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球態勢的總結與對2024年的展望_風聞

一轉眼又是農曆歲末和陽曆年初了，不少朋友問我如何看2023年的國內外局勢和2024年的可能趨勢。恰逢我在11月辦了一個近千人規模的“葉澄海全球戰略論壇”，請了一羣政策和學術圈的高手一起探討中美關係、一帶一路、科技競爭和軍事變革等重大議題，此後又主持和參加了多個高質量的研討會。藉助眾人的智慧和知識所給我提供的啓發，不妨盤點梳理一下2023“後疫情時代元年”的全球格局和趨勢，並展望一下2024，純屬個人學術觀點，供關心此問題的朋友們批評指正。

一、俄烏衝突

今年是俄烏衝突的第二年，雙方戰線膠着互有攻防，烏方反攻失敗而陷入苦戰，俄方略佔上風。雙方的武器庫存都消耗很快以至於拿出冷戰時期遺留的庫存老裝備來充數，朝鮮半島的南北兩國各自成為烏俄雙方的重要武器供應者，而美歐支撐此戰的財政資源和政治意志也有所分裂和衰退。至此，這場戰爭的演進已經證偽了此前全球各國軍事改革中頗為流行的自由主義思潮，那種小而美的高科技合成作戰單位和行雲流水、庖丁解牛般的作戰想定，被俄烏衝突中絞肉機消耗戰的殘酷現實給無情地否定了。1990年代以來美軍那種廣受追捧的高科技作戰模式，其實不是二十一世紀的戰爭新常態，而僅僅是世紀之交的狩獵表演：一方對另一方擁有信息和智能上的技術代差，從而讓戰爭變成單向透明的降維打擊，因此才有那種藝術表演般的瀟灑寫意。然而在工業化、數字化大國之間戰爭模式的新常態，或者至少是二十一世紀前期的陸權大國間的主流戰爭模式，從俄烏衝突所展示的趨勢來看，用高科技裝備起來的輕步兵結合無人機和塹壕，似乎才是主流操作和均衡解，冷戰時期造價昂貴的武裝直升機和先進坦克都面臨着被歷史淘汰出局的風險。

戰爭史上的攻與防之間的鐘擺又蕩回來了：成本和規模取代質量和技術而重新成為核心戰略要素；防禦取代進攻而再次佔據優勢位置。當然，與歷史上的戰爭存在重大差別之處在於，戰爭迷霧變得大大稀薄，對於美西方而言，每天數萬人24小時倒班地監控俄方的一舉一動，雙方几乎所有軍事行動都極難達成突然性。因此，大家都是在拼實力，打明牌。對中國而言，其中既有好消息又有壞消息。好消息是成本和防禦有利於我。以無人機為例，雖然在技術先進性上中美都處在第一陣營，但是在成本上我們擁有明顯優勢，據説大體上已經實現了人民幣和美元的購買力平價：一萬美元在美國買到的無人機跟一萬人民幣在中國買到的無人機是差不多的。中國的國防戰略總體上是防禦性質的，因此隨着技術變革令防禦相對於進攻更有利，中國和平崛起與總體國家安全觀顯得更符合時代特徵了。但是壞消息則與人口有關：大國戰爭再一次變成比拼誰的血更厚，比拼誰家的孩子更多，那些生不出孩子的中小民族恐怕會被這個徐徐展開的大爭之世淘汰出局；比拼誰家的工業體系先進且完整，那些缺少高科技關鍵零部件供應能力的國家，將不再是桌邊的食客，而是桌子上的食物。

二、中美俄大三角

人們談新冷戰，就難免會再提戰略大三角。中國能在冷戰中成為最主要的贏家，離不開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中美蘇大三角遊戲的反覆推演和深刻領悟。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有其韻腳。今天我們似乎再次回到大三角的博弈場景之中，只不過當年我們是老三，如今卻成了老二。當年在美蘇兩強的眼中，中方帶來的威脅都遠不如對方給自己帶來的威脅嚴重，而如今我們的實力排名和他人對我們的認知都已經與冷戰時期大不相同。

總體來看，俄方目前似在以拖待變，至少想拖到明年底的美國大選。從各方反饋的信息來看，莫斯科目前的心態似乎不急不躁，靜待花開。在美國2024年大選中，特朗普參選梅花三弄的結果如何，對俄羅斯的國運影響巨大。中俄雙方都以美國為首要戰略威脅，但是其間的微妙之處在於，兩國在美國內政發展趨勢上的偏好是不同的。俄方樂見特朗普上台，而中方似更中立一些。為什麼會有這種微妙的差異？從國際關係視角和世界政治視角，我們所能看到的世界舞台上的場景是大不一樣的。從世界政治角度看，中方是後冷戰時代全球化的受益者，俄方則是全球化的受損者。因此在對待自由主義跨國陣營與全球保守陣營這場鬥爭的態度上，中俄之間會有點微妙的差異。

也正是因為世界政治中的複雜性，我方在過去兩年中的中美俄三角博弈中，對“度”和“時”的把握還是相當審慎的。戰略三角關係中，如果有誰能與衝突中的兩方都保持較好的關係，那麼其地位最強勢。當下可能便是我方戰略處境比較優裕的特殊時期，但2025年起上述態勢容易生變。如何扮演好老二的角色，當年的蘇聯老大哥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教訓。

三、中美的第一輪緩和（détente）

中美關係從2010年之後的悄然下滑，到2018年特朗普貿易戰時期的加速下跌，再到新冠時期自由落體式的暴跌，應該説走完了熊市的第一波。如今正處在第一輪緩和或者説弱勢反彈之中。中美戰略博弈從此前的相持階段，到如今出現一輪緩和潮，這大體符合我過去三年來的預期和判斷。事實上，拜登時代的中美關係該怎麼定性、怎麼預判，同行們分歧挺大的。三年來我在各種場合一直強調，我們與拜登政府之間實現雙邊關係的築底回暖是可能的，我這種觀點在前兩年其實是少數派。事實上，拜登政府的頭兩年裏，不少人感嘆，拜登團隊比特朗普還“壞”。但我就此專門做過量化研究，因此觀點與他們不同。

中美關係這艘巨輪能在舊金山暫時靠港而不是在太平洋的狂風大浪之中繼續顛簸，其中既有我方多渠道努力穩住外部大環境的因素，又與美方內政外交陷入困境有關。美國如今面臨俄烏衝突的壓力，中東變局的壓力，以及國內財政的壓力。在大選到來之前的一年裏，拜登團隊將中美關係穩住，可以向其選民顯示其外交成就。中美如今互有需求，但是各種跡象顯示，美方對我方的需求比我方更加迫切。

中美之間的這輪階段性緩和能持續多久？我不是太樂觀，因為台海、南海等問題還是放在那裏，隨時會被激活；美國的民意基礎放在那裏，精英和大眾都充滿了對華疑懼，而2024年的大選期間，中國問題又難免會被作為炒作的主題之一。如果2024年底特朗普再次當選，則中美經貿關係的脱鈎還會加速。中美關係的動盪期還要持續多久？恐怕時間會比較長，在我看來，只有當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明顯超過了美國，而且中美之間就未來的國際地位、國家利益和全球規則實現了某種雙方可接受的系統性安排，這種對華疑懼才會消退。

四、全球外圍地區與中東變局

除了俄烏衝突之外，今年其它地區的一系列事態，其實多少都與俄烏衝突的外溢有關。不少事情突然爆發，都可以看作是在陷入烏克蘭衝突的泥潭之後，作為老牌棋手的俄方在積極主動地利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一些“劫材”。比如，俄方為削弱和瓦解歐洲對手，將衝突向對手的後院非洲轉移，瓦格納暗中幫助了法語非洲各國的一系列反法政變。非洲法語國家今年有七場政變，雖然在中文世界中並沒有引起多少關注，但其實是全球政治經濟博弈中的一個重大趨勢。有一種説法是，瓦格納這些年從非洲的礦業中獲得了將近千億美元的資產，（當然一時間難以變現），而俄羅斯以當下的烈度支撐烏克蘭衝突，其直接財政成本差不多也是一千億美元。

隨着中美之間實力消長變化和競爭關係日益明顯，美國的全球外圍地區的權勢體系也在出現鬆動和瓦解的苗頭，2023年度的中東變局因此而成型。美國從最大原油進口國變為原油淨出口國，美國軍事技術“一騎絕塵”的領先地位正在悄然消失，這些因素當然是中東變局的基本面。但是具體到2023年的態勢來看，中國政府在中東地區積極有為塑造和平的外交努力，也是中東變局的關鍵變量。在中國的努力斡旋説合之下，沙特與伊朗實現了令世界矚目的和解，應該是2023 中東變局的關鍵所在。

有一種觀點認為，沙伊和解主要是其內部因素導致的，比如伊朗本來是憋着勁想打沙特，伊朗和沙特此前已經在伊拉克談過四輪了，中國促成和解只不過是順手摘了桃子而已。這種觀點我不敢苟同。伊拉克是兩國的中間地帶，談了幾次卻未能改變敵對，恰恰説明伊拉克作為中間人的分量遠遠不夠。當今世界，恐怕只有中國領導人，才擁有足夠的政治權威和戰略信用將原本處在開戰邊緣的伊朗與沙特兩國拉到一起相互擁抱。

中方之所以能在中東變局中發揮前所未有的作用，是因為我們的中東外交在風格上已經有所轉變，相比於過去更加積極有為，主動參與塑造地區和平。2022年底中國領導人出訪沙特，中沙、中阿、中海的三環峯會有力地加速了中東和解浪潮，由此才有沙特方面提出的説和請求。值得注意的是，沙伊在北京不算短的談判過程，美以和其他西方國家被完全矇在鼓裏，而這在過去大半個世紀裏是幾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沙伊和解公佈之後，據外媒報道，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在跟中央外辦主任見面的時候，主動祝賀了中方在中東的外交成就。將中美競爭整天掛在嘴邊的美國戰略圈，看着中國中東外交的重大進展，心態顯然是既羨慕又妒忌的，憋着勁想要扳回一分，因而在2023的下半年發力推動沙特與以色列的和解。

關於當下的中東格局，有朋友打了這麼個比方，如果説因化石能源而富的阿拉伯世界是一羣羊，那麼沙特可以視為那隻領頭羊，兩位全球性戰略棋手則在“扭羊頭”：沙特同伊朗和解意味着羊羣向東；沙特同以色列和解則意味着羊羣向西。在此大背景下，積怨多年的巴以問題在十月七日再次爆發，哈馬斯對以色列的發動突然襲擊，不僅激起以色列的報復性進攻，也引發了全球各國的激烈政治反應。十一月份我恰好應約會見了一位阿拉伯國家的高級外交官，與之探討了當下的中東格局。按照這位阿拉伯高級外交官的説法，美方主動多次表態想要主導阿以和談，但是遭到了阿拉伯國家的集體抵制，因為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在美國國內的遊説勢力的能量和美以特殊關係的性質，沒人相信美國政府能在中東事務中秉公處理。阿拉伯國家集體看向東方，希望中國出面主持公道平息事態。兩個域外大國在中東地區得到不同對待，地區影響力一消一長，可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隨着中國軍備提供的安全感和我們塑造和平的外交力量向中東地區進一步延伸，這個消長趨勢還將延續至少十年，因此未來十年間中東顯然不會消停。

五、世界經濟趨勢

2023年度，美國經濟增速為2.1%，通脹率已經從22年夏季的9%下降到目前的3%左右，就業數據也還好，失業率曲線剛剛抬頭。美聯儲的政策利率目前處於20年來的高位5.5%，由於美元是全球的儲備和結算貨幣，所以美元高利率意味着全球外圍地區和高風險資產價格都會承受巨大的壓力。發展中國家缺外匯會導致其債務違約潮，全球各地房地產等風險資產的價格會疲軟，此前長期充裕的過剩流動性變得特別稀缺。中國房地產的困境，既與我們的人口和政策等國內小氣候有關，也與美元高息週期的外部大氣候有關。中國是一個相當開放的巨型市場經濟，我們的經常項目完全開放，我們的資本項目也自1996年以來逐步開放了一大半。這兩年人民幣的低利率和美元的高利率之間形成了一個套利交易的誘惑，許多搞外貿的民營企業擴大人民幣負債，持有更多美元存款。這種做法表面上可以帶來兩重利潤，一是兩種貨幣的利差收益，二是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帶來的匯差收益，但長期看對參與者而已可能是一個投資陷阱。參與這種投機套利的羊羣規模有多大？我請教了多位專業人士，但似乎誰都沒有做過統計研究。從最近幾天中國金融市場的行情波動來看，估計這筆錢着實不小。一月17日至21日，中國股市加速下跌，但與此同時，人民幣兑美元的離岸匯率卻是上漲的，大不同於2015年前後的股匯雙跌。這應該是有一些國內加了槓桿搞二級市場的資金，在面臨爆倉風險的時候不得不將其美元資金換回人民幣以救急。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隨着中國金融體系和資本項目的進一步開放，人民幣可能會越來越像過去的日元，逐步成為全球套利的融資貨幣，從而表現出越來越多的逆週期性。

2023年度，以GDP計算，中國趕超美國的勢頭似乎有所回調，中國GDP對美國的佔比從上一年的75%左右下跌到65%左右。因此，國際上出現了一種論調，認為中國的崛起見頂了。這種説法，與此前對中國將在2027年或是2035年趕超美國經濟的預言，至少同等膚淺。正如我在此前的文章中解釋過，如果以具有可比性的口徑來計算，比如按照可貿易品的產出來計算，中國經濟規模早已超出美國了。但是按照GDP計算，我們是否會超過美國、究竟哪年超過美國，其實是一種選擇題而不是判斷題。比如，如果把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大幅提升到4.5:1，那麼中國經濟規模就超過美國了，但其代價是貿易平衡將從當前的每年數千億美元順差變成數千億美元逆差，中國的低附加值製造業將因此而受損。再比如，如果把中國的社會福利支出從目前的6.5%快速提升到其它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21.5%，那麼中國國內消費支出也將暴增，中國國內市場規模完全有可能上升為美歐之和，但是這也意味着人工工資將大幅上升，對人工成本敏感的那些出口行業將在國內無法生存。又比如，如果中國經濟繼續完全綁定美元體系，完全以外匯佔款作為基礎貨幣的唯一來源，那麼中國GDP將永遠不可能超過美國GDP，因為在中美之間的共生與映射關係中，中國人卷得越努力，美元的購買力越強，中國人生產商品再快，也不如美國印鈔票快。對於這些機理，我在此前的若干視頻節目和文章中都已經解釋過，在此不再贅述。需要提醒的是，經濟發展其實並非線性的增長，而是根據自己的稟賦和願景設定政策取捨，從而調整和實現自己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定位，用博弈論的概念來表述，經濟發展其實是從一種均衡向另一種均衡躍遷的過程。2023年度，中國相比美國GDP佔比回落，意味着我們原先的外循環為主那條路走不通了，必須切換到中國領導人所説的“高質量發展道路”，找到我們在世界市場體系中的新定位。

俄烏衝突也對全球經濟繼續產生系統性影響。歐洲經濟表現較差，尤其是德國經濟全年略有收縮，這當然是受到俄烏衝突的負面影響，昂貴的能源價格不利於德國產業的競爭力。但有趣的是，俄羅斯的經濟形勢則相當不錯，不僅是官方的數據不錯，而且是我們去俄羅斯實地考察的專家們反饋説俄方狀態的確不錯。戰爭在消耗大量的彈藥和裝備，俄羅斯已經切換到戰時經濟。年輕人都跑到了兵工廠上班，加班加點生產武器彈藥，他們掙到錢就去消費，而消費又帶動其它產出的增長。總之，他們的內循環開始轉動起來了。十一月份北京召開一帶一路峯會的時候，有一位俄羅斯同行跟隨普京總統來訪，與我們搞了一個小範圍座談，期間俄方提出的一個重要話題是如何實現俄羅斯的再工業化。受益於俄烏衝突的國家也不少，最典型的是土耳其。這個北約國家兩面下注，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優勢，大發戰爭財。此前幾年該國曾經陷入高通脹的漩渦，但是如今靠着這筆戰爭橫財，埃爾多安的日子總算穩下來了。

六、對2024年簡要展望

2024年將有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舉行大選，涉及全球一半多的人口。其中最重要的也最不確定的非美國大選莫屬。美國大選將不僅影響中美關係，也將深度影響俄烏衝突和中東局勢。那麼，哪些因素將影響美國大選呢？首先，美國經濟形勢包括失業和通脹將對大選結果產生影響。而美元利率政策將對今年的下半年的經濟形勢和資本市場表現影響巨大。正如上文所説，美國的通脹目前在3%上下，失業率也剛剛開始抬頭，股市剛剛創下新高，這種形勢給了聯儲主席鮑威爾以很大的政策自由度，他今年怎麼做都可以在經濟學上找出一番道理。如果他從今年三四月份就開始放鬆銀根，那麼會對拜登很有幫助。如果他推遲到今年十一月份之後才開始放鬆銀根，那麼對於特朗普就比較友好了。兩黨都知道這個道理，而且特朗普對自己任命的這位聯儲主席曾經反覆公開施壓威脅過，所以，無論是公開還是幕後，今年的鮑威爾將會不可避免地捲入到政治遊戲中。其次，懸在特朗普頭頂上的還有大量的司法麻煩。美國的建制派和deep state是否能在關鍵時刻拿出點實錘的證據或者重磅的砝碼來擊退特朗普捲土重來之勢？讓我們拭目以待。

2024年的世界政治特點可能是向右轉，延續阿根廷、荷蘭等國政治選舉所表現出來的苗頭。歐洲政治尤其是德國政治舞台上的右翼民族主義勢力進一步得勢，將對全球新自由主義陣營的力量和聲勢形成重大打擊，並將2008年以來逐步展開的逆全球化浪潮推向其高潮。中國不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主導國家，面對全球保守主義和全球化兩大跨國陣營之間的對壘，我們沒有必要站隊，而是要保持身段的柔軟，確保兩邊都可以是我們的朋友。

對於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產業進步，我持相對樂觀態度。2024年的汽車產業將繼續攻城略地，國產車在國內和國際市場將搶下更多份額，芯片產業也應該會有一些好消息。如果中央政府願意大幅擴大國債規模，則中國地方政府的困境和國內需求都將獲得明顯改善。中國的通脹率和國債佔GDP比率都是全球主要經濟體裏最低的之一，因此政策潛力巨大。由於沒有受過貨幣金融史教育的人都會本能地把債務和赤字視為壞事，而人們的集體認知的轉變需要時間，所以，我估計2024年中國赤字率主動提升的進程可能遠不及我和餘永定老師等人所主張的水平和速度。但是，只要是在正確的方向上前進，中國的內循環和貨幣自主就遲早會建立起來，因此行穩致遠也不錯。

當然，風險和困難也是客觀存在的。比如，原本被全球新自由主義陣營樹立成政治正確的節能減排和氣候議題，可能在全球右轉的政治大背景下逐步邊緣化，美歐大國對此做出過的承諾逐步被虛化掏空，並在光伏、電池等領域發起對中國產品的圍堵打壓，這是在未來數年內較大概率發生的事情。與此同時，中美經濟脱鈎的進程將延續，此前由外資主導的加工貿易將進一步向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國轉移，從而導致中國商品在美國總進口中的份額進一步萎縮。但是正如我在此前的文章和演講中反覆指出的那樣，外資帶來的好處是有巨大的成本的，藉助他們啓動本國的工業化就如同藉助火柴點火一樣，雖然很有必要，但是你不能總靠火柴把自己的鍋燒開吧？製造業外資逐步撤離中國去尋找更便宜的要素，這其實是中國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結果，對於今天的中國經濟其實無傷大雅，也為我們的本土替代打開了新的空間，因此整體上利弊相雜但利大於弊。我們需要做的，只是順其自然，做好政策應對和風險管控便可。

最後，提前祝朋友們龍年吉祥，平安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