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努力爭取的關鍵票倉，暗含了美國分裂的根本矛盾｜文化縱橫_風聞

黃琪軒

上海交通大學

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經濟研究院

【導讀】美國總統大選再次拉開帷幕。共和黨黨內初選，特朗普贏得首戰，大有再次入主白宮之勢。特朗普的背後，有白人勞工選民羣體；拜登上台以來，也宣稱自己是“勞工之友”。2024年大選，勞工依然是兩黨競爭的關鍵羣體。但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要想把這部分選民的利益整合進自己的政治主張中，都面臨巨大困難****。

要理解白人勞工在當前美國政治中的重要性，以及其背後的美國深層次“撕裂”，先要理解美國政治經濟結構變遷。本文指出，20世紀30年代，民主黨總統羅斯福獲得美國大量勞工支持，才得以入主白宮。彼時的製造業商人、勞工意識到自己可以從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中獲益，於是同羅斯福背後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集團一起，推動形成戰後自由主義經濟秩序。自20世紀70年代起，隨着美國國內佔主導的資本類型變化，去工業化進程開啓，工會力量愈發衰弱，美國勞工羣體逐漸分化。一部分勞工成為白領工人，沒能轉型的白人勞工則失去穩定的製造業崗位，處境日益惡化。特朗普是較早回應這一羣體訴求的政客，這也幫助他贏得2016年總統大選。這一羣體大體佔美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必將成本兩黨爭奪的“重要少數派”。

但是，**本文指出，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高度依賴美國國內的金融資本，而白人勞工的利益與金融資本集團訴求迥異。**雙方在再分配政策、金融化以及全球化這三個方面都有着難以調和的訴求。這意味着，未來兩黨試圖整合白人勞工的努力，催生的都可能是不穩定的聯盟。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第6期，原題為《去工業化中的失落者：美國保守主義興起的選民基礎************》**************。******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去工業化中的失落者：

美國保守主義興起的選民基礎

2022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正式推翻了在美國墮胎權問題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此舉在全美乃至世界範圍內引起軒然大波，也引發各方對美國保守主義思潮的關注。在美國兩黨體制下，共和黨普遍被認為是保守主義的代表。要認識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保守主義的變化，就需要了解共和黨的變化。1972年，白人保守派在共和黨選民中的佔比不到一半，温和派與自由派的白人數量要多於保守派白人。到2012年，白人保守派佔共和黨選民的三分之二以上，大大超過温和派和自由派。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共和黨經歷了保守化的過程。與此相關的變化還有兩個方面：一是美國白人更加趨近共和黨；二是白人勞工顯著靠攏共和黨。

**▍**倒向共和黨的白人勞工

就政黨認同而言，在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白人中，約一半的人認為自己是民主黨人，認為自己是共和黨的比例略低於30%。但到2010年，白人中共和黨人的比例比民主黨人高出12個百分點（51%比39%）。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現在。從20世紀下半葉到21世紀，高收入的美國人一直比低收入的美國人更傾向於認為自己是共和黨人並投票支持共和黨。因此，民眾普遍認為共和黨是代表富人的政黨。

**但讓人疑惑的是，近幾十年來，美國白人勞工日益靠近共和黨。**對這羣人，按技能、收入或受教育程度，有不同的稱謂，如“沒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勞工”，大部分研究者稱他們為“白人勞工”。在2015年，擁有高中及以下學歷的白人選民中，認為自身是共和黨的選民比民主黨高出24個百分點（57%比33%）；在接受過大學教育但未完成學業的白人選民中，認為自身是共和黨的選民比民主黨多出19個百分點（55%比36%）。與此同時，擁有大學學位的白人轉向了民主黨。在2020年總統選舉中，“沒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勞工”的選票佔共和黨選票總額的64%；而這羣人只佔民主黨選票總額的35%。長期受富人青睞的共和黨，為何吸引了白人勞工？

**不少研究者關注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對白人勞工的衝擊。**在《白人反衝》一書中，研究者聚焦移民如何重塑了美國政治。底層白人對移民的恐懼深刻影響了其身份認同、政策偏好和選舉行為，憂心忡忡的底層白人最終拋棄民主黨而轉向共和黨。在拉美裔人口較多的州，白人更保守，支持共和黨的可能性也顯著更高。移民改變了美國的權力分配以及主流文化。《新少數派》一書的作者就展示：曾幾何時，白人勞工還佔據着英美社會的主流地位。隨着移民湧入，這羣人變成“新少數派”。隨着時間的流逝，美國白人將成為少數民族，其人口占比從1965年的84%下降到2015年的62%。在2013年，出生在少數族裔家庭的美國新生兒數量超過了白人家庭的新生兒數量。預計到2044年，白人人口占比將降至50%以下。白人勞工感到在政治上日益被忽視，日漸滑向政治邊緣。他們經歷的“剝奪感”驅使其支持共和黨，支持右翼團體的暴力行為和仇外行徑。《失去的政治》一書關注移民給底層白人帶來的心理衝擊：和當年三K黨崛起的背景類似，隨着移民湧入，白人勞工面臨“失去的恐懼”，讓他們團結到共和黨的旗幟下。

本文將展示，要理解美國白人勞工政治選擇的變遷，需要關注美國政治經濟結構，尤其是美國“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帶來的改變。**一百年前，美國工業化的推進為富蘭克林·羅斯福將“組織化的勞工”整合進“新政聯盟”創造了條件；而隨着美國“去工業化”的推進，“新政聯盟”日趨瓦解。美國白人勞工身處困境，且日益分散，這為各方政治勢力用極端議題動員白人勞工創造了條件。

**▍**美國工業化與“新政聯盟”

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工業化穩步推進。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製造業就業超過全美就業總數的三分之一，達到一個高峯。此時美國白人佔總人口的九成左右，因此美國勞工大體即為白人勞工。**工業化支撐了美國勞工的成長，而促成美國勞工發揮政治影響的事件，則是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由於大蕭條，美國失業率持續上升。在1933年，美國失業率高達25%，失業人數接近1200萬人。在紐約、俄亥俄、賓夕法尼亞、伊利諾伊等工業州，失業率已達33%。經濟壓力促使勞工積極反抗。在1934年，美國至少發生了2000多起罷工。

不少政治人物敏鋭地捕捉到由此帶來的機會。比如休伊·朗（Huey Long）曾發起過“分享國家財富計劃”，呼籲沒收最富有美國人的財產。他不僅贏得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長競選，後來還成為聯邦參議員。諸多政治人物相時而動，採取親勞工的政策。密歇根州州長、民主黨人弗蘭克·墨菲（Frank Murphy）在選舉中曾獲得勞工組織支持。1937年，底特律汽車工人罷工，墨菲拒絕調遣國民警衞隊鎮壓。美國聯邦政府同樣拒絕出面干涉。通用汽車只好妥協。富蘭克林·羅斯福則是諸多利用勞工力量的政治家中最成功的一位。

羅斯福“新政聯盟”（New Deal coalition）**的核心成員是資本密集型的製造業集團、投資銀行和麪向海外的商業銀行。****由於這個資本集團的用工成本低，他們積極團結崛起的勞工以贏得政治競爭。**羅斯福的第二次就職演説常被稱為“三分之一演説”。他指出：我看到國家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得很差、穿得很差、營養很差。他傳遞出這樣的信息，要幫助美國窮人與工人。這羣人的主體就是白人勞工，羅斯福要依靠這羣人來贏得政治競爭。為獲得勞工支持，羅斯福採取了諸多親勞工的政策。

在新政期間，美國政府加強了對勞工的保護，如制定最低工資標準、進行健康和安全改革、實施廣泛的救濟計劃等。1935年，紐約州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Robert Wagner）倡導的《全國勞工關係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 Act，即《瓦格納法案》）通過。雖然羅斯福對該法案並不滿意，但他最終還是在法案上籤了字。這主要是因為在1935年，美國勞工已成為一股強大力量，羅斯福意識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有賴於勞工支持。該法案承認工會享有集體談判等權力，保障工人結社自由，宣佈罷工不受干擾，要求僱主承認工會。在美國歷史上，勞工第一次獲得了聯邦政府實質性的支持。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案》獲得了羅斯福的公開支持。該法案第一次為全國老年人建立退休金，對殘疾人及幼童予以救助，為失業者提供救濟。該法案在“二戰”結束後仍發揮影響，美國對貧窮人口及社會福利的支出從1950年的350億美元上升至1964年的1080億美元。

值得關注的是，**上任後的羅斯福背離了他早期所推崇的經濟民族主義。因為羅斯福的支持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製造商和勞工發現，他們可以從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中獲益。**他們聯手推翻了1930年通過的《斯姆特-霍利關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在勞工的支持下，1934年《互惠貿易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通過。美國開始開放國內市場，以換取龐大的海外市場。在美國走出“孤立主義”的過程中，伴隨工業化進程而崛起的有組織的勞工做出了重要貢獻。

羅斯福的政策遭到美國右翼勢力的堅決反對。1934年，由杜邦家族率領的一批最激烈的反對者組成了美國自由聯盟（American Liberty League），他們希望激起民眾反對新政。美國商會指責羅斯福試圖將美國“蘇維埃化”。得益於在工業化進程中成長起來的有組織的美國勞工，即羅斯福所謂的“三分之一”的美國人，羅斯福的執政基礎不斷鞏固。在1934年的中期選舉中，民主黨獲勝：民主黨在眾議院的席位從310席增至319席；參議院的席位從60席增至69席。在193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勞工成為羅斯福的堅定支持者，羅斯福最終贏得了近61%的普選票。

美國工業化及勞工支撐的“新政聯盟”影響深遠。在國內層面，它既改變了勞工，也改變了民主黨。首先，美國勞工的組織性與政治影響持續擴大。在1935年到1945年間，美國工會會員的數量從300萬增加到1400萬，全體工人中工會會員所佔比例從13.2%增至35.5%。勞工的利益有了有組織的代表與保護。其次，民主黨的執政基礎得以加固。有組織的勞工持續與民主黨結盟，工會長期壓倒性地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得益於美國勞工的支持，民主黨在美國政治中的弱勢地位得以改變。從1949年到1991年這42年間，民主黨佔參議院多數達34年，佔眾議院多數達40年。在國際層面，這一聯盟也支撐了戰後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1945年，工業組織大會（代表600多萬工人）、汽車和飛機工人聯合會、美國紡織工人聯合會、美國服裝工人聯合會等主要勞工組織都支持延長1934年《互惠貿易法案》，他們和美國資本密集型集團一道，重塑了戰後自由主義的經濟秩序。因此，羅斯福的聯盟被稱為勞工-自由聯盟（labor-liberal alliance）。

▍****“去工業化”與“新少數派”

在20世紀中期，絕大多數白人勞工沒有大學文憑，他們從事體力勞動，通常在製造業工作。在那個時期，美國中產階級的主體是由沒有大學學位的人組成的；並且，受過大學教育和沒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人工資差距相對較小。20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經歷了“去工業化”，逐漸將加工、製造等低附加值產業轉移到亞洲等國家和地區。製造業的崗位數量、佔經濟總量的比重、佔就業總量的比重均持續下降。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製造業佔全美就業的比重已跌破10%。

**隨着“去工業化”的推進，在20世紀70年代，“新階級”開始出現了。**部分美國勞工變成白領工人，成為“專業管理階層”“受教育階層”“知識階層”“創意階層”。他們居住在紐約郊區、費城、波士頓、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硅谷等地，大部分居住在城市郊區。這些人成為科學家、工程師、科技企業的高管、律師、學者。他們積極支持平權運動，關注環境問題，重視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他們的需求和傳統的藍領工人顯著不同。**由於勞工隊伍的重組與變遷，民主黨關注的重點也開始改變。以前曾將白人勞工的需求作為優先考慮的民主黨，日益重視受過高等教育，居住在郊區的“知識階層”的需求，而非白人勞工的需求。**在2012年大選時，巴拉克·奧巴馬就贏得了絕大多數知識工作者的支持，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隨着“去工業化”的推進，昔日代表美國勞工的工會組織也在衰落。由於製造業部門外移，有限的工作崗位削弱了勞工與資方討價還價的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有三分之一的美國工人加入工會；在1960年時仍為30%；到1984年為20%；到2014年更是降至11.1%。在私營部門，20世紀70年代工會會員佔其工人總數的四分之一，而今則為7%。隨着民主黨重心的轉移，工會衰落，白人勞工日益缺乏有組織的保護者，境遇日益惡化。

**隨着“去工業化”的推進，那些曾為沒有大學文憑的白人勞工提供穩定收入和福利的製造業崗位變得越來越稀缺。“沒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勞工”只能在工資更低、福利更差、工作時間更不規律的服務業工作，如快餐業。**他們經常遭遇失業，或難以充分就業。半個世紀以前，美國最大的僱主是通用汽車，工人每小時平均工資（以現行物價計算）為50美元；現在，美國最大的僱主是沃爾瑪，工人每小時平均工資為9美元。在通用公司，工人工作更穩定、健康狀況更好、退休金更優渥。事實上，去工業化不僅影響了美國城市的白人勞工，還限制了美國鄉村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在2012年，大約有四分之一的美國農村人口未充分就業。他們找不到全職工作時，只能做兼職工作。

因此，伴隨美國“去工業化”的推進，白人勞工面臨的問題是：工作機會更少，就業更不穩定，工資日益下滑，前景日趨黯淡。**這羣人被稱為“新少數派”，他們大體佔美國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21世紀初，有36%的美國白人沒有大學學歷。這一羣體在2008年的選民中大致佔比為39%，在2010年的選民中佔35%。和當年羅斯福聯合“三分之一”的羣體以贏得政治競爭類似，如今越來越多美國政治人物也從中找到機會。

在“去工業化”的背景下，這羣沒受過良好教育的白人勞工面臨黯淡前景。2016年的一項調查顯示，81%的唐納德·特朗普支持者認為“像他們這樣的人的生活”在過去50年每況愈下；相比之下，僅有19%的希拉里·克林頓的支持者持這一看法。此外，68%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下一代美國人的生活將更糟。伴隨“去工業化”的推進，美國內部可劃分為兩大陣營：一個陣營認為，在過去半個世紀，美國發展迅速，未來美國前途光明；另一個陣營則認為，過去的美國退步沉淪，明日美國前景黯淡。第一個陣營的美國人越來越多地支持民主黨，而第二個陣營的美國人越來越多地選擇共和黨。白人勞工則成為第二個陣營的中堅力量。

**▍**政治競爭中的“重要少數派”

並非所有的選民都值得爭取，影響政治競爭輸贏的“重要少數派”更值得爭取。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比爾·克林頓對非裔美國人不甚關心，因為這個羣體只能選擇民主黨。並且，由於非裔美國人是民主黨的穩定票源，兩黨都試圖與他們保持距離來吸引搖擺不定的白人選民。同理，白人勞工的境遇曾和非裔美國人類似。

正如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為“新政聯盟”的形成提供了外部條件，**2008年的經濟危機又讓美國各方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組有了可能。**在經濟下行時，白人勞工失去最多；而在經濟恢復時，他們獲益最少。在2008年危機中，高中沒畢業的美國民眾失去了約560萬個工作崗位；隨着經濟恢復，這羣人僅重獲8萬個崗位；相比之下，大學畢業的美國人在危機期間失去18.7萬個崗位，卻在經濟上行期間獲得840萬個工作崗位。越來越多的政治人物由此看到機會。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白人勞工發揮的作用更是讓人矚目，變成了影響美國政治角逐的“重要少數派”。

為贏得“重要少數派”的支持，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言辭充滿爭議，行為舉止浮誇，但是其競選策略卻有着鮮明特質：其一，關注“重要少數派”聚居的地區——鐵鏽地帶；其二，渲染“重要少數派”關切的問題——工作機會。

首先，特朗普非常重視爭取鐵鏽地帶。**在製造業就業人數較多的地區，特朗普的支持率較低；反之，在製造業流失的地區，特朗普則有較高的支持率。**平均而言，製造業就業佔當地就業總額為10%的縣比佔20%的縣對特朗普的支持率會高一個百分點。於是，特朗普將目光轉向製造業空心化的“鐵鏽地帶”或“後創傷城市”（post-traumatic cities）。例如，密歇根州門羅縣的白人比例超過90%，曾是一個製造業城鎮。由於美國的去工業化，萎縮的製造業只能為當地提供19%的就業機會。民眾日益依靠低薪和兼職工作，主要是零售業工作。在2008年和2012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人奧巴馬曾贏得了這個縣的支持。而在2016年，特朗普贏得了當地58%的選票；相比之下，希拉里·克林頓只贏得了36%的選票。研究者發現，特朗普在就業以零售業為主的縣的表現要好於競爭對手。“去工業化”使得鐵鏽地帶失去了製造業的工業崗位，代之以零售業等行業的崗位。發生在密歇根州門羅縣的情況是美國鐵鏽地帶的代表性案例。在2016年大選中，有六個州從民主黨陣營倒向共和黨：佛羅里達、賓夕法尼亞、俄亥俄、密歇根、威斯康星和愛荷華州。其中，在賓夕法尼亞和密歇根兩個州，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自1988年以來就沒贏過；而在威斯康星州，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自1984年以來就沒贏過。正因為成功動員了“鐵鏽地帶”這羣“重要少數派”，特朗普為贏得政治競爭鋪平了道路。

其次，特朗普格外重視炒作工作機會話題。為了贏得“重要少數派”的支持，特朗普在競選活動中絕口不提控制政府開支，而這一直是共和黨人的政策核心。相反，他許諾花費數千億乃至數萬億美元，重建基礎設施；他還一再許諾採取措施，推動製造業迴流美國。這些承諾讓白人勞工看到重獲工作崗位的希望。事實上，受美國財政赤字、互補設施缺乏以及勞工技能不足等約束，重建基礎設施與製造業迴流美國這兩項政策主張都難以實現。那麼，更簡單的做法就是通過種族主義、保護主義和仇外情緒，讓白人勞工看到獲得工作的希望，至少發泄失去工作的憤懣。

特朗普的種族主義話語對沒有大學學位的白人勞工有特別的吸引力，他們對美國社會變得日益多元感到不安，他們要和少數族裔爭奪有限的低薪工作崗位。白人勞工認為，少數族裔和移民受到了政府青睞，而他們自己卻被忽視了，在奧巴馬執政期間更是如此。種族主義排斥性的政策主張，是希望將工作與機會留給白人勞工。

特朗普的保護主義主張也有助於喚起白人勞工的支持。他指責美國政府簽署了“扼殺就業”的貿易協定，傷害了藍領階層。他一次次宣稱，美國工人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中遭受損失，製造業日益流出。他承諾要重啓談判，帶回製造業崗位，乃至許諾要帶回服裝、煤炭等產業的就業崗位。他不惜撼動現行國際秩序，挑起對多個國家的貿易摩擦。在轉向保護主義的道路上，特朗普也有一羣堅定的支持者。在向中國進口商品增收關税這一問題上，只有39%的民主黨人表示贊成，卻有76%的共和黨人予以支持。

特朗普還利用仇外情緒喚起白人勞工的共鳴。特朗普斷言，移民正在搶走“我們”的工作，拿走“我們”的錢，正在毀滅“我們”。他許諾要在美墨邊境修一堵高牆，以阻止非法移民搶走白人勞工的崗位與機會。

因此，特朗普採用的話語與自由國際秩序下的美國主流話語顯著不同，他反對多元主義，反對自由貿易，反對跨國移民，政策主張充斥着種族主義、保護主義和仇外情緒。這些言辭與舉措都旨在動員白人勞工這羣“重要少數派”。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極端化的動員也取得了實際效果。在白人女性勞工選民中，特朗普以61%對34%的支持率擊敗希拉里；在白人男性勞工選民中，特朗普以71%對23%的支持率擊敗希拉里。

進入21世紀以後，在美國多次總統選舉中，兩黨候選人的得票率都相持不下。“重要少數派”日益成為各方角逐的焦點。善於發掘這個羣體價值的政治人物，往往能獲得政治先機。從特朗普動員白人勞工的政治策略，到新任總統約瑟夫·拜登自詡為“勞工之友”的言行，美國政治中對白人勞工的爭奪還將繼續。

**▍**不穩定的聯盟？

大約一個世紀以前，美國工業化穩步推進為“新政聯盟”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崛起的美國工業加之壯大的產業工人，共同塑造了戰後“嵌入式自由主義”的國際與國內政治經濟秩序。這一秩序的特點是：保持世界經濟開放，同時保護國內社會。而隨着美國去工業化的推進，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秩序乃至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都將受到影響。

勞工在歷史上是激進主義的追隨者，如今卻逐漸倒向保守主義的共和黨。隨着去工業化的推進，日益受失業與不完全就業影響的白人勞工訴諸種族主義話語，來抑制外來族裔對工作崗位的競爭，宣示要重獲優越的社會地位，迴歸由白人主導的社會等級；政治與經濟地位日益邊緣化的白人勞工訴諸仇外情緒、保護主義言辭，來制約全球化及其外包帶來的影響，希望迴歸由白人支配的美國傳統與文化；日益受到去工業化衝擊的白人勞工，由於技能缺乏，工作流動性低，更難適應變化，希望恢復傳統的工業秩序，這個秩序比後工業秩序更可預期，也更穩定。為迎合白人勞工的訴求，美國政治人物就需要調整政治話語和相關政策，以與白人勞工結成政治聯盟。**然而，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要將白人勞工整合進政治聯盟，催生的都可能是不穩定的聯盟。**因為這一聯盟試圖整合經濟訴求迥異的兩個羣體，二者在以下三個議題上存在嚴重衝突。

首先是再分配與反再分配的衝突。**如果説共和黨對減税、放松管制等經濟保守主義的強調符合富人的訴求，那麼特朗普訴諸種族主義與仇外情緒則更多體現為社會保守主義。**經濟保守主義和社會保守主義能結盟，在更多時候則有衝突。研究者發現，大多數美國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資、改善公共教育、擴大全民醫療保險覆蓋範圍，他們也願意通過增税來為這些項目融資。甚至很多自認是保守派的共和黨人在擴大政府規模、增加富人税收和提高最低工資等問題上，也持自由派立場。他們在意識形態上並不自洽，説着保守主義（共和黨）的話語，卻做着自由主義（民主黨）的事。

不難理解，在“去工業化”進程中遭受損失的白人勞工，恰恰需要國家徵收更多的税收為其提供保護。根據2004年的調查數據，低收入羣體的白人選民只有39%的人在工作。當保守派勢力的代表茶黨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時，卻有大約一半的茶黨支持者説他們家人獲得了醫療保險或社會保障，62%的茶黨支持者認為這些項目對納税人而言物有所值；在公開支持茶黨的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也支持增加工資税來維持美國的社會保障。事實上，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支持社會保障，以及對富人增税。代表富人利益的共和黨在政治競爭中試圖爭取白人勞工，再分配與反再分配的議題衝突將會不斷湧現。

其次是金融化與反金融化的衝突。隨着去工業化的推進，美國社會也經歷了金融化的發展歷程。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快速發展階段，金融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為2.8%；而到2001年，金融部門的利潤達到企業總利潤的46%。在1979~2005年間，金融業為美國最富有的0.1%的羣體貢獻了70%的收入增長。在2006年，金融業的薪酬比非金融業要高出72%。福特汽車原本以製造業起家，而現在公司的主要收入卻源於給買車者提供貸款。通用汽車和通用電氣等製造商也紛紛拓展金融業務，金融利潤逐漸變成公司的主要收入。“公司美國”已變成“銀行美國”。**隨着金融化的推進，美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就業機會逐漸減少。**從奧巴馬、特朗普再到拜登，紛紛提出對金融部門加大徵税力度，致力於製造業迴流美國，試圖扭轉去工業化趨勢，就是這場衝突的體現。

最後是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衝突。隨着去工業化的推進，白人勞工種族主義、保護主義、仇外情緒日益高漲。有47%的美國民眾認為全球化給美國帶來了好處，同時有44%的美國民眾認為全球化給美國帶來了壞處。在多項跨國調查中，對全球化持正面看法的美國民眾的比例，位列德國、英國、中國、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國家之後。圍繞對全球化的態度，美國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羣體、兩個極端。從貿易、金融等領域來看，**美國從當前全球化秩序中獲得了最大份額，是該秩序的最大受益者。而作為受損者的白人勞工卻希望限制移民、保衞邊界、抵制分工，建立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政治人物善於發現問題，也善於製造問題，卻不能解決問題。他們激起了白人勞工對全球化、對移民、自由貿易以及現行國際秩序的不滿，但全球化同時又是美國金融資本、專業精英、技術人員、大型零售業等羣體獲益的來源。兩黨一旦在政治競爭中動員白人勞工，就要面臨如何同時容納這兩個羣體難以調和的訴求的難題。

當前，美國底層的少數族裔與移民更支持民主黨，白人勞工更支持共和黨。**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高度依賴金融資本的支持。**金融資本則是從現行國際與國內政治經濟秩序中獲益最多的羣體，他們反對再分配，支持金融化，也支持全球化。這兩個羣體之間相互衝突的利益訴求，會讓美國國內與國際政策不斷衝突和搖擺，難以有一以貫之的政策主張。這也意味着，**作為“重要少數派”的白人勞工，和民主黨有利益衝突，和共和黨也有齟齬矛盾；**和民主黨有共同利益，和共和黨也有聯繫紐帶。未來美國政治存在多重分化組合的可能性，作為“新少數派”的白人勞工雖然在近年來倒向共和黨，但這很可能並非一個長期的、穩定的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