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的敍事：西方興起“中國崛起頂峯論”的梳理及應對建議_風聞

《荒謬的敍事：西方興起“中國崛起頂峯論”的梳理及應對建議》

核心摘要

· **近年來，西方政客、媒體與智庫正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了一場“中國崛起頂峯論”，認定中國崛起已到頂峯，唱衰中國發展前景，打壓中國增長預期。**特別是2023年二季度以來，等幾乎所有西方主流媒體，以及關注中國的智庫、學者幾乎每天都有一篇或數篇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進行討論，以不同形式參與“中國崛起頂峯論”的議程設置。

· **該輪“中國崛起頂峯論”就是新版的“中國崩潰論”，但這輪輿情顯現出規模最大、頻率最高、持續時間最長、範圍最大、來源最廣幾個特點。**本輪“中國崛起頂峯論”邏輯也更為“精細”，論調聚焦中國疫情後經濟數據的低於預期的具體表現，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結構性、決策層的根本問題，同時認為中國經濟問題反映中國更深層次漏洞的暴露。

· **本報告梳理了本輪“中國崛起頂峯論”****的四大不同敍事邏輯：**一，近年來中國經濟數據反映了深度結構與模式問題，且經濟下行是中長期必然趨勢；二，經濟問題反映中國決策層錯誤的估計和選擇，經濟政策及“穩信心”措施將持續搖擺無力，意識形態阻礙提振經濟；三，中國經濟疫情後反彈疲軟，令人大失所望，且中、美兩國後疫情時代預期與現實產生極大反差，盲目看好中國經濟前景缺乏事實依據；四，外部環境對中國極為不利，美國綜合實力依舊，將有效遏制中國發展。

· **近期西方加大唱衰中國的輿論宣傳，儘管並不是導致經濟增速下滑、股市劇烈波動、外商投資下降的根本原因，但是輿論的大肆宣揚勢必將放大這一影響，形成惡性循環。**西方政客、媒體、智庫形成的“中國崛起頂峯論”論調正在與國內部分輿情形成共振，並通過各種所謂“專家”“研究機構”的背書，企圖全方位抑制、挑撥、影響我國經濟、社會、民生等發展。

· 這種論調對中國的衝擊在部分經濟領域正在奏效，可能導致如下危害：一，放大市場悲觀預期，進而影響中國的經濟恢復和就業；二，影響外資對中國的判斷，降低外商投資中國的意願，導致短期內外資投資減少和資本外逃；三，刺激投資者情緒，導致股市劇烈波動；四，刺激富人移民潮的高企，大量資本、高級管理人才移民國外，導致國內投資下滑，就業崗位減少等後果；五，掩蓋中國經濟發展成果，導致其他國家對中國未來發展潛力形成偏見和誤解；六，擾亂民心影響國內團結，進而引發社會動盪；七，影響國家形象和國際地位，導致人們對中國的認可和尊重減少，對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產生負面影響。

· 本報告認為**，眼下當務之急是堅持深化改革、全方位對外開放、做大經濟蛋糕、提升民眾普遍收穫感，用事實回擊“中國崛起頂峯論****”荒謬的敍事。**同時提出以下應對建議：一，要將回擊“中國崛起頂峯論”作為長期的重點國際傳播規劃項目；二，要持續釋放與持續報道一系列對外全方位開放的政策與落地成果，在輿論層面要高度肯定外資的貢獻並給予相應的禮遇；三，重視知華、友華、愛華、護華的外籍人士作為講好中國故事的一支特殊重要力量；四，捍衞中國領袖的形象，以跨國法律訴訟方式狀告西方不良媒體；五，改變講述中國故事的方式，打造適合國外受眾的內容模式，避免掉入“政治宣傳”陷阱；六，在對外交流和對外傳播的過程中，要注重對國內外Z世代青年人的扶持和培養。

· **同時，在領導力、思想及財力等方面做好與美西方輿論對沖的準備。**中國應有大手筆的投入，打好針對“中國崛起頂峯論”的輿論反擊戰。面對此輪美國發動的“政治宣傳”攻勢，進行一波又一波反攻心戰、反圍剿戰，一定能為拉回中國經濟信心的國際社會預期做出實質貢獻。

一、“中國崛起頂峯論”的新特點與敍事邏輯

**事實上，該輪“中國崛起頂峯論”就是新版的“中國崩潰論”。**但相比於過往25年層出不窮的“中國崩潰論”，這輪輿情規模最大、頻率最高、持續時間最長、範圍最大、來源最廣。

二十餘年來，“中國崩潰論”不絕於耳，從2001年章家敦《中國即將崩潰》（）一書，到2015年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屢見不鮮。本輪“中國崩潰論”自美國學者哈爾·布蘭（Hal Brands）和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於2021年秋季在《外交事務》（）等期刊發文撰書，提出“中國相對實力已經見頂”“中國崛起已終結”“中國衰退已開始”等觀點以來至今已兩年。類似觀點2023年上半年以來愈演愈烈，呈明顯升級加強態勢。《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彭博社（Bloomberg）等幾乎所有西方主流媒體，以及關注中國的智庫、學者幾乎每天都有一篇或數篇文章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進行討論，以不同形式參與“中國崛起頂峯論”的議程設置。以《華爾街日報》為例，其中文官網推出“中國經濟放緩”專題欄目，從2023年8月至2024年元旦，已發表160餘篇文章，包括《中國40年經濟繁榮落幕，接下來會怎樣？》、《中國青年就業市場宛如夢魘，國家面貌正在改變》、《中國經濟困境堪比30年前的日本？可能更甚》、《中國經濟陷入惡性循環》、《中國經濟惡化背後根源：民眾對政府政策沒有信心》等在海外引起輿論共振、被廣泛傳播的多篇“爆款”文章。

更值得關注的是，不同於以往集中在美國的“中國崩潰”論調，本輪“中國崛起頂峯論”荒謬的敍事正傳向歐洲、日本、韓國、印度等國的媒體與學者圈，質疑中國發展的規模、頻率、範圍等均遠超以往。近期，美方政府也進一步推波助瀾，如2023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就稱中國經濟為“定時炸彈”，對中國國際形象、聲譽進一步造成負面影響。

除了範圍大之外，本輪“中國崛起頂峯論”邏輯更為“精細”，讓有心為中國辯護者“心有餘而力不足”。相比於之前針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政治崩潰論”，此輪崩潰論調聚焦中國疫情後經濟數據的低於預期的具體表現，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結構性、決策層的根本問題。雖然有媒體、學者對中國表示信心十足，但皆都難跳出“唯潛力論”，缺少對中國發展前景有效辯護。

本輪“中國崛起頂峯論”同時劍指中國決策層的誤判以及頂層設計的錯誤。本輪唱衰中國者認為，中國經濟問題反映中國更深層次漏洞的暴露。他們認為，當前中國“重意識形態與安全”而“輕經濟增長”，更加集中的權力和深度的政府幹預對民營企業等產生致命的打壓，加之疫情期間“封城”的政策選擇等，都折射了中國決策層在經濟政策與改革開放上“開倒車”。這種論調正在傳入國內，離間中國社會與政府、中國民眾與決策層的信任關係。

對此，需要深度瞭解“中國崛起頂峯論”的敍事邏輯。尤其要注意這些敍事邏輯雖不能被中國主流人羣所完全接受，但在國際輿情中卻有極高的穿透力。

敍事邏輯一：近年來中國經濟數據反映了深度結構與模式問題，且經濟下行是中長期必然趨勢。

該敍事邏輯認為，當下中國經濟出現問題，是近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模型失衡的自然結果，印證了之前少數學者對於中國經濟模式的懷疑及預警。由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的增長模式在人口、債務、投資回報率降低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喪失繼續發展的空間。在經濟結構上，中國失去了之前的增長引擎，在沒有有效替代的前提下，見頂下行符合客觀規律，難以避免。舊發展模式缺陷凸顯、已經過時，但新模式需要的政策舉措和結構性、體制性改革又難以推進。

持此觀點者認為，全球金融危機過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過度依賴房地產及由政府主導的投資，導致債務問題急劇加重；而後2016年開始的“去槓桿”， 預示着支撐經濟增長的房地產行業的繁榮即將終結。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中國市場研究主管羅根•賴特(Logan Wright)表示，因為房地產行業佔中國GDP比例達到20%–25%，房地產的萎縮是中國經濟出現結構性問題最直接的體現。

中國面臨一系列嚴峻的問題：生產力下降，生產成本高攀，基礎建設投資回報率下降，債務佔GDP比重超過美國；總人口和勞動人口數量已經見頂並開始下滑，預計2035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7千萬，而老年人增加1.3億，本世紀末中國總人口降至8億人以下；老齡化持續加重，將造成財政問題、進一步拉低生產率；當下又出現青年失業問題，出現勞動人口和就業機會同時下降，反映中國經濟嚴重的需求和活力問題；人口紅利消失，加上當下房源供給失衡，大城市供給不足，總體分配不均，只會加劇房地產泡沫的破裂。

這些問題難以短時間內扭轉，疫情防控失誤加快了見頂的進程，但並非最終“病因”。地方債務問題、政府主導投資的發展模型、對房地產的過度依賴等不利因素的影響只是在疫情作用下加速凸顯。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增長為內外特殊機遇時期創造的不可持續的“奇蹟”，見頂衰退乃是迴歸常態。

敍事邏輯二：經濟問題反映中國決策層錯誤的估計和選擇，經濟政策及“穩信心”措施將持續搖擺無力，意識形態阻礙提振經濟。

該敍事邏輯認為，中國政府有能力扭轉當下的經濟問題，但因對國內外環境和未來形勢的誤判，選擇維持現狀——經濟放緩或是中國決策層有意而為之。他們認為，讓年輕人學會“吃苦”反映了自上而下的不自信和低預期；政策搖擺無力造成了新的“信心危機”，造成經濟惡性循環，難以逆轉；疫情防控後期的錯誤反映了執政方式的短板，也是當下中國經濟問題的導火索；若決策層不做出改變，經濟問題或將影響社會穩定、威脅政權執政根基。

持此觀點的評論者同時認為，扭轉當下經濟頹勢，不僅需要及時、堅決的刺激措施，更需要經濟發展根本策略的轉換——維繫高速增長的內外因素已不復存在，若不大力推進、深化必要的改革舉措，中國經濟增長前景極為暗淡。評論者認為，中國國內專家早已形成政府需要採取強有力的行動來刺激經濟增長的共識，但近期出台刺激措施皆為“擠牙膏式”的“零敲碎打”、“小修小補”，無法顯示出決策者對問題嚴重性的擔憂，繼續拉低社會對未來的預期；十八屆三中全會展現出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心，但是現實中改革受阻，在需要擴大支持民營經濟及推進市場化進程的時間節點上，反而出現嚴重的“國進民退”現象。有人表示，當下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避免中國陷入像日本上世紀九十年代陷入的衰退，但是出於意識形態等原因，選擇維持現狀及現有道路，陷入“政策癱瘓”，更有甚者宣稱中國經濟已經“殭屍化”，成為“僵化的中央集權經濟”。

該敍事邏輯認為，中國社會已經陷入嚴重的“信心危機”，並將對長期經濟增長前景造成極大負面影響。例如，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國商務和經濟學高級顧問兼主管甘思德 (Scott Kennedy) 表示，過去一年內他三次來華調研，最明顯的感受就是民營企業家和消費者信心嚴重衰退，並歸結於三點原因：一是疫情防控過度，特別是2022年3月後上海嚴厲的“封城”措施嚴重影響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2022年底“清零”政策突然的停止更加重了大家的疑慮。二是近年來對民營企業，特別是科技企業的管制及打壓；“共同富裕”的提出也降低了部分企業家及投資者對未來發展的預期。三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敵對氛圍的提升，使得不少中國投資者、企業家對未來與西方科技、市場、資本的交流、流通和發展產生很大擔憂，拉低了國內外對中國發展前景的預期。他表示，民眾感覺國家在向錯誤的方向前進，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導致投資減少、存款增多；信心危機已成為限制中國經濟最重要因素。

一些人認為，中國決策層與社會經濟現實、民眾生活嚴重脱節，且出於領導層意識形態中對於“福利主義”（welfarism）的反對，不願採取西方式的刺激或福利政策，不願從以投資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加快向消費主導型經濟轉型。決策層進而放棄可以刺激消費的政策選擇，使得經濟回暖嚴重受阻。他們認為，消費在中國經濟中佔比仍然較小，如果得到適當促進，將有望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動能。當下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儘快得到解決，但出於決策者的偏見與誤判，下行趨勢將難以得到扭轉。

該敍事邏輯認為，中國崛起得益於改革開放後的“韜光養晦”及相對自由的經濟政策，相反，現今龐大而籠統的國家概念（如“民族復興”“高質量發展”）已成為切實發展和具體措施的絆腳石。在此論調下，中國崛起見頂和之後的衰退是決策選擇的必然結果。治國理念和執政方式若維持不變，中國將漸漸滑入“崩潰”邊緣。

敍事邏輯三：中國經濟疫情後反彈疲軟，令人大失所望，且中、美兩國後疫情時代預期與現實產生極大反差，盲目看好中國經濟前景缺乏事實依據。

該敍事邏輯認為，疫情期間，看衰美國經濟成為美國民眾、媒體和學者的常態，海內外反而對中國後疫情時代經濟反彈高速增長形成預期。而在“清零”時代結束後的2023年，中美兩國經濟數據現實與預期反轉：中國經濟經歷短暫復甦後，陷入增長乏力困境，數據遠不如預期，美國反而並沒有進入被預測的衰退——僱傭需求強勁、高通脹壓力不再、股市反彈。疫情前多數人認為，中國GDP會很快超越美國，可近期數據顯示，中國與美國差距在加速拉大。不少金融機構、學者、媒體重新評估先前的預測，甚至開始認為中國在經濟總量上永遠不會超越美國，重蹈日本覆轍，或陷入比日本當年更大的危機。

彭博經濟（Bloomberg Economics）最新預測，中國經濟將在21世紀40年代中葉以小額差距，短暫超越美國，但將很快重新被美國超越，經濟增速在2050年降至約1%——中國將永遠無法坐穩世界最大經濟體寶座。其表示，疫情後反彈疲軟，反映了房地產市場的日益低迷及外界對北京管理經濟信心的流失；中國已經早於預期地進入了更低速的增長道路，因為信心問題或已造成了長期的不良影響。反觀疫情前，彭博經濟曾預測中國經濟最早或在2030年代初始就超越美國。

疫情後，不少媒體、學者明確表示，疫情期間對中國經濟過於樂觀的預期已被證偽，之前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一直持懷疑態度的觀察者也認為自己的觀點獲得了新的數據、事實支持。“新冠後遺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恐成為常態。

敍事邏輯四：外部環境對中國極為不利，美國綜合實力依舊，將有效遏制中國發展。

該敍事邏輯認為，美國有得天獨厚的硬配置及軟實力優勢。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認為，在地理上，美國兩個鄰國都為友好的盟友，中國與14個國家接壤，且領土爭端頻發；能源上，美國為能源淨出口國，中國卻日益依賴能源進口；金融實力上，美國控制大型國際金融機構，美元霸權也難以撼動，中國政府對人民幣的控制使得其難以代替美元成為世界貨幣；人口紅利上，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已在2014年見頂，十年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9%，而美國將增加5%；社會文化上，美國雖有諸多不足之處，但依舊開放包容，憑藉實力吸引全球精英人才，而在中國“潤”（“跑”的英文拼音Run）已經成為上流文化。

美國對華科技封鎖等措施，加上中國周邊國家（日、韓、印等）日益增長的敵意，美國及其盟友的全球霸權難以被撼動，西方將有效制衡中國持續崛起；中國當下激進的外交方式也將持續限制其發展前景。

近期更有評論者認為，中國經濟當下的問題，代表了“中國模式”（the China Model）優越論、“中國例外論”的終結。持此觀點者認為，若中國經濟就此放緩甚至陷入泥潭，那麼中國雖然不大可能陷入真正的大危機，可以維持自我發展，但“中國模式”在國際上就失去了特殊的吸引力。沒有持續發展、經濟增長的硬事實，即印證的就是之前部分學者的預測——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不可持續，是內外特殊機遇期的導致的“奇蹟”，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説，也不存在特殊的優越性及借鑑意義。這將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影響力和全球合作帶來新的挑戰。

二、“中國崛起頂峯論”的現實危害及影響

目前看來，西方政客、媒體、智庫形成的“中國崛起頂峯論”論調正在與國內部分輿情形成共振，並通過各種所謂“專家”“研究機構”的背書，企圖全方位抑制、挑撥、影響我國經濟、社會、民生等發展。其主要的危害如下：

**第一，放大市場悲觀預期。**2023年二季度，受外需放緩，樓市轉弱，以及市場預期不穩等因素影響，實際經濟復甦動能有所放緩。華爾街金融機構多次下調中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期，從2023年7月份中國經濟最新數據來看，包括生產、消費、投資、出口在內的幾乎所有經濟指標的增速都出現下滑。總之，當前中國經濟動力不足，有效需求面臨長期結構性失衡問題，三駕馬車放緩，不及潛在增速。在這樣的經濟表現下，消費者不願花錢，企業不願投資，也不願意創造就業機會，加之創業人員的大幅減少，嚴重製約了中國經濟的恢復。恰在此時，外媒開始在國際上大肆宣揚“中國崛起頂峯論”，以看似合理的推論、數據，實際上確是帶有主觀性、片面性的惡意評論，企圖通過這樣的方式放大投資者、企業和消費者對中國經濟的悲觀預期，使其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乃至轉向絕望，進而影響中國的經濟恢復和就業。

**第二，影響外資對中國的判斷，降低外商投資中國的意願。**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增長，搭上“中國快車”的跨國公司，獲得了廣闊的市場和可觀的效益。同時，他們也給中國帶來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根據《跨國公司投資中國40年》報告數據，40年來，外商投資企業數量佔全國企業總數的不到3%，卻貢獻了近一半的對外貿易、四分之一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值和利潤、五分之一的税收收入，已成為中國開放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眾所周知，在經濟體量達到一定規模後再想取得高速增長難上加難，疊加三年疫情的“疤痕效應”遠未消退。在此背景下，外媒所宣揚的“中國崩潰論”就有了一定的市場空間，以部分事實加上錯誤的推論引導，以此影響外國投資者和跨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信心，導致他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持謹慎態度。這可能會減少外國直接投資和跨國企業在中國的擴張，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最典型的後果就是短期內外資投資減少和資本外逃。我國關於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有BOP（國際收支平衡表）和商務部兩個口徑。從BOP口徑來看，2022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資保持在1478億美元，為歷史次高水平，然而，下半年外商投資大幅收縮至425億美元，同比降幅73%，是自1999年有數據以來的最大降幅。而商務部口徑也呈現一致特徵，2022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資增速高達23.5%，下半年快速下滑至-7%。直到2023年前7個月，外商投資形勢急轉直下，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667.1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4%，摺合1118億美元，下降9.8%。不僅如此，外資對於境內企業的併購減少也證明了這一觀點。據清科研究中心數據，2023年上半年外資併購共16起，同比下降33.3%，披露交易金額108.84億元，同比下降80.5%。

此外，輿論的放大效應疊加政治因素，也造成了已投外資的加速撤離。這發生在我國尚未完成產業升級和價值鏈向高端躍升的背景下，構成產業空心化的潛在風險。例如2022年初，佳能關閉了在珠海的工廠，結束了在中國的32年曆史，遣散了最後的1300名員工；蘋果正在把部分生產線從中國轉移到印度、越南、泰國、印尼等國家；耐克的供應商將生產設施轉移到東南亞和非洲；富士康在印度大建工廠並稱隨時隨地轉移生產基地，戴爾不再使用中國造芯片並揚言外遷等。外企的撤離對我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首先勢必會減少就業機會，減少税收。其次我國還屬於技術轉型和學習的階段，一些高科技巨頭企業的離開，也會影響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第三，刺激投資者情緒，導致股市劇烈波動。**相比於海外多以機構投資者為主導的成熟市場，中國A股仍以散户投資者為主。大多數散户缺乏專業知識、投資經驗和技術不足，在投資過程中往往情緒化，容易受到市場波動和媒體炒作的影響，做出衝動的投資決策。而近期西方政客、媒體與智庫正在全球範圍內宣揚“中國崛起頂峯論”等論調，瘋狂宣傳經濟困局，加之各種小作文、小道消息齊飛，不斷刺激股民的情緒，導致市場交易激增，板塊輪動加速，股市波動劇烈。2023年上半年，A股市場呈現大幅震盪格局。截至6月30日收盤，在各大主要指數中，創業板指波動最大，半年振幅達到23.14%。上證指數半年振幅11.2%。滬深300、創業板指上半年以來均錄得下跌。其中創業板指表現最差，累計下跌5.61%。下半年以來市場劇烈調整，板塊輪動幾乎無法預測，尤其是在短期，幾乎是由資金面驅動，其邏輯通常無法預判，進一步導致市場情緒較為低落，讓投資者們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壓力。由此帶來的後果就是，大部分股民賺不到錢，影響其投資信心，或將導致其退出資本市場，進而造成連鎖反應，影響上市公司的融資計劃，衝擊實體經濟。此外，2023年以來，美股、日股強勁上漲的背景下，A股市場長期低迷，充斥其間的大量的外國資本受各種中國崛起頂峯論的宣傳影響，造成中國資產沒有投資價值的誤判，導致資本加速逃離，尋求更安全的市場。以陸港通資金流向為例，在2022年9、10月份資本淨流出觸頂後，由於防疫管控的放鬆，迎來一波反彈，並在2023年1月，迎來淨流入的高峯，但是3月份之後，整體以流出為主。英國《金融時報》根據交易所數據進行的計算顯示，2023年8月離岸交易商淨賣出了價值近900億元的滬深兩市股票，超過了2014年底以來的任何一個月。

**第四，刺激富人移民潮的高企。**中國富人的移民潮不是從疫情大流行開始的，而是在過去 10 年中一直存在。在中國富豪羣體中，不少人都是白手起家，他們對於財產的累積很重視。為了將利益最大化，部分人會選擇另闢蹊徑，將資產轉移到國外或者是在外面設立基金保住自己的利益。隨着國內經濟增速的放緩，富人再難以像以前一樣依託各種紅利實現財富的快速增值，加之外媒大肆炒作“中國崛起頂峯論”，這可能導致大量富人在中國看不到財富增長的機會，從而攜帶大量資本移民國外，直接導致國內投資下滑，就業崗位減少等後果。根據全球知名移民諮詢機構亨氏顧問發佈的《2023年版私人財富遷移報告（Henley Private Wealth Migration Report 2023）》，預測2023年全球將有12.2萬名高淨值人士移民，超過2019年的11萬人。亨氏顧問公司把擁有超過一百萬美元可投資資產的富翁定義為高淨值人士。其中，中國預計將有1.35萬高淨值人士外流，是印度的兩倍。儘管中國估計有80多萬百萬富翁，1.35萬名佔比很少，可以想象的是這種外流的趨勢還在增強。除了數千萬美元的財富從中國流失之外，高級管理人才也在外流，還會讓經濟增長減緩的情況進一步惡化。

**第五，掩蓋中國經濟發展成果。**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國崛起頂峯論”的論調掩蓋了個別部門、行業的亮眼表現，如儘管現階段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均出現了下滑，但是拉動外貿出口的“新三樣”卻組成了中國經濟新的名片，表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不斷湧現，為推動經濟持續恢復向好注入了信心和活力。具體來看，一是光伏。目前我國光伏各產品的市場佔有率均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光伏組件佔全球的75%以上，電池片佔80%左右的市場份額，硅片的市場佔有率更是達到95%以上。2023年1-7月，我國太陽能電池產量276.6吉瓦，同比增長超過56%，包含硅片、電池、組件等在內的光伏產品出口總額達324.7億美元，光伏新增裝機97.2吉瓦，同比增長158%。二是新能源汽車。當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產銷地。2023年1-7月，我國新能源汽車出口63.6萬輛，同比增長1.5倍。從目的地來看，歐洲、東南亞等地成為新能源車企出海的“首選”。三是鋰電池。2023年上半年，全球動力電池龍頭寧德時代裝車量為112GWH，佔全球市場份額的36.8%，連續六年居於全球第一。在全球前十的動力電池廠商中，中國佔據六個席位，且整體市佔率達到了62.6%。

與美歐相比，中國已經在上述三個領域建立了技術、市場競爭優勢，美歐等西方國家企業在競爭中已呈現頹勢。此外，在其他科技領域，中國正以驚人的勢頭進行追趕，現發明專利申請和被授權數量、國際期刊熱點論文發表數量、科學與工程領域文獻數量和研發人員數量均全球排名第一；研發經費、國際頂尖期刊論文數量和高被引論文數量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在基礎研究、前沿科技和工程科技三大領域均取得了重大科技突破。中國還擁有規模龐大的工程師紅利，擁有全球佔比近四成的燈塔工廠，建設在中國的50個 “燈塔工廠”是第二名到第十名國家的總和，具備壓倒性優勢。有理由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多種領域的科技創新在實體經濟的應用將不斷夯實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

當前盛行的“中國崛起頂峯論”不僅忽視了上述領域中國所需的成就，也忽略了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遠遠超過以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對經濟的刺激這一基本邏輯。這將可能導致其他國家對中國未來發展潛力形成偏見和誤解。

**第六，擾亂民心影響國內團結，進而引發社會動盪。**外媒大肆宣揚“中國崛起頂峯論”的初衷，是要以信息戰的方式，散佈錯誤信息、虛假信息，營造出一種國家沒有未來的假象，並通過挑起階級矛盾，引發各種對立情緒，從而讓民眾逐漸對國家的前途失去信心，最終就像蘇聯一樣，從內部瓦解，導致自我崩潰。

此外，本輪“中國崛起頂峯論”劍指中國決策層的誤判以及頂層設計的錯誤。更具危害性的是，長此以往會造成民眾對社會和政府部門信任感消弱，導致社會不安定、民眾情緒波動和社會矛盾加劇，進而對中國的社會秩序和穩定產生威脅。

**第七，影響國家形象和國際地位。**當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中國崛起頂峯論”的敍事邏輯則認為之前一直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模型和內外機遇不復存在也不可複製，未來經濟將面臨更大困難。如果外界普遍認可了這種觀點，可能導致人們對中國的認可和尊重減少，對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產生負面影響。

此外，有這種論調還可能會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產生負面影響。其他國家可能對中國的可靠性和穩定性產生質疑，直接弱化中國的國際吸引力，減少與中國的合作和交流，動搖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心，增加中國發展的國際成本。

**事實上，近期西方加大唱衰中國的輿論宣傳，儘管並不是導致經濟增速下滑、股市劇烈波動、外商投資下降的根本原因，但是輿論的大肆宣揚勢必將放大這一影響，形成惡性循環，從而對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國際關係產生負面影響，甚至對全球穩定造成威脅。**因此，應該對這種宣傳加以警惕，並保持客觀、理性的態度來看待中國的發展。

三、“中國崛起頂峯論”的應對前景及對策

作為“中國崩潰論”新時期變種，“中國崛起頂峯論”並不是什麼新鮮觀點。正如前幾輪“中國崩潰論”偃旗息鼓那樣，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勁復甦，體現於進一步趕超美國的逆襲之勢，是對“中國崛起頂峯論”打臉、讓其破產的最好方式。對此，堅持深化改革、全方位對外開放，聚焦於如何做大經濟蛋糕、提升民眾普遍收穫感的經濟政策，用靚麗的經濟數據表現來回擊，是讓“中國崛起頂峯論”的荒謬敍事徹底破產的根本辦法。

此輪“中國崛起頂峯論”明顯是配合美國對華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的新一輪輿論綜合攻勢，試圖干擾與打壓中國經濟增長勢頭，需要以“殲滅戰”的方式還以顏色。對此，在即時有效的國際傳播戰略上，中國的對外傳播可以有如下調整：

**第一、將回擊“中國崛起頂峯論”作為長期的重點國際傳播規劃項目。**調撥相應的國際傳播經費，採取“揭榜掛帥”方式，依託“扛炸藥包炸碉堡”的勇氣，以嚴謹的論述、可信的傳播、精準的溝通打一場漂亮輿論反擊，對沖“中國崛起頂峯論”的攻勢。比如，推動一系列中國經濟金融類智庫與歐美國家智庫對話，推動中國經濟學者走出去，講清“提速換檔”的中國敍事；組織中外智庫合作，聯合推出一系列報告；以新能源、智能科技、綠色低碳等領域推出一系列智庫報告，通過新媒體、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對國際、國內傳達可靠、權威的信息，講述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成果，從而實現強而有效的預期管理；挖掘一系列中國高科技在封鎖中逆勢突圍的成就。國家經濟預期的輿論競爭，關鍵在於信息多少的比拼，夯實中國信心的專業信息更多，積極影響力自然會更大。

**第二，持續釋放與持續報道一系列對外全方位開放的政策與落地成果，在輿論層面要高度肯定外資的貢獻並給予相應的禮遇。**外資目前的普遍狀況是，夾在美國對華攻勢與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之間低調地賺錢。如果從宣傳口徑上給予外資更多禮遇、榮譽，與民企、國企一視同仁，如召開外資企業人士座談會、邀請外資企業在黨媒、黨刊專訪撰文、邀請外資企業人士走進各個部委召開諮詢會，將會起到國際輿論對中國信心的撬動作用。更重要的是，要講清對外開放的政策利好、細節變化與盈利成果，如外資參與中國理財產品的銷售、外資享受一些地方政策優惠、負面清單落地的便利等等，提升中國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

第三，知華**、友華、愛華、****護華的外籍人士是講好中國故事的一支特殊重要力量，“他們‘聯接中外’的獨特視角和表達，讓故事的講述更容易被海外受眾接受。”**習近平主席曾強調，關係親不親，關鍵在民心。要全方位推進人文交流，深入開展旅遊、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廣交朋友，廣結善緣。

未來的一段時間，應廣泛邀請一系列外國學者尤其是經濟學者走進中國，借他人之口講好後疫情時代的中國故事。通過長期部署和策劃，組織一批有影響力、有話語權的知名學者走入浙江、福建等經濟發達的省份，考察民營經濟的活力，體檢民間創新的動力，感受類似“八八戰略”久久為功的魅力，讓他們切身體會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未來。交往的過程中，也應該避免陷入“唐吉坷德”式的情結（Don Quixote Complex），不應迷信向對方叫罵就能證明自己勇敢的互動模式，既要保持相互溝通，也要學習如何溝通。

**第四，捍衞中國領袖的形象，以跨國法律訴訟方式狀告西方不良媒體。**在此，新加坡經驗值得借鑑。歐美媒體對新加坡的負面報道，一向非常謹慎，因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發國家間機構或個人的抗議，甚至惹上官司。20世紀中葉，新加坡剛獨立時，歐美媒體視其為後殖民地時代的不馴者，動輒對新加坡口誅筆伐，吹捧新加坡的反對派。於是，李光耀果斷推行限制外國媒體在新加坡發行量的法令，一度《時代》週刊在新加坡銷量被削減80%多，《華爾街日報》發行量驟降92%。同時，歐美媒體對新加坡有不實、不良報道，一經發現，就會被一張狀紙告到當地法庭。

2010年3月，李光耀、李顯龍父子通過新加坡司法系統，對美國《紐約時報》集團提出誹謗罪訴訟，認為其下屬的《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的一篇名為《都是一家人——論家族式政治優劣》的文章含有誹謗，《紐約時報》最後登報向他們道歉，並賠償16萬新元的名譽損失費。

勝訴與否暫不論，幾輪下來，歐美媒體就因疲於司法而不敢造次。相比之下，中國對境外不實言論，要“寬容”得多。事實上，一切依法辦事，定能拿捏那些發表惡意言論的歐美媒體。

**第五，改變講述中國故事的方式，打造適合國外受眾的內容模式，避免掉入“政治宣傳”陷阱。**我國國際傳播通常採用更為宏觀的、官方的、理性的視角來報道新聞，觀點立場傾向比較明顯，“重擺事實講道理、輕故事化的表達和戲劇性的描述”，人文色彩較為淡薄，説教意味較為濃厚，容易導致長期標榜所謂“客觀公正”和新聞專業主義的國外受眾的反感。所以，對外傳播內容或可脱下“官方外衣”，放下“官方架子”。

近期，兩位90後創作者通過擬人化的手法，結合大英博物館2000餘件文物失竊的熱點信息，製作了名為《逃出大英博物館》的短劇。這部短劇很好地對英國殖民體系下在全世界掠奪的行為進行了針對性的議程設置。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BBC等媒體只能進行破防後的意識形態論述，並無法扭轉輿論窘態，為中國聲音的傳播提供了有效突破口。儘管極不情願面對現實，但BBC仍不得不討論“中國是不是唯一要求大英博物館返還文物的國家”，最後實際輿論更加讓英國當局以及為殖民體系洗白的美西方外宣機構尷尬。儘管目前還只是個例，但這樣現象級的對外傳播效果案例不失為一種傳播模式的探索，在針對“中國崛起頂峯論”的輿論鬥爭中，相關經驗應受到重視。

**第六，在對外交流和對外傳播的過程中，要注重對國內外Z世代青年人的扶持和培養。**美國國際媒體署報告提及，相關預算中有相當一部分用於接觸中國的Z世代青年（19至34歲），讓他們認同美式價值觀，從而達到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的目的，該企圖已見成效。如自由亞洲電台的“歪腦”節目及“美國之音”等外宣機構的年輕“潤人”專題等，即以年輕人的方式及視角對中國年輕人進行滲透。所以，建議重視當下年輕人對未來發展的期許及現實困境，提供必要且有效的幫助和輔導，防止作為國家未來支柱的青年羣體成為被挑撥的對象，進而成為反華外宣機構的炮灰。

**四、**結語

**要打好針對“中國崛起頂峯論”的輿論反擊戰，中國應有大手筆的投入。**當前中國面臨的內外部形勢，包括經濟增速、西方圍剿、供應鏈外遷和社會預期等四個方面變化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段時間內，中美之間差距拉大也是必須正視的現實。2023年上半年數據顯示，中國GDP僅佔美國GDP的63%，相較於2022年，下降了7%。在此背景之下，一個自我感覺逐漸良好的美國，為與中國競爭已做好多方面的準備，在對華輿論攻勢上必會採取更多主動性的措施。

國際局勢也會對中國所處輿論環境產生疊加效應。俄烏衝突爆發喚醒了“腦死亡”的北約，在一些美國政客和反華人物的唆使下，還出現了亞洲化的趨勢。2023年7月11日至12日，北約維爾紐斯峯會不僅在公開表態上對中國進行了惡意指摘，並且在邀請參會的對象中，重點邀請了日本和韓國，凸顯出這個橫跨北大西洋的軍事政治組織染指太平洋和東亞的野心。

特朗普離開白宮後，部分以智囊自居的反華人物也為北約在亞洲炒作中國威脅提供輿論支持。例如，前國務卿蓬佩奧的文膽餘茂春就聲稱，應建立所謂的北大西洋印太公約組織，該組織的首要戰略目標即“對抗中國對世界自由秩序的威脅”， “新冷戰”味道濃厚。

當前，美國已形成以國務院為主導，由國防部與國家情報體系進行部門間左右協同，由媒體、對華強硬派帶頭人及非政府組織上下聯動的全方位對華輿論作戰體系。2021年，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審議通過了“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劍指中國，規劃2022年至2026年每年都有3億美元用於打擊“中國影響力”。2022年，美國國際媒體署財報及2023年預算報告顯示，用8.4億美元的預算針對中俄兩國的傳播宣傳，該預算在具體實踐中又追加至8.85億美元。

另據近些年的美國國務院“公共外交和國際廣播綜合年度報告”（Comprehensive Annual Report on Public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美國對華公共外交（不包含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及中國台灣）投入從2018年的約797萬美元增長至2021年的約969萬美元，增幅達21.58%。2019年，該系列報告就炫耀由中情局一手操辦出來的自由亞洲電台旗下普通話項目（Global Mandarin，中文項目名稱即“歪腦”）可以直接觸及中國社交媒體，包括新浪微博及微信。而“歪腦”項目不僅成為美國反華外宣力量中的生力軍，還屢屢獲得西方新聞評價體系的認證。

由此看，中外輿論戰，既是領導力之戰、思想力之戰，也是財力**、定力****之戰。**面對此輪美國發動的“政治宣傳”攻勢，進行一波又一波反攻心戰、反圍剿戰，一定能為拉回中國經濟信心的國際社會預期做出實質貢獻。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課題組

組 長：

王  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執筆團隊（按姓氏字母排序）：

王  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執行院長

陳修豪，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研究助理

魯東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副研究員

查  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國際運營專員

運營團隊：

楊雲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委兼運營部 主任

劉亞潔，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辦公室 副主任

詹叢叢，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運營部 項目主管

李鑫鵬，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國際部 項目主管

劉  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運營部 項目副主管

苗陽陽，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運營專員

林信冶，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行政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