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卷時代如何重建“人”的尺度 ——“人文精神大討論”30 年與當代思想狀況_風聞

陳思和（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今天的講座題目是關於“人文精神大討論30年”。時間過去30年了，現在人們都在談ChatGPT，我們居然還在談30年前的“人文精神大討論”，是否太落伍了？不過把當年的“人文精神大討論”與“當代知識分子立場”聯繫在一起，我覺得仍然是一個值得談論的問題，所以，我想圍繞這兩個方面談一點自己的想法。

我和曉明老師都參與了30年前的“人文精神大討論”。最早發起是曉明老師組織的華東師範大學一些研究生對某些當代文學現象的批判，後來在**《上海文學》上發表時題目叫作“曠野上的廢墟”。**30年以前的中國處在一個很重要的歷史發展時刻，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十餘年，社會各種矛盾衝突尖鋭起來，既有問題，也藴含生機。

《上海文學》1993年第6期，發表《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一文

“市場經濟”這個概念，不管是在什麼“主義”的引導下，都不可避免涉及資本的因素。對於市場經濟如何在中國踐行，可以説，對此我們並沒有經驗，當時小平同志説了一句大實話，叫“摸着石頭過河”，在實踐中尋找真理和檢驗真理。一般來説，實踐總是會有兩種結果：一種是找到了真理，一種是沒有找到真理。**所以，當時的中國處在一個很重要的歷史發展關鍵節點。**先是深圳、上海開始成立股票交易所，緊接着是的浦東開發開放，海外投資逐漸多了起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拉近了。過去我們普通老百姓都是靠工資吃飯的，人們還處在一種非常簡單、樸素的生活中，經濟收入也相對低微。但自從推行了市場經濟以後，私營經濟、外資企業，以及炒股票、炒房地產等都出現了，百姓的經濟生活也有了改善。我們今天看到的林林總總的社會現象，在那個時候已經出現了萌芽。這個變化，對當時的中國老百姓來説，最大的誘惑是人人都可以有發展的機會，或者説是“發財”的機會，機會平等，甚至膽子越大的人，機會也就越多。這對一向安分守己的中國人的心理產生了巨大沖擊。這個衝擊是半個世紀以來未有的，中國老百姓心底的慾望被煽動、呼喚出來，人們覺得只要通過自己的拼命努力，就可以夢想成真。記得那段時間，中國（主要是深圳、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區）似乎進入一個“全民皆商”的環境中，大家坐在一起經常談怎麼炒股票、怎麼做買賣、怎麼投資、怎麼出國淘金等。當然，今天的中國經濟高度發展，很多現象都由無序變得有序，但在當時，誰也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存在很多可能性。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從兩方面來看人的“慾望”問題。一方面是個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獲得了實現自己慾望、夢想的機會，但另一方面，當慾望一旦沖決而出，就像曉明説的“所羅門的瓶子”一旦打開後會達到什麼樣的限度，是要靠個人把握尺度的。馬克思表達過類似意思，一個人如果可以獲得300％的利潤，他或許就敢犯任何罪行，連上斷頭台都在所不惜。這當然是極端個案的情況，但民眾的慾望之潮一旦把理性閘口沖垮，那就會洶湧澎湃，什麼法律的閘門、道德的閘門、親情的閘門等，都有可能被沖垮。

**人的慾望是偉大的，它能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那麼，什麼是慾望？慾望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首先當然是“權力的慾望”，中國老百姓從來不缺乏對權力的認知。其次就是“物質的慾望”，過去受生產力所限，人們對物質的慾望相對較低，可是到了1990年代以後，生產力迅速發展，人們對物質的慾望被極大提升，這個時候如果沒有一個理性的閘門來控制，物慾氾濫，反過來極可能刺激權欲，出現各種腐敗問題。再者就是物慾、權欲帶動的人的第三種慾望，即人的情慾（也就是性慾）的泛濫，這種情慾氾濫很快就打碎了社會上原先比較穩定的家庭結構和男女關係結構，出現了權色交易、錢色交易以及各種性濫交現象。這些現象在當年或許還沒有那麼嚴重，但問題的萌芽都已經展示出來了。

資本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披荊斬棘，衝破各種壓制、束縛人性的社會力量，通過喚起人們的“三大欲望”來推動社會進步，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另外一面，資本也會促使人性慾望在發展的過程中轉向反面，使一個本來簡單的人變成複雜的人，一個簡單的社會變成複雜的社會。**這就是我經常説的，社會往往是在“藏污納垢”中向前發展的。**面對這柄雙刃劍，當時人們可能還沒有找到有效控制的好方法，即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自覺控制人性的變異。

1990年代以前，中國可以説是一個黑白分明的世界；但到1990年代以後，情況變得非常多元、複雜、曖昧。你每一步跨出去，有可能是對的，也有可能是錯的，或者兩者混淆在一起。你每跨出去一步可能成為當代英雄，也可能成為一個失敗者，這中間就是一線之分、一念之差，任何一念之差都可能會引發連鎖問題。當時的我們，曉明也好、我也好，其他知識分子也好，都是非常支持國家推行“改革開放”政策，都是為這個政策叫好，希望它能夠徹底實現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從各自的領域中都發現了一些共同的問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學者，面對着這個時代，當時我們覺得有義務把這些問題提出來，這就是“人文精神缺失”的問題。

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的是王曉明老師，還有張閎、張檸、徐麟及崔宜明也參與了討論。**當時，《上海文學》有個專欄叫“批評傢俱樂部”，第一期討論就是曉明老師主持的研究生討論，針對的是當時單純為了追求利潤而喪失批判功能的文藝現象——當然這些現象到了今天已司空見慣，比如電影需要影評背書創造票房奇蹟等。**當時他們看到文壇上一些有名的藝術家、作家為了迎合市場去創造一些作品，例如他們針對王朔的小説、張藝謀的電影，提出了一些批評看法，引起了社會上很大的爭論。**1993年11月，華東師範大學召開全國文藝理論年會，一批與會學者如張汝倫、朱學勤、高瑞泉、許紀霖等帶來相關看法，他們也對當時社會的各種現象提出了批評。**這次討論引起了《讀書》雜誌的注意，《讀書》當時的主編是沈昌文先生，他建議在大會開完以後再開小會，在小會上把這個問題集中起來討論。後來在《讀書》雜誌的引導下，我們組織了六次連續討論，《讀書》雜誌則連續刊發了六期，然後又蔓延到整個學術界甚至全社會，爭論持續了大約兩年時間。這就是30年前“人文精神大討論”的簡要過程。

“人文精神大討論”在當時社會引起非常廣泛的關注，當然其中也有很多批評的聲音。**我們最初把題目叫作“尋思人文精神”，“尋思”一詞就説明還沒有這個精神，我們只是在尋找，能否尋找到還是個未知數；後來又改成“提倡人文精神”，“提倡”的意思就變成了肯定有這麼一個存在，而大家當時僅僅是在尋找，尋找一種“人文精神”。**還有的學者考證了人文精神源自西方文藝復興，是舶來品，不是中國貨。反正當時各種各樣的説法都有。其實我們討論人文精神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直面一個人慾橫流、氾濫的社會的各種狀況。這個問題很複雜，推動物質慾望的主體是普通的老百姓，那麼，作為一個知識者應該怎麼看這種狀況？

其實我們也沒有對社會做普遍的調查和分析，我們當時更多強調的是知識分子自身的毛病，帶着一種自我批判的態度。為什麼我們讀書人特別關注自身？我們經常開玩笑説，因為我們讀書人特別沒用，想賺錢也賺不到，只能看別人發財，有人就説我們是“吃不到葡萄説葡萄酸”，然後就開始講人文精神了。總之，討論是很尖鋭的，大家七嘴八舌、眾説紛紜，但沒有結果，後來又影響到一些作家出來發聲，比如張承志、張煒等，雖然也沒有結果，但還是產生了影響的這次討論的影響到今年已30年。上次我們在復旦大學也舉辦了一次講座活動，好像每過10年，媒體、高校就會重新提起這個話題。這大概是因為人文精神的問題到現在也沒有真正地解決，關於人如何有自信、如何面對社會的各種狂潮、人如何迴歸理性這些問題，我們都沒有解決。當時所擔憂的問題，現在可能仍是痛心的所在。為什麼這些問題會延續到30年以後？

王曉明（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

思和先生剛才有兩點講得特別好。一是，他清楚地向各位介紹了這場討論的大的社會和思想背景，也就是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場持續兩年的討論；二是，他明確地指出，當年這場討論所針對的問題到今天並沒有解決。記得“人文精神大討論”10週年的時候，上海交大舉辦了一場演講會，在演講中我是這麼説的：“當時我們針對的問題，十年來是日長夜大。”在今天，我覺得這句話依然適用，甚至那個問題是膨脹得更為巨大了。

這場關於社會文化的討論持續如此之久，引起了如此廣泛的反響，收到了各種各樣的意見包括激烈的批評，不但吸引了許多人文學者和作家參與，還引起了一些社會科學學者的關注。我記得討論到第二年，《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採訪文章，題目叫《經濟學家説話了》，報道了好幾位經濟學家對人文精神問題的看法。這都説明，這場討論觸及了一個比較重大的社會文化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今天回過來看，我願意這麼來描述（思和先生剛才也講得很清楚）：我們當時模模糊糊地覺得，社會正在快速形成一種新的主流文化，它明顯不同於1980年代的主流文化。自1978年我們進大學讀書的時候起，思想解放、政治民主、文化開放，這些是清楚地構成1980年代主流文化的重點。可到了1990年代，一種新的文化或者説支配性的文化快速形成，當時我們並沒有看得很清楚，很多與之有關的事情，我們其實都來不及想清楚，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這種不同於1980年代的新的文化，是有很大問題的，它意味着某種對於社會進步來説必不可缺的文化因素的萎縮和破壞，所謂“人文精神”就是對這個文化因素的稱呼。

這種新的文化之所以會出現，當然有某種歷史的合理性，用思和老師剛才的説法來講，就是民眾的慾望在長期被壓抑之後爆發的力量，以及允許甚至鼓勵這種爆發的社會的鉅變。當然，在1990年代初期，並不是所有被壓抑的慾望都有釋放的空間的，有一些門還是被鎖着的，只有發展經濟、改善物質生活這一方面的慾望之門是敞開了的。在這樣的有明顯偏向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新的文化，出現問題是必然的。只不過在當時，我們至少我自己對這個問題還無法看得很清楚，雖然知道一個新的社會狀況勢必會形成一種新的支配性的文化，但是怎麼來解讀這一新的文化，怎麼來把握它的前因後果包括它的制度性的前因後果，我當時還想不清楚。

今天當然是不同了，因為30年來，這種文化日長夜大，不但面目非常清晰了，而且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它的籠罩之下，幾乎時時刻刻都會體驗到它的強大和偏頗，領略它給社會和個人造成的影響乃至傷害。所以，現在的情況可能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討厭它、想要擺脱它了。

**我用兩個詞來概括它。第一個詞是“叢林法則”，其核心部分是強調競爭的普遍性和正當性：它斷定人與人、羣體與羣體之間在利益上是相沖突的，彼此之間主要是競爭的關係，社會就是通過競爭關係把大家組織在一起的。**一旦接受和認可了這一“叢林法則”，我們就會全身心地、理直氣壯地投入所謂的“生存競爭”，以此追求我們的利益。所以，當人們如此投身於競爭的時候，是非、對錯，有關倫理和道德的計較，就都可以先放在一邊，人們甚至會允許自己為了利益、為了賺錢而不擇手段。儘管我們都知道人生並非只有賺錢逐利這一件事情，但是那種“等我實現了財務自由以後再來講究是非善惡”的自欺意識，還是會將我們的手腳牢牢地鎖定在專注於狹隘的功利主義這條路線上。

不過，人類的叢林世界與其他動物的叢林世界有一個明顯的不同：人類的叢林世界裏不是各行其是、完全自由平等的競爭，人類的叢林裏有統治者，他們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還為此制定競爭的規則，並強迫大家按照規則來互相沖突和廝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越是將整個人生都投入這樣的競爭，我們就越會受到叢林規則的深刻影響，並被這種規則所深刻改變。

**這就要説到第二個詞了：“人的機器化”。**當規則説，有大學文憑才可能在競爭中獲勝，我們就從小壓抑玩耍的天性，把時間都用來讀書；當規則説，讀書就是做習題，我們就從早到晚做習題，無論學什麼知識，都用做題的方式去學。就這樣，我們的整個知識活動甚至精神活動，都不知不覺被納入一個“按照題目來追求標準答案”“迅速地獲得標準答案”的過程。於是，我們相信凡事一定有標準答案，我們越來越不習慣很多事情居然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我們越來越習慣於按照指令來做事，讀書的時候是這樣，工作以後也是這樣，至於指令對不對，應不應該執行，就不需要考慮了。

競爭求勝的過程不知不覺變成了這樣一種求取標準答案、服從指令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今天的競爭也越來越變成這樣一個過程：不是在做事的能力上勝過別人，而是在聽話的能力上勝過別人。這正是“機器化”的一個顯著的特徵：人會“將槍口抬高一寸”，而機器只服從命令，完成任務。**人的各種能力包括潛能，都在這樣的競爭軌道上被改造：那些有助於人辨別真偽、善惡和美醜的能力日漸萎縮，那些有助於人敏捷、迅速地把握指令、完成任務的能力日益增強。**一旦我們按照這樣的標準來展開自己的大部分人生，我們就會在事實上形成一種越來越頑固的觀念：應該儘可能少地承擔責任。

在這樣的越來越專注於答題、聽命、免責的競爭道路上走得久了，我們每個人身上本來都有的獨特性，就受到越來越多的壓抑。原本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和意願，並努力把自己的感受和意願表達出來，與大家溝通，讓別人瞭解，進而更努力去實踐並以此發展自己的感受和意願：人的獨特性，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形成和生長的。可如果大家都按照競爭法則，走同一條以答題、聽命、免責為重點的競爭道路，我們勢必越來越相像，個人身上的獨特性越來越少，我跟你、你跟他，我們跟你們、和他們，都差不多，彼此都可以互換：人就變成一種互換性、通用性越來越強的生物，或者説，機器。

這樣的“機器化”的結果，我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人的“小器化”。**具體來講，就是在如下這五對事項中，我們越來越偏重於前者：有形的、物質的 vs 無形的、非物質的；當下的、眼前的 vs 過去的、未來的、遠處的；自己的 vs 他人的；競爭的 vs 互助的；重功利的 vs 重是非的。**今天，恐怕很少有人能説自己不受這樣的“小器化”影響吧。

30年來，在這一種將人搞得越來越“小器”的文化的支配下，社會也好，無數的個人也好，都不同程度地按照這一文化所培養的感知、思考、想象方式和價值觀來安排社會秩序、人際關係、經濟結構、城鄉關係、人生道路……但在今天，大家開始發現，再這麼往下走，狀況越來越糟糕了，這套文化和與它共生的社會結構及運行機制開始明顯地失能。也就是説，轉折點正在形成：既是文化的轉折點，也是整個社會的轉折點。

我從兩個方面來描述這個轉折點。**首先，當整個社會的“競爭化”及其法則發展到今天這樣全面和深刻的程度的時候，這個競爭化的世界本身卻開始縮小了。**以大學為例，最近20年，大學及其科系之間的關係、大學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競爭化、叢林化，可一旦走到這一步，我們就會發現，大學和大學生活實際上是沒法繼續這樣往下運轉的。舉個例子：當所有研究生都不得不發C刊論文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根本沒有那麼多雜誌可以發表這麼多論文。整個社會也是一樣，當幾乎所有人都把賺錢這件本來只是人生一部分的事情擴展成人生的幾乎全部內容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這個世界上沒有那麼多可賺錢的空間來讓所有人都如此投入。當把競爭和賺錢想象成無窮大的事情的時候，我們一定會發現，它遠非無窮大，而且還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在縮小。

今天沒有時間來講為什麼這個空間會縮小，我只説一點：我們對這種“縮小”的感受，是正在日益擴散的。30年來，我們都以為可以像前一代人那樣，通過競爭成為“財務自由”的贏家和成功者，有房有車、出國旅遊、子女贏在起跑線上，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可能贏不了。當一種競爭的結果，讓大多數人都覺得自己可能會是輸家，區別只在輸的程度有所不同的時候，這種競爭就很難繼續了。對此，我們沒有足夠的對抗性的精神資源，因此，只能被動地繼續競爭，但是，種種懷疑、無聊，覺得人生無意義、惶恐的情緒依然揮之不去。

**其次是人工智能技術的突飛猛進對社會的嚴重挑戰。**這些年來，我們身心兩面的“機器化”已經日趨加劇，我們的獨特性也就是我們對於他人和機器來説的“不可替代性”，已經越來越弱，而機器通用性也就是上述意義上的“可替代性”，卻與日俱增。人工智能技術突飛猛進，在多種社會條件的協助下，正在逐漸奪佔和消滅已有的僱傭工作崗位。在這兩面夾擊之下，我們中的多數人尤其是中青年人，就不得不認真地擔心自己會不會很快——甚至已經——成為人力市場上的“多餘人口”。“多餘”意味着失去競爭的資格，這比在競爭中成為輸家更糟糕。如果參與競爭的人大多覺得自己贏不了，如果越來越多的人被排除在競爭之外，那麼，競爭的遊戲如何可能繼續？那種將大家組織進競爭軌道的文化，又如何能繼續引領人心？

好在人是能夠反省的，我們撞了南牆以後是會回頭的。**一旦發現今天這樣的文化和與它配套共生的社會制度與運行機制，非但不能幫助我們解脱困境，反而令我們更為被動，我們就會本能地去嘗試探索和發展另外的文化，另外的價值觀，另外的感知、思考和想象的方式。**比方説，從“佛系”到“躺平”，這些説法會迅速流行，就是體現了一種想要退出競爭，退出叢林法則下的殘酷“內卷”的意願。當然，意願不等於實際行動，很多人實際上仍然不敢退出，但這種話語的廣泛傳播，有其社會根源。再比方説，很多人開始關注和嘗試各種互助而非競爭性的生存方式，這樣的努力並非今天才開始，不少為此建立的機構——例如北京郊區的“工友之家”——都已經有十年或更長的歷史。我相信，隨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被迫成為人力市場上的“多餘人口”，這方面的意願和行動或將逐步擴大。再比方説，重新關注公共事務。疫情給我們的一大教訓是：如果一個地方的公共狀態出了問題，這地方的個人生活也將陷入困境，失去自主空間。也就是説，我們被迫重新意識到，很多日常生活裏的重要的是非問題，是不能夠輕易放棄的。

**我們要重新思考什麼是“人”的問題，這是人工智能突飛猛進的今天我們不能不想的問題。**在新的支配性文化的薰陶下，我們會認為“人”就是競爭中的勝者，可現實告訴我們，“人”不是這樣的生物，如果我們這麼想象自己的話，我們會輸得很慘，因為做題也好，執行也好，機器人都比我們厲害。**那應該怎樣來理解“人”？這恐怕是今天最深刻的一個文化新變與困境。**它讓我們重新意識到30年前用“人文精神”一詞來指稱的那種對於社會進步來説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具體怎麼稱呼它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再次明白了，社會不能沒有它，我們不能沒有它，它是我們理解何為“人”的一個重要參照。

陳思和：

曉明老師是做了充分準備的，我看到他的電腦裏寫了密密麻麻的提綱，他有很多非常新的想法。我們三年多沒見面了，也很少有機會像今天這樣坐下來、敞開思想聊天，剛才我聽了曉明的發言也很受啓發。我就接着曉明的想法談一下我的感受。

對於“人文精神大討論”及其30年後的意義，其實我們在30年以前就朦朧地感受到了一些狀況的苗子，只是這些苗子如今已經變成龐然大物，而且已經讓每個人心裏都感受到一種壓力。今天，不管你有錢還是沒錢，大家好像都活得不太踏實。有錢的人提心吊膽，沒錢的人更是不開心，不像以前有人説的“雖然沒錢，但很快樂”，過去老莊的那套東西現在似乎都不頂用了。這裏有個關鍵的問題，大概青年老師和同學們比我的感受更深切，就是剛才曉明老師説的，**社會上的內卷、競爭等形成了一個“法則”。**這競爭更多是個人的競爭，每個競爭者的格局都非常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慾望，而且慾望都超過了自己的能力。這有點像19世紀末的歐洲，當時歐洲發生了資本主義崛起、工人鬥爭、社會主義思潮等，巴黎公社正是在社會衝突最激烈的時刻誕生的。此後，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開始進入低潮，其中一個原因是歐洲國家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對外打開市場，很多國內矛盾都轉移到海外去解決了。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的工人遊行、罷工基本上是為了爭取自身經濟利益而鬥爭，歐洲國內政治矛盾看上去平息了，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越來越豐富，大家安心地去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那個時候只有一個歐洲作家發現了問題，這個作家就是羅曼·羅蘭，他寫了一本書叫《貝多芬傳》，這本書轟動了歐洲，為什麼呢？因為他提出呼籲：歐羅巴太衰老了，要趕快把窗打開，讓外面的風吹進來。可是當時歐洲各國都在爭權奪利，人們都在追求、滿足物質慾望，社會主義運動消歇，直至1914年突然爆發世界大戰。但在世界大戰的前夕，誰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危機，人們都沉浸在一片狂歡中。當世界戰爭突然爆發，一批歐洲的知識精英仍在為自己國家的統治集團搖旗吶喊，宣揚虛偽的愛國主義，法國的作家維護法國，德國的作家維護德國，世界很快就撕裂了。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慾望不斷膨脹，衝突加劇，最後就出現了世界大戰的爆發。從3萬字的《貝多芬傳》到4大卷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羅曼·羅蘭寫的是一個人的精神追求不能被物質所束縛的故事。他一直在呼籲：大家要超越混亂，德國兄弟、法國兄弟、英國兄弟都應該團結起來，反對這場戰爭。結果只有瑞典頒給他諾貝爾獎，全世界都在忙着打仗，一戰最終死亡幾千萬人，就像曉明老師説的，人總是在這些代價、失敗當中清醒過來，但是其實也沒清醒多少，我們都知道很快就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現在大家已經不大提起羅曼·羅蘭，法國人也不關心他，但是在我的閲讀史中，我是非常認可他的，因為這個人敢於在所有人都朝一個方向走的時候，站出來説，你們應該朝另外一個方向走，這就是理性的聲音，能用理性説話的人，就叫知識分子。人非常不容易做到真正地擁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當世界進入非理性狂潮的時候，進入一個全民皆為慾望所驅使的時代，有人能站出來説“不”，這是很難的。

羅曼·羅蘭

張閎（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陳老師和王老師給我們做出的既是歷史的回顧，也是對這個時代的高屋建瓴式的判斷。他們一向如此。這可能是他們這一代人的精神特質，總是有一種強烈的歷史擔當和現實關懷，也就是人文主義的精神。

我雖然參與了這一場人文精神討論，但我當時沒想那麼多。當時，曉明老師跟我説，我們要對當下的文化現象做出一些批評。我正閒着沒事幹，一聽就來勁了。我現在回想兩位老師剛才講到的深刻歷史背景和歷史意義，經過30年，慢慢顯露出來了。其實這對我來説也是一個回過頭來學習的過程。**但這某種程度上也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就是勇氣、激情和批判性的理性。**針對時代社會，思和老師剛才説需要勇氣，需要激情，需要高度的理性和對時代的判斷，我們當時作為年輕的知識分子，作為正在成長的批評家，激情很充沛，有一種文化上的不滿，有一種批判的衝動，雖然對於陳老師、王老師講的深遠的、高瞻遠矚的想法不一定能夠感受得那麼深切，但是我們保持這種勇氣和激情進入了這個時代。我現在對現實反倒不怎麼批評，這倒不是説我沒有勇氣，而是我覺得時代離我遠去了。

回顧當年，我們正是通過批評來介入這個時代的，葆有一種積極介入和批判性的勇氣，這是年輕批評家的一種本能。剛才曉明老師講有個轉折，這個“轉折”可能就是要我們有所作為、有所行動。**對知識分子來説，就是通過言説去發言、去行動，通過學術批評和文學創作，去介入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問題，而今天這個時代問題必須得由在座的年輕一代自己來解決。我們那個時候沒有老師或者前輩來指導該如何進行討論，而是本着對時代的切膚之痛給出強有力的反應。同時，1990年代相對開放的時代環境也提供了這種機會，尤其是我這種從外省來到上海的年輕人，一進到文化領域，更像一種野生動物，沒什麼規劃，也沒什麼規矩，就這樣闖入了這個時代。當然我也很幸運，一不小心就踏入一個時代重要的文化實踐當中，這對我有很多啓發，也是很大的激勵，成為我個人精神成長的重要一環，而且是跟一個時代緊密相連的一環。這是一種難得的機遇。

張屏瑾（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我不是大討論的親歷者，當時我還小，還在讀初中，但因為我是上海人，兩位老師剛才提到的那種時代氣氛，我是有記憶的。今天的一個主題是“人文精神大討論30年與當代知識分子的立場”，我作為一個後學來談一點我的感受。

第一點是在30年前的“人文精神大討論”中，知識分子的站位是比較清晰的，陳思和老師提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區別，人文精神大討論是帶有1980年代的整體性立場的，但是到了1990年代以後，這種整體性被打破了，尤其是人文知識的學院化和專業化使得學科分工越來越細。從歷史上看，現代的知識分工當然有一個過程，文科和理科的分道揚鑣不去説它，文科內部也被打得很散，甚至在同一個專業裏也是“各自為營”。這種過於細化的專業分工對於形成“理想的知識分子立場”是沒什麼好處的，但是它對於當下的學科化、學科建設是有好處的。**知識分子的立場本來應該用來回應更大的問題，對社會整體有更大的想象，能夠提出更大的問題乃至給出解決方案，但在這樣的專業化面前，就無法再起到這些作用。**嚴格地説，專業化並不等同於專業，知識分子應該有專業知識，但不應該在思維和生活方式上受制於專業化，變成“只攻一點，不及其餘”，放棄了專業以外的思考。從現狀來看，儘管越來越多人投入學術生產，包括我自己在內的“80後”“90後”學者，好像並沒有把當年人文精神大討論所提出的問題解決掉一些，反而可能和這些問題越來越隔膜了。比如我注意到一個現象，一般對於人文知識分子來説，一代人應該有一代人的問題，這些問題之間也會像代際的血緣關係一樣形成邏輯關係，但是新一代的青年學人的代際問題並不明確，他們更多進行的是一種流水線式的學術生產。雖然也有人提出“‘80後’怎麼辦”的問題，但我覺得這更多是一種在自身的安身立命問題上所產生的焦慮感，缺少了一點大的時代意識。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剛才説的專業化，另外一個原因我覺得是最近十多年以來學術高度的體制化。

**第二點在於知識話語本身的變化。**這30年以來，社會發展最重要的節點就是進入到互聯網模式，知識不再完全掌握在知識分子手中，而是被搜索引擎所掌握，人人都可以成為“知識分子”，那麼，知識就不再神聖了。比如豆瓣、知乎上有非常多的人在生產和傳播知識，這是另外一種跟學院教育自上而下的傳授方式不一樣的掌握和傳播知識的方式。這就帶來一個發言權的問題，現在人人都可以發言，而不像以前，發言要有門檻，受過基礎教育的人就在基礎教育門檻上發言，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高等教育門檻上發言，知識分子可能是在更高的層面上發言。但是現在的發言層級已經被打破，比如現在正在進行的講座，我們似乎是在談一些正兒八經的問題，但此時如果出現一個彈幕，就很可能把整場講座解構掉。如果是無數的彈幕霸佔了屏幕，那麼，巨大的聲音就完全能夠把知識分子的聲音覆蓋，到底哪些聲音更有價值，根本無從甄別。當然這反過來也有助於知識分子反思自身的侷限，就像剛才王曉明老師所説，人文精神剛開始也是帶着反思性去提問的。現在反思“知識與權力的關係”等問題的急迫性，已經不僅僅侷限於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了，在過去三年中，我們發現自然科學界比如醫學專家的聲音，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人文精神討論跟一切討論一樣有它的歷史背景，剛才思和老師已經給我們介紹得非常清晰，今天再來重温這30年的歷程，我們也不能忘記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後果、成果納入。剛才提到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確使中國飛速獲得了經濟意義上的大國資質，這一點也需要跟重温人文精神結合起來看，多數人享受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如何在這種狀態下來看待今天的人文精神價值，它是不是能夠再度切入當下重新分配之後人們新的焦慮感和危機感之中？這種焦慮、危機感，以及付出的巨大代價，剛才王曉明老師已經給我們描述得非常深刻了。

**我很同意老師們説的，人文精神還是一個“人”的問題，如果從“人”的問題來説，那就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而是一個世界性的、人類性的問題了。**其實我們在用搜索引擎來搜索知識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機器化”了，也就是機器化意義上的異化。當然也有很多學者提出“機器化的異化”也是“人的異化”，因為背後也脱不開資本和權力，但是機器化畢竟讓人類重新意識到了一種基本的、共通的危機感，這是屬於基本單位“人”的。這也就是科幻小説、科幻電影在今天重新受到巨大關注的原因，多數的科幻作品又回到了“人”的生存挑戰層面。

所以今天我們再來回顧、討論人文精神，不僅僅是一個懷舊的行為，如果我們要面對的是人類的生存危機，而人文精神都不是我們自救的方式的話，那還有什麼方式呢？

陳昶（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

我們在這場講座中聽到了很多關鍵詞，比如“慾望”“競爭”“羅曼·羅蘭”“知識分子”“理性”“人工智能”“轉折點”“行動”等。剛才兩位“50後”老師講述他們在1990年代的困惑時，這邊坐着一羣“80後”老師，我們也有我們的困境，在座的同學們可能也會覺得你們的困境更大，每個人首先看到的都是自己和自己所處的時代。人文精神是一條河流，它從1990年代流經我們的讀書時代，再到在座大家的讀書時代，我們可以相互觀看，看到前輩們的生活和思考，再來反觀我們自己，有了反思以後，就有了王曉明老師所説的“理性的力量”，這樣我們就會形成不同的行動，哪怕這個行動非常微弱。

**在今天這個場合，我想最好把所謂的知識系統和結構性需求全部打散。**我們“80後”這一代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在我讀書的時期，還沒有“內卷”這個詞，如今，我當然也感受到了內卷的壓力。對於在座的大家而言，你們可能沒有經歷這個“從無到有”的過程，所以你們可能感受不到這種變化。但我依然覺得還是需要去思考它，要把它打散。如果這些精神的碎片依然能夠影響到大家，就已經足夠了。也許今天各位老師的發言能夠留下一點點有力量的碎片、留下一點點餘温，讓大家感知到一點點力量，也許這一點點力量、一點點温度，就可以給予我們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