來。不容敵機布好攻擊隊形，庫裏申科下令搶先向敵機開火。幾分鐘內，6架日機被轟炸機擊落。而此時，日軍3架殲擊機也從3個方向向庫裏申科的飛機撲來，機槍子彈織成一片火網。

忽然，庫裏申科感到飛機抖動了一下，左發動機被擊中，飛機開始搖晃起來。庫裏申科一邊將情況告訴副大隊長馬卡羅夫，一邊憑着高超的飛行技術，用單發動機駕飛返航。

飛機沿着長江艱難行進，飛到萬縣上空時，飛機失去控制，開始下墜。此時本可以跳傘逃生，但庫裏申科不願意放棄這架寶貴的飛機，他決定選擇一處安全的地方迫降。然而，這一帶除了長江和岸邊的沙灘，盡是崇山峻嶺和崎嶇不平的山地。

不得已的情況下，庫裏申科只好選擇在長江江面迫降。飛機搖晃着下降，落入長江江心，激起高高的波濤。

岸邊的中國軍民見是中國飛機，立即組織搶救。機組領航員、報務員和轟炸員游泳登岸獲救。而庫裏申科由於連日勞累，加之受傷，因無力游泳而光榮犧牲。20天之後，人們才在萬縣下游的貓兒沱發現了他的遺體。

庫裏申科半身像

庫裏申科出生於烏克蘭，樸素謙遜，對工作十分認真。他耐心地向中國飛行員傳授先進的操作技術和戰術，要求嚴格，一絲不苟，講解深入淺出，贏得了中國飛行員的尊敬和讚譽。

來到中國後，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調到東方的一個地區工作，這裏的人對我很好，就像生活在家鄉一樣。”

在目睹了侵華日軍的殘忍行徑後，庫裏申科義憤填膺地對翻譯説：“我就像體驗我的祖國曾經的苦難一樣，體驗着中國勞動人民正在遭受的巨大災難，每當看到日本飛機轟炸建築和逃難人羣時，我就特別難過。”

在當時的蘇聯，援華志願人員的去向是保密的。幾個月後，庫裏申科的妻子接到一份軍人陣亡通知書，上面寫道：“格里戈裏·阿基莫維奇·庫裏申科同志在執行政府任務時犧牲。”至於犧牲的具體經過和葬身的地方，她和家人全然不知。

直到50年代中期，庫裏申科的女兒莫娜·庫裏申科考進了莫斯科機牀製造學院，她的同學中有不少中國留學生。一天，一位中國留學生叫住了莫娜：“在中國，人們一直深切地緬懷一位蘇聯援華志願隊的飛行員，他的英雄事蹟十分感人。他的姓和你一樣——庫裏申科。因此，我們想問問你你是否是他的親屬。”直到這時，莫娜才知道了她死去的父親的下落。

1958年國慶前夕，中國紅十字會代表中國政府向庫裏申科的遺孀和女兒發出正式邀請，請她們到中國做客並祭掃親人墓地。

在北京盛大的國慶招待會上，周恩來總理握住塔·庫裏申科和她女兒的手，深情地説：“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格里戈裏·庫裏申科。”

蘇聯航空志願隊轟炸機大隊大隊長庫裏申科在重慶的墓地

在這一年，萬縣人民在西山公園為庫裏申科專門修建了一處陵園，並隆重地把他的骸骨遷葬到這裏。

2009年，庫裏申科和白求恩大夫等一起，入選中宣部等11個部門聯合評選的“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100位英雄模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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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空軍志願隊

與庫裏申科一樣，他的搭檔費德洛夫也十分珍視與中國人民的友誼。他説：“我們周圍的那些和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普通的中國人對我們表現出尊敬，並感激我們所給予的幫助。同他們在一起，我們充分地相互理解，在這段時間裏，我們同中國百姓之間從沒有發生過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他清楚地記得，那些本不富有的中國人，對蘇聯志願者十分關心。冬天寒冷的時候，房間裏不知什麼時候，會悄悄放進來一盆燒得很旺的炭火，常常被熱得醒過來。屋子窗上的玻璃碎了，會有人幫忙安上。

語言不通，學中文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他們就用手勢、表情和幾個單獨的詞彙來表達。中國人友好而勤勞，費德洛夫幾乎沒有見過他們休息，這些老百姓總有做不完的事，打掃房間、換洗熨燙衣服、準備木炭、收拾院子。所有這一切都不需要任何叮囑。

有一天，吃完早飯，費德洛夫一行去了機場。過了半個小時，食堂的廚師到了機場，原來，他發現盛筷子的缸子裏有幾雙筷子沒動過，便知道有人沒吃早飯，擔心大家餓着，就專門趕來給那幾個人送飯，而廚師自己也還沒吃飯。這件小事使轟炸機大隊的同志十分感動。

費德洛夫的回憶是真實的，不帶有絲毫誇張。或許是有共同的信念，將兩國人民的心連接到一起。比如庫裏申科，我小時候就聽過他的故事，心中對英雄有着特別的崇敬。後來我也曾試圖在莫斯科偉大衞國戰爭紀念館的蘇聯英雄牆上尋找過他的名字，但沒有找到。儘管如此，我卻深知，庫裏申科36年的人生已經永垂青史，他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裏。

我有時會想，英雄也許不曾料到，他和他的戰友的故事會影響一箇中國鄉下男孩的一生。在他們的影響下，我選擇了以俄語和中俄友好為內容的人生道路，我忠於自己的選擇，永遠守望心中那一片聖地。是的，這一生我也的確做了一些事情，我要感謝的人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人就有庫裏申科。

中國人是懂得知恩圖報的。2013年3月23日，總書記在莫斯科發表演講，稱“國之交在於民相親”。他還專門提到了抗戰時期，蘇聯飛行大隊長庫裏申科來華作戰，犧牲在中國，一對普通中國母子為他守陵半個多世紀。

為蘇聯英雄守墓的譚忠惠、魏映祥母子。

這對母子是重慶萬州人，母親譚忠惠和兒子魏映祥。母子倆一生都沒有離開長江北岸的烈士陵園，為異國英雄庫裏申科守陵，幾十年如一日。每天早晨，母親譚忠惠都會步行到陵園，掃地、剪枝、挑水澆灌……週而復始，整整21年，譚忠惠沒有缺席過一天。

魏映祥為庫裏申科墓擺放鮮花

母親年紀大了，將職責傳遞給兒子魏映祥，半個世紀，兒子與母親一樣，守護成為一種習慣。陵園變得越來越好，唯一不變的是魏映祥心中的莊嚴。

費德洛夫歸國後，參加了衞國戰爭，擔任過空軍師政委、空軍近衞軍第一軍政委，在敵後進行過50餘次戰鬥飛行，被授予空軍中將軍銜，曾是蘇共第十九大、第二十大代表。退休後，他參加了俄羅斯老戰士委員會中國組的工作，為兩國友誼做着貢獻。

蘇聯志願空軍和中國飛行員在漢口王家墩機場

1985年春天，費德洛夫與布拉戈維辛斯基幾位將軍以及伊萬諾夫上校一起來華訪問，在哈爾濱、長春、大連等地受到中方熱烈歡迎。在武漢，他們見到了當年與一起並肩戰鬥過的中國飛行員吳鼎臣等人，回顧了在中國土地上曾經的戰鬥生活。

中俄兩軍關係正常化後，雙方互訪，他們一方面熱情地接待中國老戰士代表團，一方面組團來華訪問，為發展兩國、兩軍關係作出了貢獻。

1994年，中國駐俄使館武官處國慶招待會上，作者與俄友人合影，中為費德洛夫中將。

1997年，費德洛夫因病與世長辭。斯人雖去，精神永存。作為蘇軍飛行部隊的政工幹部，他與庫裏申科一起，帶領轟炸機大隊援華，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作出了積極貢獻，及至退休，還在孜孜以求，做着深化兩軍友誼的事情。

作為一個與費德洛夫相識相知的中國人，我深為他的國際主義精神所感動。於是，我用我的筆，記下他，及其與他相關的一些人與事。時光不再，史冊永續，是為筆墨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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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王常福

圖片| 作者供圖及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