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外交之路 | 1963-1973年，在北京外語學院附屬外語學校的十年_風聞

· 到新學校 ·

1963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外語還是從小抓起好，教育部決定在北京、上海、南京、廣州、武漢、西安等14座城市開辦外語學校，或在外語學院辦外語附校，內設小學部、初中部和高中部，由各地外語學院派遣老師並指定一些老師編寫全國教材，對學生進行封閉式教學，以外語為主課，兼顧基礎課程。從小學開始學習，直到高中，稱“外語一條龍教學”，目標是培養高級外語人才和外交官。

這是劉崢同學當時繪的北京外語附校，作者購得的一份是限量版203/300。2021年10月22日，作者捐贈給新辦的北京外語附校。（校址最初在和平門外南新華街，後來搬到北外。本畫展現的是學校搬到海淀區蘇州街後的場景。）

北京外語學院早在1959年已建外語附中（高中部），只需增設初中部、小學部。1963年，外語附校開設英、俄、法、西語課程。學校設在和平門外，北京高師、北京師範大學的舊址。

校園圖片由原附校學生袁帆提供

7月，我和北外的一批外語老師奉命從大學到附屬外語學校。在大學教了三年書，從剛剛入門到教得比較得心應手，如今又換了教育對象，從教大學生到教小學生，不是人人願意的。我沒想很多，只認為應服從分配。我負責教小學兩個班的法語課並編寫以小學為起點的全國法語教材，另外還擔負一些教研組和團支部的工作，感到任重而道遠。

· 當新人 ·

我到新學校、任新老師的同時，振東回國休假並於8月同我結婚。

婚禮很簡單：乘假期我同屋的老師不在，集體宿舍變新房，門上掛上我老家的一席大紅繡花錦簾；在會議室擺上一些糖果，沏上幾壺茶，領導、家屬講講話，就舉行婚禮了。婚禮簡單，但隆重、熱鬧，外語附校、外語學院法語系的一些領導和同事、老同學、雙方親屬，幾十人擠在會議室裏。

婚禮上，外語附校的馬校長講了一個真實的笑話。

外語附校的領導急等新老師的到來，馬校長打電話催問，學院領導電話中答覆：“柯憶去。”

馬校長急着問：“可以來，可以來，到底是誰來呀？”

答道：“柯憶去，她的名字就叫柯憶。”

他的話引得在場的賓客開懷大笑。他又代表校領導希望我不負重託，積極工作，不要立即有小孩。

我們倆唱了一首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大家散去，只留下朋友們送的夜來香，散發着迷人的馨香。

振東休完假回瑞士，新房又還原成集體宿舍。就這樣，“文革”時還有人貼我的大字報，説我結婚鋪張。這是個有時代烙印的笑話。

· 編新教材 ·

北京外語學院當時屬外交部和高教部雙重領導，負責編寫英、法、阿拉伯等語種的全國教材。編教材的老師們由陳琳老師帶領，討論中得以瞭解各個語種的特點，不論編寫哪種語言的教材，老師們都感到既光榮又艱難。

陳琳：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曾任教育部《國家英語課程標準》專家組組長、北京市人民政府顧問、中國老教授協會我國語文專業委員會理事長等職。

我當時對9歲孩子的特點、學習的潛力有多大都不清楚，要趕在9月開學前出版教科書，只好參照手頭僅有的法國、前蘇聯的教科書，在系領導的支持和老教師的幫助下，硬着頭皮編寫，匆忙中編出一本書。

· 任新老師·

小學部是在全市二年級學生（9歲）中招收的，到外語附校上三年級。除要求學生品學兼優外，還要經過我們外語老師口試，考查朗讀、聽力、語言模仿、敍述能力，層層過關，學生不是百裏挑一，而是千裏挑一。

1964年外語附校師生在頤和園春遊，三排左二是語文老師王淑蘭，後排左三是校長曾遠輝，後排右一是作者。作者旁邊是非洲小留學生艾蓮娜。

各語種都是40名學生，分兩個小班上外語課，一起上公共課。公共課的老師多是從各校調來的富有經驗的老教師和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高材生，新老結合，生氣勃勃。學生住校，同吃、同住、同學習，可謂“三同”。有生活老師專門負責他們的起居，吃、喝、拉、撒、睡、洗澡全管，無微不至。

與作者同時在大學四年級擔任團支書，同時留校任教，先後從法語系調到外語附校的華純老師。

外語老師都是從北外、北大和其他大學調來的，每天早自習、上課、輔導，大部分住在學校，已婚有家的老師週三和週末可以回家，可謂全力以赴。

小學部法語教師紐靜籟、蔣重貞和作者。師生用三人的名字開玩笑説：“蔣重貞可以扭進來。”

作者和外語附校法語組的同事們在校門口。

為了讓同學們聽到純正的法文，老師們用錄音機播放外國教師的錄音。“鐘聲牌”錄音機，又大又重，我搬來搬去，頗感吃力。我暗暗想，等老了能搬得動嗎？科技的發展使我的疑慮成了杞人憂天。

作者和外語附校的同事們在校門口

我在教學中發現教材大大低於學生的接受能力。只好添加許多東西——詞彙、句型、日常用語，以及詩歌、短劇和歌曲。

我根據兒童的特點，採取聽説領先，讀寫跟上，聽説讀寫四會直觀教學法、啓發式教學、滾雪球式教學、激勵法，寓教於樂，充分發揮同學們的積極性。為了演好一個角色，他們反覆念着台詞，哪怕就一句。

後來，同學們回憶説，中學部和小學部合演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一個同學整天沒事就揹他那一句台詞：“Qu’elle est belle!”（她多美啊！）結果不學法語的同學也會了。

1965年3月，曾遠輝校長帶着西語教師吳瑞根、阿拉伯語趙老師和作者參加在上海召開的全國外語學校會議。

1965年3月，曾遠輝校長帶着我與兩位老師去參加在上海召開的全國外語學校會議，相互交流，受益匪淺。經過幾年的實踐和摸索，以小學為起點的教科書以及教學法才逐漸成熟。

小學部法語組師生

學生們個個天資聰慧、活潑上進，我很喜歡教他們，常常讓他們到我宿舍裏玩，惹得張校長給我提出忠告：“ 不要和學生太隨便，這樣他們一點都不怕你，影響教學秩序。”果然，我班上課活潑有餘，嚴肅不足。

1969年，法五班師生下鄉勞動的合影。第三排左一是丁錫慶老師，第二排左三為作者。

我和同學們一起挖防空洞、下鄉參加勞動。同學們都不惜力，我也很要強，結果落下了腰肌勞損的毛病。有一次值夜班，我抱着被子下樓，一步踏空，摔下來竟不省人事，事後留下崴過的兩隻傷腳，伴我至今。

為了備戰和師生的革命化，1970年12月外附師生去拉練。長城腳下，荒村小道上，凜冽寒風中，一天走七八十里，甚至上百里。糧食定量供應，大小夥子等於在忍飢挨餓。拉練也鍛鍊了我走長路的能力。

有一次，開飯時間，學生們招呼説：“柯老師，快來吃飯啦！”我一看，盛菜的盆竟是我的小花洗腳盆！大家正吃得津津有味哩！

教這些可愛的學生，酸甜苦辣伴隨着大家一起成長、成熟。

-未完待續 -

圖文 | 柯憶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