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後5-10年中國經濟潛在增長將主要取決於促就業和保就業_風聞

新經濟會不會出現？究竟什麼是新經濟？

未來5-10年我們中國經濟潛在增長能不能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可以説非常的關鍵，也非常地緊迫，並不安定的國際大勢使然。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將主要取決於促就業和保就業能做到怎樣的程度。

因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將主要經受內部需求增長的約束或指引，內需包括內部投資，但更主要是指居民購買力。外需也就是對外出口，未來將更多體現為對外投資、高技術產品與高端服務對外貿易以及知識產權在國際市場進行的交易。

因為我國大陸的製造業早在2012年前後就已經達到了目前世界經濟所能消容的規模，這裏首先指的是產能，主要指的是就業。即製造業產能在2012年之後仍在快速地增長，但是製造業本身所能創造的（藍領工作）就業機會已經在逐年地減少，而且減少的趨勢似乎尚未到達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

這期間，我們出現了很大的一個意料之外的緩解巨大的就業壓力的優勢，那就是電子商務以及現代信息物流業的大發展，包括跨國電子商務和交易，無異於一場營銷革命，使得相當一部分由於工業製造業就業機會持續地減少造成的勞動年齡人口過多地閒置找不到工作。

但即使如此，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據説最近印度總人口終於超過了中國大陸），我們可投入經濟生產的勞動年齡人口依然有太多的富餘，難以充分有效地安置，進一步提高整個國家的生產力和購買力。

上千年的農耕文明時期，我們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的制約因素是人多地少。

進入工業文明時代，前工業化時期農業及農村富餘勞動力大量遷入工商業和服務業為經濟基礎的城市，不僅彌補了現代城市自身人口增長乏力的困境，更是適應了勞動力轉向生產力水平更高的產業領域，此時伴隨着國家與社會資本在各個工商業經濟中心城市快速地集聚、集中，技術擴散與高等教育大發展。

現代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首先影響的是傳統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農產品單產量的大幅度上升不僅為非農業的城市人口提供充足的口糧，還為豐富居民食品以及很多工業製品提供原材料。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在前工業化時期絕不亞於工商業生產力水平提升的幅度。當一個國家的農業從業人口在比較短的一個時間內快速下降到原有規模的一半以上時（指農業勞動力順利轉移到工商業等非農就業領域），一般即意味着這個國家度過了工業化起飛階段潛在的危機，我們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即集中在1990年代初至2016年前後，僅僅不到30年時間。

自此以後，工業化即進入了後半程，或者可稱之為再工業化時期。因為就現代農業和服務業發展的規律以及我們中國大陸的具體情況看，滯留在農業和農村的勞動年齡人口依然過多，或者很富餘，農業和農村生產力水平提升的空間仍然很大，而此時由於滯留在農村和農業的勞動年齡人口仍然過多反而制約着農業和農村生產力提高。只有將富餘的勞動人口進一步向非農產業經濟領域轉移，未來才能有條件實現農民的增產和增收，並切實縮小城鄉生產力水平的差距。

後工業化（或再工業化）時期，知識經濟逐漸取代工業製造業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重心，知識勞動和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是後工業時代所有發達經濟體保持領先地位的決定性因素，伴隨着國民高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此時，任何單一經濟體，無論其規模有多大，都必然融入世界經濟才能保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金融資本與當代科技相結合，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工業製造業經濟國際化分工，既是國際金融資本全球化擴張的結果，也是以當代科技革命與人類知識更新與世界多元化文化交流發展需求為主驅動力使然。

我們中國作為上世紀90年代迅速崛起的發展中大國，作為一個舉世矚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龐大的人口規模在全球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狀態未得到根本扭轉的局面下，可謂既是優勢，也是劣勢。因為倘若沒有強大而堅實的現代工業製造業經濟，那麼不僅一個龐大國家的公共基礎設施必要的維護與更新難以有保障，而且它的現代服務業經濟也容易陷入去實體化的誘惑和陷阱，泛金融資本無節制膨脹和擴張的結果是，發達的富國與後發展的窮國之間的鴻溝持續擴大。

具體到一個國家的內部，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不是在一步步縮小，就是在一步步擴大。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但是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在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中都是需要爭取儘可能縮小的。

工業化即進入後半程，所需要消化的不僅是農村農業領域依然存在大量勞動年齡人口的富餘，還有國家經濟結構轉型和世界經濟週期疊加產生的非農就業領域的結構性調整帶來的勞動力需求嚴重不足的挑戰，這是所有後工業化國家無法迴避的經濟和社會現實。社會人口老齡化，既有後工業文明呈現的特徵，也是後工業時代就業格局和就業生態轉換升級必然發生的現象。

“二戰”前後所有發達國家政府得出的最珍貴的經驗和教訓主要體現為兩方面，一是政府有必要高度關注國民就業的狀況，嚴肅對待和防止失業率過高，特別是市場經濟環境中有組織的就業機會不足，中壯年勞動年齡人口社會勞動參與率下降；再就是需要嚴肅控制國家經濟通貨膨脹率過高。

“二戰”結束後的十多年，美國以及國家復興中的歐洲及日本，就業很充分，通脹率儘管不低但相對於經濟復興的速度並不高，因此整體的經濟增長還是要快於絕大多數“二戰後”獲得“主權獨立”的後發展中國家。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很多“獨立”後的後發展國家經濟發展普遍陷入連年不止的高通脹，非農富餘勞動力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動盪，政局不穩。

到了1960年代特別是進入1970年代後，國民經濟通脹率高低已經成為可以直觀地區分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的重要的經濟學標誌。教訓是，高通脹乃是一個國家的政府對本國國家財富的系統性破壞。高通脹伴隨高失業率，成為幾乎所有後發展國家難以實現工業化起飛沉重的枷鎖。天時地利人和，我們中國非常幸運非常艱難地實現了工業化起飛。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年齡人口在大約25年的時間裏足足減少了一半，並且保持了鄉村社會和新興城市市民社會的穩定。

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裏，已經與整個世界經濟和國際社會緊緊地聯結在一起，或者更準確地講，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和國際社會構成重要的部分，再也難以分割或被人為地切割開。東西方文明彼此共生與融合，正在加速成為世界文明最亮眼的底色。

由此，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新挑戰和新機遇，體現出整個世界經濟和國際社會發展面臨的新挑戰和新機遇，即如何使一個勞動人口大國的充分就業成為其再工業化時期內生性增長必須正視的核心議題。它的解決順利與否，決定了一個發展中大國的產業經濟轉型是否可以在不完全依賴其他國家消費需求增長的條件下得以實現，並從而為整個世界經濟的增長和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做出更大更實質性貢獻。

因為中國的人口規模及潛在的市場增長規模已經足夠大，她對整個世界經濟未來發展的貢獻將更多更集中地體現在先進科技的開發應用與推廣，以及人類在應用新知識與新技術造福於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如何更好地協調文化傳統與力量革新之間關係的新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