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台灣大選後，如何推進國家統一？_風聞

編者按 ·  2024.01.14

本次台灣選舉，民進黨小幅度取勝，只勉強維護住了40%的基本盤（558萬票，得票率40.05%）；國民黨（467萬票，得票率33.49%）進一步衰落；台灣民眾黨（369萬票，得票率26.46%）作為中間勢力快速崛起。這些現象表明台灣島內政治目前呈現“兩極化”的分裂狀態，中間選民特別是Z世代（又稱網絡世代、互聯網世代，指受信息科技影響很大、擅長使用科技設備的年輕人）對傳統的兩黨執政都不滿意，成為一股新的政治社會勢力。就選民分佈來看，目前沒有一種勢力或是理念主張能夠聲稱其代表台灣的主流民意。

民進黨繼續執政，一直以來堅持“台獨路線”的賴清德上台，提升了台海地區的衝突風險，給兩岸關係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和困難，但是台灣的政治光譜也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統獨議題隨着老一代人的退場而逐漸淡化、民眾的民主激情趨於理性化、Z世代中間選民不再意識形態化，更多的人轉而追求更好的發展和生活前景。面對2024大選後民進黨“繼續執政”可能帶來的系列風險，以及台灣島內政治兩極分化和社會新生力量的崛起，我們應當如何直面現實、推進兩岸和平統一的進程？

本文內容由IIA戰略與安全研究團隊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對話整理而成。

台灣選舉帶來的兩大風險

第一，賴清德新執政團隊的“台獨”路線很可能更加冒險激進。

儘管2024大選後台灣新執政當局接續蔡英文政府的民進黨身份和“暗獨”“實獨”大旗，但在各種外在因素制約下，蔡英文堅持的總體路線還是“温和台獨”或“漸進台獨”，沒有對中國大陸形成具有規模的挑釁。不同於蔡英文代表民進黨傳統政治精英的情形，賴清德基本上算是草根出身，具有很大的冒險傾向，是伴隨民進黨崛起而崛起的一代本土領導人。而當選的副職領導人蕭美琴也是一個“意識形態型”的領導人，對“台獨”的主張也是理念型的。從團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比較具有“台獨”冒險傾向的團隊。

賴清德、蕭美琴贏得2024大選，圖為2024年1月13日，賴清德與蕭美琴在台北的一次集會上（圖源：法新社）

第二，如果兩岸交流得不到恢復，兩岸人民會變得更加疏遠。

因為賴清德上台很可能會使兩岸面臨更大的衝突風險與更嚴峻的挑戰，沒有足夠理由相信兩岸交往會得到恢復和發展；相反，兩岸人民因此會變得更加疏遠。因為不承認“九二共識”，蔡英文執政8年來，兩岸已經隔絕了8年，兩岸交流幾乎停擺。民進黨積極塑造台灣本土的民族主義，將台灣人民“愛鄉護土”的樸素情感同台灣本土民族主義混淆、捆綁，拼湊“台獨”的民意基礎。在這一目的下，即使台灣跟大陸同屬中華民族，“台獨”勢力還是在推進台灣本土的民族主義，繼續主張並推行在文化上同大陸斷絕關係的政策。從某些方面來看，“去中國化”還是有效的——雖然新生代台灣人在“台獨”問題上並非那麼激進，但其對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很可能會更薄弱。如果賴清德也執政8年，那麼兩岸人民的疏離感很可能會變得更加嚴重。

台灣問題是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核心​

與此同時，台灣問題對國家統一、安全和發展變得越來越重要，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核心。可以從兩方面來討論。

第一，台灣問題已經成為中國地緣政治的關鍵問題。中國要從一個陸權國家走向海洋，成為一個海洋國家，解決台灣問題與中國向海洋國家目標邁進是互為一體的。台灣在地理上處於美國所謂“第一島鏈”的咽喉，長期維持這一狀態會限制中國“走向深藍”的進程。如果不解決台灣問題，中國很難成為海洋國家，南海的相關權益也難以得到保障。

第二，台灣是主權問題，而主權問題沒有任何退讓的空間。大陸無論如何也不會在政治上放棄對台灣的主權。中國共產黨或是哪個領導人都不會承擔失去台灣主權的歷史責任，沒有人願意在台灣問題上成為另一個“李鴻章”。李鴻章是國家貧弱的產物，而一個已經崛起的大國沒有任何條件再產生一個“李鴻章”。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是國家最大的政治，因為只有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實現民族復興大業。就此而言，台灣問題構成一個兩難選擇：一方面，如果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台灣問題不能解決，那麼就很難説得上民族的復興；另一方面，如果台灣問題解決不當，那麼中國式現代化就有可能受阻甚至中斷，那麼也很難説得上民族的復興。如何解決這一兩難困境無疑考驗着我們的智慧。

台北投票站內的選民正在進行投票（圖源：紐約時報）

兩岸未來，如何主導？

面對2024年選舉後的台灣，我們既不太可能指望通過與民進黨當局的有效溝通和友好協商來穩定台海局勢，也無法依靠與國民黨的傳統聯繫來推進兩岸和平統一進程，更不要幻想美國人大發善心放棄用台灣來遏制中國的崛起。

也就是説，國家統一主要面臨兩方面的阻力，一是台灣內政，二是美國因素。我們需要研究這兩方面的問題，尋找可行的解決方案。

針對台灣內政，需要考量的三方面問題

“選舉政治”成為解決台灣問題的雙刃劍。台灣內政受制於“一人一票”的選舉政治。就台灣政治的現狀來看，選舉政治既可以成為“台獨”的機制，也可以成為“台獨”的阻力。就前者來説，正如以往的經驗所表明的，“台獨”政治人物可以實施、推動“台獨”的政策，包括隔離兩岸交流、推行台灣文化認同、塑造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等等；就後者來説，在島內各派政治力量旗鼓相當而構成互相制約的情況下，民主意味着“誰都可以説話，但誰都做不了事情”的局面。

就台灣的內政，我們至少需要考量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重新思考“一國兩制”方案中主權與治權的彈性及限度問題。我們設計“一國兩制”方案，主要是為了解決主權與治權問題。如果是和平統一，台灣在治權方面仍然可以實現高度自治。實際上，“一國兩制”具有較大的實施彈性。儘管“一國”不會變，但兩制的形式可以變。究竟是更靠向“一國一制”還是“一國兩制”，就取決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如果是和平統一，台灣方案可以更靠向“兩制”的安排，台灣方面將享有更大的自主治權，保留所有現有制度安排。但如果是以武力方式粉碎“台獨”陰謀、實現“武力統一”，那“兩制方案”可能就更加靠向“一國一制”的方向。

第二，Z時代已經成為決定台灣未來政治走向的關鍵力量。一個更為積極的現象便是年輕人認同的變化。當前，台灣年輕人可能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較低，但另一方面他們出生和成長的過程也是中國崛起的過程，他們認同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了，不再抱持台灣上一代人對大陸的成見。隨着科技進步，這一代台灣年輕人也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尤其需要積極爭取Z世代新生力量，開展兩岸為新世代謀福祉、謀未來的良性競爭。在新時代推動台灣問題的解決，要注意創新兩岸交流平台，注重小紅書、抖音等新媒體平台的使用，流轉、改變台灣年輕人的認同。我們不能允許民進黨宣傳“台灣成為下一個香港”的敍事。台灣當局對於一國兩制的反對，主要是以香港作為口實。要特別強調，香港問題的產生不是因為香港人追求民主，而是一些人想把香港成為“反中”基地。在敍事方面仍然要注重新生代的觀點。對此，我們需要從傳播方面強調Z世代、千禧年一代的重要性，不要只看重老一代。隨着台灣人口結構的變革，新生代基本上成長起來了。如前所述，不少新生代的中國認同有所淡薄，但並非一定要堅持獨立。這些新生代相對而言更加政治冷感。是否統一併非他們關心的問題，相比之下低薪問題等民生問題更突出。如果我們解決得好，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有望達成。這需要我們思考怎樣推動兩岸之間的溝通，以改變蔡英文執政以來兩岸交流並不暢通的局面。

蔣經國先生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了兩岸“競爭”的概念。當前，我們可以重新提出一個新的兩岸競爭概念，即誰能為台灣的新一代年輕人創造更好的生活和未來，使台灣青年能真正地在大陸謀求更加美好的未來和生活。這一概念是基於民眾福祉的良性競爭，而非基於兩岸的軍備競賽。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出發，以此推動單邊開放，讓更多台灣年輕人到大陸求學、就業。如果更多的台灣年輕人在大陸生活，自然會對大陸有好感，進而使我們有機會創造反獨促統事業的新高峯。

2024年1月6日，台灣民眾黨候選人柯文哲在出席競選活動（圖源：HKFP）

第三，要把“台獨”勢力跟需要爭取的台灣老百姓分開，區分不同羣體。台灣的民主高峯期已經過去了。台灣戒嚴解除後的早期，台灣人把民主作為一種重要價值，而這一價值如今在台灣政黨輪替以後也已達峯。台灣第一代的“原教旨主義”台獨分子已經紛紛過世了。蔡英文、賴清德這一代的“台獨”勢力大都是機會主義者，只是在出現被認為是“機會時刻”時可能會敢於冒險。對此，我們有能力防止台灣當局偏離既定的政策軌道。就算賴清德政府冒險，我們也可以超前部署、提前預案。對大多數民眾來説，幾次政黨輪替下來，人們也意識到民主為何物了。

據此，對台可以採取“混合模式”的策略。一方面提升對台獨力量的打擊力度和定向精準度，在對台輿論和軍事威懾方面，保持持續高壓遏制的態勢。另一方面，只要台灣任何政黨、勢力、團體、人民認同“一箇中國”原則，我們要推動精準的單邊開放。要逐步放棄“大陸政府對台灣當局再惠及台灣民眾”的雙邊間接讓利模式，轉向直接面向台灣民眾給予“普惠性開放”的單邊直接讓利模式，進一步給予台灣民眾國民待遇，以單邊制度化開放吸納台灣民眾融合到民族情感認同圈。

這裏，特別需要強調一下單邊開放。台灣跟大陸相結合，還是存在很大的比較優勢的，從台商在中國的投資就能管窺兩岸要素結合的比較優勢。通過單邊開放可以把兩岸的要素有機結合起來。尤其是在台灣當局疏離兩岸人民的情況下，我們更需要實行單邊開放政策。

此外，我們特別需要慎用“經濟制裁”的方法，因為這隻會影響台灣老百姓。我們應該把“台獨”政客跟台灣老百姓分開來，把“台獨”政治人物跟台灣一般政客分開。“台灣意識”也不必然等於“台獨”，這兩者間的關係要辯證看待。

中美關係大局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三方面

考量對美國，我們也需要考量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在中美關係的“企穩回温”中對台灣問題進行脱敏降温處理，降低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比重，不要讓台灣問題挾持中美關係大局。中美關係不僅僅涉及台灣問題，儘管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核心，但不是全部。美國主要是把台灣問題作為對華政策的籌碼，實現“以台製華”。今天美國面臨的地緣政治格局是世界正在快速“封建化”：包括歐盟、俄羅斯、土耳其、印度、印尼、沙特等各大國及中等強國（middle power）都在追求更大的國際空間——而美國就像是中國春秋時期的“周天子”。這些有意推動國際格局多極化的力量都在從美國那裏“分權”，只不過美國把中國視為“唯一的挑戰”，因其認為中國“既有能力、也有意願”實現對美國的挑戰。其實不然。

二戰之後迄今，美國力量深度嵌入世界各區域，美國今天在全球各地都無法減輕力量部署：其在歐洲減少力量存在，俄烏戰爭就此爆發；其在中東嘗試脱身，哈以衝突又爆發；在亞太地區，美國也無法脱身。實際上，就世界權力格局而言，中美完全可以找到新的共同利益。從本次針對拜登政府要派遣由退休官員在台灣選後竄訪的情況看，美國國務院在第一時間針對中國關切也作出了相關説明，中聯部部長劉建超也與美方進行了面對面溝通。在全球範圍內，中美兩國有太多的事情和領域需要合作，雙方當前都有穩定雙邊關係的意願，不樂見兩國關係為台灣問題所裹挾。

2023年4月5日，蔡英文在美國竄訪停留期間（圖源：Getty Images）

美國行政當局至少迄今表面上可以接受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我們也可以利用這一點。對此，我們可以跟美國進行大談判，重新定位中美關係中的台灣問題，而不能讓台灣問題挾持了整個中美關係。對我們而言，我們既要追求台灣問題上的主權利益，也要追求國際社會的利益；對美國而言，既要利用台灣來遏制中國，也恐懼台灣問題徹底拖垮美國導致全球範圍內的霸權衰落。

第二，可探索以“切香腸”的方式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如果美國以“切香腸”的方式來推動台灣的獨立，我們最有效的反制便是以“切香腸”的方式推動兩岸的漸進融合統一。對美國來説，其在台灣問題上的最大利益是台灣的“和平獨立”，而對我們來説，最大的利益則是和平統一。對中美雙方而言，次優選項才是“維持現狀”。但實際上，維持台海“現狀”很難。民進黨一直在尋找獨立的機會，也一直在推動台灣疏離大陸的思想文化政策；而美國政府一方面口口聲聲要維護台灣“現狀”，另一方面也經常以保護“台灣民主”為由支持甚至推動台灣往“台獨”方向行走。無論是台灣內部力量還是美國，一旦推動台灣走向“獨立”，那麼我們也一定要利用這個機會因勢利導，推動反獨促統事業向前發展。

第三，根據新情況針對美國和國際社會構建新的對台敍事。一是儘管我們不會放棄以武力來實現統一，但只有當台灣走向“獨立”時，我們才會使用武力；二是一定要強化以社會經濟力量來實現和平統一的共識，也就是在目前維持的台海現狀基礎上，通過兩岸的社會經濟的融合來推動統一；三是一定要向國際表明，台灣問題不是民主自由維度的問題，而是不容置喙的主權問題。我們並不排斥台灣的民主化。如果台灣高度自治，我們對於台灣採用何種政體可以不持立場或保持尊重。但是，如果台灣“獨立”，就涉及中國的主權問題，我們必須堅決反對。

文稿整理

梅 陽：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員。

袁浩延：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