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經濟還行不行？台教授：很多人低估一個重大前提｜文化縱橫_風聞

【導讀】中國的經濟前景，無疑是當前各方關注的重點議題。對此，人們往往關注中短期問題，而較少分析更為長期的問題，即國際經濟秩序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將對中國及世界的經濟前景產生難以評估的影響。事實上，國際秩序特別是國際經濟秩序正發生深刻變化，諸多矛盾和衝突都與經濟發展要素的不平等緊密相關，在2024年這一史上最大的“大選年”裏，世界更不會平靜。在此背景下，探討國際經濟秩序處於何種階段，對於我們定位自身、把握趨勢，至關重要。

本文提出一個關鍵論斷：國際經濟秩序有其“作者”。這個“作者”在十七、十八世紀之後是英國，二戰後轉變為美國。每個“作者”設計下的社會，都會在金融週期中走向成熟期，即生產貿易的利潤率下降，資本退出該領域而進入流動擴張的階段。進入成熟期，意味着該秩序的領導者走向衰落，秩序需要進行重新設計。當下，美國GDP中金融佔比已達22%，各大公司越來越關注短期財務報表而非長期競爭實力，説明二戰後的秩序已進入成熟期。在這一認知基礎上，社會和社會衝突在國際經濟秩序的變動中究竟起到怎樣的作用？未來應建立怎樣的經濟秩序？作者認為，美國領導權正在衰弱中，但走向並不確定，我們應增進對各相關因素的瞭解，並構想如何重建較為合理的國際秩序。

本文原載《讀書》2024年第1期，原題為《國際經濟秩序的變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國際經濟秩序的變化

瞿宛文

台灣“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中國的經濟前景是眾所矚目的議題。中國是否能如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之後那般，帶領全球經濟增長？中國經濟的崛起是否會告一段落？這些都是事關重大的問題。如今在疫情緩解之後，中國經濟恢復的速度並不如預期，從而引發國內外眾多學者的討論，探究到底是什麼因素在阻礙中國經濟的復甦。一般而言，討論較着重中短期的視野。然而，本文在這裏要討論一個較為長期的問題，就是國際經濟秩序的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而這不確定性可能對中國及世界的經濟前景產生難以評估的影響。

一方面，一些帶來短期波動的因素，大家都較為熟悉，如新冠疫情對全球供應鏈帶來的供給上的影響、其所引發的通貨膨脹，以及中國與各國本身內部週期調整的問題等。對於這些中短期波動及政策週期調整的因素，相關的研究比較多，其中涉及的邏輯也較為清晰。基於這些中短期因素的考慮，對各個地區的預期復甦速度雖然會有差異，且目前來説速度較預期緩慢，但是基本上仍會預期緩慢的復甦，只是速度與程度的問題。當然還有關於短期刺激性政策處方的爭議，這是重要且有立即作用的政策議題。

**但另一方面，有一個新的因素出現，它不僅已經在發生中短期的影響，也應會有較大而長久的影響，那就是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顯著的變化。**不過，大家對於如何看待秩序變化比較缺乏共識，且是否以及何時會出現新的秩序更是充滿不確定性。而這不確定性必然會持續地發生作用，會持續地影響各方的經濟行為，這部分的作用也較難以評估。雖然説經濟秩序的變化是一個較為廣泛的議題，但其確實會影響經濟前景，因此且容我在此試着討論如何理解國際經濟秩序變化及其影響。

**▍**國際經濟秩序是有“作者”的

近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中美關係急遽轉向對立，這常被解釋為地緣政治的變化，是新的國際間博弈賽局，雖然會有巨大的影響，但亦被視為僅是此後國際權力分配上的博弈與調整。然而，本文在此所指稱的國際經濟秩序變化，並不僅止於此，而是國際經濟體制的變動，涉及整個體制領導權﹝Hegemony，常被翻譯為霸權，涉及中文語境中既有的王道與霸道的區分。即使在英文語境中，TheH-Word的涵義也是眾説紛紜，對於其是領導權抑或強力支配權（domination）或兩者不同比例的組合，也有不同的説法（參見佩裏·安德森：《原霸：霸權的演變》，李巖譯，當代世界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本文無法對此多做討論，僅先以領導權稱之，但假設其包括領導權與強力支配權。現今關於霸權的討論多源自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的霸權理論，其原來主要針對國內以階級為基礎的權力關係，而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將其擴大結合運用到國際之間基於政治經濟的權力關係﹞的變動，涉及改變全球經濟體制秩序與運作的規則。

在體制秩序較為穩定的時候，體制秩序會被當作理所當然的背景因素，即如經濟學者通常所假設的“其他因素不變”一般。然後，在假設架構不變的前提下，大家討論或推導出各種被認為是由純經濟或技術因素所驅動的市場變化趨勢，如運輸革命、全球化、區域化、金融化、AI化等。政治干預常被經濟學者認為是違反經濟理性，並且難以理論化，多被假設屬於不變的其他因素類別。

然而，這種説法假設既有國際經濟秩序為自然天成，主要是由經濟與技術因素驅動而成，而如此説法對於理解當今世界巨大變局並沒有太大幫助。因為在較高的整體體制層次，經濟與技術因素無法告訴我們中美博弈會如何發展，國際經濟秩序未來會如何演變。

為了理解變局，我們必須提高分析層次，將其他因素都視為可變動的。其實只要回顧歷史，就可以看到目前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國際秩序，是“二戰”之後才建立的，不同於“二戰”之前的格局。兩大強權國家美國與蘇聯，共同建立的“二戰”後初期的秩序，只是美蘇冷戰已經於三十多年前結束，至今格局更凸顯了美國超強的領導者角色。

簡言之，“二戰”後的新秩序是有“作者”的，並非自然天成。美國當初在設計戰後秩序時，有其承續的歷史性因素，但也涉及羅斯福及杜魯門政府所設想的國際秩序藍圖。對於理解變局，除了理解當初的構想藍圖之外，更涉及其後數十年來美國及國際經濟秩序的持續變化。因此，為了凸顯世界大局的輪廓與變化，本文將簡要地比較英國與美國領導下國際秩序的異同，以及兩輪領導權週期的變化。

**▍**英國與美國領導秩序的異同

英國在十七至十八世紀陸續打敗荷蘭與法國後，藉由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在歐洲建立了由其領導的保守的國際秩序（君主制、殖民地、奴隸制）。因為英國在此時已經累積了諸多方面的優勢，包括最先發起了工業革命，倫敦成為世界的自由貿易港及金融中心，優勢海軍帶來在全球範圍建立殖民地並對其予取予求的能力，尤其是對資源豐富的印度。因此，英國在此時刻改變了其以往的重商主義政策，對外單邊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即英國輸出工業品，而由殖民地供給農工原料，但容忍歐洲其他國家採取重商主義政策追趕英國，同時以權力均衡的方式維持十九世紀歐洲內部的和平（雖説殖民地戰爭不斷）。當時歐美強國相對於殖民地的力量懸殊，不過英國最終仍難以權力均衡來維持歐洲內部秩序。因此，兩次世界大戰結束了英國領導的時代，主要是新興的德國起來挑戰其領導權，德國雖失敗但也耗盡了英國的國力。

“二戰”後由新領導者美國來主導世界秩序的重建。基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經濟恐慌的經驗和教訓，羅斯福新政的藍圖設計中，世界性機構——主要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聯合國——將在美國領導下治理世界。同時，羅斯福對第三世界也採取不同於英國的政策，支持落後地區的去殖民化與經濟發展，但並未如對西歐那般提供大幅經濟援助。相比英國的規模，美國幅員廣大，英國可以實行自由貿易，而美國多以雙邊貿易協議為主，治理與各國的關係。不過，美國特殊的優勢在於其縱向整合、具競爭優勢的跨國企業，可依賴投資來跨越貿易邊界。

**簡言之，英國與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秩序安排，相同處是有清楚的最高領導國主導秩序。不過，在結構上，英國的自我定位是全球商業與金融中心，單邊自由貿易配合着對殖民地的控制，以權力均衡維持強國間的秩序。而美國在結構上是自我中心的最大國，治理國際經濟秩序多依賴雙邊協議與自身的跨國企業。**不同於英國的殖民政策，美國對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允諾了政治主權與經濟發展，然而至今，多數前殖民地雖有形式上的獨立，但恐未能擁有完全的政治主權，在經濟上多數則仍延續着殖民地經濟的模式，以輸出原物料為主。不過，即使如此，即使美國的軍事力量幾乎獨霸全球，美國對前殖民地的控制程度，也已遠不及英國當時所達到的程度。同時，也已經有少數落後地區成功發展了經濟，縮短了與先進國的距離，甚至成為美國力量的挑戰者。

**▍**動態的資本主義週期

在歷史現實上，英國主導地位的興衰可説甚為明晰。然而如今，雖説美國實力較戰後初期明顯衰弱，但如何借鏡以往英國失去領導權的經驗，來評判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是否已到了被更替的時刻？在此先討論其中所涉及的資本主義的週期循環。

近數十年來的金融擴張趨勢甚為明顯，而金融化必然帶來兩極分化，難以真正維持榮景並解決經濟危機，這同時會帶來合法性危機以及社會動亂，亟待新力量來領導變革、建立新秩序，但也存在新秩序難以建立而世界陷入系統性混亂的可能。

金融化會帶來兩極分化的邏輯甚為簡單清晰。製造業會帶來數目眾多的工作機會，例如在“二戰”後初期，美國製造業興盛且工會仍較為有力，故能支持工人進入中產階級，壯大中產階級的行列且使得分配較為平均。而金融業則創造數量甚少但極為高薪的工作機會，不能培育中產階級。而今，美國二〇二〇年近二十一萬億美元的GDP總值中，製造業創造價值的佔比為11%，金融業的佔比則達到22%。而所得分配高度不均衡，以至於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之時，出現了“99%vs.1%”的反華爾街運動的口號。

然而，金融化並不是新的現象，即如文藝復興時代的佛羅倫薩一樣，美第奇家族便是在金融化之後開始支持文藝活動的。法國年鑑學派大師布羅代爾在他的三卷本《十五至十八世紀物質文明與資本主義》中，即指陳從十五世紀開始，北意大利城邦就最先發展出了資本主義，而之後“生產/貿易擴張→金融化”的資本主義週期，就一再地重複出現。他指出，在資本主義週期中，反覆出現的金融擴張是一種信號，預示將由舊的積累體制進入新的體制。資本主義週期已歷經數次循環，領導者經歷了北意城邦—荷蘭—英國—美國的更替。美國領導的體系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接手，“二戰”後全面主導世界。美國體系在二十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進入生產擴張期，卻在七十年代就進入危機與金融擴張階段。

在每一個體系積累週期中，在生產與貿易擴張階段，若利潤率高於平均就會吸引資本不斷進入；隨着競爭日益激烈，利潤率會下降，當降至無利可圖之際，就會有資本退出生產貿易領域，回覆到流動資本的狀態，轉而進行金融擴張。當整體如此發展，就是這一體系積累週期進入了成熟期，即布羅代爾稱之為體系“秋天”的階段。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美國體系進入金融化階段已毋庸置疑。如上所述，近年美國GDP中金融業的佔比已達22%。

布羅代爾認為，市場經濟在歷史上是普遍存在的，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則是一種特殊的、近代才出現的體系；後者雖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卻有着特殊的組織安排——資本與國家權力相結合，資本與國家政權各有各的目的，它們之間是一種既有矛盾又互相依賴的結合。布羅代爾認為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依賴國家權力的支持，絕非源於市場經濟的自然生長。

美國危機的來臨於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三年間顯現：軍事上越戰難以得勝，金融上難以維持佈雷頓森林體系，而意識形態上美國在國內外漸失去合法性。一九七三年美國政府在所有戰線上撤退，開始忽視“世界政府”的職能。當時歐美薪資上漲速度加快，又出現石油危機，資本過剩而勞動力與原料供給跟不上。至此，凱恩斯式刺激需求的做法已失效，價格上漲。美國將美元與黃金脱鈎之後，世界貨幣有失控趨勢，貨幣混亂不斷增加。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美國政府決定控制貨幣，重建美元地位，政府與美聯儲聯手實施緊縮政策。內外的危機治理使得美國政府此時放棄了羅斯福式新政，尋求與金融資本合作，以便在全球權力競爭中重獲優勢。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金融化確實帶來了暫時的成果。購買力重歸美國，限制性貨幣政策與高利率給第三世界帶來毀滅性後果，南方的商品價格下降，拉美債務直線上升。這轉變也使得蘇東集團必須與第三世界爭奪流動資本，並最終在壓力下崩潰。西方的美好時期再度來臨，只是危機並未解決，稍後即以更棘手的形式再度出現，即如二〇〇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所證實。由贏利性危機導致的金融擴張帶來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更引發了合法性危機，造成西方國家政治上更劇烈的動盪。

一些案例或能顯示金融化的實質作用。近年來，美國政府對美國正失去半導體產業主導權甚為焦慮。美國英特爾（Intel）公司是創立半導體產業的主要企業，從個人計算機興起後，英特爾就以壟斷個人計算機的CPU為主要獲利方式。在二〇〇六年左右，蘋果公司正準備推出其革命性的產品——智能型手機iPhone，而當時蘋果CEO喬布斯向英特爾提議，由其來為iPhone提供芯片，但英特爾認為利潤太低而拒絕了這個商機，而日後iPhone的銷售額很快超過了個人計算機。英特爾早期開創者幾乎都具有理工背景，然而當時（二〇〇五至二〇一三年）英特爾的CEO不是工程師出身，而是MBA出身，他主要擔心新產品會拉低利潤率，因而拒絕了這一黃金機會，也限制了該公司參與下一波技術革命的機會。近三四十年來，美國大企業領導層日益看重公司短期財務報表的績效及其對公司股票的影響，未必關注長期科技競爭力，這已是普遍現象，也是美國產業實質競爭力下降的原因之一。

以上所言有關美國體系自身的發展動態週期，而百多年前，英國體系也呈現相似的發展趨勢。英國在十九世紀末期經濟大蕭條之後進入體系的“秋天”，即進入金融化階段。不過，英國金融中心的重要性下降速度緩慢，即使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英國海外貸款佔比仍有三四成，全球仍有過半的貿易是以英鎊進行。直至“二戰”後，美國才完全確立領導地位。

**▍**社會基礎

領導權的轉移中，社會衝突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除了上述領導國自身發展週期的動態之外，領導權移轉還涉及國家間以及資本間的競爭，還有社會衝突及各個因素相互間的影響。如英國失去領導地位，基本由於自身經濟力的相對下降、替代者美國的興起，以及德國的軍事挑戰帶來的兩次大戰。然而，國力衰弱下降所伴隨的社會變動雖有深遠影響，但是其對統治秩序的影響卻甚為複雜，不易界定。例如，十九世紀末英國與歐洲勞工力量興起，社會衝突升級對統治者帶來挑戰，不過當“一戰”興起時，工人卻熱烈地投入戰爭而轉移了衝突壓力。從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尤其在“一戰”後，落後地區陸續發生革命，開啓了落後地區社會革命的長期浪潮，這也使得舊的殖民帝國在“二戰”後難以重建其殖民統治。在此背景下，美國在“二戰”後初期，成功地以去殖民化及經濟發展的允諾，在落後國家間建立了領導權，這與其數十年後的情況大為不同。

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其名著《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中闡述英國在十九世紀施行自由放任帶來的惡果，而他認為利伯維爾場會帶來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即社會會結合起來設法保護自身，社會的反彈會約束市場力量，結束自由放任時代。只是他忽視了資本主義的週期性！在“二戰”之前，歐美確實開始推行如美國的新政等限制市場力量的政策。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下一個領導國—美國—在走向金融化的同時，意識形態也發生轉向，利伯維爾場論再次以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面貌成為主流。

**簡言之，資本主義體系會有周期，每個週期由領導國主導建立新秩序，體系晚期會進入金融化階段，而金融化會帶來社會衝突的升高，若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上的混亂升高，亟須新的領導者出現領導建立新秩序。**近年來歐美社會也清楚地顯示出如此進入體系晚期的發展趨勢。不過根據以往經驗，社會衝突與統治方式以及領導權的興衰，其間關係錯綜複雜，並不易界定其影響作用。如今，較為確定的是傳統工運的衰退，民粹政治的興起，同時社會結構與以往高度不同，過去經驗的適用性不易評估。

**▍**小結

國際體系秩序已進入大變動階段，很難再視其為不變的背景因素。如何理解國際經濟秩序的變局？如何進一步掌握領導國美國的政治動向、美國社會衝突的演變、美國對其全球領導權下降的因應對策，都是困難度極高的挑戰，卻甚為必要。若這些動態變化難以掌握，整個體制未來的走向必然充滿不確定性。較為確定的是，我們應該意識到國際秩序的局勢正進入大變動的階段，美國領導權正在衰弱中，但走向並不確定。我們應增進對相關一切因素的瞭解，同時構想如何重建較為合理的國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