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爆火,我才真正讀懂了她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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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薺麥青青
她曾説“所有的生,其實都是死亡的前奏,只不過時間不同而已。”
父親離開那年,她21歲,那是她第一次與死亡“短兵相接”,其後,她一直被籠罩於死亡的黑色羽翼之下。
16年後,丈夫黃世君去世。愛人不見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都驟然而至。

● 遲子建2022年4月21日微博,紀念丈夫去世20週年
“我不太善於給自己的作品劃分時期,因為我的寫作是勻速運動。如果一定要説變化,那麼我愛人去世,是我寫作的一道分水嶺。一顆文學的心,在2002年,‘咚——’的一聲沉在大地上,它知道觸摸大地的苦難和哀愁了。”
3年後,遲子建發表了她的長篇小説《額爾古納河右岸》。
如今,20年過去了,額爾古納河依然流淌於那片豐饒的土地,連同茂密的森林、起伏的羣山、蒸騰的霧靄、遍灑清輝的月光,都昭示着一種永恆的存在…….還有,始終行走於那裏的“朝聖”的人們。

遲到的發表
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史詩,對於鄂温克人來説,《額爾古納河右岸》就是他們民族的一部長篇“史詩”:他們曾逐鹿而居,“在嚴寒、猛獸、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鐵蹄、‘文革’的陰雲乃至種種現代文明的擠壓下求生存”,但數百年的滄桑與抗爭,也無法阻擋他們日漸式微的腳步,一個遊牧民族由盛至衰、直至瀕於消亡的歷史,是文明進程中一個巨大的憂思,遲子建試圖通過哀而不傷的筆調告訴人們:時代的變遷、民族的融合不是整齊劃一的狂飆猛進,不是焚琴煮鶴的大肆褫奪,讓馴鹿依然遊蕩於氤氲着青草氣息的森林,讓神燈依然長明於那些祖祖輩輩生活的天空,才是人類為和諧相生釋放出的最大誠意。

● 使鹿鄂温克部落最後一任女酋長
同遲子建以往的作品相比,《額爾古納河右岸》流露出更強烈的對無常、對人性、對命運的超脱之態:“我很羨慕鄂温克人身上朝氣蓬勃的生命觀,在他們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放棄的。來自自然、來自薩滿教無我的精神氣質,使他們張嘴就唱歌,哪怕不知道唱的是什麼,為什麼唱,完全是原生態。很多詩性埋藏在他們血液裏。除了超然,鄂温克人還有一種巨大的憂傷,這種憂傷不同於都市人的煩躁,這種憂傷很美好,是對生命本身的憂愁,非常自然。”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自然而然的東西,是一種由內而外的性靈煥發,包括對文字的熱愛。
遲子建寫作的最早萌芽,是在大興安嶺塔河永安小鎮。因為家裏沒有一張像樣的書桌,她就趴在縫紉機上寫。縫紉機面對着窗口,窗外就是碧綠的菜園,每當思路受阻寫不下去的時候,她就抬頭望望飛過的蝴蝶,看看枝葉扶疏的稠李子樹。微風過處,馥郁的香氣穿户而過,她輕嗅着,陶醉着,讓筆下的文字也彷彿自帶芬芳。
上中學時,遲子建的作文常被老師當範文在班裏朗讀。
1981年高考,遲子建的作文意外“跑題”,她認為自己寫得催人淚下,蕩氣迴腸,結果卻只得了8分,“分數一下子就拉下來了。”此前,她被老師寄予厚望,但命運的陰差陽錯最終讓她只上了專科線——進入大興安嶺師範學校。“這反倒成就了我。那裏很清靜,給了我充足的時間幻想,充足的時間閲讀”:魯迅、川端康成、屠格涅夫……她與這些大師級的作家跨越時空扺掌而談,消解了生命的諸多困惑,也讓她在這座蓊蓊鬱鬱的山城學校,面對大自然的鐘靈毓秀,開始了自己作家夢的營造。

● 在大興安嶺師範讀書時的遲子建
除了對山水形勝的觀察之外,她暗地裏對系裏的每一位同學都做過肖像描寫訓練。持續的“練筆”讓她的寫作技能與日俱增。
1983年,師範尚未畢業,遲子建便開始了創作。她規規整整地將修改了無數次的小説抄到稿紙上,然後帶着自己的匠心之作,徒步進城,去郵局將稿子寄出。
之後,她便開始望眼欲穿地等待,但好幾篇稿子均如泥牛入海。
投稿失利,信心動搖後,她仍止不住地“技癢”,於是又寫了一篇。怕影響宿舍同學休息,她就點上蠟燭,在蚊帳裏趕寫。等到第二天天色大亮,白蚊帳都被燻黑了,連她的鼻孔也變得髒乎乎的。看着“大作”告成,她抖了抖痠麻的手臂,長吁一口氣,彷彿是一位得勝的將軍,班師凱旋。
後來這篇小説被《北方文學》編輯宋學孟欣賞,並最終得以發表。
她知道父親愛喝酒,便用第一筆稿費,給父親買了瓶“竹葉青”酒。

● 青年時期遲子建
師範臨畢業前的那些夜晚,她躲在自習室裏寫《北極村童話》。“現在我都記得那種感覺,很温暖,很幸福。”1986年2月,《北極村童話》在《人民文學》上發表。“這篇小説給我帶來了成功和後來的運氣。”但遺憾的是,這期《人民文學》還未寄達,遲子建的父親就因腦溢血離世。生前,他只想看看女兒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作品,“他最終沒有看到。如果能看到,他會很高興的。他是如此喜愛文學。”
多年後,每每提及此事,仍令她難以釋懷:“那一期雜誌的封面,被我的淚水浸透了。”
那年的元宵節,遲子建買了一盞六角玻璃燈,送到父親的墓地……

一千多年後的又一個“子建”
“子建”的名字就是父親為她起的。
1964年的元宵節,遲子建出生時,天色已暮,但窗外尚未掛燈,父親為她起了乳名“迎燈”。
在她的中篇小説《原始風景》中,遲子建如此寫道:“我生於一個月光稠密的地方,它是我的生命之火。”
“月光稠密”之地,指的就是漠河北極村,那是中國最北端的村莊:“每年有多半的時間被積雪覆蓋,我在那裏度過了難忘的童年。我記得那裏的房屋的格局、雲霞四時的變化、菜園的景緻和從村旁靜靜流過的黑龍江。”
那時,父親遲澤鳳是鎮上小學校長,對詩詞歌賦情有獨鍾,因為喜歡曹植的《洛神賦》,為她取名“子建”。

● 遲子建全家福(來源:CCTV科教頻道《讀書》節目)
大詩人謝靈運曾説:“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父親期望他的“子建”將來也會有大才之實。
作為村裏文化水平最高的人,遲父的書法造詣頗深。每逢年節,村民們都拿着紅紙排隊找遲老師寫對聯。遲子建後來説:“我依然記得紅紙上墨汁瀉下來的感覺,父親讓我明白了小鎮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世界。”
小時候,她時常會看到鄂温克人騎着馬,將挎着的樺皮簍裏裝上鹿肉,下山去換鹽;她也會在放假之後,穿着足以抵禦寒冷的膠皮鞋,到山上去拉柴燒。有時白毛風捲起雪花,她仰起小臉,從圍脖的縫隙間感受着風雪的“戲弄”,竟覺暢快無比。

● 鄂温克人的馴鹿
北極村的孩子們,對夏季的感受始終是模糊的,因為那裏的一年四季,“冬日”是絕對的主角,而打發漫長的冬天的方式,很簡單:一家人們圍坐於火爐旁,將土豆切成片兒,一邊烤士豆片一邊喝茶。土豆片在爐蓋上被烤至金黃,有時呲呲作響,發出快樂的香氣。
孩子們一邊吃着烤土豆片,一邊聽老人講“鬼神志怪”的故事。
她文學的最初啓蒙,就來源於此。
6歲時,她被母親送到姥姥的身旁。
談起這段往事,遲子建説:“那種彷彿被遺棄的痛感,一直伴隨着我的成長。”
離開父母,她在孤單中長大,所幸外婆家的菜園成為了她的樂園。但由於無霜期短,青翠欲滴的瓜果蔬菜,往往在一夜之間,凋敝殆盡,惟留秋霜過後的滿目蕭瑟:“我對人生最初的認識,完全是從自然界一些變化感悟來的,從早衰的植物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從另一個側面,看到了生命的淡定和從容,許多衰亡的植物,翌年春風吹又生,又恢復了勃勃生機。”
這讓她從童年起,就對生死有了一種遠超於同齡人的哲學性思考,就像她成人後獲得的領悟:“生命就是這樣,你看哪一個冬天會沒有盡頭呢,哪一個春天會永遠伴隨着你呢。”
父親離開後,遲子建常夢見父親:夢中的父親或在揮毫潑墨,或在侃侃而談。夢境無比清晰,醒來後卻空空如也。後來,她將對父親的懷想,寫進短篇小説《重温草莓》中。
因為揮之不去的思念,她在早期作品《北國一片蒼茫》《葫蘆街頭唱晚》等小説裏無不灌注了塞北的風霜、皚皚的積雪,草木混雜着苦澀的味道:“我的手是粗糙而荒涼的,我的文字也是粗糙荒涼的。”

一個過早體驗離別、哀愁、死亡與孤獨的人,形諸文字,便有了一種悲劇意義上的審美價值。

小人物的“史志”
遲子建創作的“井噴”時期是從1987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和魯迅文學院合辦的研究生院後開始的。大學畢業後,她先後在永安學校、塔河二中任教,此前也曾去西北大學作家班進修過,當她幾年後成了莫言、餘華、劉震雲的同學後,無異於在她面前打開了一個美麗新世界,但畢淑敏眼中的遲子建,是“一個女孩依着清冷的板凳,慢慢地吃她的飯。她吃得很仔細,吃得很寂寞,一任涼風揚起她修長的髮絲”。
“呼吸什麼空氣,產生什麼氣息”。
源自天性的敏感與憂傷,更像是流淌於血液裏的因子,它們遇到風雪,則成漫天灑落的碎瓊亂玉;遇到月光,則成旖旎入詩的銀河。
1996年,遲子建的短篇小説《霧月牛欄》,摘取了首屆魯迅文學大獎。她在獲獎感言時表示:“我並不要成為驚天動地的作家,我的理想只是擁有一個穩定的家,寫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些年,她的筆下,很多作品都是以故鄉為最濃墨重彩的底色。
在她的心中:“沒有大自然的滋養,沒有我的故鄉,也就不會有我的文學。”

● 遲子建在東北街頭
那些曾養育她的白菜、土豆、玉米、倭瓜,以及曠野、峯巒、河流、濕地,陪伴她長大的冰燈、火炕、二人轉、露天電影,那些遍佈大街小巷的澡堂子、理髮店、東北菜館,無不瀰漫着濃郁的鄉土氣息,而那些在她生命中留下烙印的人們:父親、三姨父、外祖母等人,也是她記憶中最温暖的存在,並通過對其他形形色色人物的描寫,透露出她強烈的生死觀與對人性最深刻的感知與體悟。
作家王蒙曾寫過這麼一段話:我覺得黑龍江、哈爾濱,有遲子建與沒有遲子建是不同的,就像阿來説的,“有了如遲子建一系列文字的書寫,黑龍江岸上這片廣大的黑土地,也才成為中國人意識中真實可觸的、血肉豐滿的真實存在。”
遲子建始終把鄉土、民俗當作作品遼闊的背景,也視作縱橫其間的脈絡:喧囂鼎沸的鄉村集市、豪爽幽默的地方話、熱情仗義的東北人,還有面對惡劣的環境、艱辛的世事,他們頑強而樂觀的生存稟賦……
她不僅傾注筆墨寫故鄉,更寫到了無數的底層人民,從《舊土地》到《北國一片蒼茫》,從《香坊》《向着白夜旅行》,到《樹下》《布基蘭小站的臘八夜》,以及《額爾古納河右岸》《白雪烏鴉》《候鳥的勇敢》等眾多篇幅不一的小説,無一不是以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人為聚焦的對象。
著名作家謝冕這樣評價她:
“向後退,退到最底層的人羣中去,退向揹負悲劇的邊緣者;向內轉,轉向人物最憂傷最脆弱的內心,甚至命運的背後。”

● 遲子建參加作家活動
遲子建對作品中塑造的很多小人物都充滿了悲憫,無論是《鬼魅丹青》中情路坎坷的卓霞,還是《羣山之巔》中由眾人膜拜的神奇精靈變成眾人嫌棄對象的安雪兒;無論是《沉睡的大固其固》裏由於受了刺激而行事怪異的魏瘋子,還是《偽滿洲國》裏那些被踐踏被蹂躪被屠殺的百姓……看見他們,呈現他們,也就是反饋人性中最難以被迴避的痼疾,也就是折射最真實的社會鏡像,也就是坦露時代最撕裂的傷口,並記錄歷史最無法被泯滅的愴痛:“和他們的痛苦比,我的痛苦是淺的。生活並不會因為你是作家,就會對你格外寵愛一些。作家把自己看小了,世界就變大了;把自己看大了,世界就變小了。對任何人來説都這樣。”
在她看來,“文學的天籟之音,往往是小人物奏響的。對這個羣體,我會用文學追蹤到底,因為他們不是在空中樓閣望月的人,而是腳踏大地仰望星空的人。”

愛人不見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都來了
“我想把臉塗上厚厚的泥巴,不讓人看到我的哀傷。”這是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開頭。
當遲子建飽蘸淚水,寫下這行字的時候,黃世君已經離開3個年頭了。

● 遲子建在採訪中談及丈夫(來源:鳳凰網視頻)
34歲時,她遇到了世君。
婚後,他們分居兩地。她在哈爾濱搞創作,他在塔河任縣委書記。為了與丈夫團聚,她經常坐着綠皮火車,往返於哈爾濱和塔河之間。
千里之遙的路程,她從未覺得漫長,因為要去見愛人,她的心像雀躍的小鳥振翮而飛。
難得的相聚時光,他們總喜歡去住所附近的公園散步,有一次,他們在河邊的草叢中看到一隻從未見過的大鳥:“白身黑翅,細腿伶仃,腳掌鮮豔,像一團流浪的雲,也像一個幽靈”,兩人竟像發現新大陸一般興奮許久。

她曾在《你是我春天最深切的懷念》裏記錄了他們甜蜜繾綣的生活:
“一大清早,為了看新世紀的第一縷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牀了。大興安嶺的冬天實在是逼人的寒冷,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們用手指刮出一道月牙形的明亮玻璃,透過它去看曙光。”
此外,她還提到自己得了嚴重的頸椎病後,“只要和世君在一起,他每天都要給我按摩一會,他不懂穴位,完全是亂按,但奇怪的是居然很有效果。”
黃世君十分支持妻子的創作,尤其是遲子建寫《偽滿洲國》時。結果,長達70萬字的長篇小説,遲子建僅用兩年時間就完成了:“如果不是那種温暖幸福的狀態,我是沒有勇氣觸碰那麼宏大的題材的。”
遲子建特意在送給丈夫新書的扉頁上寫道:“把我目前為止最滿意的一部作品送給你,它是我的,更是你的!”
但上天好像嫉妒這對神仙眷侶,讓屬於他們的光陰只有4年。
2002年5月3日,在奔赴塔河的途中,黃世君突遭車禍。遲子建在打給丈夫的最後通話中,他還叮囑她中午做點好吃的。
然而就在短短的10分鐘後,黃世君撒手人寰。那條回家的路,成了他生命的終點站。
“5月4日到塔河一下火車,我直奔縣人民醫院的太平間看望世君。見到他的那一瞬間,我渾身冰涼,他的面貌完好無損,甚至連擦傷的痕跡都沒有,根本不像經歷過慘烈車禍的人,他怎麼就不能再召喚我一聲了呢?”
她一向是個自制力很強的人,但見到靜靜躺在那裏,再也無法醒來的世君,她失聲慟哭。

在清理世君辦公室的遺物時,她看到丈夫的一個筆記本上寫着:“現在金錢無孔不入,寧肯得罪人也要拉下臉來。”臨走時,遲子建對着夫君坐過的椅子深深地鞠了一躬,認為他無愧於自己曾所屬的位置。
後來,她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生他養他的故鄉——泰來縣平洋鄉。“他的墳離他爺爺奶奶和父親母親的墳很近,我想那樣他就不會孤單。”
世君走後,遲子建常會情不自禁地撥打丈夫生前的手機號,但她每次聽到的,都是冰冷的回覆:“對不起,您撥打的用户已關機。”可她欲罷不能,直到有一天聽筒裏傳出的聲音,變成了“您撥叫的號碼是空號”。
那一刻,她終於確定,世君不在了。
“我非常後悔把婚後的時間過多用在了創作上,如果我能感悟到我們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陰,我會把更多的時光留給他。”
2003年3月,遲子建受邀去加拿大參加國際作家節,在尼亞加拉大瀑布前,她默默祈禱:“如果我的愛人去了天堂,請讓彩虹出現吧!”但彩虹久候未至。正當她回到岸上,惆悵漫步時,“彩虹已橫跨瀑布,傲然屹立在晴空之下”。
“那一刻,我確信我的愛人是去了他所理想的與世無爭的淨土了——這彩虹使我獲得了莫大的温情和安慰。”
2009年,她出版了以反映哈爾濱東北鼠疫大爆發為背景的《白雪烏鴉》,她在小説的後記中寫道:“我要撥開那累累的白骨,探尋深處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將那縷死亡陰影籠罩下的生機,勾勒出來。”

● 東北鼠疫大爆發
因此,她沒有將個人的傷痛史寫成顧影自憐的“葬花詞”,“世界上並不只有我一個人在痛苦。如果你僅僅只從《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裏看到痛苦,那就是我的失敗了。”她從無數哀慼的面孔上看到那些隱匿的苦難,在凜冽的現實中呼喚人性的温度,也在冰封的土層下開鑿出希望的種子。

44歲時,遲子建憑藉《額爾古納河右岸》獲得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在獲獎感言中,她再次提到了世君:
“我還要感謝一個遠去的人——我的愛人,感激他離世後在我的夢境中仍然送來親切的囑託,使我獲得別樣的温暖……”

“與雲霞為伍”
迄今為止,遲子建3次榮膺魯迅文學獎,兩摘百花文學獎,還有一次茅盾文學獎,此外,她還獲得過冰心散文獎、莊重文文學獎及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等國內外眾多獎項。這樣的成就,在國內作家中無出其右。

能三獲“魯迅文學獎”,在很多人眼裏是個奇蹟,但在遲子建看來就似“一陣一陣風吹過臉龐”:“風吹在臉上很舒服,但如果風不吹過來,人也照樣往前走。”
如今,她已經寫了 40個年頭了。當上個世紀的文壇羣雄逐鹿,流派林立時,她始終與之保持着一定的距離。現在很多與之同齡的作家們已經淡出文壇,她也始終不疾不徐,寫着屬於自己的“句子”。
喧囂也罷,冷清也好,外界的風霜雨雪只被她賦於筆下,卻無法摧毀她心中固若金湯的堡壘。
有媒體曾問遲子建,如果不寫作,你會成為什麼人?“也許是個農婦,”她答道,“春種秋收,喜歡在雪天圍爐喝酒,然後看着瀰漫在窗欞上的霜花發呆。”

● 遲子建理想生活狀態
最終,她成為了另外一種意義上的“農婦”——在故鄉的山腳下,以筆為犁鏵,躬耕四季,同時,作為文學麥田的守望者,她以一種恆久的姿態親歷着,也見證着在這片廣袤的大地上發生的一切。
“世上的路有兩種,一種有形地橫着供人前行、徘徊或者倒退;一種無形地豎着,供靈魂入天堂或者下地獄。在橫着的路上踏遍荊棘而無怨無悔,才能在豎着的路上與雲霞為伍。”
她踩過那麼多人世的荊棘,並在數百萬字計的作品中,輾轉漂泊,她希望與雲霞為伍,和鷗鳥共翔。
她曾給朋友發去自己18歲時的照片,並自嘲道:“你看看一個女人是如何把自己寫老的。”

她已老去,但眼神依然清澈如昔,見識過那麼多的醜陋、腌臢,也品嚐過那麼多的痛楚和絕望,她仍對一切珍貴的東西保持着最初的敏鋭。
在《煙火漫卷》的後記裏,她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列車經過一個小城時,不知什麼人在放煙火,沖天而起的斑斕光束,把一個蕭瑟的小城點亮了……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看到了彷彿地層深處噴湧而出的如花絢麗。這種從綻放就宣告結束的美好,攝人心魄。”

多年前,有人提及她當時任職的黑龍江省作協副主席頭銜,她付之一笑:“如果別人看到遲子建,只想起她是作協副主席,或是別的什麼頭銜,而不是她的作品,或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那是她的悲哀。對一個作家來説,作品才是最好的‘頭銜’。”
於是,她一直用作品在“説話”,在她看來,那才是自己真正的“冠冕”。
2003年,遲子建的長篇小説《越過雲層的晴朗》出版時,出版社不喜歡她的書名,叫她換一個,她沒同意:“除了向文學本身妥協,我不會向任何東西妥協,包括市場。”
世事擾攘,她要經常屏蔽外界嘈雜的聲音,回觀自身,並去記憶深處找尋慰藉的力量。
每年臘月盡頭,她都要去白雪籠罩的山下給父親上墳,為他敬一杯酒,和他説説心裏話。“我總想另一世的父親,一定還疼着他的女兒。”
當然,她也會去看世君。
張愛玲在她的小説《半生緣》裏,為世鈞和曼楨安排了一個“在小酒館重逢”的情節。
兩人相顧無言,半晌曼楨方道:“世鈞,我們回不去了。”
有人“回不去”的,只是逝去的舊情、無法折返的道路;有人回不去的,卻是人間。

於是,她替世君在蒼茫的大地上行走,在灑滿星光的夜晚執筆,在山川中感受造化的神奇,在平凡的眾生間照見靈魂的顛沛流離。她説:“當一個作家能夠對萬事萬物學會感恩,你會發現除了風雨後的彩虹 ,擁着一輪明月入睡的河流,那在垃圾堆旁傲然綻放的花朵和在瓦礫中頑強生長的碧草,也是美的”,作家蔣子丹曾形容遲子建這個時代作品的特色為“把悲的水流經慈的河”。
生命之河,川流不息,舟行水上,棹聲劃破所有的幽暗與岑寂,一路蜿蜒而下,聽斷雁叫西風,亦看為霞尚滿天……
● 參考資料
[1] 北京青年報 | 三捧魯迅文學獎 遲子建:寫作讓我笑對痛苦
[2] 遲子建 | 你是我春天最深切的懷念
[3] 澎湃新聞 | 遲子建:父親走了32年,他的影子從未從我們心底和夢裏消失
[4] 南方人物週刊 | 遲子建 慣於長冬
[5] 南方週末 | 遲子建: “能夠安然勞作,是無限美好的事情”
[6] 中國報道 | 遲子建: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
[7] 中國作家網 | 遲子建:如水一樣透明
[8] 紅星新聞 | 冰雪、澡堂、燉菜……遲子建筆下的哈爾濱
[9] 光明日報 | 遲子建:作家需要用腳去丈量能夠企及的大地
[10] 澎湃新聞 ∙ 文化課 | 遲子建:人的眼淚,有着種種的來歷
[11] 遲子建丨我的筆和我的腳,都是有根的
[12] 跟着名家學寫作 | 遲子建:我是這樣開始寫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