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國民安全問題是中國必須跨過的坎！_風聞

一、   前 言

我相信觀網的朋友大多看過或關注過《孤注一擲》這部反詐題材的電影，在電影裏和國內網絡媒體上有兩個數據觸目驚心，一是我國每年網絡詐騙損失金額近2萬億，二是在東南亞有10萬國人涉及詐騙產業。上述2個數據我無法考證，但我查到兩個有關電信詐騙的官方數據：一是2024年1月9日公安部通報，2023年緬北相關地方執法部門共向我方移交犯罪嫌疑人4.1萬名；二是2022年，公安機關累計推送預警指令2.4億條，緊急攔截涉案資金3180多億元，全國累計偵破電信詐騙案件達到46.6萬起（據央視新聞2023年3月28日報道）。

除此之外，近年來在國內發生的新疆恐怖襲擊事件、四川汶川地震災害和持續多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加上這幾年國際敵對勢力對我國企業的瘋狂打壓（例如美國對華為的打壓），所有這些天災人禍不僅嚴重侵害了我國國民的人身安全，同時也造成了數以萬億計的國民財產損失。

環顧世界中國可以説是最安全的國家，但是面對自然災害侵害、不法分子破壞和國內外敵對勢力打壓，我們同樣面臨着如何保障國民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難題。

二，國民安全問題已成為中國強國之路上最大的攔路虎

毫無疑問，當今中國已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經濟大國，然而近年來突發的自然災害事件、公共衞生事件、安全生產責任事故和恐怖襲擊事件，卻在不斷地侵蝕着我們和諧發展的環境。例如：四川的汶川地震、江蘇響水“3·21”特大爆炸事故，以及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等。據有關文獻資料統計，我國每年因公共安全問題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6500億元（不包括近年來網絡電信詐騙造成的國民個體財產損失）。其中，安全生產事故引發的損失約2500億元；社會治安事件造成的損失1500億元；自然災難造成的損失約2000億元；生物侵害導致的損失約500億元。而且，每年因公共安全事件而死亡的人數約20萬。

也就是説，國民安全問題已成為現階段中國強國之路上最大的攔路虎，也是未來十年我們必須跨過去的一道坎。面對這一系列突發的天災人禍，傳統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國民對安全的需要，應儘快啓動建設新型國民安全體系的“國民安全保衞工程”。

三、“國民安全保衞工程”

我們所説的 “國民安全保衞工程”也可以稱為：民安工程。它實際上是一個國民安全體系的建設和運行工程。具體是指在現代公共安全理論指導下，整合現有資源，通過技術的創新，建設一個覆蓋全體國民，且為民所用的安全防範系統和服務體系，以確保每個國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一個完善的國民安全體系應具有：全民參與、信息暢通、實時保障、自我糾錯、技術創新等組織機制，同時還要擁有一系列有效的技術支撐系統。例如：有效的感知系統、有效的控制系統和有效的隔離系統。簡單地説，國民安全體系的核心構架應包括：五大機制和三大技術支撐！

國民安全體系還應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廣域屬性，即國民安全保障區域不限於國內，有中國國民的地方就需要有保障能力的存在；二是泛國民概念，也就是説這裏所述的國民，不僅是本國公民，也包括為本國服務的外籍公民；三是全民深度參與，國民既是被保護對象，也是整個體系網絡管控節點的監督員和吹哨人，同時還是現場第一時間的應急救援保障力量；四是體系架構開放性，打破舊體制的桎梏實現跨行業跨部門的資源整合，統一相關技術標準，使得每個國民個體和羣體，以及他們所使用的技術工具都能融入國民安全體系；五是平戰結合屬性，和平年代它能保障和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當戰爭來臨時它也是全體國民保家衞國的武器。

 “國民安全保衞工程”建設的最終目標是：將國內傳統公共安全管理體系拓展為新型的國民安全體系，為全體國民提供一個安居樂業的環境，從而確保大家都能放心地走出家門國門，踏實地賺錢，大膽地消費。

四、新型國民安全體系的建設

21世紀的今天，人類社會活動的方式趨向於多元化、個性化，人類活動範圍也延伸到地球的各個角落，而我們人類所面對的突發災難事件普遍具有：緊急性、危重性、複雜性、關聯性、政治性、廣泛性和不確定性等特點。現有的公共安全管理體系，已經無法滿足國民安全需求。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通過體制改革，實現跨行業跨部門的資源整合，建立統一的技術標準，並從制度上強化全民參與機制，賦予每個國民個體相應的權利、責任、技能和工具，從而構建一個完善的國民安全體系。

**首先，在理論創新方面，**我們要突破西方經典公共安全理論的框框，研究以民生為本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公共安全理論。目前，世界各國的公共安全體系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西方國家經典公共安全理論的基礎之上，其核心是“事故致因理論”（注：我國媒體人經常引用的“海恩法則”和“墨菲定律”等經典論述都是來自西方國家）。由於這些經典公共安全基礎理論大都誕生於20世紀的大工業化時代，面對21世紀信息化時代的人類社會需求變化，這些理論已經不能完全適應。例如：在西方“事故致因理論”影響下，我國企業生產安全管理人員的主要任務就是查找“事故因子”以及排除安全隱患。一旦有同行發生重大責任事故，企業會在上級監管部門的指導下來一次徹底排查，從而消除各類安全隱患。但在實踐中，我們往往看到，安全大檢查年年做，但是國內企業的惡性生產安全事故仍然不斷地發生。其主要原因是：傳統“事故致因理論”並沒有認真考慮到“事故因子”的動態屬性，同時也沒考慮事故成因的複雜性、關聯性和不確定性，也就是説我們現在企業年年做的大檢查，並不能徹底排除各類安全隱患，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以國民安全為中心的現代公共安全理論。在現代公共安全理論指導下，我們可以藉助現代科技的力量，採用精準防控和動態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來滿足現代社會國民生活多元化、個性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的安全需求。

在現代公共安全理論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我們可以構建現代安全科學管理模型，並建立一個有效的國民安全評價體系，找出現有公共安全體系的漏洞，然後有針對性地進行建設和完善。例如：開展以國民安全基礎論述為核心的現代安全防範理論研究，強化全民參與的組織機制；引入“廣義救生理念”，構建以國民客觀能力為評價要素的 “三元安全模型”，重新定義國民整體安全防範能力指標；同時健全相關法律和法規，並制定相應的獎懲政策來激發國民整體參與的意願。

**其次，在技術創新方面，**要以實際應用場景下的國民需求為核心，緊跟現代科技發展的趨勢，善於運用新理論和新技術解決新的安全問題；在國內科研資源投入方面，我們還要避免出現重視單項技術突破，而輕視系統集成和體系建設的傾向。例如一：面對近年來頻發的高層建築火災，現有的消防系統普遍缺少早期預警、逃生引導和現場救援的等功能。我們亟需建設一個在現場能提供動態監視、早期預警、應急疏散、逃生引導、人員測定、人員搜索和救生等實時保護的樓宇智能救生系統（即：現場多系統聯動的消防巡查和智能救生系統），來解決高層火災救援難題；例如二：要解決新能源汽車自燃難題，我們既可以通過研發新型電池材料和製作工藝來解決，同時也可以通過系統集成方式整合現有技術，開發一個早期預警系統，來遏制自燃事故的發生。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藉助現有個人智能終端設備的超強算力，結合現代安全管理科學模型，開發一個與人、車系統平行且相對獨立的“虛擬安檢員”，構建一個包含人、車和虛擬安檢員三方閉環運行的安全巡查系統，常態化實施“自檢、互檢和專檢”的巡查工作，及時發現和排除新能源車在設計、製造、使用過程中留下的安全隱患，從而杜絕惡性事故的發生；例如三：面對現代社會城市人口集中且快速流動背景下的“流行病防控”難題，我們可以在“時間優先原則”的現代安全防範理念指導下，有針對性地分配財力、物力和人力資源，加強開發快速檢測和篩選、人員識別和引導、緊急救援和隔離等技術系統。

此外，在現有體制機制改革方面，要以能適應廣大國民追求美好生活方式的需求為目標，以“權責對等和利益均衡”為指導原則進一步強化全民參與機制，從而打造一個擁有精準防控、動態管理和實時保障能力的國民安全管理體制。

不同於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年代，當今中國已經進入信息化時代，廣大國民普遍追求多元化、個性化、智能化的生活方式。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公共安全管理普遍採用“三級管理”模式，就是在市、區兩級政府的基礎上，構成市、區、街道辦事處（或鄉鎮）三級縱向管理體制，但這種多級縱向管理體制缺陷較多，實際上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廣大國民的需求。例如：隨着互聯網和移動電話的普及，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流變得更加便利和快捷,但同時也帶來信息內容難辨真偽，以及網絡輿情易受大眾情緒化影響等特點。而快速交通工具的使用，人員的跨區域流動則具有速度快、範圍廣，以及人羣高度集中等特徵。這就要求我們未來以國民安全為中心的管理體制，必須採用扁平化的、具有縱向和橫向互聯結構的網絡管理模式。一方面，要擁有精準防控、動態管理和實時保障的能力，即管控網絡要覆蓋“靜態社區”和“流動社羣”。另一方面，依據權責對等原則，通過制度層面上賦予國民監督和獲取技術手段的權利，並明確國民個體責任，強化國民整體的安全意識；同時，依據利益均衡原則，藉助一定的獎懲措施**，**來激發國民整體的主觀意願。

以四川省成都市彭州龍槽溝“8•13”突發洪災致7人死亡事件為例，我們來説明現有公共安全體制存在的幾個主要問題。據悉，事發的龍槽溝是成都周邊的“網紅耍水地”，現場有警示牌顯示其為一條承擔泄洪任務的溝渠。國內一些媒體記者去現場採訪後得知：龍槽溝網紅打卡景點已經存在多時，遊客進入景區時有工作人員（推測是社區工作人員）要求刷二維碼，有當地居民和攤販售賣商品給遊客，也有地方政府職能部門人員持電喇叭在現場勸阻遊客不要進入水溝玩水。客觀地來看，四川省成都市彭州的這個“網紅耍水地”已經成為事實上的旅遊目的地，只是沒有設立專門的景區管理機構和經營實體而已，而這次突發山洪之所以會造成七死八傷的嚴重災難事件，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是地方基層政府對流動的遊客管控能力不足，也就是説我們現有的多級縱向管理模式，只能應對“靜態社區”管理，而無法兼顧“流動社羣”。此次龍槽溝“8•13”突發洪災事件中，面對泄洪溝裏流動的眾多遊客，當地鄉鎮職能部門和社區工作人員能調動的資源極少，技術手段落後，根本無法對全體遊客實施有效管控。例如：事發當地的鄉鎮職能部門，平時僅靠少數工作人員持電喇叭在現場勸阻，根本無法阻止遊客下水溝玩水。而當山洪爆發時，他們既缺少有效的技術手段把應急逃生信息告知到每個遊客，也缺少足夠的應急救援力量來實施現場緊急救援。

二是國內遊客普遍存在着安全意識淡漠和責任心缺失的問題。 在國內出門旅行時沒人把安全需求擺在首位，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當地政府能搞定所有安全問題。而事實上，現代社會國民安全目標的實現，需要全民深度參與，國民既是被保護對象，也是整個體系網絡節點的監督員和吹哨人，同時還是第一時間現場保障能力的提供者。也就是説，在現代國民安全體系裏，國民應該是事發現場的第一責任人。我們每個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但是同時也要相應地承擔保護自己和家人的責任。

三是未能充分發動當地社區居民和村民。在成都市彭州龍槽溝洪災事件中，最熟悉泄洪溝渠情況的當地社區居民和村民，沒有在事件發生的早期參與進來是非常遺憾的事情。由此看來，當地的公共安全管控體系，不僅沒有覆蓋遊客羣體，也忽視了當地社區居民和村民的力量。例如：平時政府職能部門可以通過一定的獎勵措施**，讓當地社區居民和村民一**起來維護泄洪溝岸邊的隔離鐵絲網，或者一起勸阻遊客進入泄洪溝內玩水，或者在售賣商品的同時能順帶告知一下外地遊客：“水溝會發生洪水，聽到警報要立即上岸”，讓下溝玩水的人羣有一定的心理戒備。而當龍槽溝上游爆發洪水時，通過手機、村村通廣播在第一時間獲得預警信息的當地社區居民和村民，完全可以利用身邊口哨、電喇叭、銅鑼和閃光手電筒向水溝裏遊客發出警告並協助他們上岸，這樣我們就有機會阻止這次災難事件的發生。

最後，在“國民安全保衞工程”的產業佈局方面，我們應側重於現有資源整合，依靠我國的人才資源優勢（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工程師隊伍），在優化體系結構的同時儘快推動一批先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和產業化。不同於美國政府1980年代的“星球大戰計劃”，我們實施“國民安全保衞工程”的首要目標是保障和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其所需技術和產品主要涉及民用產業圈內的企業，僅有一小部分軍民兩用技術和產品涉及軍工企業，總體來講不會影響我國軍工產業佈局。

一方面，實施“國民安全保衞工程”時，技術路線的選擇要優先考慮我國已有的優勢領域。例如：人工智能技術、光量子信息技術、機器人技術（含智能無人機）、5G通信技術、生物技術和網絡安全等方面科研成果，讓國家早期的大量科研投入能儘快有較好的收益。

另一方面，要重視國民安全體系架構的完整性，儘快補齊“感知、控制和隔離”三大技術支撐系統中的短板。特別是在個人安全防範的技術和產品方面，國內缺少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且能構建完整生態體系的龍頭企業和品牌。例如：已經在我國廣泛使用的智能電視、智能音箱、智能機頂盒、智能手機、智能手錶、智能遙控器、智能頭盔、智能門鎖、智能火災報警器等民用電子產品，我們可以通過增加安全預警功能芯片或內置功能軟件，來建設一個經濟實用的“家庭衞士”或“個人衞士”系統。平時，它既能幫助我們找出安全隱患，防範於未然。突發事件發生時，它也能引導我們逃生和向外發出求救信息。另外，家庭和個人防護技術產品的廣泛應用能形成新的消費熱點，有利於形成新的國民安全產業發展格局。

五、實施“國民安全保衞工程”的意義

眾所周知，中美之爭表面看是意識形態和制度之爭，但實質是國家治理能力和創新體系之爭。通過實施“國民安全保衞工程”，我們能樹立良好的大國形象，凝聚民心、留住人才，從而推動我國科學理論和技術創新，同時也能進一步提高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可以這麼説，我們實施“國民安全保衞工程”的綜合收益將會大大高於美國上個世紀“星球大戰計劃”的收益。

第一，技術創新和基礎建設投資能帶來直接收益。例如：新型產業帶來新的就業機會，有效的基礎建設帶來穩定收益，家庭和個人新型安全防護產品的推廣應用能帶來新的消費增長點。同時，“國民安全保衞工程”建設也能有效推動我國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學、機器人技術、5G通信技術、生物技術和網絡安全等方面的科技成果儘快轉化，及時享受科技創新帶來的紅利。

第二，有了完善的國民安全體系，國內一些高風險高收益的產業就能健康地發展，不會一停了之。例如：高風險的體育旅遊項目，傳統的核工業和化學工業項目，以及以鋰電池和氫燃料電池為代表的新能源產業。

特別是近年來興起的鄉村旅遊，國內有許多山區的網紅旅遊景點是民間自發建設的，既缺乏政府有效監管，也沒有專業機構進行安全評估，有時就連一個普通山村裏的泄洪溝渠也能成為旅遊景點。這些網紅旅遊景點的形成，一方面能給當地村民帶來較好的經濟收益，有利於鄉村經濟振興；但另一方面由於沒有專門機構進行安全評估和規劃建設，同時也缺乏政府有效監管，大都存在各種安全隱患。但是如果我們及時把這些網紅旅遊景點納入國民安全體系內實施安全監管，並加以妥當的景區規劃和改造，則會成為發展鄉村經濟的好手段。

第三，提高普通大眾抵禦危機的能力，減少災害帶來的損失和對人類生命的危害。例如：我國家庭住宅室內普遍缺少煙感火災報警器，因此我們在實施國民安全保衞工程時，應強力推進室內煙感火災報警器進入家庭工作。家庭安裝一個或多個室內煙感火災報警器，只需幾十元或數百元人民幣，但卻能大幅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據美國消防協會2005—2009年的統計表明，美國家庭火災死亡率的62%源自沒有安裝獨立式感煙火災探測報警器或火災探測報警器沒有正常工作的家庭，安裝了感煙火災探測報警器並起作用的家庭，在發生火災時，逃生的機會比未安裝報警器或報警器未有效工作的家庭高63%。尤其是在火災很小時，獨立式感煙火災探測報警器及時報警增加了初期火災撲救和逃生的機會，死亡率僅為1%。

第四，有利於國家治理能力進一步提高，國人凝聚力的進一步加強。一個完善制度保障下的全民參與機制，能有效提升國民的主人翁意識，增強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基於利益均衡原則制定的一系列能照顧到各階層國民利益的政策，則有助於社會穩定和國民幸福感提高。而先進通信工具的應用和扁平化網絡結構管理模式實施，能確保國家各個層級政府職能機構的信息暢通，對於中央政府掌控地方輿情、關注基層民生有非常重要意義。例如：面對重大危機事件時，我國移動語音通信和互聯網通信容易中斷的難題。我們應儘快建立基於精簡指令協議的應急通信網絡，要保證在危機發生時國民之間的信息暢通，確保每個國民都能用普通的通信工具及時聽到黨和政府的聲音。

第五，藏兵於民，軍民融合。實施“國民安全保衞工程”，我們可以在不大幅增加國防開支的前提下，快速研發一批軍民兩用的尖端技術和產品，同時培養一大批軍民融合人才。例如：先進傳感器技術(高靈敏極紫外光探測、次聲傳感器、分子信息傳感等)、無人裝備前置AI模塊技術（智能汽車、智能無人飛機等）、紫外光通信技術、太赫茲技術、現有軍民兩用裝備芯片算力挖掘技術等。軍民融合技術的突破，可以成倍地提高我國常規武器和核武器的作戰效能，而且不需要大規模增加軍費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