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新聞丨有中國特色的印度增長_風聞

圖源：Anindito Mukherjee/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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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國特色的印度增長

安迪·穆克吉（Andy Mukherjee） 

“十五年，六屆政府，五位首相，一個方向。6%的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這是印度在2006年達沃斯論壇上的營銷閃電戰。這一念想與其説要在一夜之間爭取到西方的支持，不如説是要讓西方逐步擺脱對中國的迷戀：當時，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正以兩位數的速度壯大。

十八年後的本週，在這個瑞士阿爾卑斯山的小鎮，印度將主辦世界經濟論壇的第二次成年派對，儘管背景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一方面，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不再需要“世界上增長最快的自由市場民主國家”這樣的修飾語強調其例外：其7.3%的經濟增長率，比其他任何主要經濟體都快。新德里也不需要為頻繁的政治變動致歉。過去十年裏，納倫德拉·莫迪一直擔任總理，且很有可能贏得第三個五年任期。於是，印度相當自然地成了熱門話題。（本段略有刪改。——譯註）

但白璧微瑕。印度的經濟結構也在轉向中國，或者至少展示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的特點。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過於依賴投資，又抑制了消費。繼續維持現狀可能加劇其債務過剩，但換檔也非易事。

印度總是與眾不同。過去二十年裏，中國的私人最終消費支出始終難以超過產出的40%，而印度家庭在商品和服務上的支出通常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55%至60%。投資不足可能抑制增長，但更高比例的國內支出幫助印度經濟避免了中國式的金融過度和債務成癮。

但有些東西斷裂了。經通脹調整後，私人購買商品和服務的佔比僅為4.4%，是二十多年來第二慢的速度，遠較整體經濟疲軟。眼下，因新冠疫情後的消費熱潮逐漸消退，那些不在收入金字塔頂端的家庭正在苦苦掙扎。他們越來越依賴債務，無擔保個人貸款一年飆升了30% 。但作為大眾消費的晴雨表，兩輪車（two-wheeler）的銷量遠低於疫情爆發前的峯值。

這可能並非一時的問題。上週，莫迪在孟買為一座造價二十億美元、閃閃發光的大橋剪綵；1月22日，他將在一個北方城市為一座印度教寺廟祝聖，以支持自己的競選連任，而那個城市有一座新的國際機場。從大橋到國際機場，重點都在提高印度的資本存量上。

預計在莫迪的第三個任期內，印度將更專注於存量資本。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經常性地將40%以上的產出用於投資。印度的這一指標則停留在30%，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達到的峯值水平低六個百分點。儘管政府削減了公司税，為國內製造業提供了240億美元的財政激勵措施，增加了基礎設施方面的公共支出，全力以赴，支撐有形資本，這種情況依然存在。

效法中國投資拉動的增長戰略可能導致印度經濟中的消費佔比長期衰退。圖中藍色線條代表投資佔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白色線條代表私人消費佔名義國內以生產總值的比重。

疑問在於，由聲名顯赫的億萬富翁組成的一支小型國家隊牽頭的這一自上而下的行動，會滴流而下，足夠迅速而深入地吸收新冠疫情爆發期間滯留在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嗎？根據設在孟買的金融諮詢公司Axis Capital計算，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較疫情爆發前的水平落後1.2年。對一個一年增加1200萬潛在求職者的經濟體來説，這會自動將1.2倍於1200萬的勞動力(約1400萬至1500萬人)排除在就業市場之外。

那是個巨大的缺口，不只影響到21%的勞動力掙得的工資，還影響到擁有自己企業的39%的勞動力的營業盈餘，以及他們僱傭的另外18%的勞動力的收入。Axis的報告稱，印度勞動力沒有戰勝通貨膨脹的足夠定價能力。一個新的投資週期或許只意味着消費增長更持續地落後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儘管不是所有人都將受到影響。相較於收入最低的50%的人，收入最高的20%的人將見證更快速的增長。分析師們表示：“對中間的30%來講，勞動力市場一樣不大可能好很多。” 

在孟買的金融圈，人們談論的是高盛集團一個喜氣洋洋的預測: 到2027年，1億印度人將享有至少1萬美元的年收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五倍。莫迪上台時，這個所謂的富裕階層只有2400萬人，這説明了為什麼他在新富階層，尤其是資產所有者中坐享穩健的支持。不過，奢侈品消費和活躍的股市不能成為政策制定的最終目標。若不能提高80%工人的生活水平，這樣的增長也許是錯誤的樣板。

也許有更好的樣板，而且碰巧是中國的。新德里阿育王大學的經濟學家阿什維尼·德什潘德（Ashwini Deshpande）推崇中國的鄉鎮企業模式。在1990年代讓位於集中在中國南方沿海地區的資本密集型增長引擎之前，鄉鎮企業已將鄉村中國在工業生產中的份額提高到30%，較1971年增長了10倍。類似態勢可能有助於就地吸收印度的過剩農業勞動力，尤其是那些無法長途跋涉到城市找工作的女性，因為支持性的社會和經濟基礎設施根本不存在。儘管如此，很可能政策制定者將繼續優先發展高技術製造業。但假如當地的購買力受到限制，誰將購買印度製造的電動汽車呢？

新世紀第一個十年裏，是西方無視工人利益，縱容了中國工廠勞動力的興起。富裕國家不大可能用另一個勞動力過剩的大國重複那一政治代價高昂的實驗，尤其是在世界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正放緩至三十年來最低水平的情況下。印度的韌性將來自擁有更高質量工作崗位和更高購買力，基礎廣泛的國內支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坐等區區1億消費者驅動的話，麻煩會層層累聚。

中國正叩響富裕國傢俱樂部的大門，但印度仍是一箇中低收入經濟體，在抵達那扇大門之前，還需要在達沃斯爭取支持多年。假如新德里的戰略正確，它的誘惑力將隨之而來。

（作者是彭博新聞社專欄作家。本文原題“India’s Growth Ha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由彭博新聞社發佈於2024年1月17日。譯者聽橋，對機器形成的初步譯文有校閲。不能確保理解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