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前 唐躍洺｜人類增強技術會催生出“超人類”嗎——機體哲學視角的考察_風聞

王前｜大連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教授

唐躍洺｜中國醫科大學醫學人文學院講師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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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新興“人類增強技術”（HET）使人類的身體、認知、道德、情感等方面的能力得到根本性“增強”，但其引發的“技術—人文”紛爭卻從未停止過。HET拓展了人類多方面的能力，然而這種拓展的邊界卻往往是不清晰的，以至於欲求規避此類技術所隱含的人文隱憂存在一定難度。如何重新在“人—技術”的相互定義和相互建構的“後人類”觀點中描繪正在發生的HET引發的人類未來新圖景？如何“負責任”地創新與使用新興人類增強技術？人文社科學者理應更多地參與針對此類新興科技的“規範性”討論。本組專題的選擇以此為導向，王前和唐躍洺運用“機體分析”方法重新審視了超人類主義和生物保守主義，進而呼籲注重HET的動態調整；易顯飛和劉壯通過揭示“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所具有的三方面共性，而主張HET最終應面向“現實的人”；余天放提出應面向不同的規範性系統，對HET進行多元化的評價。

隨着新興人類增強技術在延長人類壽命、提升智力、改善認知、強化體能等方面的持續進展，技術改造的對象已經逐漸從自然界轉變為人類自身。藉助新一代會聚技術NBRIC（納米技術、生物技術、機器人技術、信息技術、認知科學等），人與技術的關係逐漸由“二分”走向融合與相嵌，給人的器官、組織和基因都帶來直接變化，引發了人類增強技術是否會催生出“超人類”的爭論。這種爭論涉及一系列倫理風險問題，機體哲學視角的考察能夠開啓認識這些問題的新思路，提出前瞻性對策，促進人類增強技術的健康發展。

有關“超人類”的樂觀派與悲觀派之爭

**新興人類增強技術在哲學上帶來的最大挑戰，是改變了傳統的人工物與自然物、無機體與有機體、生命與非生命的界限，造就了一種人類的生命機體和技術人工物的嵌合體，或者説是“人工生命”。**如果説這就意味着將來會出現“後人類”或者説“超人類”，那麼判斷其是否合理，一條途徑是努力尋找各種贊同或反對理由，這就導致了超人類主義的樂觀派傾向和生物保守主義的悲觀派傾向；另一條途徑是將兩種極端觀點統攝起來，從機體哲學視角分析其利弊得失。這種考察有助於發現樂觀派與悲觀派在各自立場上都容易忽視的東西。

有關“超人類”的樂觀派倡導的人類增強方案，強調通過新科技優化人的身心能力，超越人類當前狀態和限度。超人類主義學家史蒂夫·富勒認為人類有能力阻止甚至逆轉自然選擇。現代法律和醫學將生命的各種形式建制化，從而使人類本身發展並不完全遵守達爾文式的刻板原則，人類增強技術的出現正是為了打破達爾文的禁錮。他主張人類應該衝破固有的“自然狀態”，進行“去自然化”的轉變。他的“去自然化”指的是“技術可以解決人類自身不能解決的問題並賦予人類更多價值”。他甚至認為人類越是轉變為賽博格就越趨近於真正的人類，而現在的人類只是進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富勒在他的著作《尼采的冥想：超人類主義來臨前不合時宜的思考》中展現了樂觀派的基本理念，**主要表現為形態自由（morphological freedom）、主動進化（active evolution）、永生論（immortalism）**三方面內容。

“形態自由”理念要求打破自然與人工，生命與非生命之間的傳統界限。超人類主義者認為人類的存在形式不應只侷限於碳基身體的構成，應該由碳基向硅基轉變，20世紀以硅為主要半導體材料的計算機技術以及其後的人工智能、網絡技術都使“硅基生命”的發展成為可能，包括人造皮膚、機械假肢、電子芯片的嵌入等。樂觀派通常從約翰·洛克關於個人自由的平等主義觀念來理解形態自由，即“我們可以自由地成為我們想成為的人”。人類可以打破生命組成的固有形式，按照個人自由意願成為各種形態的人並享有同樣的權利，各種形態的生命形式都應被社會接受。“主動進化”的觀點認為人類進化處於一個未完成的狀態，爭取主動進化可以帶來更多價值。超人類主義者把進化過程中的風險看成拓展人類能力的一種機遇，對這種機遇的把握可以使人類進化為更高級的生命形式。英國的馬克斯·莫爾認為：“那些最能明顯區分人類與其他自然生物的品質的無限投射，作為一種自身價值是值得去追求的——即使這意味着在這個過程中徹底改變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環境。”約翰·哈里斯認為當代人類增強技術會帶來一場新的以技術干預為手段的人類自身進化——增強進化（enhancement evolution）。**它並不像達爾文進化論那樣以自然選擇為基礎，而是以刻意選擇（deliberate selection）為基礎，即通過人類增強技術定製、編輯、構建更健康、更幸福的人類羣體。**樂觀派堅信這種刻意選擇的人（當然不是所有人）可以擁有某種突出能力，比如超級聰明的頭腦、極具控制力的情感等，多項能力的疊加會產生精英羣體。所謂“永生論”，簡言之就是使人類的生命無限延長甚至永生。富勒對“永生論”的理解更多關注的不是“生”，而是從反向對“死”進行多角度探析，主要從自殺和數字來世（digital afterlife）角度來分析死亡。自殺給了自由命運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可以選擇自己的死亡。而依靠數字來世，可以上傳我們的思想到數字世界，這樣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在富勒看來，死亡只是重生或復活過程中的一個時刻，在死亡之後生命會重新啓動，可以從整個身體或僅僅從一個人的記憶來重生。英國生物學家奧布里·德格雷甚至提出通過人類增強技術來實現對“智人”無限延長壽命的設想。而雷·庫茲韋爾則描繪了“智人”的意識可以從碳基平台轉移到一台超級計算機上的假設。基於以上理念，樂觀派的終極目標是突破自然有限性，增強我們出生時的身體，強調人類是有能力無限超越所有其他物種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自然狀態只是實現這一使命的障礙，人類終將變為2.0模式的“超人類”。在他們看來，人是目的，自由和平等是人的基本權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規劃未來，利用技術逐步改造人類的遺傳物質與精神世界，最終變人類的自然進化為完全的人工進化。人類增強技術會將自然進化推至新的頂峯，彌補甚至消融人的生物能力帶來的先天不公平問題。以富勒為代表的樂觀派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開放性，他們更多地看見了人類增強技術帶給人類的價值，並且認為在個人自由選擇的基礎上，每個人都有權利把自己變成“超人”，在這方面無需設置任何限制。

面對樂觀派烏托邦式的“超人類”設想，生物保守主義悲觀派表現出了不安和排斥。他們想要一個按照保守規範建造的生物科學，他們的工作就是為生物研究和生物技術的應用劃定界限，以控制或防止科學技術的破壞性。**悲觀派強烈反對人類基因的修飾和對認知的改變。他們的主要理由在於這些研究和應用會破壞人類社會的團結，導致人的異化，違背對生命內在價值的共同信仰，擔心科學技術的過度應用會帶來人的非人化。**美國學者亞當·布瑞格評價生物保守主義的特徵是：“喜歡熟悉的而不是未知的，嘗試過的而不是未經嘗試過的，事實的而不是神秘的，實際的而不是可能的，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近的而不是遠的，充足的而不是過剩的，方便的而不是完美的，現在的笑聲而不是烏托邦的極樂。”生物保守主義更願意規避風險，不建議冒險發展某些還不成熟的人類增強技術，提倡應該接受人類的既定性和有限性。超人類主義者所倡導的“主動進化”在生物保守主義者看來是狂妄自大扮演上帝的角色，缺乏對自然所給予的恩賜的感激之情。艾倫·布坎南提出，人體本身是一個龐大、複雜又神秘的整體，人類進化的自然方式有着不可複製的神聖性，人體本身又有很優化的自我調節和自我平衡能力，人工干預的替代可以説多此一舉。儘管目前人類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但總體狀況良好，僅僅為了達到一個更加完全的狀態而冒巨大風險，在生物醫學層面追求盡善盡美，是被慾望衝昏了頭腦。

弗朗西斯·福山在《人的終結：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中也將超人類主義這一思想稱之為是狂妄的、傲慢的和過分的，並詳細闡述了生物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嚴重後果。邁克爾·桑德爾更是從謙卑、無辜和互助價值觀等方面激烈批判超人類主義理論，以此反對類似“設計嬰兒”的“主動進化”。對抗死亡和衰老的計劃也激起了很多生物保守主義者的反對。他們認為人生的意義常常來自對生命有限性的感知和對無法逃避的死亡的畏懼，它們促使我們懂得珍惜、創造文明、卓越進取，從而實現個人價值而使生命變得更有意義。而無限期地活着意味着什麼？一個與死亡無關的人生意味着什麼？實際上死亡也是有價值的，生命的有限性可以創造出更多生命的價值。此外，追求永生還面臨很多現實社會問題，如人口過剩、養老金政策、後代延續等一系列紛爭。生物保守主義堅守生命的內在價值，強調人的主體性地位，主要關注人類增強技術可能會帶來的倫理問題和社會風險。按照生物保守主義的意見，人類增強技術應該被否定,人們應該固守現狀。即使由於某些外在環境因素使人的生存達不到正常狀態，也不能輕易冒險。

樂觀的超人類主義和悲觀的生物保守主義各執己見，兩者都很極端。樂觀派以人類增強技術的合理應用為基礎，孤立地看待人類增強技術帶來的益處，進而主張可以無節制地發展人類增強技術；悲觀派則抓住了增強技術不合理應用所帶來的倫理問題，進而主張儘可能阻止發展人類增強技術。因此，理性的選擇是在兩者之間尋求一種恰當的平衡，確保人類增強技術的發展既不會走向技術決定論，使人受制於技術，成為馬爾庫塞所説的“單向度的人”；又要避免對技術的過度批判，忽略技術給人類帶來的種種福利，陷入極端的人本主義。

有關“超人類”的樂觀派與悲觀派之爭隱含着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兩者對“人類”概念本身的理解其實並不完全相同。超人類主義者並不認為人類增強技術造成的生命機體和技術人工物的嵌合體是“非人類”的，他們認為經過適當處理的技術人工物可以合理合法地成為人類自身的一部分。而生物保守主義者主張只有自然生成的人體才屬於人類，因而生命機體和技術人工物的嵌合體當然就是“非人類”的。**這裏的關鍵就在於如何定義“人類”。**這就引出了觀察人類增強技術倫理問題的機體哲學視角，因為機體哲學對人類本質的理解有着更為開闊的視域，能夠對有關“超人類”的樂觀派與悲觀派之爭給出新的解讀。

從機體哲學看人類的本質和發展前景

機體哲學是從哲學角度思考機體性質、結構和演變規律的學科領域，在古代中國和西方都有不同學派，其共同特徵在於從不同角度將整個世界以及其中的各種事物都視為有機整體。近代西方機械論世界觀興起併成為主流之後，仍有萊布尼茨、柏格森、懷特海、漢斯·尤納斯等近現代哲學家延續機體哲學研究傳統。中國現代哲學家方東美、張申府等將懷特海等人的思想觀點與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相結合，探討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生命哲學問題；而後，金吾倫、李志超、朱葆偉等學者探討了“生成論”“機發論”“機體模型”等方面問題，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中國傳統的“生機”範疇為理論起點的機體哲學研究，能夠為理解機體的本質特徵、基本類型和演變規律提供一些富有啓發性的觀點，發現有關“超人類”的樂觀派與悲觀派各自的思想癥結，更深入理解人類的本質和發展前景。

按照以“生機”為理論起點的機體哲學的理解，是否具有“生機”是區別機體與非機體的根本標準。所謂“生機”（相當於英文的“vitality”），在漢語中是“生”（萌生、生長、生活）與“機”（機遇、機緣、機制）的結合，顯現了一種“以很小投入獲得顯著收益的生長壯大態勢”。**人類通過實踐活動將自身作為生命機體的生機賦予人工物應用系統、社會組織和人的精神活動體系，相應地出現了人工機體（如工具、機器、生活器物構成的應用系統）、社會機體（如各種社會組織、羣體、機構）和精神機體（如人們的觀念、心理和人格構成的有機體系）。**後三類機體同樣有各自的生機，即人們通常所説的人工物使用價值、社會組織活力和精神活動能力。人類區別於其他動物的本質特徵在於能使用工具勞動、具有社會性和自覺意識，這恰好對應於人工機體、社會機體、精神機體的分類。很多哲學家也有過類似提法，如斯賓塞和馬克思都明確使用過“社會機體”概念，黑格爾對“精神機體”有過明確論述，而卡普的“器官投影説”、斯蒂格勒的“無機物的有機化”等觀點都從不同角度揭示了人工機體的特性。人類的本質實際上是生命機體、人工機體、社會機體和精神機體的耦合。如果僅從生命機體角度看人類，體現不出人類能使用工具勞動、具有社會性和自覺的意識的本質特徵。當然，人工機體、社會機體、精神機體的構成都包含某些“物”的成分（如工具、機器、辦公場所、書籍和語音資料），但它們是人類社會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應該包含在人類的範疇之中。任何個人都具有不同的生命機體、社會機體、精神機體特徵以及對人工機體的不同依賴關係，各種類型機體的不同耦合方式也決定了不同社會組織和個人的個性。

從機體哲學角度看，人類增強技術使用的醫療設備、電子芯片或藥物都屬於人工機體。人工機體的設計、製作和使用環節都滲透着人類的目的、意向性和價值標準，不僅其自身具有使用壽命、功能進化、更新換代等有機特徵，而且會直接影響其他各類機體的生機。為此，在探討人類增強技術的合理性時，應該將其放置在各類型機體相互耦合的整體背景下考量其對個人和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利弊。當人類的生命機體越來越多地嵌入技術人工物之後，如果這一進程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的生命機體、人工機體、社會機體、精神機體的耦合關係，而且強化了這種耦合關係的整體生機和活力，那隻能説是使人類發展進入了更高級階段，但這並不意味着出現了“超人類”或者“後人類”。可是如果人類增強技術的應用破壞了各種類型機體之間的和諧，帶來畸形發展和人類生存方式的異化，在這種意義上或許可以説出現了“超人類”，但這種情形對人類社會將是十分不利的。

超人類主義者主張通過人類增強技術改善人類的天然能力，以應對外部自然環境的變化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在這個意義上人類增強技術具有合理性。**人工機體之所以能夠嵌入人的生命機體，是因為人工機體的結構和功能是根據人的需求設計出來的，很多是對人類的結構和功能的模仿、替代和強化。**固守生命機體天然的協調與共生的形態，並不是對人類社會最優的選擇。人類出現以來，在生命機體方面的改變並不明顯，考古發現的古人類生理結構與現代人沒有明顯差別。但人類社會在人工機體、社會機體、精神機體方面卻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還在不斷進步，這裏的主要動力來自對人工機體利用程度日益深化和範圍的日益擴大。換言之，人工機體的技術創新推動了生產和經濟水平的提高，進而改變了社會機體層面的生產關係和精神機體層面的上層建築。在這個意義上，富勒主張的“主動進化”有一定道理。實際上，以前人的生命機體中也有人工機體成分，如吃藥、用護膚品、戴假牙、用義肢，只不過現代以來更為明顯，出現了人工心臟瓣膜、人工晶體、心血管支架等。即使將來人體中相當多的器官可以用人工機體代替，只要作為精神機體載體的大腦思維繫統（特別是其整體的、直覺的、創造性的功能，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是用“心”思考的功能）沒有完全被人工機體取代，還有社會屬性和自主意識活動，那就仍然沒有改變人類的本質特徵，還應該看作是一個“人”，因為他還有“心”。2017年患有肌萎縮側索硬化症（ALS，俗稱“漸凍症”）的彼得·斯科特－摩根在被醫生告知僅能活一年後，選擇徹底放棄部分肉體功能，用智能機器來代替，於是世界上第一個半肉體半機械的生化電子人“彼得2.0”誕生了，併成功將壽命延長了5年。“彼得2.0”之所以會成為可能，是因為人工機體的嵌入帶來了生命機體整體上能力的提高，進而帶來了自信心的增強、精神上的愉悦和社會關係的良好發展。“彼得2.0”仍然符合人類的本質特徵，並未因能力無限擴展而形成“超人類”。

彼得2.0:世界上第一個生化電子人

然而人工機體的利用或者説技術的發展不應該是無節制的。如果人類增強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對人類的生命機體的傷害、對社會機體的破壞、對精神機體的消解，最終使人之為人的本質屬性不復存在，那麼這種發展必須被制止。超人類主義主張的“形態自由”，並不只是個人對自身存在形態的自由選擇，還涉及這種選擇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以碳基和硅基不同比例組成生命機體的人在社會權利上是否平等）和精神生活（形態自由是否會影響自我意識、人格尊嚴和自主性）的影響。超人類主義主張的“主動進化”也必須考慮人類增強技術應用中的風險，以及對社會公平正義秩序的衝擊。如果一些人憑藉經濟和權力優勢充分利用人類增強技術，造就具有極端利己主義傾向的“精英羣體”，加大貧富差距和社會階層固化，那麼這種應用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至於“永生論”，看起來只是古老的“長生不老”願望的現代版，其忽視了各類機體本身的演化規律。“永生”狀態如何保持各類機體的生機與活力？缺乏各類機體更新換代的機制如何保證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如果當下活着的人都實現永生，如何與今後出生的人打交道？如果人們利用人類增強技術使自己永遠年輕，那麼將來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景：經由他人介紹來相親的兩個看起來都很年輕的男士和女士見面相互介紹，結果發現一個剛剛20多歲，而另一個已經活了280歲，事情會如何收場？要判別超人類主義的合理之處和烏托邦色彩，從機體哲學出發是一個適合的視角。超人類主義秉承自由主義理念，主張人類增強技術不受限制地應用，從個人自由發展的角度看是理所應當的，但從各類機體相互耦合、相互制約的角度看是過於冒險、不切實際的。超人類主義並未意識到機體局部的過度增強會在多大程度上破壞各類機體內部和外部的協調與共生。

從機體哲學角度看，生物保守主義對人類增強技術的態度也存在合理成分與極端傾向兩個方面。生物保守主義者重視人類自然進化的價值，強調對生命的敬畏和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這裏藴含着對自然狀態下各類機體之間和諧共生關係的肯定。如果人類增強技術不受限制地發展破壞了這種關係，顯然會帶來風險和危害。生物保守主義還提醒人們關注人類增強技術在不夠成熟時貿然應用帶來的巨大風險和不可逆後果。以生殖細胞基因增強為例，對生殖細胞的干預主要表達了家長主義（paternalism）對基因改良和優化的美好願望，試圖通過基因干預技術“設計嬰兒”，使自己的孩子生下來更加聰明美麗，塑造出“超級後代”。然而，以某一基因的剪輯或插入為手段，企圖從分子層面達到生命機體能力的全面提高，很可能帶來“顧此失彼”的局面。在某些情況下，基因增強機制可能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DNA缺失或複製，或者導致與非靶點的DNA錯配，產生“脱靶效應”；也可能只是編輯了胚胎中一部分細胞，而另一些未經編輯的細胞並不會獲得編輯的所有潛在好處，甚至產生更加不良的效果；對某一基因的“修剪”可能無意中干擾或改變其他基因，引起基因突變，這種突變可能意味着有成千上萬的後代細胞都將自動獲得新的遺傳性狀，對生殖細胞錯誤的編輯所帶來的不良生物特徵或是新的疾病的產生會代代相傳，併產生不可逆後果。對後代甚至是世代“生命機體”健康和安全的威脅還會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包括可能會破壞基因庫的多樣性，破壞個體的獨特性，改變人的價值和人性，蔑視後代的自主權，加大能力差距，引發社會不公平。社會將分化為堅持自然生殖不願進行基因優化的“自然階層”和進行基因人工編輯的“基因階層”，“優化基因”將成為區分社會階層的界限，甚至可能形成“新基因社羣主義”。基因增強技術如果不考慮到各機體內部之間的有機聯繫，以及在各機體相互作用下的自然演化，這種情況下出現的“超人類”會導致人類生存方式的異化，進而帶來社會機體的混亂和精神機體的失調。

**生物保守主義的極端傾向源於並未充分意識到人類並不只是以生命機體形式存在，人類社會的人工機體、社會機體和精神機體都在不斷變動和發展之中，而生物保守主義的偏執可能帶來各類機體關係失衡，造成新的危機。**實際上，人類增強技術的合理應用可以帶來個體生理狀況的改善、社會實踐能力的提高和人類精神狀態的改變，從而促進人類社會發展。特別是對於一些需要在高強度條件下工作的人員，如醫生、消防員、飛行員等，人類增強技術的合理使用可以使他們的安全得到保障，提高其清醒度和工作表現，排除情緒干擾，促進個體在團隊中的合作和協調能力。對人類增強技術的合理應用還能有助於改善人類心理狀態，有助於個人同情心、正義感、責任感等良好道德品質的增強，改善社會整體道德水平，如服用普萘洛爾（Propranolol）可以減少對人的偏見，增強同情心，促進人際關係和諧；後葉催產素（Oxytocin）水平的高低可以影響合作雙方合作意向和信任的程度；血清素（Serotonin）可以調節人們面對道德困境時的道德決策，能讓人擁有更多的公平意識和更願意與他人合作。這對於各類機體的和諧發展也是有好處的。

從機體哲學看發展人類增強技術的合理途徑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超人類主義只關注機體局部增強利益的態度和生物保守主義只維繫各類機體天然的協調共生的態度，顯然都是不可取的。那麼，如何保證人類增強技術的應用能夠合理增強人類的能力，使人類發展到更高級階段，同時又不至於由於“超人類”的出現而造成人類自身的終結呢？運用中國文化背景的機體哲學的機體分析方法，可以開啓解決這方面問題的新思路，幫助我們找到合適的應對策略。

機體分析方法以機體的結構和功能為對象，針對機體發展中的各種現實問題進行理論分析，注重各類機體內部和外部、整體與局部之間的有機聯繫，包括對機體的網絡分析、情境分析、狀態分析和趨勢分析。有關人類增強技術風險問題的機體分析需要將不同利益相關者放置到人類增強技術發展的各個環節之中，確保人類增強技術的研發、設計、生產、產品使用反饋等各技術單元之間相互聯結，相互制約，共同構成一個健康有序的有機整體，使各利益相關者在其所在的技術單元中實施良好把控，促進合作關係。正如哈貝馬斯所説：“行為者通過行為語境尋求溝通，以便在相互諒解的基礎上把他們的計劃和行為協調起來。”由此可以明確人類增強技術實踐的倫理界限和利益相關者各自的社會責任，從而促進人類增強技術的健康發展。下面具體分析三個主要問題。

**其一，對於目前尚處在設計和研發階段的人類增強技術，應該如何保證其安全可靠？解決問題的關鍵是運用機體分析方法開展充分的預測和評估。**有關人類增強技術的很多設想展現出誘人前景，激發很多人的美好想象，這是有關“超人類”的樂觀派的思想根基。在設計和研發階段，人們往往關注人類增強技術帶來的可以預見的直接利益，如具有優良生理特徵的基因組合、超凡的智力和體能、強大的心理素質等，但往往忽略與之相關的隱性因素、潛在風險和長遠影響。機體分析中的網絡分析和情境方法注重從當下的顯性利益因素入手，對人類增強技術可能面臨的潛在風險和未來情境進行預測和評估，有助於保證其未來的安全可靠。這種預測和評估還需要把重點從對風險的規避拓展到對創新的關注，因為創新活動是人類增強技術發展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同時也是最有可能對各類機體產生不確定影響的因素。如果在設計和研發階段預測到可能存在隱患和巨大風險，就應該及時叫停，避免產生不可逆的負面影響。

**其二，對於已經處在使用階段，其合理性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尚不明晰的人類增強技術，如何保證其健康發展？解決問題的關鍵是開展及時的監測和反思。**現在很多人類增強技術已經投入使用，有些已初見成效，但後果尚未充分顯現。比如長期服用某些認知增強藥物、使用可穿戴感知增強設備、接受基因增強手術，將來是否會產生副作用？短時間內還不得而知。這就容易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即一項技術的社會後果不能在技術生命的早期被預料到，而當不希望的後果被發現時，技術往往已經成為整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彼時對其進行控制將十分困難。

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用人類增強技術使自己逐漸成為“超人”，是否意味着“超人類”已經逐漸向人類走來？這是值得警醒的。運用機體分析中的狀態分析和趨勢分析方法，關注各類機體相互作用時的一些重要狀態和趨勢指標，如機能、時效、自調節能力、創新能力、發展的必然性、反饋迴路等，及時進行監測，會有助於人類增強技術的健康發展。在反思過程中需要採用跨學科合作與訓練的方式，將不同領域專業人員的知識進行整合、交換與累積，擴寬各自視域，在對象事物信息並不完全和問題並不明晰的情況下，儘可能在宏觀層面對事物的發展趨勢進行評估，在微觀層面進一步洞察各機體之間細微而又難以明確的聯繫，以達到從整體上反思人類增強技術的效果。

**其三，對於已經顯現某種危險徵兆和負面效應的人類增強技術，如何促使其步入正軌？解決問題的關鍵是開展有效的規約和嚴格的限制。**現在一些產生明顯危險徵兆和負面效應的人類增強技術已經受到法律限制，如吸食毒品、運動員服用興奮劑、生殖系基因編輯等，但還有一些人類增強技術活動是否應該查禁尚存爭議。對人類增強技術的社會治理，不僅要落實到制度層面，還要體現在觀念層面，使所有利益相關者參與對人類增強技術社會影響的監測過程。利益相關者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訴求，在人類增強技術的各個環節充分發揮自己的職能，履行相應責任。通過對人類增強技術進行機體哲學視角的評估與管理，將多方意見與反饋進行整合，建立相應的動態調整機制，有利於人類增強技術發展成為一種健康、合理、可持續發展的技術。

通過運用機體分析方法，可以建立關於人類增強技術發展的動態調整模型，確保各類機體內部與外部以及各種機體之間的和諧穩定關係，形成一種具有前瞻性、包容性的整體治理途徑。這樣可以更加明確人類增強技術發展中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使人類增強技術的發展不斷趨於完善。歐盟有關人類增強技術所帶來社會影響的評估報告，就明確將人類增強技術分為：**（1）積極方面，提高人類的能力、增進人類健康和幸福、壽命和預期壽命延長、提高個人能力和發明能力等；（2）積極的和消極的並存的方面，改變人類的能力，影響人類心理，增加技術的依賴，改變人們對“人”的看法，改變個人狀態和人際關係，改變殘疾人的選擇和文化的自由等；（3）消極的方面，危害人類健康，引起被增強者和未增強者之間的怨恨，造成社會不平等，減少/傷害人類的自由，增加人們之間的競爭、加深對不發達國家的排斥等。**通過反饋建立的動態調整模型，有利於析出人類增強技術的積極方面，避免消極影響，便於調控其發展狀態和趨勢。當某種“超人類”的出現破壞了各類機體的和諧關係，帶來人類生存方式異化的時候，受到影響的不只是個體，甚至是整個人類的命運。人類現在就應該未雨綢繆，準備好面對由於人類增強技術的迅速發展可能帶來的“超人類”思潮和行為，做出科學、合理、精準、有效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