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人類增強技術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共性分析及對立性消解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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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新興“人類增強技術”(HET)使人類的身體、認知、道德、情感等方面的能力得到根本性“增強”,但其引發的“技術—人文”紛爭卻從未停止過。HET拓展了人類多方面的能力,然而這種拓展的邊界卻往往是不清晰的,以至於欲求規避此類技術所隱含的人文隱憂存在一定難度。如何重新在“人—技術”的相互定義和相互建構的“後人類”觀點中描繪正在發生的HET引發的人類未來新圖景?如何“負責任”地創新與使用新興人類增強技術?人文社科學者理應更多地參與針對此類新興科技的“規範性”討論。本組專題的選擇以此為導向,王前和唐躍洺運用“機體分析”方法重新審視了超人類主義和生物保守主義,進而呼籲注重HET的動態調整;易顯飛和劉壯通過揭示“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所具有的三方面共性,而主張HET最終應面向“現實的人”;余天放提出應面向不同的規範性系統,對HET進行多元化的評價。
新興人類增強技術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
——共性分析及對立性消解
易顯飛|湖南師範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劉壯|湖南涉外經濟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助教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23年第11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問題的提出
隨着“NBRIC會聚技術”時代的到來,人類增強自身的能力得到根本性提升,出現了與傳統增強技術迥異的當代新興人類增強技術(HET)。當代新興人類增強技術大致可以劃分為醫藥技術型、基因工程型、納米技術型、信息技術型、植入技術型、複合控制型等六大類型。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裏所指的新興增強技術與當前學界關注的人工智能技術是有區別的,儘管兩者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人工智能與人類增強都是以技術功能作為技術分類標準,其內涵包括了相關技術的實際功能或預期效果。其中,人工智能是研究、開發用於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的理論、方法、技術及應用系統的一門新的技術科學,而人類增強則主要是以會聚技術為基礎,通過技術手段使人類增強自身,在諸如形體、機能、認知、情感、道德等方面實現根本性提升。人工智能需要哲學和認知科學、數學、神經生理學、心理學、計算機科學、信息論、控制論等學科的參與,但其主要的實體性技術是信息技術與計算機科學;而新興人類增強是由納米技術、生物醫學技術、信息技術、認知科學等新興科學技術協同組合、交叉融合發展的新的技術範式,即“NBRIC會聚技術”範式。
**新興人類增強技術通過醫療藥物、腦機接口、基因編輯、納米增強、人機結合等方式,直接與人合為一體,屬於內部性技術。它打破了無機體與有機體、生命與非生命的界限,使人與技術進入“渾然一體”的新狀態。**隨着增強技術的發展,不僅人的自然屬性隨之增強,社會屬性,如道德、情感、認知等,也在增強技術的推動下發生改變。這實質上是對人的“粗暴入侵”,帶來了諸多新的可能的風險,如人的自然潛力的消除導致人淪為技術附庸,從而對人的自主性構成直接威脅;增強技術的不成熟及由此導致的不確定性引發人們對此類技術安全性問題的擔憂;增強技術體系中認知增強的有效性與合理性難以統一,致使人的認知能力與水平出現另外一種形式的退化;增強技術體系中情感增強削減了情感的主觀性,導致情感物化,造成人的情感體驗真實性缺失,情感方面的個人同一性遭到挑戰;增強技術體系中道德增強引發了系列倫理難題,它放大了道德的客觀性而否定了道德的主觀性,對所謂的道德進步是否有意義存在爭議;等等。
自新興人類增強技術出現以來,技術激進主義派與技術保守主義派、增強派與反增強派的論爭從未停歇。其中,激進主義派以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賽沃萊思庫(Julian Savulescu)、佩爾森(Ingmar Persson)、卡特(Sarah Carter)等人為代表;保守主義派則以哈里斯(John Harris)、芬頓(Elizabeth Fenton)、阿加(Nicholas Agar)、坦尼森(Michael N.Tennison)、馬塞洛(Araujo Marcelo)等人為代表。增強技術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論爭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人是否應當選擇技術改造下的進化模式?**保守主義者認為人的一切自然屬性都是神聖的,“自然”意味着“秩序”。增強技術對人體的侵入不僅破壞了自然的恩賜,還使人喪失了作為人的本性與尊嚴,導致人格的異變,致使人整體上的優越性喪失。激進主義者則聲稱“自然的”並非“最佳的”,增強技術為人追求完美提供通路,認為通過拒絕增強技術來維護人的自然屬性抑制了人的發展潛力,增強技術使人變得更好,塑造了更高尚的人性和更真切的尊嚴。這是因為,人的特性處於一個流變的狀態,增強技術可以塑造及提升其好的一面,調控及抑制其壞的一面。

**二是就增強技術作用的結果來看,人的認知、情感、道德等系列屬性在增強技術的干預下究竟是獲得“增幅”還是“增負”?**激進主義者普遍持有增強技術能夠提升人的認知(如增強專注力與創造力)、塑造更好的道德(如道德增強使人“改邪歸正”)、改善消極的情緒(如服用藥物以“忘憂”、消除情感創傷)的觀點。而保守主義者則強調增強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如認知增強技術可能會使增強者出現認知障礙,道德增強、情感增強也會使人的道德與情感變得技術化、工具化,一方面可能造成人的道德和情感整體的趨同,另一方面還背離了道德和情感產生機制的連貫性、真實性標準。
**三是在使用層面,增強技術將對社會提供何種價值導向?**激進主義者一致贊同增強技術有利於實現羣體的自主性(如篩選更優質的基因,使後代未來的選擇更自主)、達到社會的公正(如通過增強彌補人與人之間的天賦差距、智力差距)、保障生命的健康與安全(如使人的身體更加強壯、體質更加健康)等。對此,保守主義者則持懷疑與否定態度。在自主權問題上,保守主義者認為增強技術並不會實現自主,因為這種基因層面的提前干預本身就是對後代自主權的一種干涉。在社會公正層面,保守主義者更傾向於“使用增強技術不會消除不公正甚至會擴大社會不公正”的論調(如形成增強者與未增強者之間的不公正)。在健康與安全問題上,保守主義者更倡導生物醫藥技術的治療作用,強調治療“大於”增強。
綜上可見,雙方論爭角度呈現多樣性特徵,且各自在自身的理論框架下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相關論爭的不斷擴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其理論主張的各執一詞,論爭聚焦人的形而上學問題、人的社會屬性問題及技術使用的社會向度問題等**方面,且從未在結果上尋求一種可能性的共域。換言之,當前增強技術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關係依舊滯留於一種“A∩B=?”的“空集”狀態下,而事實上,二者的“非空集”是存在的。**本文嘗試從不同方面考察其間存在的“交集”,以及由“交集”導向的“補集”,進而在對立和真空中塑造“緩衝區”與“調和域”。
“增強”論爭中的共性問題
隨着新興人類增強技術中激進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的論爭日益激烈,可以從中發現二者並非絕對對立,反而存在一定的共性。這種共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都對增強抱有一定的幻想;二是均在論爭中反映了人的主體性迷失;三是對各自的命題前提皆存懸置。
(一)增強的幻想
對於增強技術的討論,對立雙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懷有對增強的幻想。激進主義者意圖通過增強技術解決一切問題,狹義上是通過增強技術“重置”人的生老病死;廣義上就是希冀以增強技術來消弭社會性問題。激進主義者所聲稱的增強技術克服人生來的“脆弱性”而鑄就“完美人”的論題已屢見不鮮,從他們的意識形態中可以發現,他們對增強技術抱有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問題在於,增強技術並非完美無缺,這是根植於技術本身的內在侷限性使然,即使訴諸技術的迭代更新與長遠進化,也不足以彌合這種固有的技術本性的缺失,這與矛盾論的觀點有內在契合。任何技術的發展階段都會伴生符合該階段的矛盾,而試圖以增強技術的迭代進化來實現技術最終結果的淨化是不現實的。所謂的以增強塑造完美本身只是一種幻想,“完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增強派所構想的“烏托邦”。即使增強技術顯示出顯著的作用,但通過上述論證分析,技術本體論上的不完美和結果論的不完美都是成立的。有意思的是,駁倒“完美”有時顯得不那麼重要,而推翻它似乎也不具有必要性,因為增強實現完美的幻想並不需要完美的技術,對此,保守主義者也難以獨善其身。
相較於增強技術的激進派,保守派同樣對增強抱有一些幻想。這在一定程度上説明了二者的共域,區別僅在於增強的閾值。因此,從**根本上來説,保守派並非拒斥一切增強技術,即使他們在自己的論域中認為增強技術會破壞某些人文價值。這也就為保守派接納某種增強技術保留了可能,也就是説,某些對人的生命價值有維護作用的增強技術和產品並不在保守主義所抵制的範圍內。**比如,愛的凋零和婚姻關係的破裂會對相關者產生消極影響,因此在生物學上以某種方式來維持愛的依戀關係和促進夫妻關係是有價值的,很難看到保守派反對這類情感類增強技術或製品,而加強婚姻的穩定性也正是許多保守派的核心目標之一。所以,這種形式的增強被認為是對人生命價值的鞏固與增益,因而被保守派視作一種有價值的增強,它是符合人性的。這進一步體現出保守派面對增強的幻想。既然保守派出於對某些增強技術的恐懼以及增強技術帶來的消極後果而擔心人的生命價值被消解,那麼利用愛情增強藥物就不會消解這種價值嗎?退而言之,即使愛情增強藥物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進夫妻關係,是否能夠確保藥物沒有任何副作用而不會導致愛情變異呢?這一點無法確定,因為最顯著的就是任何藥物都有其毒副作用,它會在“內環境”中發揮作用。當然,也不能説保守派意識不到這一點,只是在維護生命價值的論域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保守派也有激進的一面,即不顧一切尋求自身認同的增強所描繪出的幻想,無論有多大風險,都能夠使人在有意無意間淡然處之,從而彰顯其美好的特性。
(二)人的主體性迷失
增強技術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共性也體現在對人的主體性的否定上,而這種否定實質上是一種本我的迷失。激進主義者直觀地表達了他們對增強技術的極度推崇,同樣也反映出其觀念中過度誇張的技術理性。技術在激進派的語境下具有了某種獨立的意志,其可以齊平人類或是超越人類。人類自有的能力水平及其緩慢的傳統增益模式無法與新興增強技術帶來的強大能效相提並論。可以説,與其訴諸人自身,不如把一切訴諸增強技術所帶來的提升有效。“從本質而言,人類增強是基於技術決定論的‘增強進化’。”於是,激進主義者便將增強技術抬至一個至高的層面,再借以實現對人及其主體性的否定。馬克思曾對商品拜物教展開了批判,揭示出人對商品的非理性崇拜,似乎商品無所不能並具有某種神秘性,這種神秘性恰恰是對人與人關係的掩蓋造成的。激進主義者對增強技術的推崇如同“拜物”的當代變式,只是由對物的崇拜轉向對增強技術的崇拜。這又類似於尼采批判斯多葛主義,將人的某些欲求或意志賦予自然,從而使自然具有普遍性和神聖性,使自然具備了法則和意志,人們就此依照此般人造的自然意志行事。具體來説,便是賦予增強技術一個完美的稱號,將隱匿的技術理性賦予增強技術,**一則實現對增強技術的擴大化認同,二則使技術理性完成向周圍的輻射,即使這種輻射的結果並非目的導向所旨。**顯然,增強技術對人本地位的逾越意味着對人的主體性的否定,當技術理性及其邏輯支配着人的思維時,人的主體性便迎來了“退幕”,而人的所有主體能力也同樣受到技術邏輯的統攝併為其增強的完美願景服務。換言之,人與技術在人的主體性基礎上獲得統一,而在激進主義這裏,這種統一顛倒了,人與技術的統一性轉換成了在技術理性基礎上技術與人的統一,技術(理性)居於人之上,人的主體性讓渡於增強技術(理性)。
從增強技術的保守派那裏似乎很難看到他們對人的主體性的否定,諸如他們主張保護人性、天賦、尊嚴、人格、內在價值等。可事實並非如此,其論述反映的觀念裏面隱藏着對人的主體性的否定。這裏特別需要提到“技術恐懼”,增強技術的保守派恐懼增強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風險,這類風險具有時空跨度大、預測難、隱蔽性強、後果嚴重等特徵。然而,他們忽略的一個問題是,任何現代技術都有相應的風險,不管是技術層面,還是技術引發的負效應層面。社會發展至今,技術不斷向前演進,人類都是在“人—技術—社會”同向發展的環境中來解決技術及其引發的問題,人類從來沒有因為對技術風險的懼怕而拒絕技術或是不作任何直面風險的努力。增強技術雖然在保守主義的論域中被認為會危及人的根本,但並不是所有增強技術都會如此,他們所反對的增強後果也並非必然導致一種臆想上的不可控,或者説,是一種消極的觀念在纏繞着他們。人們對此無所作為以及無力作為。故此而言,保守主義背後反映的邏輯其實在某種程度上輻射出一種技術悲觀主義論調,即人在增強技術面前是無力的,這實則是否定了人的主體性。相較於激進主義,保守主義是通過否定人的主體能力來否定人的主體性,而這顯示出更加嚴重的危機,即在根本上否定了人,也就是説,既然反映主體性的主體能力都被否定,那麼關乎人的主體性則更加無從談起。再以技術保守派認同的增強夫妻關係的愛情藥物為例,藥物可以促進愛情和夫妻關係長期穩定,這是他們支持的。技術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人也就不能夠被視作“被改造物”而對待,這同樣是保守派認可的。這裏要説的是,夫妻關係反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既然他們珍視,那麼有理由推斷他們更傾向於依靠雙方的共同調節來維持關係穩定而不是意圖通過增強技術,因為這具備實踐層面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即使受到許多現實因素的影響,如經濟、道德等,在此不贅述),這就進一步證明了保守派對諸如人調節人與人情感關係所具備的能力的否定,換言之,在根本上不相信人所具備的主體能力。基於上述分析可知,保守主義一方面不願直面任何技術風險,另一方面又訴諸技術去解決某些價值方面的問題,卻不願意承認人有能力去解決這部分問題,這實則是從根本上否定了人。
**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對人的主體性否定的基點,同樣是現實人類生存生活的基點。**尼采對此早有深思:“而且當我看到我的魔鬼時,我感到它是嚴肅的、徹底的、深刻的、莊重的。此乃重力的精神——萬物都因之下落。”不考慮尼采對其他形而上學家的批判,就尼采的“重力精神”而言,核心是説人們通過理性尋求對未知神秘事物進行把控,從而使之下沉並帶來一種確定性,諸如安逸、舒適、安全感等。從人類誕生以來,趨利避害求存等生物本能就深嵌人身,安定安全是人類追求的目標,體現出了人類對確定性的尋求。否定人的主體性或者所謂“主體性迷失”也恰恰是在尋求確定性的過程當中發生的,同樣,主體性的迸發也遵從此理。這便可以理解,激進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對增強技術發展的論爭實則是出於對確定性的尋求。結合來看,對立雙方否定主體性的方式在人類發展的歷史維度上也並無本質差異,一方是增強崇拜,成為增強的“狂熱者”,他們服從“技術→人→技術”的邏輯,即技術使人進化,人的目標服務於技術目標;另一方是接受既定,既定意味着舒適安定,成為增強的“低迷者”,主張“善”的技術可以為人所接受併為人服務,對於“惡”的技術則要限制和拒絕,將其從人類世界剝離。
(三)前提的懸置
增強技術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另一個共性問題就是在論爭的前提上缺乏澄清,這使得雙方在各自的界域爭論不休。這裏將主要討論其存在的前提性問題,囿於論爭問題的多元性,這裏僅以他們關於基因增強的論題作為切入點展開分析。阿加爾(Nicholas Agar)認為,基因增強能夠改善那些先天遺傳不好的羣體的條件而促進公平。福山(Francis Fukuyama)則認為,基因增強會打破先天自然的代際公平性。從激進主義者的主張看,這個問題其實可以轉換為:基因增強技術可以消除人的生物能力層面的先天不公平。其否定性理解即保守主義的主張。
這裏先對激進主義者的主張進行分析。“人類增強技術可以消除人的生物能力層面的先天不公平”,該句的邏輯如下:生物的能力存在先天不公平/基因增強技術可以提升生物能力/生物能力的提升等於消除先天不公平/基因增強技術能夠消除生物能力層面的先天不公平。
可以發現,“基因增強技術可以提升生物能力”與“生物能力的提升等於消除先天不公平”之間,論證邏輯是靜止的,即將能力提升侷限在能力較弱的個體/羣體層面,似乎預設了能力較強的個體禁止增強,從而使得能力的差異得以彌補,從而消除先天不公平。依此補充為:生物的能力存在先天不公平/基因增強技術能夠提升生物能力/能力較強者不增強/能力弱者可增強/弱者能力增強可以消除與強者的能力差異/生物能力的提升等於消除能力先天不公平/基因增強技術可以消除生物能力層面的先天不公平。
進一步發現,由此邏輯歸納而來的結論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其前提是模糊的,**即默認了“差異是不公平”,**可補充為:差異是不公平/生物的能力存在先天差異/生物的能力存在先天不公平/基因增強技術可以提升生物能力/能力較強者不增強/能力弱者可增強/弱者能力增強可以消除與強者的能力差異/生物能力的提升等於消除能力先天不公平/基因增強技術可以消除生物能力層面的先天不公平。
論證出該結論的邏輯中預設了一個前提和一個關鍵內容,只有兩個預設同時成立,該結論才會成立,從而具備合理性。顯然,關鍵內容的預設是不能夠成立的,關乎“為什麼能力較強者不增強而能力弱者可增強”的追問依然存在。根據推理邏輯,如果前提不合理,那麼結論顯然不具備合理性,因為前提並不是不言自明的,因此由其所推導的結論便難以具有普遍性,要使前提成立就需要先一步論證差異是“不公平”或者在何種情況下差異等同於“不公平”,顯然這部分存在缺失。因此,“基因增強技術能夠消除生物能力層面的先天不公平”這一結論本身就缺乏完備性和合理性。具體來説,**差異並不與不公平等同,生物能力上的差異不是先天不公平,而僅僅是差異。**因為“先天不公平”這一説法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其邏輯隱含了必有一個原因導致先天不公平,這可以作如下闡釋:如果“先天不公平”能夠成立,那麼必然存在一個“至高者”,其在對人的設計上是有偏好的,於是在道德上存在一種不公平。其次,如果以此作為前提,顯然不是訴諸理性論證而是某種宗教式的自圓其説。最後,如果以“資源—環境—能力”的關係來分析則可以發現,先天不公平並不成立。資源和環境所導致的人的後天能力發展差異,並非先天不公平。
通過以上論證,我們可以合乎邏輯地推及增強技術保守主義的命題,因為兩者的命題互為反題。在此僅以福山的命題作一個簡要分析——**基因增強會打破先天的、自然的、代際的公平性。**同樣,這裏福山是將差異置換為公平來理解,並且默認的前提是自然給予的是公平的,這裏同樣有一種宗教韻味,將自然宗教化。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對立雙方都將各自命題的前提懸置,實際上雙方都有一種各自形而上的理念根源包含其中。
對立性化解的可能界域
上述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反映增強技術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對立雙方在增強論域中存在的共同問題。在此基礎上,本文嘗試尋求一種化解對立性的可能界域,以使對增強技術的審視更加客觀,使其發展理情兼具。
(一)讓增強技術“位其所是”
人類增強技術是一種現實性的技術,因此它本身不是幻想。激進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都對增強技術抱有不同程度的幻想,而抱有幻想本身是不可取的,因為這意味着以一種投機和僥倖的態度來看待增強技術。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讓增強技術處於它應該所處的位置。希望能夠更好地發展自身,希冀人類未來更加美好,即使對立雙方也能夠對此承認。這就形成了一個具有可能性的空間。進一步需要直面的問題:一是消除保守主義對增強技術的過度疑慮;二是矯正激進主義對增強技術的過度誇耀。
解決的有效途徑需要通過增強技術發展的實際情況而定,可以説這是最強有力的證明途徑。第一個要件是保持技術本身的高安全係數,以及技術風險的高可控性。説增強技術完全沒有風險是不現實的。所以增強技術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就需要處於相應的位置,尚未明確風險的增強技術的“棲身地”就應該是實驗室,應杜絕因利益驅動而造成的提前應用。這不僅是打消保守主義恐懼技術風險的有效方式,也是打消一切可能的利益攸關方對技術風險的恐懼,出於安全目的,激進主義也必然贊同。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增強技術應用的可控性,其應用應建立在高安全係數的前提下。當然,即使安全度高也要考慮保守主義擔心的諸如認知增強、情感增強、道德增強等問題,因此需要在實驗室進行以知情同意為原則的實踐,根據結果觀察是否確實必然存在理論上的認知退化、情感單一、道德趨同的問題。如果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受試者也確實變得更“好”,那麼就可以為之,在此前提下,要再次確定各類增強技術的適用場域和允許條件,再讓其“面向”社會。這也是為了應對增強後的各種不公平、自主性等問題,如基因增強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允許,什麼樣的羣體可以使用。一個可能的思路是,出於關懷的目的,身體有缺陷或者重大遺傳疾病的人可以被允許,或者由社會提供有扶持性意義的增強技術。另外,實際應用情況可能會更加複雜,僅僅訴諸上述路徑可能還存在未提及的情況,但是本文主張的總體方向就是尋求一種共同的“認同”,讓增強技術“位其所是”。

(二)重構人類中心主義
增強技術的發展及其應用關乎人類命運,走的“好”還是走的“偏”不只取決於技術,更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對待技術的態度以及對待自身的態度如何。倘若迷失主體性,無疑會帶來致命的人文風險。前面論述了增強技術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陷入了主體性的迷失,針對這一狀況,有必要重提並重構人類中心主義。
人類中心主義主要有如下三個維度的解釋: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目的;按照人類的價值觀解釋或評價宇宙間的所有事物。這分別是從宇宙論、目的論和價值論的維度來闡釋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的固定概念具有濃厚的二元對立意味,透露出人自身的極端“狂妄”,我們在重構增強技術視域下的人類中心主義時必須規避二元對立,並在一定程度彰顯人的主體性。
因此,本文是要重構一種“人—技”趨善的人類中心主義,即以人的主體性為前提,以人與增強技術的統一為基礎、以人類社會“善”的價值實現為目標的人類中心主義。要指出的是,強調自力更生的主體性,並不是要排斥增強技術的技術因素,亦即自力更生不等於空無依傍。對待增強技術,**一是要有自身的主體性,任何技術發明與創新都是主體的本質力量的體現,是主體本質力量的積澱、凝聚和物化。二是認同自身的主體性,認同自身的主體能力,不需要過於恐懼增強技術的風險,作為主體的人有能力去應對好、處理好風險,**人類文明發展至今並且卓有成效就是對人的主體性的一種肯定,以人的生物層面上的脆弱性為前提的激進主義論調,以保留自然意義上人的內在價值為基礎的保守主義論調,從來不是構成技術第一性和自然第一性的理由,人的主體性理應不屈從於任何形式的“崇拜”。可以歸增強技術適用的部分,我們推崇;能夠不依賴增強技術的部分,我們憑藉自身發展去獲得。任何方面都訴諸增強技術,這本身反映了動物性的一種欲求以及追求技術效率的急於求成態度。主張重構人類中心主義,是需要我們以及對立的雙方意識到人自身的主體性,並調動自身的主體能力來塑造人與增強技術和諧發展的人類文明。畢竟,技術具有屬人和屬物兩種維度,前者強調受控性,後者強調自主性。從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來看,對於人類增強技術,我們要在最大限度確保其“屬人”的維度要高於“屬物”的維度,也就是説無論其表現多麼“自主”,對人類來説,此類技術應該且必須是可控的。
(三)懸置形而上迷思轉向“現實的人”
儘管增強技術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雙方的論爭激烈,但大都是觀念層面上的紛爭,不能否認論爭帶來的積極意義。“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增強時代尋求改變。人類增強技術的直接作用對象是人,是具體的、現實的人,因此需要懸置形而上迷思轉向“現實的人”。
**增強技術所承載的價值的第一性是現實性。要時刻明確技術的價值只能是技術對於人的價值,而當技術脱離了人之主體後便不再存在所謂價值的本質。這就需要觀照現實的人。**所謂“現實的人”,意為“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羣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發展過程中的人”。而這正是增強技術對立雙方所忽視的,在此論域中,我們很難認為他們把人看作是現實的人。更直觀地説,他們把人抽象化了,缺乏對“現實的人”的觀照。
每一個人都是“現實的人”,更多的是在自身所處的生活生產實踐領域和社會關係中投入精力體力,多數人並不熟悉增強技術,更不用談其效果與風險。這些“現實的人”更像是被增強技術所牽引,一面是樂於接受,一面是拒絕接受;一種是難以承受,一種是與我無關。無論哪類情況,都類似於技術投降主義的某種變式,即這些“現實的人”無法選擇或拒絕增強技術,甚至都不瞭解增強技術,那麼也就隨它去了,只能在增強技術出現在大眾面前時被動給出“yes”“no”“null”的選擇。這麼説的原因在於,增強技術發展至今伴隨諸多的討論,沒有正式應用普及,也並沒有向大眾普及關於增強技術的常識,或者是進一步詢問個體及其關聯者的增強意願,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信息差,在增強技術成熟以至於可以應用的時候再普及或許多少有點讓人“手足無措”。
這裏要強調的是,關於增強技術發展的討論可以適當懸置,或者説主要精力需要轉向,亦即懸置形而上迷思轉向“現實的人”。**要實現轉向,就理應以一種或多種恰當的方式提早普及人類增強技術方面的知識,使人們對增強技術有足夠的考量時間。**當然,這並不是某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是增強技術的激進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的責任,涉及多方主體的聯合以及相應條約、規範的構建等,也包括應對可能性風險的措施以及後續的監管等問題。人文上的可接受性是人類增強可行性的重要基礎。我們要以一定的人文標準作為參考系,在新興增強技術的需求、設計、使用等全生命週期中遵守一定的人文原則,根據人類增強技術領域人文評價決策的標準,構建相關機制去完善人類增強技術人文風險管理,合理引導人類增強技術朝着人文化的方向發展,真正造福人類。人類增強技術的相關主體都有人文義務使增強技術面向“現實的人”,為此作出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