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mDispatch 丨2023年全球衝突最大贏家：美國軍工複合體_風聞

2023年10月19日，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就以色列-哈馬斯衝突和烏克蘭戰爭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時指出：“美國的愛國工人正在建設民主兵工廠，服務於自由事業。”圖源：Jonathan Ernst/AP

原文截圖

​2023****年全球衝突最大贏家：美國軍工複合體

威廉·哈通（William D. Hartung）

從俄羅斯持續入侵烏克蘭到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襲擊，從以色列在加沙的大規模屠殺到蘇丹的毀滅性內戰，2023年的標誌性特色是毀滅性衝突。今年甚至有更嚴重的確定無疑的風險。不過，在這場暴力、苦難和戰爭的雪崩中，有一個顯而易見的贏家: 美國軍工複合體。

去年12月，拜登總統為2024年“國防”支出簽署了一份價值8860億美元的創紀錄授權書，其中包括為嚴格意義上的五角大樓以及能源部研發核武器的工作提供的資金。再加上可能向烏克蘭和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數百億美元緊急軍事援助，這些支出今年可能首次超過9000億美元。

與此同時，拜登政府上個月未能在國會通過的一千億美元以上緊急軍事援助方案，今年可能會以某種形式流失，同時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眾議院和參議院將為特定的州和地區的“國防”項目增加數百億美元，就像過去三年中的兩年那樣。

當然，在那些錢真正開始流動之前，國會必須通過2024財年撥款法案，為支出那些資金掃清道路。至撰寫本文時，眾議院和參議院確實已同意簽署一項臨時協議，批准去年12月獲得授權的那8860億美元。此類資金支出的萬億美元版本可能就在眼前。(假如以往的做法可引以為鑑的話，那麼其中一半以上資金可能直接流向大大小小的企業。)

一萬億美元是一個很難處置的數字。1960年代，聯邦預算只是現在的一小部分。據説，共和黨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曾稱：“這裏十億，那裏十億，很快你就會説到真正的錢。”不論他有沒有那麼幹過，這句話都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國會對聯邦支出的態度已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畢竟，今天，十億美元比五角大樓四捨五入時的誤差還要小。國務院的預算眼下比越戰高峯時期增加了數千億美元，是艾森豪威爾總統警告他所稱的“軍工複合體”施加“無端影響”時的兩倍多。

只提供一點比較: 僅僅是昂貴而失能 F-35戰鬥機一項，年度開支就超過了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的全部預算。2020年，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與五角大樓的合同價值超過了國務院和國際開發署預算的總和，其與武器相關的收入繼續與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全部投入不相上下。一艘價值130億美元的航空母艦，貴過環境保護署的年度預算。總體而言，國會每年批准的可自由支配預算中的一半以上都撥給了五角大樓，而那基本上是聯邦政府除了老年醫保和社會保障等強制性項目以外的所有開支。

我認為，假如這等龐大的支出，於保護國家或者讓世界變得更加安全而言確實必不可少，那會是個事情。但它們更多的與分肥政治和誤入歧途的“覆蓋全球”軍事戰略有關，而不是仔細考慮實際的“防禦”可能需要什麼。

國會的蠢行

去年年初，拜登總統和時任眾議院議長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就債務上限達成了協議，批准8860億美元的軍事預算之路就此開啓。協議降低了國內支出水平，同時維持了政府對五角大樓的提議不變。已被趕下議長寶座的麥卡錫，早就承受右翼“自由黨團”議員和他們的同路人的壓力，要求他進行這一類削減。(他沒有多少選擇，只能同意，因為在一場歷經15輪投票的議長競選中，這個羣體終究成了他險勝的關鍵。)

曾有的一線希望是，那些主張削減預算的議員也可能針對五角大樓膨脹的預算採取行動，而不是把所有的財政痛苦都施加到國內項目上。眾議員吉姆·喬丹(Jim Jordan，俄亥俄州共和黨人) 這樣的著名右翼共和黨人承諾，將五角大樓的開支削減“放在桌面上”，但隨後只針對了軍方所謂的“覺醒議程”，那個議程歸結起來是，削減原計劃用於打擊種族主義和性騷擾，同時支持軍隊內部生育自由的幾十億美元。哦，等等，喬丹也針對了作為“覺醒議程”的可替代能源開發方面的支出。無論如何，他只關注該部門總預算的一小部分。

關於迫使五角大樓就範，國會外的著名共和黨人表達了更強烈的意見，但他們的看法沒有在國會山獲得支持。例如，可能是美國最有影響力智庫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負責人凱文·羅伯茨(Kevin Roberts)，在《美國保守派》雜誌（American Conservative）為約束五角大樓給出了理由:

“以往，國會認可華盛頓特區的謬論，即更龐大的預算等於更強大的軍隊。但眼下，面對創紀錄的每個家庭多達24.2萬美元的債務，保守派已準備好，着手解決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同時對抗政治建制派、不負責任的聯邦官僚和人脈廣泛的國防承包商，為的是維持這個國家的償債能力和安全。”

更令人驚訝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前國防部長克里斯托弗·米勒（Christopher Miller）發佈了一本回憶錄，其中呼籲大幅削減五角大樓的預算。他認為：“我們可以削減一半的國防預算，但那會仍然是中國的兩倍。” 

但最終，這些批評對眾議院的五角大樓預算辯論沒有任何影響，那些辯論很快淪落為一場關於一系列有毒修正案的爭鬥，那些修正案攻擊了軍隊中的生育自由、性少數人羣和跨性別人士的權利。眾議員科林·奧爾雷德(Colin Allred，德克薩斯州民主黨人)正確地譴責了那些修正案是“極端主義的可恥表現”，民主黨人的全面反對則確保了2024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的首次修訂將被擊敗，一些最惡毒的共和黨人提案將在今年晚些時候被清理。

與此同時，幾乎所有主流媒體的報道和絕大多數國會辯論都集中在那些文化戰爭上，而不是這個國家為什麼一開始就準備向五角大樓投入那麼多的資金。

威脅升級與“民主兵工廠”

為五角大樓的大量新支出提出的戰略理由經不起微弱的推敲，或許你會驚訝地發現這一點。

在支持五角大樓實際上不受限制地獲得財政部資金的意見中，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國構成的所謂軍事威脅。但正如政府監督項目（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的丹·格雷澤（Dan Grazier）指出的那樣，中國的軍事戰略“天生就是防禦性的”:

“（中國）正在進行的投入不適合外國冒險主義，而是旨在使用成本相對較低的武器抵禦極其昂貴的美國武器。該國的主要軍事戰略是確保外國列強，尤其是美國，儘可能遠離其海岸線，中國政府稱這一政策為‘積極防禦’。”

當然，美國和中國之間發生可能衝突的最大引爆點是台灣。但對有關各方而言，因該島而開戰將付出驚人的代價，甚至可能升級為核對抗。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進行的一系列戰爭推演發現，儘管美國確實可以“贏得”一場保衞台灣免受中國大陸兩棲攻擊的戰爭，但那將是一場代價高昂的勝利。“美國及其盟友損失了數十艘船隻、數百架飛機和數萬名軍人”，它報告説。“台灣經濟遭受了重創。此外，高額損失在很多年裏傷害到美國的全球地位。”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核對抗(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沒有將其納入評估)將是一場規模幾乎無法想象的一級災難。

防範中國大陸未來武統台灣的最佳路徑是恢復華盛頓的“一箇中國”政策，即呼籲中國大陸承諾和平解決台灣地位問題，也呼籲美國放棄支持台灣正式獨立。換句話説，通過外交手段，而不是增加五角大樓“贏得”一場戰爭的預算，才是問題的解決之道。（以上兩段文字的個別措辭有調整。——譯註）

五角大樓預算增加的第二個主要動因，據稱是因為美國向烏克蘭提供數百億美元武器裝備(包括美國庫存短缺的炮彈和導彈)，導致這個國家的武器製造基礎蒙受了壓力。根據五角大樓和軍火行業的説法，解決方案是進一步壯大本已龐大的軍工複合體，以生產足夠的武器供應烏克蘭(現在還包括以色列) ，同時獲得足夠的武器系統，為未來與中國的戰爭做準備。

這一論調存在兩個問題。首先，向烏克蘭供應武器並不能證明美國軍火工業有理由永久擴張。事實上，向基輔提供這種援助，必須輔以一項現已不見蹤影，旨在避免爆發一場持續時間甚至更長、更艱苦的戰爭的外交戰略。

其次，與中國開戰所需武器的種類，很大程度上不同於那些與在烏克蘭的陸地作戰有關的武器，因此，向烏克蘭輸送的武器和為與中國可能爆發的一場戰爭做好準備幾乎沒有關係。而不論如何，華盛頓都應致力於預防而不是準備與中國開戰。

軍事化外交政策的災難性代價

在投入更多的税款建設一個不斷壯大的軍權國家（garrison state）之前，理應加以嚴肅討論的是當前全球環境下的美國軍事戰略。事實上，只是購買更多的炸彈、導彈、無人機和下一代人工智能驅動的武器並不是一種戰略，儘管那是軍工複合體的福音，也是在慫恿破壞穩定的新的軍備競賽。

不幸的是，無論是國會還是拜登政府似乎都不打算認真考慮一種強調在外交和經濟手段而非武力或武力威脅方面進行投入的進路。考慮到這個國家本世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令人難以置信的昂貴失敗 (花費了數萬億美元) 造成數十萬平民傷亡，並導致數量驚人的美國退伍軍人在身體和心理方面傷痕累累(如布朗大學戰爭成本項目所廣泛記錄的那樣) ，你可能會認為，使用你上繳的美元税款的某種不同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但你沒有這樣的運氣。 

包括眾議員馬克·波坎(Mark Pocan，威斯康星州民主黨人)和芭芭拉·李(Barbara Lee，加州民主黨人)在內，國會中確實有一些聲音呼籲五角大樓保持克制，他們提議削減國防部一千億美元的預算，作為邁向一種更均衡國家安全政策的第一步。但這些努力必須克服一種不友好的政治環境，這個國家面對的那些被沒完沒了誇大的軍事威脅，以及軍火工業的政治力量，加上它在華盛頓的盟友，共同造就了這樣的政治環境。當然，那些盟友包括總統拜登。他稱美國為“民主兵工廠”，努力推動向烏克蘭提供新一輪武器援助。他正吹噓投資於選舉搖擺州公司武器生產的潛在好處，這與前任特朗普沒有不用。

遺憾的是，向軍火工業投入更多資金，犧牲了未來對短期經濟收益的需求，而那些收益實際上也不高。假如那些資金用於創造綠色就業機會，建設更具韌性的基礎設施，改進科學和技術教育，建設更加穩健的公共衞生體系，我們將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不同的世界。那些舉措理當是任何意義上的美國經濟復甦的支柱，而不是武器開發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過於温和的連帶後果。儘管自1980年代以來投入的資金大幅增加，但軍火製造業的實際就業人數事實上已從300萬人驟降至110萬人：請注意，數字來自軍火行業最大的貿易協會。 

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是在軍工行業運作的成員最多的工會之一，它已意識到這一現實，併成立了一個公正過渡委員會（Just Transition Committee）。正如《國家》週刊（Nation）的斯賓塞·阿克曼（Spencer Ackerman）指出的那樣，該委員會旨在“審視僱傭了數千名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會員並主導全球武器貿易的美國軍工複合體的規模、範圍和影響。”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9A 地區代表了紐約、新英格蘭和波多黎各的5萬名在職和退休工人，該地區負責人布蘭登·曼西拉(Brandon Mancilla)表示，該委員會將“考慮實現真正的公平過渡會意味着什麼，公平過渡過去被稱為‘和平轉換’，即供職於武器和國防工業的人轉入其他行業。”

與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倡議同時發生的，是主要武器製造商員工加入工會的比率急劇下降 (如記者 Taylor Barnes 所記錄的那樣)。舉兩個例子: 1971年，69%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員工加入了工會，而在2022年，這一數字是19% ; 在今天的諾思羅普·格魯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只有4% 的員工加入了工會，這一下降反映出，大型武器製造公司有意識地將工作外包給非工會分包商和有反工會“工作權利”法律的州，同時將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作為像 F-35計劃這樣的跨國項目的一部分輸送到海外了。國防工業的工作比其他經濟部門的工作更有保障或者有更好的薪水和福利，如此神話也就到此為止了。 

眼下亟需的是，展開一次嚴肅的全國性對話，討論一種真正的而非建立在具備了全球軍事主導地位的幻想基礎上的國防戰略會是什麼樣子。不然，已成為華盛頓預算制訂精髓的外交和經濟政策的過度軍事化思路，可能被無休無止並災難性地延伸到未來。放任這種事發生的代價，這個國家實際上承受不起。

（作者是設在華盛頓的智庫昆西治國方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本文原題“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Is the Winner (Not You)”，由美國博客網站TomDispatch.com發佈於2024年1月16日。主圖非原文所有，斜體字和超鏈接為原文所有。譯者聽橋，對機器形成的初步譯文有校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