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多“狗糧”終害己！中國出手反制美國對台軍售_風聞

轉自：千秋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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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大勢，浩浩湯湯。美國苦心孤詣的對台軍援軍售佈局，不僅無法讓台灣當局獲得“以武拒統”的信心，更阻擋不了祖國統一的歷史大勢。無論台灣當局接下來會在“吃狗糧”和“買狗糧”之間做何博弈，最後都難免落得個“運輸大隊長傳人”的可笑下場。

1月7日，針對美國出台新一輪對台軍售，中國宣佈採取反制措施，對5家美國軍工企業實施制裁。打蛇打七寸，中方對美國軍工企業實施制裁，就是在警告其他美國軍工企業，切勿在對台軍售上玩火。

李敖公開説過，台灣就是美國的“看門狗”，而且當狗還要自己花錢“買骨頭”。

仰人鼻息，是台灣當局始終無法逃脱的宿命。美國對台的軍援軍售，既是長期維繫其苟延殘喘的“狗糧”，又是將其綁在美國對華戰略上的“狗繩”。

自國民黨政權敗逃台灣的70多年以來，台灣方面經歷了拿美國的軍援“吃狗糧”到自己掏錢當冤大頭“買狗糧”的變遷。最近台灣當局突然加大“狗糧”購買，則讓我們有必要回顧台灣當局和“狗糧”不得不説的那些事。

1. 1949-1963年 孤立無援時的“救命稻草”

早期的“美援”是非常豐厚的。美國在“二戰”後給予蔣介石國民政府的經濟援助，是戰前的兩倍，還將大量的武器、艦船、其他戰略物資直接送給國民黨。但解放戰爭中，這些先進的“美式裝備”並沒有讓“劃江而治”的計謀得逞，更沒能阻擋共產黨解放全中國的步伐。

但即使在杜魯門打算“放棄台灣”時，美國對台軍援也未曾停止。依據美國1949年制定並通過的《共同防禦援助法案》，美國與台灣當局簽訂秘密軍事協定，規定美國繼續向國民黨軍隊提供陸軍5個師的武器裝備，海軍16艘艦艇，以及空軍所需的飛機零件和雷達等。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政權急忙“獻表忠心”，甚至表示願意出兵半島，美國對此自然是“投桃報李”。1950年11月30日，“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派來7艘運輸艦和3艘貨船抵達台灣基隆港，30架運輸機也在新竹和松山的機場降落，僅國民黨陸軍第52軍就獲得各種軍車200餘輛，火炮約千門，各種器材2萬餘噸。

抵達基隆港的美製M-41輕型坦克

1951年2月9日，美台簽署《聯防互助協定》，規定美國向台灣當局提供用於維護“內部安全和正當防衞”的物資，而物資的具體程度與類別則由美國決定。

1951年5月1日，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抵達台北。這個顧問團由美國陸軍少將蔡斯領銜，成員有300人，包括顧問團總部、陸軍顧問組、海軍顧問組、空軍顧問組和聯勤顧問組，總部設在台北中山北路足球場內。美國軍事援華顧問團的成立標誌着美國對台軍援工作走向常態化、系統化，而非“一事一援”。

在為美國代表團接風的酒席上，時任台灣“國防部長”郭寄嶠諂媚地説：“蔡斯將軍過去不但在歐陸和太平洋戰場上建立不朽功勳，還在學識方面亦有高深之造詣，且甚熟悉遠東之一般狀況。至其率領之顧問團員，均為優秀卓越之士，相信來台後，定能有良好優異之表現。”台軍“參謀總長”周至柔也拍馬屁：“蔡斯將軍以其過去治軍與作戰之經驗，來台協助我軍運用美國予我之器械，餘敢預料其成功。”

當翻譯把這些肉麻的語言反饋給美國軍官時，有的人甚至把倒在嘴裏的酒笑噴出來……

為了儘快給這些仍如“驚弓之鳥”的國民黨軍隊打氣，美國顧問團一來就出手闊綽，對台軍援款項一度連年增長，1951年還是7100萬美元，1952年便飆升到2.75億美元，1953年和1954年更是達到了3億和3.2億美元。

1954年美台簽署所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後，駐台美軍的存在使得對台軍援規模首次出現縮減，1955至1957年共計4.7億美元。但1958年的金門炮戰，又使得該年美國對台實際軍援規模由原預算的1.83億上漲到了3.3億。

1960年12月，美軍顧問團團長戴倫宣佈，10年來美國對台軍援總額已經超過了20億美元，其中就包含高性能戰鬥機和空空導彈在內的軍事物資。這不僅使得蔣介石政權獲得了喘息之機，更是助長了其“反攻大陸”的野心。

1958年，在美軍顧問團的建議下，美軍緊急向台灣地區空軍的F-86戰鬥機提供了AIM-9B空空導彈（原為駐日美軍庫存）並完成整合。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後，新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羅斯托對援外項目進行了大幅度改革。通過對蔣介石政權的案例分析，他提出，軍事援助必須從預算中單獨列出，且必須對其規模和類型進行重新審查，還要評估並確保受援者具備利用好獲得援助的能力。簡而言之，美國覺得之前的援助太粗放，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羅斯托認為，美國的對外援助必須改變往屆政府過於偏重軍事援助的政策。在此影響下，美國國會通過了《1961年對外援助法》。1962年，是蔣介石政權糾集小股武裝力量對大陸發動竄擾活動最集中的一年，但大多數行動都以慘敗告終。屢戰屢敗的國民黨讓美國十分惱火，宣佈暫緩發放該年度的對台軍援。

1962財政年度（1963年）之後，美國對台軍援再未恢復到之前的規模。

當年9月，美國更是派出泰勒將軍（此人1961年還前往南越，處理美軍後續向越南派遣部隊的問題）為首的代表團赴台調查具體情況。泰勒很快注意到，由於對台軍援“管理不善”，導致蔣介石政權為籌劃“反攻大陸”，頻繁挪用明確要求“僅可用於本島自衞”的美援錢物。作為對蔣介石政權的懲戒，美國國務院決定大規模削減近段時期的對台軍援。

2. 1964-1978年****越戰泥潭下的“時斷時續”

隨着台灣地區經濟逐漸恢復，台灣當局覺得自己又行了，對美援的依賴程度有所降低。由於前文提及的1962-1963年美國軍援的緩付與少付，蔣介石曾加徵“國防附加捐”，即徵收進口物價的2％“充軍費”。徵收國防捐後，台灣防衞預算的自籌部分由1961財年佔GNP（國民生產總值）的8.7％，升至1963財年的10.5％。而美軍顧問團卻一直被矇在鼓裏，直至台灣當局利用這筆資金啓動了以“反攻大陸”為目標的登陸艇採購計劃之後，才“恍然大悟”。

美軍顧問團與時任美國駐台灣當局“大使”柯爾克溝通後認為，蔣介石政權大肆追加防衞預算，用外匯大規模採購軍需品，必將導致通貨膨脹，最終損及台灣的經濟，美國必須加以干涉。但隨着1963年11月1日美軍支持南越發動推翻吳庭豔的軍事政變、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新任總統約翰遜決定擴大美國參與越南戰爭的規模。此時，美國已經無暇仔細盤算對台軍援助的後續管理。

台灣地區空軍獲得的部分F-5A，後來依照美軍要求移交給南越空軍。

1964年5月28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鑑於台灣經濟已達到自立的程度，將於1965年6月30日終止其在台灣的經濟援助計劃，改為貸款，但軍援和農產品法案仍將繼續。隨着美國逐漸深陷越戰泥潭，對台軍援款項也不斷縮減：從1965年到1969年，美國在這5年期間實際對台軍援的總數僅為3.9億美元，這也是引發台灣當局“裁軍”的重要原因。

進入上世紀70年代，隨着中美關係轉暖，美國進一步以對台軍售方式替代無償軍援，以此謀求在對大陸和對台關係之間謀得平衡；到1974年，美國正式宣佈停止對台軍援。

根據美國國務院資料統計，從1951年到1974年，美國共向台灣當局提供30.79億美元無償軍事援助，這些物資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幾乎“餵養”了整支國民黨軍隊。

那個時候的美國，“養狗”確實是下了血本的。

3. 1979-1991年 陽奉陰違的“斷炊斷糧”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儘管根據建交公報精神，美國廢除了所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撤走所有駐台美軍。但隨着1979年春季在美國國會通過的《與台灣關係法》由時任總統卡特簽署後正式生效，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特別是對台軍售問題的博弈，不僅並未就此停止，反而進入了一個更加複雜的新階段。

1982年8月17日，中美兩國政府發表《中美就解決美國向台出售武器問題的公告》（通稱“八一七公報”），規定美國不得再提高售台武器的性能，並應逐步減少數量。然而美國口蜜腹劍，從未按約履行。根據2019年白宮解密的一項內部文件，就在“八一七公報”簽署的當天，時任美國總統里根發給國務卿舒茲和國防部長温伯格一份備忘錄指示，“八一七公報”的執行，要按照“兩岸關係具體情況而定”。

1982年的“里根備忘錄”複印件

表面上看，美國對台軍售額逐年減少，先是從1983年的8億美元緩慢下降到1985年的7.6億美元，到1990年進一步下降到5.1億美元。但由於“八一七公報”所涉對台軍售，並未包含合作生產與軍事技術轉讓，導致美國明目張膽地向台灣出口相關領域技術，使得台灣地區在部分武器裝備領域實現了一定的自給能力。例如，台灣航空工業組裝生產了308架F-5E/F“中正號”戰機，並開始與美國合作研製更先進的F-CK-1“經國號”戰機。

上圖為“中正號”戰機，下圖為“經國號”戰機

另外，美國在這一時期的對台軍售雖然總額不多、頗為細碎，但多數為補充台灣地區現有軍事體系短板的武器，如提升艦隊防空能力的“標準”SM-1中程艦空導彈，提升台灣各機場末端防空能力的“陸麻雀”“天兵”防空系統等。

這些軍售內容助長了台灣地區軍工實力，間接增加了台灣當局拒絕與大陸談判的軍事籌碼。

4. 1992-2015年****不斷加碼的“凱子軍購”

1992年6月，布什政府批准對台出售價值60億美元的150架F-16戰鬥機。僅此一單，就相當於從1979年1月到1992年6月，美台軍購合同總價的近150%。這次對“八一七公報”毫不掩飾的粗暴踐踏，標誌着美台軍售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伴隨着台海軍事危機的加劇，在150架F-16之後，美台之間先後又締結了約80億美元的各類軍購合同。

1979-2008年美國對台軍售（注意是運交額而非合同額）歷年變化情況

到了2000-2008年陳水扁執政時期，由於8艘柴電潛艇和66架F-16C/D戰鬥機的龐大采購計劃失敗，使得最終成交的美台軍購合同總價下降到120億美元，主要用於為李登輝執政時期購買的美製武器建立彈藥庫存和保障能力。這一時期台灣新採購的美製武器，多為美軍退役裝備移交而來，如“基德”級導彈驅逐艦和AAV7兩棲裝甲車等，“鋪路爪”遠程預警雷達雖為全新訂購，又因無法機動，戰時毫無生存能力而頗遭詬病，被島內民眾譏諷為“凱子軍購”“當狗還要自購狗糧”。

美國向台灣出售的“鋪路爪”戰略預警雷達，實際為了監視大陸導彈發射活動。台灣此舉實屬花大價錢為美國“看門”。

2008年之後，美台軍售頻率明顯降低，但單筆合同價值卻有增無減。這一時期，台灣軍購中的“大件”，包括為空軍購買6套具備反彈道導彈能力的“愛國者”PAC-3地空導彈（備彈444枚），簽署146架F-16戰鬥機“構改”（升級為配備有源相控陣雷達的F-16AM/BM型）合同，以及為陸軍和空軍採購30架AH-64E“長弓阿帕奇”武裝直升機和60架UH-60“黑鷹”通用直升機。

如果再算上E-2T預警機升級，“魚叉”反艦導彈等附屬合同，僅這幾筆涉及到高性能大型武器裝備的合同，總價就高達187億美元。再加上2015年台灣購買2艘美軍退役的“佩裏”級護衞艦，36輛AAV7兩棲裝甲車，以及769枚“陶”式反坦克導彈和250枚“毒刺”便攜式防空導彈等總價值18億美元的武器，美台軍售合同總額仍處於上升態勢，可見美支持台“以武拒統”的妄想從未改變。

​5. 2016年至今 不加掩飾的“規訓敲打”

從蔡英文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至今，美國與台灣當局之間已經達成了總計221.5億美元的軍購合同，相比前一時期又有上升。除了軍購金額的提升之外，由於這一時期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的不斷變化，這些軍購合同還明顯可以分為兩個大類：

以80億美元購買66架F-16V Block 70型戰鬥機，22億美元購買108輛M1A2T主戰坦克等，**這些傳統美製大型裝備採購，契合台軍原有的“建軍思想”，企圖構建一支與大陸“旗鼓相當”武裝力量。**而台軍將原訂購的M109A6型155毫米自行火炮更改為18套“海馬斯”多管火箭炮，以23.7億美元購買岸基“魚叉”反艦導彈系統（備彈400枚）等，這些“非典型”裝備採購，是美國企圖通過“教台灣買武器”，進一步攪亂台海局勢。

即將交付的M1A2T坦克

説到“教台灣買武器”，就不能不提美國一再灌輸給台灣當局的**“刺蝟戰略”**：放棄陳水扁時期所謂“決戰境外”的妄想，而通過大量採購“標槍”單兵反坦克導彈，“毒刺”單兵防空導彈等武器，企圖依託“不對稱作戰”、“本島游擊戰”消耗解放軍實力，為後續“國際形勢有利於我”爭取時間。

儘管對於長期自詡“正統”的台灣地區軍隊來説，“刺蝟戰略”無異於自降身份。但要想讓其越來越明顯的“謀獨”目標獲得美國的支持，“刺蝟戰略”仍是台灣軍購中費用不高、用處不大但用心卻堪稱險惡的一部分。近期台軍採購美製佈雷車，企圖化寶島為雷場就是一例。

一輛佈雷車可在4到12分鐘內，鋪設出一道約1100米長、120 米寬的中密度雷區，或者是555米長、440米寬的高密度雷區。被稱為“窮人原子彈”。

美製裝備的大批量採購，往往會顯著遏制台灣自制武器裝備的發展。如“海馬斯”相對於“雷霆-2000”火箭炮，“魚叉”相對於“雄風-2/3”岸艦導彈，皆屬此類。這種遏制，實質上又是美國希望通過對台軍售，“規訓”台灣地區武裝力量建設的一個側面。

而“規訓”的意味，則在2023年7月28日白宮宣佈，拜登以備忘錄形式下達對台灣提供3.45億軍事援助之後，更加明顯。

從拜登下達的軍援文件來看，其援引的法條並非來自《2023年國防授權法案》，而是肯尼迪時期的《1961年對外援助法》。回顧後者提出的時代背景，不難看出美國此次重啓對台灣軍援的目的，既是企圖對中國大陸發出“重返冷戰”的挑釁，也是對台灣當局的“獎勵”。同時也不忘“敲打”：軍援必須嚴格按照美國“規訓”的方式使用（如此次軍援提供的單兵防護裝備，應用於配備根據俄烏衝突經驗而組建的台軍“後備旅”），否則就會遭致如同60年前，美國對台軍援態勢突然急轉直下，“再也沒有狗糧供應”的命運。

面對美國的挑釁，中國這次的反制措施十分給力，直接凍結了5家美國軍工企業在我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禁止我國境內組織、個人與其進行交易、合作等活動，打疼美國軍工企業，讓其永遠記住，只要對台軍售，就將招致中方的反制措施。

歷史大勢，浩浩湯湯。美國苦心孤詣的對台軍援軍售佈局，不僅無法讓台灣當局獲得“以武拒統”的信心，更阻擋不了祖國統一的歷史大勢。無論台灣當局接下來會在“吃狗糧”和“買狗糧”之間做何博弈，最後都難免落得個“運輸大隊長傳人”的可笑下場。

1949年，被解放軍繳獲的美國製造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