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陶陶：中國的崛起，一代人的榮耀與責任_風聞

1900年8月，當時世界八個主要強國組成的聯軍攻入北京，在進軍的過程中，聯軍遭遇的主要障礙是列強內部的艱難協調和互相掣肘，而不是中國軍隊弱不禁風的抵抗。

當列強將一份極端苛刻的條約送到清廷之手時，幾乎沒有多少人認為中華民族的前途會是光明的。10年之後，革命的炮火被點燃，整個中國接着經歷了一系列殘酷激烈的內部爭鬥，最終四分五裂。當時的中國與其是個“國名”，不如説是一個文化概念或者地理名詞。這個古老民族的命運，陷入了深深的黑暗之中——她不僅在軍事上無能，而且在政治上混亂，更重要的是，她曾經享譽世界三千年的文明也隨着實力的墮落而被人唾棄——這是任何時代都未曾有過的，李鴻章”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之説正是由於此。

日本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將中國蔑稱為蚯蚓民族；日俄戰爭中在東北地區指揮俄國軍隊的俄軍將領庫羅帕特金則戲稱他治下的中國人，“令人吃驚的麻木不仁，天生優良的奴隸品種”，他斷定，“除非世界毀滅，否則他看不到這個國家再興的任何希望”；享譽世界的愛因斯坦旅行中國之後，留下了對中國的輕視，他説“中國人是沒法被訓練成有邏輯思維的人，他們特別沒有數學天賦”；另外一位大思想家羅素，同樣在走訪中國之後，寫下了他對這個古老民族的著名看法，“（在中國）為國盡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殺人;而孝道利家的最好方法則是受賄和耍陰謀……（他們）沒有創造性……貪婪、怯懦、冷漠”。

在支那，政治這種東西和社會組織，兩者互無關係，這種情況由來已久。所以，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興起了民眾運動，那也不可能是由國民的公憤引起來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國民公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斷，那是由於虛假的煽動所致。

——日本最著名的漢學專家內藤湖南1914年著作《支那論》談中國

在那樣一箇中國文明和中國人種備受藐視的世界裏，一個富有、有文化的中國人能夠在西方獲得與其財產地位、知識水平相符的尊重嗎？

答案是不可能的。

甲午戰爭之後，即便是家庭相對寬裕的留日學生們，當吐出一口中國話之時，也依然能夠感受到日本車伕對他們的不屑；而身居高位的吉鴻昌將軍旅美期間，盡然多次因中國人的身份而受到高級酒店的歧視性刁難。

在南洋爪哇，有一位資產逾千萬的華僑富翁。一天下午，他到一位好友那裏聊天。二人談得高興，忘了時間。直到深夜，富翁突然想起該回家了，但自己離家時卻忘了帶夜照(夜間通行證)和夜燈。按照當地法令，華人夜出，身邊如果沒有夜照和夜燈，給荷蘭巡捕查獲，輕則罰款，重則坐牢。這位富翁自然不敢冒這個風險，但他又想當夜趕回家去。　　

富翁和他的朋友左思右想，總找不到好的辦法，只得偷偷站在門口瞭望。富翁發現離門前不遠的地方，有一間日本娼寮。他計上心來，便對朋友説：“我有辦法回家了。”朋友正在愕然，富翁已經徑直朝日本娼寮走去。　　

富翁到了娼寮，給一快錢叫了一個日本妓女，讓她陪伴自己散步。妓女得了一快錢，也自然願意。他們挽着手散步，一直走到了富翁家的門口。荷蘭巡捕以為他是日本妓女的客人，也就沒有過問。中國的富翁儘管腰纏萬貫，卻只能藉助日本妓女的力量才得以回家。

——孫中山談清末民初的華人情況

一個不富強的國家，不僅不能對內保證普通人民的基本福祉，對外，也無法讓本族的精英們享有起碼的尊重。100年前的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100年前的中國人，就在遭遇着這樣的痛苦或羞辱。

今天，中國得以重新富強。那些曾經我們承受過的苦，不再成為我們的煩惱。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哀痛，因為，一個貧弱的國家，不僅僅是國家的不幸，也是每一個人的恥辱。不能因國家富強了，就忘記國家富強的重要性

所以，守護這個國家的偉大，不僅僅是我們的榮耀，更是我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