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I 名校博士流落紐約街頭遭羣嘲，孫衞東式悲劇有解嗎？_風聞

【提要】

孫衞東的遭遇和各方的評論已經被扭曲成“潤”的後果，演化成祖籍國是否可以接納海外遊子的爭論，但他的遭遇歸根結底是不幸患病。在遭遇毀滅性的生理或心理疾病打擊時，如果沒有優質且可以負擔的醫療，沒有家人、朋友、社區的關愛和持續的支持，再成功的人生都有可能瞬間跌落谷底。   

文：詹涓

近日，有博主在視頻平台上發佈“華人博士流浪紐約街頭16年”的系列視頻，受到廣泛關注。在視頻中，這位無家可歸者表示他從復旦大學畢業，後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曾在華爾街從事高薪工作，但已經流離失所16年，他自己表示，分不清現實和幻覺，與妻子早已離婚。 

據復旦大學美國校友會表示，已經確認了該男子的身份，他名叫孫衞東，確實畢業於該校物理專業。 

社交媒體截圖

通過公開信息交叉印證，可以確認孫先生曾就讀於復旦大學少年班，1989年通過CUSPEA，即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入讀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自1992年至1999年至少發表了32篇論文，署名為Wei-Dong Sun。         

1989年最後一批CUSPEA項目留學生名單。 

一位天資聰穎、學術出眾的學者囿於精神疾病，失去了與家庭和社會的聯繫，無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在寒冷的紐約街頭掙扎，這是一件令人唏噓的事情。此後校友會迅速行動，幫助他尋找到住房，並開始安排就醫事宜，事態發展也讓人不禁鬆了口氣。     

但是故事迅速開始走向“反轉”和“看戲”的老路。一些社交媒體開始流傳幾張截圖，聲稱孫博士賭博成癖欠錢不還，幾十年來不回國探望父母，公費留學後沒有兑現承諾回國，現在還想要回到中國獲得救濟，輿論開始一邊倒地指責他是不忠不孝不值得信任的“叛國賊”，不值得同情。 

這些截圖信息都無法核實，有些甚至完全背離了事實：**孫先生本人並沒有表達回國治療、工作、養老的意願；他也並非是公派出國，CUSPEA項目的留學生均獲得了美國大學免繳學費並提供生活資助的待遇。**但它們非常有效地吸引了一波流量也帶起了風向，將有關精神病治療和支持的討論扭曲成輿論對在美華人的敵意。     

在謠言和喧囂之外，孫先生的遭遇很容易讓在美華人聯想到兩年前的一樁慘劇：2022年3月3日，從耶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華人李燕(Dr. Yan Li)博士在自己位於加州聖地亞哥的公寓住所遭到警方執行驅逐令，李女士同樣長期患有精神障礙，她與警察發生了激烈對峙，儘管有鄰居苦苦相勸，要求警方請精神病專業人士到場協助，但警方最終認為自己遭到攻擊，面臨生命危險，多次槍擊，導致她不幸身亡。 

心理和精神疾病與無家可歸可以説是惡性循環的關係：受精神疾病的困擾，患者在無法得到有效治療和家人支持的情況下，難以維持工作、獲得穩定的住房，最終有可能流落街頭；而在街頭的不安全感又會進一步增加病人治療的難度，令病情惡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相比白人，亞裔美國人主動尋求心理和精神治療的比例更低。 

悲劇如何被傳播成鬧劇

有關孫博士的故事，核心事實只有兩點：第一，他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第二，他因為精神困擾而流落街頭，需要幫助。由於他有幻聽和其他精神問題，甚至可能連他本人的説法，尤其是自媒體在採訪和直播時引導他做出的聲明，可信度都需要打個問號。 

但之後大量的報道和討論都開始基於謠言展開：一系列的謠言主要是藉助無法核實的微信截圖等工具，稱他的精神疾病主要源於賭博成癖，因此不值得同情；他現在想要回中國，但作為公費留學生他當年沒有兑現承諾，現在國家也沒有幫助他的道理。這樣的傳言可能會輕易地改變人們對一起事件和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判斷，但它們也剛好説明了在這個社交媒體成為人們主要信息來源的時代，人們更有必要核實信息、獨立思考。              

有關孫衞東濫賭的傳聞。來源：社交媒體。 

任何在社交媒體上關注了孫衞東事件的人，可能都會被大數據推送以上這個截圖，並且因此產生了此人不值得同情的印象。在傳聞中，孫衞東一會兒每週去拉斯維加斯，一會兒又變成了去大西洋城濫賭。 

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截圖可以被列為質量最低的證據，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編寫。**此外，它的消息源無名無姓，完全無法核實，可以説時間人物地點，一個要素都不具備。90年代一所排名不高的大學物理系，是否能招收幾十個中國學生？這一點也需要打問號。 

當然，不能排除孫先生確實有賭博癖好，但是賭博障礙本身也是一種成癮行為，與精神障礙息息相關。2008年的一項研究表明，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出現病態賭博問題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17倍，因此同樣需要專業的精神科治療——哪怕這樣的患者“人品道德很差”。 

同樣的低質量證據，還包括有微信截圖曝料稱孫衞東之所以患病，是因為他跟“東北下崗離異女工結婚，對方拿到綠卡後就離開了他”——一句話謠言集齊地域和性別歧視。或者根據視頻上他的牙齒問題斷定他吸毒成癮——事實上心理和精神病患者受疾病和服用藥物的影響，其口腔疾病遠超於正常人，更不用説居無定所的生活常態對口腔衞生的影響了。 

CUSPEA項目是公費留學嗎？     

再來看個傳言：孫博士是不是拿着中國的公費出國？簡單來講，CUSPEA項目不是公派，而是美方出錢。

如今出國留學已經十分平常，但在CUSPEA推行之初，去歐美一流高校留學一件困難重重的事。CUSPEA是中美科教合作的一次偉大嘗試，甚至可以説是前所未有的奇蹟。從1979年試點到1989年結束，915名中國物理系學生在國內尚無託福和GRE考試的情況下拿到北美一流大學的獎學金，出國深造。 

1978年，李政道回國訪問講學，目睹當時祖國面臨人才斷檔的嚴重危機，他深感憂慮。從他所在的哥倫比亞開始，李政道説服了六所美國大學物理系和招生辦同意改變錄取規則，以美國大學研究院的物理試題選拔優秀學生，併為入選學生承擔所有教育和生活費用，直到他們獲得博士學位為止。 

1981年，科學家、教育家嚴濟慈在該項目的專門報告中説：“美國最著名的十幾所大學，每年能接受我國這麼多研究生，這在這些學府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我們所有被錄取的研究生，從第一年起，除免繳學費外，均由美方學校提供生活資助，僅第一批127人，一年就可為國家節約外匯100多萬美元。” 

關於美方承擔留學生費用這一點，中科院辦公廳原副主任柳懷祖也在文章《李政道的CUSPEA》進行了回顧，他指出了這個項目的特殊性：美國教授負責統一的物理命題，中國教授負責英文命題，美國大學對錄取的CUSPEA學生，一律提供資助。 

可以説，在沒有標準化考試而且中國外匯儲備匱乏的時代，這是中美合作的一次創舉：李政道先生説服了一大批美國頂尖大學，表現出了一位科學家對祖國的赤子深情和一流的溝通協調能力；美國各大學在常規的招生計劃之外，專門每年向中國開放近百名物理研究生名額，為近千位學生總共提供了近億美元的費用，表現出了求賢若渴的態度；而中國政府和高校在那個年代，也表達了積極開放和交流的精神。              

來源：柳懷祖，《李政道的CUSPEA》 

作為915名CUSPEA留學生中的一員，孫先生同樣是使用美國大學的經費完成了他碩士和博士階段的學習和研究，並不是公費研究生，一些中國媒體和評論稱他“公費留學，逾期不歸，數典忘祖”，這不能成立。至於他是否未來會回中國治療和養老，只取決於他本人和親人的決定和經濟能力——至少目前他在自媒體採訪和直播時關於這個問題只是被動地表示，想回去看看母親和弟弟，這種“看看”和定居恐怕不是一回事。 

關於CUSPEA學生的去向，《神州學人》雜誌在2020年有過總結：“回國人員佔比達到30%，其中12位科學家成為中國、歐洲、美國、加拿大等國院士，約300多人在國際科學技術組織中擔任職位或成為Fellow。”當中戴宏傑、沈志勳、文小剛教授都成為了美國科學院院士，王中林成為中科院外籍院士。當年沒有選擇回國的CUSPEA學生也不斷回國進行學術交流，幫助吸引更多中國學生來美國留學深造，架起了中美科技交流的橋樑。 

柳懷祖介紹稱，李政道先生甚至取得了國務院“來去自由”的承諾，確保CUSPEA項目的學生在回到中國學術交流後再次出國。這也折射出了李先生的科學觀和世界觀，他希望“CUSPEA作為一個團體，不僅將領導中國物理的未來，而且將是領導世界物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來源：柳懷祖，《李政道的CUSPEA》     

回顧CUSPEA的歷史，一方面可以看出，孫衞東確實曾是一個時代的佼佼者，而他在90年代的論文發表印證了這一點；另一方面，這個空前絕後的項目也折射了美中兩國政府、學術界乃至民間對於學術交流學習的開放心態，這種心態在如今已經不復存在。 

心理疾病與無家可歸，一對惡性循環

孫衞東的遭遇和各方的評論已經被扭曲成“潤”的後果，演化成祖籍國是否可以接納海外遊子的爭論，但他的遭遇歸根結底是不幸患病。在遭遇毀滅性的生理或心理疾病打擊時，如果沒有優質且可以負擔的醫療，沒有家人、朋友、社區的關愛和持續的支持，再成功的人生都有可能瞬間跌落谷底。對於第一代移民來説，這種困境有可能更容易理解。 

一個同樣讓美國華人社區感到痛心的例子是李燕博士的遭遇。2022年3月3日下午1點27分，警察和副警長開槍，突然暴力地結束了她47歲的生命。 

李女士2003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生物統計學專業。她曾在包括輝瑞(Pfizer)和艾爾建(Allergan)在內的幾家製藥公司工作。2018年，她在聖地亞哥的小意大利買了一套公寓。李女士的前夫後來告訴NBC 7，她在2010年被診斷出患有雙相情感障礙，曾反覆在加州和中國治療。2020年疫情期間，她的病情惡化，一個人隔離在公寓裏，沒有電話和互聯網，不回郵件，也不理會家人。 

她與房主協會(HOA)發生了糾紛，並因此開始欠費。HOA隨後對她的房產進行留置權，2022年2月，法院發佈了對她的驅逐通知。3月的這天，警方上門執行驅逐令，而李博士要求對方出示徽章和搜查令的要求遭到對方無視。她的鄰居在Nextdoor鄰里BBS中痛心地表示，他曾對警方強調，暴力不是唯一的答案，對於一個患有心理疾病的當事人，現場應該有心理醫生介入。最終事態不斷升級，李博士被亂槍打死。              

李博士的鄰居講述了他曾要求心理醫生介入未果的遺憾。來源：Nextdoor截圖。 

事後，聖地亞哥華人聯盟(ACA)在聲明中表示，“我們感到心碎，不僅因為失去了一個寶貴的生命，一個聰明的頭腦，還因為我們相信這場悲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李博士不必死。” 

同樣，很多人同情感慨孫衞東博士的境遇，也不是因為他曾經的復旦少年班和博士的光環，而是惋惜他命運多舛，十多年來困於幻覺，生死懸於一線。尤其是在他赴美的1990年代，當時還無法通過互聯網與在中國的親人實現即時通訊，交流主要是通過昂貴的國際長途和遙遙無期的書信，跟父母親人有可能因為種種原因而疏遠或失聯。同是第一代華人移民，不幸遭遇惡疾，誰都有可能面臨像李燕和孫衞東這樣失去房屋、失去家人、失去生命中一切可以維繫的支撐的命運。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社會學助理教授尼爾·龔(Neil Gong)研究精神科服務、無家可歸者以及社區如何尋求維持社會秩序。他在接受Vox採訪時談到，美國的精神衞生保健在很多方面，“只是讓人們穿梭於我們支離破碎的福利系統”，導致病人陷入無家可歸、監禁和再逮捕的惡性循環中。 

精神疾病需要藥物治療和穩定的陪伴與住所，龔教授在採訪中解釋説，在生活貧困的人和富裕家庭的人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選擇：對於富裕的病人來説，目標不僅僅是減輕症狀，還包括幫助人們重建自我。所以在很多情況下，這些病人有機會在精神崩潰後回到大學，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進而通過更復雜的家庭治療或心理治療，幫助人們弄清楚他們的夢想是什麼，並努力實現。 

而生活貧困的病人更有可能被不堪重負的家人放棄，因此主要依賴保險和福利——而這個系統已經千瘡百孔，比如説，精神病患者難以維持工作，而在美國，失去了工作很可能就意味着失去基本的醫療保健；如果沒有家人在身邊監督服藥，責任就落在了社工身上，但社工無權強迫某人服用精神類藥物；又比如對於住房的需求，法院不能在違背病人意願的情況下將精神病患者送入醫院，病人由於精神問題，也很難自己申請到城市的保障住房，而且即使他們申請到住房，也可能由於在發病時違反了宵禁或者噪音令而被驅逐。因此，很多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在罹患嚴重心理和精神疾病後，都有可能無家可歸。 

根據全國精神疾病聯盟的數據，超過20%的無家可歸者有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相比之下，普通人羣的這一比例為5.5%。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無家可歸和住房倡議項目的負責人瑪戈特·庫舍爾博士(Margot Kushel)説：“有某些殘疾狀況的人——精神健康殘疾、藥物使用問題——在緊張的住房市場中失去機會的風險更高，所以他們更有可能無家可歸。” 

庫舍爾説，沒有穩定的住房，控制精神疾病幾乎是不可能的。     

“無家可歸對一個人的心理健康是毀滅性的，”她説。“人們經常遭受暴力，睡眠不足，再加上壓力、不確定性和羞辱，所有這些都惡化了人們的心理健康。無家可歸確實限制了人們獲得治療的機會。” 

這些挑戰對於第一代移民來説，可能尤其難以克服。亞裔美國人是最不可能尋求心理健康護理的人羣之一。在一項研究中，不到9%的人在一年內尋求過任何類型的心理健康服務，而美國總人口的這一比例為18%。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一項全國性調查發現，三分之一被診斷患有抑鬱症的亞裔美國人由於費用原因無法就醫。這種心理治療方面的脱節，使得亞裔美國人更加難以及時尋求幫助。 

一樁名校博士流落街頭的悲劇故事，引來了各方不同視角的評判，但爭吵無助於彌合誤解與矛盾；謠言和謾罵更對解決像孫衞東這樣的患者的遭遇於事無補。喧囂過後，最重要的是行動，願這起紛紛揚揚的新聞事件能為少數族裔社區聯合校友和其他公益組織的力量自救和互助，帶來更積極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