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着沒事轉發黃文政老師的《人口即命運—不同生育激勵下的四種未來》_風聞

黃文政

導讀 不同的生育激勵力度會左右人們對未來的預期，進而直接影響當下的經濟表現、財政收支、生活水平乃至其他國家的對華立場甚至政局的穩定。發展的目的是讓我們能夠延續且越過越好，而不是做世界的工蜂——只是辛勤勞作卻沒有後代。

將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是必須要做到的，而且越早越好。如果能在5-15年內將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中國未來的發展水平，將大大超過在80-120年實現這一目標下的發展水平，而前者的整體國力則是後者的20-40倍。我會在後續文章中進一步解釋本文的判斷。

1）當下人口趨勢及其影響

根據2024年1月17日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運行新聞發佈會公佈的數據，2023年出生902萬，死亡1110萬，總人口減少208萬，出生人口與我的預測完全相符，死亡人口低於我的預期。由於新冠疫情抑制的生育意願會在這一兩年內逐步釋放，中國出生人口在2024年有望小幅回升，甚至可能重回1000萬。

根據1953年人口普查數據和民國局部地區生命表估算，中國1929年出生人口是1700-1800萬。而根據清朝各期總人口推算，目前的出生人口已經退回到清朝中葉水平。

生育率，可通俗地理解為每個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數，是決定未來人口趨勢的核心指標。如果生育率處於更替水平，那麼出生人口與其父母輩數量持平。根據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和女性累計存活率，中國的更替水平約為2.15，即每個女性平均需要生育2.15個孩子才能維持代際平衡，確保出生人口大致穩定。

隨着醫療衞生條件的改善，所有國家都經歷過預期壽命延長帶來的人口增長。但過去200年來，中國的生育率相對於本國經濟發展水平明顯低於絕大部分國家，以至於中國人口增速幾乎一直低於世界人口增速。

中國人口佔世界的比例在1820年、1950年、1980年分別為34%、21.8%、22.1%，到2022年則降到18%，而中國出生人口已不到世界的7%。在當下不足世界一半的生育率下，中國出生人口在一代人時間，即30年左右，會跌到世界3%-4%。除非之後中國生育率大幅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否則中國人口佔世界比例以後最多也只有3%。

根據出生人口推算，2022年中國生育率為1.07，僅為更替水平的一半。相比之下，由抽樣調查計算的生育率為1.05。按現在鼓勵生育的力度，生育率只會繼續走低。韓國近年鼓勵生育的力度遠大於中國，但生育率卻從2017年的1.05降到2022年的0.78。

只要生育率明顯低於更替水平，人口萎縮會不斷加速；人口結構的影響只會將波動疊加到這個趨勢上，整體上並不會改變這個趨勢。目前中國基本上是每出生一人，去世一人，但如果生育率一直維持在目前1.07的水平，到今年出生人口達到預期死亡年齡時，中國總人口將以每出生1人、去世至少6人的速度勻速萎縮，直至歸零。屆時，老齡化程度達到峯值並維持在峯值水平。

出生人口下降會依次影響各行各業：

（1）0-5年內是奶粉、兒童用品和托育服務；

（2）5-20年後是教育、食品、服裝；

（3）20-50年後是房屋、傢俱、家電、電子消費品、汽車、旅遊、娛樂；

（4）50年後是醫療、養老、殯葬等。

這些面向消費者的行業所受到的影響，會逐步傳導到面向企業的行業。上述影響不只是實際需求的萎縮，還有預期需求的下降，導致國內投資意願低迷，進而引發資金和富裕人羣加速外移。這也是為何自2016年開始的這波出生人口坍塌對消費需求的實際影響雖然要在十多年後才會呈現，但現在經濟增長勢頭就開始萎靡。

把產能轉移到國外利用外循環短期可以維持投資收益率和企業競爭力，但如果本土市場不斷萎縮，這些產能很容易被本地化為他國資產，甚至促使當地的產業發展起來而成為中國的競爭對手。而美西方對中國企業的擠壓會因為中國行業地位下降而更加無所顧忌。

如果行業進入持續性收縮，企業會從開疆闢土的擴張變成萎縮存量的爭奪，從而加劇職場內卷。而市場規模下降會降低需求和供給的匹配效率，推升全員失業率，這特別表現為中壯年大量失業。

隨着人口加速衰減，大量農村和小城鎮會沒落甚至消失，中等城市會變成小城市，大城市會變成中等城市，同等規模下可供選擇的城市數量不斷減少，窄化人們的選擇。在這個過程中，人口會不斷向少數中心城市收縮，而且這些中心城市人口也會下降。

隨着需求和財力下降，基礎設施的建設會大幅放緩，大量已建設的會老化，失修甚至被迫廢棄。城市面貌也會逐漸凋敝。每個城市的居民面臨的選擇越來越少，機場、車站、醫院、學校、小區、公園、辦公樓都會愈發老舊。較之人口穩定下的情形，人們生活水平會相對更低，社會甚至面臨人道主義危機。

在這樣的人口趨勢下，中國將難以維持全產業鏈優勢，科技競爭力相對歐美會先升後降。在中國仍然落後的領域，差距可能會進一步擴大，而在中國已經領先領域，中國可能會被反超。現在印度在校大學生就比中國多17%，屆時會是中國的數倍，甚至印度每年上大學的人數都遠超過比中國的同齡人數，雖然這不意味着印度科技在可預見的將來會超越中國。中國現在引以為傲的如航天、高鐵、大飛機、北斗等大項目和大工程，可能會因為人口持續萎縮放緩技術迭代甚至難以為繼。這些行業產業鏈很長，需要大量工程技術人才和龐大市場規模來支撐。

儘管中國在軍事技術領域相對西方的上升勢頭依然會維持數十年的時間，但如果中國人口的相對頹勢無法逆轉的話，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中國整體國力和國際影響力會大幅下降。國際關係演化高度依賴於路徑，美西方根本不會因中國國力下降而放棄遏制中國。其他國家會根據預期站隊，現在隱忍的敵對勢力可能會伺機反撲，中國或將面臨嚴重的地緣政治和安全挑戰。

人工智能有望取代大量的工作職位，但其發展卻高度依賴於豐富的應用場景、優秀的人才和雄厚的財力，而這些都需要巨量的人口規模為基礎。人口規模的萎縮會嚴重放緩中國在該領域的迭代速度，讓中國逐步失去人工智能領域的優勢。

如果北大清華不減少錄取人數，未來年輕人考上這兩所大學會比現在容易，只是那時的北大清華因為篩選的人口基數大幅減少，其生源的基礎質量恐怕也就是現在二流大學的水平。而它們的科研水平因為財力和整體國力的萎縮，在國際上的相對地位大概不會高於現在的國內二流大學。

2）中國未來發展的四種可能

更關鍵的是，只要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人口會持續萎縮，直至歸零。因此，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遲早必須要做到的。中國未來的生活水平和整體國力，高度取決於我們何時能將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以上。在中國維持社會基本穩定，並在分配製度、户籍和土地政策等進行深層改革的前提下，針對不同的恢復時間，我們可以探討下面四種情形。

情形一、如果在80-120年內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人口會維持在1-3億，中國屆時會處於邊緣化的地位並面臨很大的安全風險，科技和社會發展處於世界中間略偏上水平，但會顯著低於現在的相對地位。

情形二、如果在40-80年內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人口會維持在3-6億，中國能勉強維持地區性大國的地位，科技和社會發展處於世界中上水平，與現在的相對地位大致持平，但整體國力在世界上的地位無法與今天相比。

情形三、如果在15-40年內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人口會維持在6-9億，中國能作為世界力量的一極而存在，科技和社會發展在世界上的相對位置，會略高於現在，整體國力在世界上的地位接近今天。

情形四、如果在5-15年內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或以上，人口會維持9-15億，中國會成為世界一流國家，科技和社會發展而富裕程度在世界上具有壓倒性優勢。

按我們的估算，這四種情形下中國的購買力平價GDP的比數約為1 : 1.2: 1.6: 2；也就是説情形四相對於情形一，人均購買力平價GDP會是2倍左右，而購買力平價GDP總量可能會是12-15倍。不同生育率帶來的長期結果會是天壤之別。按目前的趨勢，未來的前景會比上述最差的情形一更差，因為目前鼓勵生育的力度根本無法維持現在的生育率，更別説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

在情形四下，中國在高端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力遠比情形一下遠為更強，而這些領域的商品和服務佔國際貿易的份額比其佔實際產出的份額更大，所以不同經濟體在這些領域的效率差異更能決定匯率。這也是為何同樣是理髮，在發達國家的名義收入要遠高於在發展中國家。再者，中國在情形四下比情形一下更強的國際地位也會強化本幣的匯率。

考慮到上述匯率因素，按名義人均GDP，情形四大概會是情形一的3-4倍左右，差異比購買力平價的GDP更大。而按GDP總量計算，情形四會是情形一的20-40倍。換言之，在5-15年內把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比起80-120年內做到這點，未來的整體國力差距高達數十倍。

上述四種情形的遠期人口數量都是基於現在的實際人口，以達到更替水平所需的不同時間所計算的。具體就是假設生育率勻速上升到更替水平，而預期壽命、平均生育年齡、出生性別比大致維持在當下的水平。中國人均GDP在不同情形下的比較以及與同期全球各國的比較，則是基於發展程度與人口規模效應的關係的分析框架估算的。儘管存在短期的不確定性，經濟發展與人口趨勢之間的關係是基礎性的。在給定未來人口趨勢以及不發生劇烈動盪的前提下，長期的經濟表現其實是相對明確的，按時空聯繫緊密度加權的人口規模效應，包括內部人口規模效應和外部人口規模效應，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基礎性因素。

這個框架能很好地解釋有關發展的下面一系列看起來互不相干的經濟現象，並可對相應的效應進行量化估算。

（1）近代歐美要比人口更多的中印更發達；

（2）現在美國要比歐洲更發達；

（3）開放和教育會極大促進發展；

（4）一些小國家也可以非常發達；

（5）同一國內部大城市通常比小城市更發達；

（6）中國在國防科技，新能源領域進步神速，但在芯片業的追趕卻更加困難。

由此框架可以得到的核心結論是，本國人口規模是本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正面因素。當然，自然資源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但其價值佔經濟產出的比例不到5%，遠小於中國人口規模帶來的價值。

在2015年，梁建章和黃文政在《林毅夫可能高估中國經濟增長》一文中預測，在接下來的幾年裏，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會在5.5%-6.9%，而非林教授所預測的7%-8%。從2016年到2023年，中國的歷年經濟增長率分別為6.8%、6.9%、6.7%、6%、2.2%、8.1%、3%，而經濟合作社組織對中國2023年經濟增長的預測為5.2%。如果沒有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實際的經濟增長率應該完全落在我們的預測區間之內。我們的預測之所以相對準確，是因為分析中系統性地考慮了人口趨勢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影響。

不同時間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帶來前景的差異會左右人們對發展的預期和信心，進而直接影響當下的經濟表現、財政收支、生活水平乃至其他國家的對華立場甚至政局的穩定。因此，儘快將生育率恢復到可持續的更替水平不僅造福於後代，也對當下具有根本性的現實意義。在我們看來，只要政府表現出提升生育率的堅強決心，如宣佈在15年內將出生人口逐步提升到1500萬到2000萬水平的願景，經濟發展和預期和信心很快將會恢復，經濟表現將進入上行通道。

3）提升生育率事在人為

將生育率恢復到可持續的更替水平雖然是逆水行舟，但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這幾乎完全取決於生育激勵力度。最突出的是以色列生育率在2021年達到2.98，其中正統教派單位生育率高達6，而真正的奇蹟是以色列世俗猶太人的生育率也有2.3，高於更替水平。相比之下，美國以及法國和北歐生育率也有1.7-1.8，遠高於東亞，而且這並非歸功於移民。俄羅斯和日本生育率，前些年在緩慢提升，但近年有所下降。歐洲國家補貼生育在GDP比例高1個百分點，生育率高0.1；鼓勵生育是有效果的，效果多大取決於投入多大。如果將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需要100分力氣，中國目前用的力氣連3分都不到。

我們提出一個簡單而直接的指標用來反映人口趨勢和評估人口政策效果。這個指標就是"預期人口”，指的是在生育率、平均生育年齡、預期壽命、淨移入人口維持在今年的水平的假設下，今年的出生人口達到預期的死亡年齡時總人口的數量。該指標具有明確的含義，但只是基於當年數據的簡單外推，並不像人口預測那樣需要對未來參數做任何假設，從而避免被誤導的可能。我們計算了全世界各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預期人口。在2021年，中國實際人口為14.2億，排名還是世界第一，比涵蓋所有發達國家的經合組織加起來還多，但中國的預期人口僅有3.85億，在世界各國排名中已經退居第7位，不到經合組織的1/3，甚至少於五眼聯盟。

由於預期人口僅依賴當年的數據，其在不同年份可能出現較大的波動。例如，從2021到2022年，中國的預期人口就從3.85億降到3.15億。預期人口可以用來監測人口狀態是逐漸接近還是遠離預想的人口總量。如果預想目標是將中國人口維持在10億以上，那麼我們就需要確定預期人口會逐年趨近於10億以上，所以預期人口從遠低於10億目標人口的3.85億進一步下跌到3.15億，則説明我們離預想目標漸行漸遠。

現在低生育的癥結是激勵機制錯位；養育付出代價的是家庭，但受益到卻是全社會。目前一些激勵政策也難以奏效。例如，增加產假是讓企業承擔成本，但企業並不能從員工多生中直接得益。地方政府鼓勵生育也沒有動機更缺乏財力，因為小孩長大需要二十年，而且屆時可能去赴外地做貢獻。提升生育率的受益者是全社會，是整個國家的未來。因此激勵生育的主體就應該在國家層面，而且需要從長計議。中國在這方面有特別的優勢。在文化上，我們是一個祭祖的民族，注重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慎終追遠。在機制上，中國有強力的中央政府和強大的執行力。

因此，我們希望設立由國家領導人直接主導的高級別機構統籌負責鼓勵生育，而原計劃生育和人口學會體系已經習慣於限制生育的思維和政策慣性，在組織和人事上應該被排除在這個新成立的機構之外。

提升生育率的要點是讓養育成為有收入的工作，而且養育家庭獲得的收入應該是穩定和可預期的。我們建議設立國家級人口基金，系統性和常態性地向全國養育家庭發放養育費用，有條件的地方也可以設立地方性基金做額外的補充。發放金額可以從零開始逐步提升，直到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目標應該是把預期人口逐步提升並穩定在14億以上。人口基金的資金來源至少有三個渠道。

一是人口國債：由中央政府發行特別國債，將出售收入向人口基金注資，人口基金則從額外增加的出生人口帶來的長期經濟增長中獲得收益，給人口國債還本付息。中國國債相對於GDP的比例要遠低於世界主要國家的水平，有相當大的空間來發行人口國債。原則上，國債是未來的政府向未來的市場借錢，而不是現在向未來借錢。中國現在是物質產能過剩，但人的繁衍卻難以為繼。人口國債則是由國家直接對未來人口進行投資，有助於平衡對人和物的投入。

二是信用擴張：通過信用擴張向人口基金注資，相當於把部分貨幣發行錨定於本國人口這個經濟基石，這比錨定於外匯和大宗商品更合理。在經濟下行時，信用擴張尤其必要。其實降準降息和過度基建都是信用擴張，結果是增加產能或沉澱於資產價格，很難涓滴到普通民眾。將擴張的信用通過人口基金髮放給養育家庭，能直接惠及民眾。供給跟不上有效需求才會導致通脹。中國是生產性大國，家庭養育收入帶來的需求很多屬於面臨需求萎縮的行業，通脹壓力有限。

三是起點收入：以電子貨幣為基礎，將經濟中所有交易的增加值中一定比例實時發放給所有民眾。發放比例跟就業市場工資掛鈎以確保就業市場穩定；如果就業市場工資整體上升，那説明市場缺人，發放比例應該下降；反之發放比例應該上升。這是我構想的嵌入業市場反饋機制的全民起點收入框架，能夠在普惠性的基礎上維持多勞多得的激勵機制。將發放金額向兒童傾斜則可以用來提升生育率，這裏向兒童傾斜的部分可以名義上記錄為通過人口基金實施。

上面三種渠道，本質都是把當年經濟產出的分配更多向養育家庭傾斜，也就是讓全社會來分擔部分養育成本。這樣做是公平合理的，因為育家庭付出時間、精力和財力養育小孩，小孩長大後則通過消費、工作來支撐整個經濟，並通過納税等方式直接貢獻社會。

在經濟產出的初次分配中，因為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收入乃至財富會向少數人集中，最終引發尖鋭的社會矛盾，甚至導致政權更替。這種財富的持續集中和剛性重置，是農業時代王朝興衰的主線，也是工業化時代很多國家政治演化的歷程。互聯網普及和交通的便利，更加速了馬太效應；以前企業做到本地最好就可立足，現在可能要在全網數一數二才能生存。如果經濟循環中的增加值越來越大比例被頭部企業攝取，財富涓滴更加困難。這也是為何中國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很快，但社會內卷卻越來越嚴重，讓中間階層感受到生存愈發艱難。

在可預見的將來，人工智能可能取代大量重複性乃至創造性的工作，以大語言模型為典型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現更是預示了這種前景。這意味着人類整體投入更少的人力，可獲得更大的產出。這本來是人類的福祉，但在當前經濟制度下，沒有工作就意味着失去收入或收入大幅減少。過去很多工作被機器取代，造成短期失業潮，但因新工作產生速度整體上快於機器取代工作的速度，就業反而越來越充分。然而，這一局面人工智能的提升整體可能會快於新工作的產生，讓越來越多的人會失去工作和收入而被擠出經濟循環。他們既無合適勞動技能，又無消費能力，從而成為經濟意義上的無效人口。

如果技術進步反而讓人類無法維持繁衍甚至生存，那説明現代社會對人的價值判斷已不合時宜。從人類文明看，生存和繁衍是目的，物質生產是手段。在生產難以滿足消費的物質貧乏年代，價值觀中物質生產會顯得比養育更重要。但目前中上發達經濟體的主要問題不是物質短缺，而是社會無法維持正常繁衍。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需要認識到，物質生產不是人生的終極目的，只為了滿足消費需求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即使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説，人的價值不只是勞動力，更是消費力以及產生傑出人才的人口基數。

越來越集中的收入分配機制會抑制需求而阻礙經濟發展。如果收入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發展好的會是奢侈品等需求量很小的行業，但維持大部分人日常需求的行業則萎靡不振，品質趨於低端化。這種拉美化的經濟模式會引發尖鋭的社會矛盾，也加劇富人的不安全感，甚至人心思走。如果收入和財富不是那麼集中，富裕家庭生活質量幾無差別，一般家庭也可擁有高品質的房屋、轎車、智能手機等。這對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提升都極有利，也讓富裕羣體更有安全感。

因此，通過人口基金將經濟產出的分配更多向養育家庭傾斜其實會激發原來沒有的供需匹配，從而做大經濟大餅。這其實是讓民眾分享發展果實，實現共同富裕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對未來最好的投資，確保中華民族永續的可行之道。對每個孩子給予普惠性扶助也體現了民眾才是平等的國家主人，有利於促進共同體意識。

中國現在一年固定資產投資是58萬億元，但很多投到少有回報的項目中去了，比如各地大量空置的產業園區、人口稀少地區使用率極低的橋樑和高速公路以及數不清門可羅雀的人造景點。只要把相當於58萬億固定資產投資中的1/15的錢給到養育家庭，那就是3.8萬億，即GDP的3.2%用來輔助家庭。這其實也就是歐洲鼓勵生育的力度。假設我國每年出生2000萬人，這些錢就足夠給0-16歲到小孩每人每月發放1000元，這樣一個三孩家庭就可以有3000元的育兒收入，與現在內地年輕人的收入基本持平。如果能把出生人口逐步恢復到每年2000萬的水平，對中國發展的整個預期都會改善，現在很多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

生活水平最終取決於生產力，也就是將勞動轉換為產出的效率。中國有巨大的生產和建設服務能力，民眾就應該過上與能力相對應的生活。如果大量的產出只是用於低效的投資和貿易順差，而不是投給辛勤養育的民眾，最後迫使年輕人放棄婚育而成為世界的工蜂，那將是我們發展方式的失敗。將養育視為有體面收入的工作是出路，短期內會提振信心，帶動投資，打破經濟下行的惡性循環，長期可以提升經濟增長，又提升生育率，贏得未來。更重要的是，它讓經濟迴歸根本意義，讓羣體可以延續下去，而且過得更好。最關鍵是要認識到，將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是必須要做到的，而且越早越好。人口即命運，我們這個時代在歷史上的地位取決於在人口問題上的作為。

發佈於 上海             01-17 10:59 已編輯 來源：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91125026111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