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大帝》的今古文經學的分歧和鬥爭_風聞

　　央視《漢武大帝》的導演胡玫保證了精良製作水準，太上導演何新則保證該劇的學術水準。此劇沒有二月河系列、熊召政張居正、大秦帝國等歷史劇那樣有小説原本，而是直接從《史記》《漢書》進行改編！劇中再現了漢武帝劉徹這位承前啓後而又開天闢地的真正偉大的君王的一生。翦伯贊描述漢武帝雲：在他前古的歷史上，他所建樹的文治武功無人可及。他的風流倜儻超羣絕倫。他的想象力使政治成為藝術。他的權變和機謀令同時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懷寬廣，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鑑人之明。他開創制度，樹立規模，推崇學術，酷愛文學藝術。他倡導以德立國，以法治國。平生知過而改，從善如流，為百代帝王樹立了楷模。但是，漢武帝絕不是一個超俗絕世的聖者。他好色、驕傲、虛榮、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執；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點他幾乎都具有。

　　許多人關注他與阿嬌、李夫人、衞子夫之間的動人心絃的故事，而我更感興趣的，是漢初主張因循舊制、“蕭規曹隨”無為而治的黃老道家，與志在尊王攘夷，削諸藩，破匈奴，實施“大有為”之政的漢武帝劉徹的矛盾和你死我活的鬥爭。

　　故事是從景帝朝開始的，內有七國之憂，外有匈奴之患。漢初實行郡縣風封並行制，要想戰勝匈奴，加強中央集權，穩定內部統治尤其重要。建元元年（公元前１４０）劉徹登基，時年僅１６歲。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張加強王權的儒士出任將相。準備採納文景時期大為失意的賈誼、晁錯一派的政治主張，即對內削弱諸侯、加強中央，對外則抗禦匈奴。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貴族們的強烈不滿，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竇氏周圍告狀詆譭。竇太后所信奉的黃老道為漢初文景以來所尊之官學，與時下的自由主義大相類似。竇太后喜歡黃老學説，遭到轅固生的頂撞，大怒並將其扔到豬圈中與野豬搏鬥。

　　反對者中最有力的是漢武帝劉徹的叔父、淮南王劉安。劉安命手下賓客集體撰作《淮南子》。此書雜採戰國以來除儒學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黃老道家言論。包羅萬象，從天地開闢、宇宙洪荒到黃白養生之術，無所不及。後人讀此書，無不以為此書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訪道博採黃老言的道家之書而已。殊不知，此書乃是建元初年間激烈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辯論的產物。劉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針對的，就是初登基的漢武帝劉徹。劉安主張因循舊範，無為而治。由此引申為政策，也就是要堅持漢初舊制，從而保護劉氏諸王集團裂土稱王的既得利益。

　　太皇太后要劉徹廢棄儒學而採行黃老之道，恢復文景時代的“無為之治”。但劉徹拒絕聽從，反而讓趙綰上書，建議皇帝對於國事不必報知請示於“東宮”即太皇太后。竇氏大怒，派人訪察趙綰、王臧莫須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責劉徹。終於下令逮捕趙綰、王臧，迫使二人於獄中含冤自殺，而漢武帝當時竟無力保護自己的老師。其後，竇氏罷免了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將申公逐回老家。轟轟烈烈的建元新政，僅推行一年即告偃旗息鼓了。劉徹是極其聰明之人，他四處遊浪射獵，不再過問大政方針，韜光養晦，“無為而治”。同時“金屋藏嬌”，得到了阿嬌母親——長公主的保護，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Ｂ.Ｃ１３５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現彗星。劉安認為這種天象預兆着“兵當大起”，天下將要大亂。於是準備武裝起事。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竇氏駕崩，劉徹終於主持了大政。元狩元年（Ｂ.Ｃ１２２年）劉安積蓄已久的反謀終於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殺身死。漢武帝取得了最終勝利。元光元年（ＢＣ１３４年）間，漢武帝召見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漢武帝決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漢史中值得大書一筆的“元光決策”。新政的首要方針是改革國家意識形態，即“罷黜百家，首尊儒術”。而所罷黜的百家言中，重點一為主張搞陰謀政治的縱橫家言，一為黃老之道也。曾居主流的黃老學派，在意識形態鬥爭中敗下陣來。

　　黃老學派敗陣之後，漢武帝董仲舒所提倡的新儒學，又面臨着劉姓貴族親王們積極扶持的另一種弘揚周禮和周公之道的古文儒學。一直以來，漢代學術中最重要的一大問題，就是今古文經學的分歧和鬥爭問題。這個問題過去錢穆論過（《兩漢今古學評議》），金德建也研究過（《兩漢今古學考》），都以為只是由於文字分歧而導致的學派門户之爭。殊不知，這場紛紜兩漢數百年的思想鬥爭，其實質仍然是政治的鬥爭。

　　所謂今文經學，源於公羊氏父子，屬秦漢之際子夏荀學一脈的傳人，他們父子就是後來董仲舒、公孫弘的師公。其著作，都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文字書寫、傳述，因此又稱“今文儒學”。所謂古文經學，是漢初找到的秦始皇時代由於焚書坑儒，而被學者暗藏在牆壁裏的古經書。這些經文都用上古蝌蚪文（甲骨文、金文、篆文等）書寫。如果簡括言之，除了書寫文字的不同，今文經與古文經義最主要的區別，第一是古文派用周公以及周禮的儒道之祖，來貶低孔子子夏荀子的後儒。第二是用《周禮》中的分封制來反對孔子的大同和大一統學説。這就是今古文經學在當時政治上分歧的實質。

　　其實漢武帝所推崇的儒學，並不是愈古愈好的古法，而是子夏、荀子、公羊高、賈誼、晁錯、董仲舒一派為政治服務的國家主義儒學，是為他削弱諸侯、加強帝權，攻擊匈奴提供理論根據，從而能夠古為今用的儒學。相反地，當時對武帝的中央集權大為不滿意的一些諸侯王，如河間王劉德等，採取“扛着紅旗反紅旗”的做法，也不管是真的、假的，收集了一大批古書，來進獻給朝廷，要求漢武帝取法。並且宣稱，這些古經不僅比朝廷所奉行的今文經典更正確，而且其中涵有更多的微言大義和致太平的道理。因此，應當以這些古文經典作為治理天下的大法，而廢棄那些旁門左道的今文經書。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書，就是主張實行分封制的《周禮》。言下之意是：你劉徹不是依託於孔子的經義而變先帝之法嗎？好，我劉德就獻給你更有資格的古書，比孔子還老，是周公寫的；書裏講的是封建大法、分封制度，資源權力應該讓王者與貴族共享。劉德是武帝劉徹的異母兄弟，劉徹奈何他不得。但這種做法也把劉徹氣得不行，於是他對劉德説：“不錯，原來你要學周公、文王！好！你努力！周文王靠六百里土地最終得了天下，你今日的封地可不只六百里，你好好努力！”這話暗含了對劉德的嚴重警告——你是不是有野心要篡位啊？！結果把劉德嚇了一跳，獻書回國後不久就病死了。他死後，漢武帝賞賜他一個諡號：河間“獻”王，其實是在諷刺他。

　　漢武帝採取外儒內法的策略，法家權術是冰冷的卻很有效。因此在漢武帝時代，古文學派只是在分封的各諸侯國中流行，中央則不予承認，也不感興趣。終武帝一代古文學派一直備受壓制，抬不起頭來。武帝把各地送來的古文經也一概束之高閣。後來到了漢元帝劉奭（前７６—前３３），愛好儒術，任用宦官。統治期間，賦役繁重，西漢開始由盛而衰。毛澤東讀《漢書》，對漢元帝很不感興趣，這除了西漢是從他手上衰敗的原因外，對他改變“霸王道雜之”的治國之策，任用儒生很不以為然。因此，他很同意《漢書》作者班固在《元帝紀》的“贊”裏説的話：“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焉。”以儒術治國，似乎就是西漢走向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９６６年３月，在杭州的一次談話中，他説，漢元帝用《詩經》治國，“儒學”治國，漢元帝的老子是漢宣帝。對他説漢朝要亡在你的手啊！班固説他優柔寡斷。這種儒實在是古代的自由主義。元帝崇儒，梁武帝崇佛，卻都亡了國，這是值得深究的。到後來西漢末的王莽時代，因為王莽也要改變漢制，取代漢統而別立新統，於是通過劉歆，而使古文的《周禮》之學得以復活翻身。

　　在東漢時代，古文學派開始在貴族中流傳，並且不斷試圖與今文學派爭奪成為主流和正統的地位。於是今古學派之爭愈演愈烈。東漢末馬融鄭玄開始調和今古學派。三國人物中，劉備屬於馬鄭弟子，但曹操的思想則是外儒內法，接近今文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