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維也納的維森塔爾大屠殺研究所_風聞

 對納粹屠猶歷史及其後續稍有了解的人，多半聽説過西蒙·維森塔爾（1908—2005）的大名。他是出生於奧匈帝國統治下烏克蘭的猶太人，是建築工程師，二戰期間被先後關入五個納粹集中營，曾越獄又再次被捕，1945年經歷了多次死亡行軍，是納粹屠刀下倖存的少數幸運兒之一。戰後，這個“命硬”的猶太人積極蒐集證據，幫助將多名納粹戰犯繩之以法，還幫助難民尋找失落的親屬。納粹屠猶的主要執行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隱姓埋名逃到阿根廷，最後被以色列特工抓捕、送到耶路撒冷審判並被處死，維森塔爾在這過程中有一些功勞。在冷戰的大環境下，英美等西方大國對追捕納粹戰犯不再感興趣，而維森塔爾憑藉頑強的毅力，冒着極大的風險（有人在他家門外安放炸彈，後奧地利政府派警察全天候保護他家），搜尋和追蹤潛逃的老納粹，將多人送上法庭，包括對超過7萬名殘障人士實施安樂死的納粹分子弗朗茨·施坦格爾（Franz Stangl）。維森塔爾因此獲得“納粹獵手”的美名。美國洛杉磯組建了“維森塔爾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開展追蹤老納粹、教育公眾、抵制反猶主義、反對仇恨等工作。

維森塔爾也不乏爭議。奧地利總理布魯諾·克賴斯基（BrunoKreisky）指責他的秘密偵探工作類似黑手黨行徑，説他是窺伺和騷擾無辜人士的猶太法西斯。另外，維森塔爾擅長講故事，而他講的很多故事裏有虛構和誇大的成分。不過，歷史學界的主流意見是，他為正義、和平與民族和解作出了偉大貢獻。

2018年3月，我第一次去維也納之前，對維森塔爾的瞭解也就是上面這麼多。

湯姆•塞傑夫的維森塔爾傳記

與我生活的南京相比，維也納這座城市不大，但國際色彩很濃。我遇到過的出租車司機有波蘭人、匈牙利人、伊拉克人、埃及人和印度人。他們有的是土生土長的維也納居民，説漂亮的維也納德語，也有的是幾年前剛到的新移民。土耳其烤肉小店在街頭巷尾隨處可見，店員個個會説流利的英語和德語。一位波蘭司機對我説：“我在波蘭是工程師，在奧地利開出租車，但薪水比在波蘭高。我的妻兒都在奧地利。雖然我不是百萬富翁，但在維也納過得很舒服。”從我作為遊客的管中窺豹來看，維也納街頭一塵不染，比倫敦、紐約、巴黎都乾淨，綠化也極好，難怪維也納常被評為世界宜居城市。

我住在古色古香的內城區，這裏幾乎隨便拐個彎都能看到歷史悠久的古建築、名人故居、博物館、教堂和書店。維也納畢竟是莫扎特與貝多芬、茨威格與施尼茨勒、克利姆特與埃貢·席勒的城市。這裏濃郁的文化和藝術氣息很容易讓人沉醉。

一天晚上，我徒步回酒店，偶然發現街邊一座建築門口的牌子寫着“維也納西蒙·維森塔爾大屠殺研究所”（Wiener Wiesenthal Institut für Holocaust-Studien）。此次我來維也納另有使命，拜訪這家研究所不是我的既定任務，但這瞬間激發了我的興趣。我知道美國有維森塔爾中心，那麼奧地利這家維森塔爾研究所是做什麼的呢？為了滿足我個人的好奇心和對歷史的興趣，也為了代表我所在的社科文獻出版社尋找合作的機遇，我決定第二天上午來探訪一番。

維森塔爾研究所入口

維森塔爾研究所外觀

次日早晨，我來到維森塔爾研究所門口，正好遇見一位女士要進門。解釋來意之後，女士爽快答應帶我參觀並解答我的問題。進入前廳之後，一位乾脆利索的年輕保安將我攔住，問我是否有證件。我的護照放在酒店裏了。他堅持必須看到有照片的證件，才允許我入內。女士也愛莫能助。

好在我的酒店離這裏不遠，於是我回去取了護照，再度來按門鈴。這門比較科幻，外層小門打開之後，我進入一個只容一人站立的狹小空間，周邊紅燈閃爍，可能是金屬探測儀。等了片刻，第二道門打開，我才進入前廳。

這時保安迎面走來。他淺金色頭髮，眼珠顏色很淡，嗓音酷似奧地利的“小鮮肉”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茨，有點可愛。

然後是劈頭蓋臉的一連串“審問”：“你來奧地利的目的是什麼？你有無攜帶武器？有無攜帶可能傷害他人的東西？你的揹包裏是什麼？請把揹包打開。揹包裏的東西屬於什麼人？是否全部屬於你？包裏有無不屬於你本人的東西？你有無攜帶信封？你的護照上有阿拉伯國家的簽證，你為什麼要去那裏？你在那裏認識的人，現在還有聯繫嗎？”

聽説以色列本·古裏安機場的海關通關也是這樣聲色俱厲的盤問。我沒去過以色列，請大家證實或證偽。從小到大還沒見過這種陣勢，雖然良心坦蕩、對答如流，但我還是出了一頭汗。

保安小哥最後總算滿意，指示我登上一台電梯。電梯上升途中，我看見牆壁的一部分被玻璃罩起來，裏頭是一堵飽經風霜的磚牆。後來得知，這是維也納古城牆的一部分，成了這座樓房的一部分。

研究所內部窗明几淨，設計簡約優雅，很現代化。來到剛才見的女士的辦公室，交換名片，得知她是研究所的辦公室主任格麗塔·安戴爾（Greta Anderl）之後，我忍不住表示：這個保安太厲害了，一定很專業吧！

安戴爾哈哈一笑：“把你嚇着了吧？他是最兇的一個。”

為什麼研究所需要如此嚴密的戒備？是否緊張過度了？安戴爾解釋，研究所確實受到一些威脅，因為如今奧地利右翼、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抬頭，常有人在研究所外圍觀、大呼小叫、污言穢語，咒罵研究所內的猶太人。其實研究所內的工作人員和學者沒有一個是猶太人。剛才那位保安是維也納猶太人社區（Israelitische Kultusgemeinde Wien）出資專門為研究所聘請的專業人員。如果去維也納最大的猶太教會堂——城市會堂（Stadttempel），那裏的安保會更嚴格，因為那裏曾遭到某宗教的恐怖分子的炸彈襲擊和槍擊，造成多人死傷。

反猶主義？在今天的奧地利？這聽起來難以置信。安戴爾淡淡地説：“有些人就是無知。”

這就談起了研究所的一項重要職能和使命：教育公眾。安戴爾認為，在奧地利，關於納粹大屠殺的教育還不夠，還有很多年輕人對此很無知。研究所的教育手段，一方面是請專家學者做公開的講座；一方面是組織公共活動，比如2018年6月21日—28日將在維也納舉行“為了防止遺忘而書寫”（Schreiben gegen dasVergessen）活動。這有點像行為藝術，要在維也納著名的普拉特林蔭大道寫下66000個遇害的奧地利猶太人的名字，並專門拍攝一部紀錄片。所有人都可以報名參加此次活動。

維森塔爾研究所於2009年正式組建，維森塔爾在世的最後幾年也參加了研究所的構想和籌劃。研究所的經費一半來自維也納市政府，一半來自奧地利聯邦政府。研究所最大的亮點就是儲存和保管了維森塔爾及其同僚收集整理的關於大屠殺行兇者和受害者的大量檔案，這些如今都是寶貴的史料。可惜我到的這一天是復活節假期前的最後一天，研究所的很多人都休假了，包括檔案員。沒有鑰匙，所以我沒能進到檔案室去。不過，在檔案室的門口，可以看見裏面整整齊齊地堆放着許多箱子，架子上也擺滿了文件夾。

有了史料，還需要有研究者。研究所每年都招募兩名高級研究員（教授級別）、兩名研究員（已有博士學位）和四名初級研究員（博士生），為其提供經費，讓他們在維也納待上六到十一個月，來查閲研究所的檔案，從事研究工作。安戴爾介紹説，每年申請該項目的人都有一百多人，所以競爭很激烈。並且研究所的學術委員會在挑選研究員時，會特別強調國際化和跨學科性。

這一天上班的研究員只有兩位，一位是來自瑞典馬爾默大學的弗雷德裏克·林德斯特倫（Fredrik Lindström）博士，他目前在研究所的研究主題是1960—1988年奧地利對納粹屠猶的記憶和歷史書寫。和這位文靜的北歐學者打了招呼之後，我和另一位研究員，年輕的維也納大學博士生瑪麗安娜·温德施佩格爾（Marianne Windsperger）聊了起來。她是比較文學專業學生，原本學羅曼語言，後來對意第緒語產生興趣，博士論文寫的是布科維納的意第緒語文學。布科維納地區（Bukowina）曾屬於奧匈帝國，今天分別屬於烏克蘭和羅馬尼亞。意第緒語是猶太人的一種語言，用希伯來字母書寫，但語言主體是中古德語，混有希伯來語和斯拉夫語詞彙。有意思的是，她是在紐約學的意第緒語，因為美國的一些猶太人社區還保留了這種語言，而因為納粹的屠殺，説意第緒語的人在歐洲已經不多見了。

除了檔案館還有圖書館，收藏的書籍以英文和德文為主，也有不少東歐語言的書籍，如捷克語、波蘭語和俄語。我偶然在這裏看見了英國歷史學家基思·羅威的新書《恐懼與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改變我們》（The Fear and the Freedom: How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nged Us），該書將由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推出中文版。

圖書館

研究所定期邀請國際知名學者來做學術報告，稱為“西蒙·維森塔爾講座系列”。安戴爾告訴我，研究相關歷史的幾乎所有頂級學者都來過研究所做報告，包括齊格蒙·鮑曼、彼得·隆格里希（Peter Longerich）、湯姆·塞傑夫（Tom Segev）、保羅·夏皮羅（Paul A. Shapiro）、沃爾夫岡·本茨（Wolfgang Benz）等。這些人都是大屠殺研究的頂級權威。有意思的是，隆格里希與安戴爾曾是戀人。

講座廳

研究所有一個有趣的面向公眾的在線平台叫做“Ns-quellen”，奧地利人可以在上面查閲資料，看自己的家族和親戚在納粹時期的經歷是什麼，有沒有受害者，有沒有施害者；自己住的房子在納粹時期的經歷是什麼，是否是從猶太人手中沒收的。

研究所還經營一種在線學術期刊，叫做《大屠殺：干預，方法與文獻記錄》（Shoah：Intervention, Methods, Documentation），英文縮寫正好是Simon，即維森塔爾的名字。

研究所的底樓（奧地利和英國一樣，把一樓叫底樓，把中國的二樓稱為一樓）是維森塔爾博物館，面積很小，保存了一些有趣的東西，比如維森塔爾穿過的衣服、用過的手提包和手槍，還有全世界人給他寫的信。其中有封信很有趣，是1976年一位紐約布魯克林猶太人學生寫給維森塔爾的，信中付了五美元，算是對維森塔爾工作的支持。納粹獵手顯然沒有捨得花掉這五美元。

美國學生給維森塔爾的信和5美元資助

博物館內

博物館內的地圖，標示納粹時期一些重要的集中營

博物館內展品

那麼維也納的維森塔爾研究所和洛杉磯的維森塔爾中心有什麼關係和區別呢？安戴爾介紹説，美國的維森塔爾中心主要是從事政治活動，比如搜尋老納粹的蹤跡、幫助大屠殺受害者家屬、紀念大屠殺、抵制反猶主義等。而維也納的研究所是純粹的學術機構，保存和管理檔案、提供經費給學者做研究、從事公共教育等。洛杉磯的中心曾保存維森塔爾的部分檔案，但這些檔案如今全部轉移到了維也納的研究所。

    向安戴爾和兩位學者道別之後，我回到底樓的前廳，準備出門，回頭與保安小哥揮揮手。他從電腦屏幕前向我點了點頭。走到維也納內城區的大街上，看到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人們來來去去。街邊有一家專營波斯地毯的商店，但店裏播放的音樂是《藍色多瑙河》。

維森塔爾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曾説：“我比納粹們活得久。如果還有一些老納粹還活着，也太老了，太虛弱了，不能接受審判。我的工作完成了。”追捕和審判納粹的工作或許是結束了，但種族主義、無知、偏執與仇恨仍然是今天世界的夢魘，甚至中國這樣在二戰期間幫助過猶太難民的國家裏，也常聽到可笑的奇談怪論。維森塔爾研究所的工作還在進行中。我們仍然急切需要探究歷史真相、銘記歷史。

維森塔爾的公文包

維森塔爾接受採訪的紀錄片

維森塔爾用過的筆記本、放大鏡、槍套

維森塔爾用過的物品

與安戴爾和温德施佩格爾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