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丨暗黑中的烏克蘭民主_風聞

圖源：Photo illustration by Cristiana Couciero; Source photographs from Getty

原文截圖

暗黑中的烏克蘭民主

馬莎·葛森（Masha Gessen）

據説，烏克蘭的尊嚴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始於臉書上的一個帖子。二零一三年秋，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退出了一項原本可以深化該國與歐盟關係的協議後，調查記者穆斯塔法·納耶姆(Mustafa Nayyem)寫下一篇文章，呼籲人們在基輔市中心的獨立廣場集結。三個月的持續抗議後，亞努科維奇逃往俄羅斯。

十年後的今天，獨立廣場絕大部分時間裏荒蕪一人。基輔實行了午夜宵禁。自二零二二年二月俄羅斯開始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實施並一直有效的戒嚴令，禁止了大規模集會。納耶姆目前是聯邦重建機構的負責人，這個機構正試圖像俄羅斯人正在摧毀烏克蘭那樣，迅速重建烏克蘭。十一月，“尊嚴革命”十週年之際，納耶姆沒有在一場集會上發表講話，根據預定日程，他將主持一個不同類型的儀式: 重新開放一座連接基輔與西郊的布查（Bucha）和伊爾平（Irpin）的橋樑。戰爭爆發的頭幾個星期裏，俄羅斯軍隊在那裏犯下了一些最嚴重的暴行。（本文所有未註明年份的月份均為2023年。下同。——譯註）

在那個揭幕儀式舉行數天前，我在納耶姆的辦公室和他有過交流。重建機構佔據一座了無生氣的後蘇聯時代政府大樓的一部分。納耶姆的套房看起來像花了很多錢進行翻修，可預算有限，那裏有垂直百葉窗、塑料裝飾，等候區則有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沙發的乙烯基仿冒品。他將著名攝影作品《摩天樓頂的午餐》（Lunch Atop a Skyscraper）的巨幅印刷照片和曼哈頓的全景圖掛在牆上。“紐約是我最喜歡的城市”，他解釋説。“在可預見的未來，這是我最接近它的時刻。”（勒·柯布西耶，生於1887年，卒於1965年，是生於瑞士的法國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室內設計師。《摩天樓頂的午餐》是拍攝於1932年的攝影作品，畫面中是11名建築工人坐在紐約曼哈頓一棟256米高的摩天樓樓頂的大梁上吃午飯，沒有佩戴任何保護設施。——譯註）

一九八一年，納耶姆生於喀布爾，那是蘇聯入侵阿富汗的第二年。三年後，他的母親在生下他的弟弟馬西（Masi）之後去世。一九八九年蘇聯軍隊從阿富汗撤軍時，納耶姆的父親，一位前政府官員，搬到了莫斯科。兩年後，在與一位烏克蘭女子成婚後，他舉家遷往基輔。二十多歲時，納耶姆成了一名替天行道的記者，揭露了烏克蘭政府高層的腐敗故事，就此聲名鵲起。尊嚴革命後，他在議會任職，並在改革烏克蘭臭名昭著的腐敗和暴虐的警察部隊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在接受目前的工作之前，他是基礎設施部的副部長。

去年一月，政府成立了重建機構，宣佈將修復伊爾平的十八座公寓樓。據估計，該地已有七成民用基礎設施遭破壞或被摧毀。納耶姆告訴我説：“我們都急於給人們希望，但這掩蓋了一個事實：我們是一個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我們唯一真正的目標是生存。”他即將啓程進行一次艱苦的旅行，開車前往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薩，考察近期襲擊造成的破壞，然後前往東南部被解放的地區，開始一個試點項目，在那裏，一整座村莊正在重建中。“到了哈爾科夫，你會意識到，一座橋樑被炸燬，就意味着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要多用三個小時”，納耶姆説。“這可能意味着生與死的區別。”

納耶姆的弟弟馬西在戰爭初期的作戰中受傷，被送往醫院時情況危急。載着他的汽車行駛在一段後來被損壞的高速公路上。自那以後，那段路已被納耶姆的機構修好了。“哪怕它會再次被毀了，我們也得重建它”，他説。“我們沒有選擇。”那個機構正為現在而非將來建設。

一個新的説法早就在烏克蘭流傳: “我們沒有人正從這場戰爭中迴歸。”人們可能會移民或遷居，但戰爭將繼續下去。這話也有字面意思: 在俄羅斯入侵之初應徵入伍的幾十萬人中，只有傷勢最嚴重的才獲准退伍。十月，大約一百名抗議者不顧戒嚴令，在基輔聚集，要求限制一個人預期服兵役的時間。目前現役軍人的確切人數，如傷亡人數和徵兵的目標人數，都是機密。八月，總統澤連斯基解僱了所有地區徵兵辦公室的負責人，體制內的腐敗現象非常普遍，而且顯然，人們極度渴望出錢買一條通路，以免被徵召入伍。但官員還是繼續發佈徵兵通知。十二月，有消息稱，國防部正制定計劃，開始招募生活在海外的烏克蘭人。

直到幾個月前，每個烏克蘭人似乎都知道這場戰爭會如何結束，: 烏克蘭將解放其包括克里米亞在內的領土，人們認為，這將吹散俄羅斯的宣傳泡沫，並摧毀普京政權。但隨後，去年春季啓動、烏克蘭人期待已久的反攻未能取得任何有意義的突破。俄羅斯目前仍佔有大約兩成的烏克蘭原有領土。眼下，我問納耶姆關於戰爭結束的事情，他表示：“我害怕想這事。”接着説：“我不知道戰爭結束意味着什麼。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會害怕戰爭隨時可能重新開始，這種時光不會有了。因為俄羅斯哪兒也去不了。”

類似的怠倦之説，我從無數人那裏聽到過。“我們為什麼而戰? 土地嗎?”著名記者謝爾蓋茨科娃（Katerina Sergatskova）告訴我，她為媒體工作人員開設了一個安全培訓項目。“我們説我們將繼續戰鬥，直到俄羅斯帝國分崩離析。但它不會分崩離析。”來自哈爾科夫，正在服兵役的社會學家科布津（Denys Kobzin）告訴我，戰爭爆發前，他曾參加過有關如何活在當下的課程。“現在我已用了將近兩年時間，完全活在當下”，他表示。“這會消耗你所有的能量。你不能做夢，不能沉浸在回憶中，你總是有點興奮。這種完全不確定的生活，就像是你出去跑步，但不知道自己跑了多遠。有時你必須加速，但絕大多數時候，只需要不斷呼吸就可以了。”

十一月，很早就試圖推動和平談判的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暗示，北約可能接受一個不包括俄羅斯目前所佔領土的烏克蘭。這樣的安排可以實際上可以將前線變成邊界，並在不與俄羅斯開始談判的情況下結束戰鬥。納耶姆認為這個建議是合理的：畢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德成了北約成員國，而東德仍然被蘇聯佔領。“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好處是什麼嗎?”納耶姆若有所思地問。“它結束了!”

“我的密碼？我記得寫在了一小片黃紙上，我認為它進了洗衣機。設定這個賬户時，我正和亞當約會，所以那一定是2007…2008年。我2008年是什麼號碼？……”繪圖：Amy Kurzweil

最終，納耶姆的揭幕儀式被一則不同的新聞報道蓋過了風頭。澤連斯基所在黨的議員奧達爾琴科（Andriy Odarchenko），據説因試圖賄賂納耶姆而遭拘押。檢察官表示，奧達爾琴科鼓動納耶姆將重建資金輸送到自己被選中擔任負責人的哈爾科夫一所大學。納耶姆通知了反腐敗機構，他們設了個圈套：奧達爾琴科得到那筆錢後，納耶姆收到了大約一萬美元的比特幣作為回扣。奧達爾琴科是議會反腐敗委員會的一員，在預定會議召開前幾分鐘遭到逮捕。(他辯稱自己是無辜的。) 

這是烏克蘭進入戰後連續第三個冬天的狀態: 依舊與腐敗的魔鬼戰鬥，依舊目中無俄，但明顯衰弱無力，明顯疲憊不堪。納耶姆擔心，假如戰爭持續足夠長時間，烏克蘭會變得更像是俄羅斯: 獨裁、腐敗、虛無。他稱：“俄羅斯之所以是俄羅斯，是因為俄羅斯正‘與納粹作戰’。”他指的是普京發動戰爭的藉口。“我們冒着成為俄羅斯的風險，因為我們事實上是在與納粹作戰。”

“民族生存成了疑問時，我們是否還能繼續談論民主”

人們常説，烏克蘭的不惜一戰，不只是為了自身的生存，還是為了歐洲和歐洲以外地區民主的未來。與此同時，在烏克蘭，民主基本上處於停擺狀態。

依正常程序，烏克蘭應在今年3月舉行總統選舉。直到去年十一月底，澤連斯基的辦公室似乎都對選舉持開放態度，那時距離選舉日程安排的最後期限還有幾周。但最終決定是不舉行選舉。“我們不應該舉行選舉，因為選舉通常會製造不團結”，前國防部長、現政府顧問扎戈羅德紐克(Andriy Zagorodnyuk)告訴我説。“我們必須團結。”

據估計，目前有四百萬至六百萬烏克蘭人生活在俄羅斯的佔領下。至少有四百萬人生活在歐盟國家，還有一百萬人生活在俄羅斯，另有至少五十萬人生活在烏克蘭以外的其他國家。此外，四百萬人在烏克蘭國內流離失所。這些數字包括很多在戰爭開始後成年的人，他們沒有登記為選民。烏克蘭公民自由中心(Center for Civil Liberties) 曾在二零二二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該中心執行主任羅曼佐娃（Oleksandra Romantsova）告訴我：“選舉是一場公開討論。但三分之一的烏克蘭人口與軍隊有關，另有三分之一流離失所。”既然有這麼多人被排除在公開討論之外，那麼選舉究竟意味着什麼？羅曼佐娃稱，還有一個更實際的問題：“選舉造成人們聚集”，這樣，烏克蘭人聚集在一起時，俄羅斯會轟炸他們。 

現任政府本來就不該延續。澤連斯基曾是喜劇演員，在一部情景喜劇中出演過一名教師，這名教師正派厚道，利用一股反體制情緒登上了總統寶座。澤連斯基當選之際，適逢烏克蘭人只是需要有人當總統，或許其他任何人都可以，不是職業政客就好。他曾承諾只任一屆。2019年，在澤連斯基就任後的議會選舉期間，他的人民公僕黨（Servant of the People Party）只允許首次參選的候選人出現在選票上。“只有新面孔”是其口號。該黨獲得了四百五十個議席中的兩百五十四個。眼下，隨着總統選舉被無限期推遲，澤連斯基和由他率領進入政壇的那一代人，正變得像是他們曾經承諾要剷除的那些官員: 利益根深蒂固，關係盤根錯節。

戰爭開始時，因俄羅斯每天轟炸基輔，烏克蘭議會不得不考慮繼續在有玻璃屋頂的議會大樓中舉行會議的風險。議會決定會議繼續舉行，但只對多數人希望提交會議討論的法案進行表決，並限制對修正案的討論。這實際上將立法工作的中心轉移到了總統辦公室。除了其他法案外，議會還批准了澤連斯基在戰爭第一天提出的戒嚴法宣言，並定期予以更新。戒嚴法使內閣能夠控制誰可以進出這個國家（自戰爭開始以來，六十歲以下的男性被禁止出境），並且監管所有媒體機構、印刷媒體和發行公司的工作。

澤連斯基的辦公室創辦了聯合新聞馬拉松（United News TV Marathon），這是一檔二十四小時發佈戰爭新聞和時事談話的節目，取代了曾經充滿活力和變化多樣的電視新聞市場。那些新聞和談話片段出現在烏克蘭的六個主要頻道上，而且，在任何特定時段，它們都在播放同樣的節目。不論叫什麼，聯合新聞馬拉松顯然被設計成了短跑。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裏，這檔節目有一種緊迫感、新奇感和震撼感。眼下，哪怕是最糟糕的日子，如俄羅斯發射一連串火箭彈，致死了全國多地平民，也就像是其他所有可怕的日子，人們在差不多一樣的地方被以同樣的方式殺害。再也沒什麼可分析的了。羅曼佐娃告訴我：“所有烏克蘭人都同意的一件事是，我們得結束這場馬拉松。” 

其他受政府控制的媒體面向國際受眾。四十四歲的古謝夫(Gleb Gusev)剃着光頭，留着修剪過的鬍子，曾經營一家名為 Babel 的精英新聞網站。俄羅斯入侵到來後，他決定參戰。作為一個四十人團隊的一份子，他為聯合二十四傳媒（United24 Media）製作社交媒體視頻，這是澤連斯基的一個項目，旨在向英語世界發佈烏克蘭政府的信息。在一家名為 Avangarden 的時尚而親民的咖啡館和畫廊裏，古謝夫邊喝咖啡邊告訴我: “説得嚴厲一點，那就是宣傳；説得委婉一點，那是廣告。我們的工作是闡明政府想要傳遞的任何信息。”

夏季，古謝夫的團隊宣傳了基輔的烏克蘭取得勝利後的願景。“但後來反攻失敗了，我們改變了策略”，十一月，他告訴我。工作重點轉向了進出口商的困境，又轉向受戰爭影響的人們的切身利益的故事。聯合二十四的 YouTube 頻道擁有逾九十萬訂户，另有三十四萬訂户關注其 Instagram 賬户。古謝夫告訴我: “我的記者本能是不服從的，但後來我想，這項工作是可以做點事情的。”

戒嚴令實際上阻礙甚至逆轉了尊嚴革命後實施的一些最重要民主改革：地方分權和建立控制地方預算的民選政府。在當選市長失蹤、辭職或被驅逐的城市和村莊，或者在像烏克蘭北部城市切爾尼希夫（Chernihiv）那樣，當選市長被指控濫用資金並被法院停職的城市，軍事管理已經介入。(在切爾尼希夫，國民議會最終代表文職政府進行了干預。)結果是，政府的權力成了草台班子，因地區和城鎮而有不同。十一月，在軍事當局和社區委員會為控制軍事人員支付的所得税發生衝突數月後，澤連斯基簽署了一項法律，將那筆錢撥入軍事預算。

政治活動組織者、前民選官員索隆泰(Oleksandr Solontay)曾對抗以軍事管理取代文官施政的舉措，對是否應當繼續自己的工作，他有疑問。“假如不是為民主而戰，那我們為什麼而戰?”索倫泰告訴我。他繼續説，與此同時，俄羅斯正“試圖抹掉我們這個國家。因此，我們不得不追問，當我們的民族生存成了疑問時，我們是否還能繼續談論民主。或許我們不該把時間浪費在包容或少數族羣權利之類事情上，浪費在所有使我們彼此不同的事情上。或許我們應該把所有人都送去參軍了事。”

戰爭陷入了僵局，信念和希望投向了無人機

對澤連斯基來説，秋天開始得不好，結束得更糟。戰爭期間，他和他的手下絕大部分時間裏都被圍困在基輔班科瓦街（Bankova Street）的總統府大樓裏。那個街區被軍事檢查站包圍。那棟建築本身絕大多數時候是暗黑一團的。褶皺的窗簾拉在覆蓋窗户的沙袋上。10月，《時代》雜誌的一篇特寫將澤連斯基描繪成了一個精疲力竭、越來越孤立的人，因為人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戰爭無法取勝，他的政府變得士氣低落。

兩天後，《經濟學人》發表了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瓦列裏·扎盧日內(Valery Zaluzhny)的一篇專欄文章，概述了烏克蘭如何才能擺脱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先進的空中力量，更先進複雜的裝備，更優質的徵兵和戰鬥人員訓練體制。在配合專欄發出的專訪中，扎盧日內承認，他和烏克蘭公眾(他暗示，還有北約)對烏克蘭反攻的期望曾經很高。那篇專訪的副標題寫道: “瓦萊裏·扎盧日內將軍承認戰爭陷入了僵局。” 

澤連斯基和扎盧日內是烏克蘭最受歡迎的男人。調查顯示，更多人信任軍隊和扎盧日內本人，而非澤連斯基。他們之間的公開分歧可能動搖政府和國家。所以澤連斯基當局團結一致。十一月，我見到政府顧問扎戈羅德紐克時，他告訴我，《經濟學人》誤解了扎盧日內的説法。他表示: “僵局就是沒有人能夠採取行動。我們總是來來回回。我們有的是均衡。”在被問及扎盧日內的暗淡評價時，澤連斯基只是半心半意地反駁了他的總司令，説那不是僵局。不論如何，烏克蘭別無選擇，只能繼續戰鬥: “假如我們放棄三分之一的國土，什麼都不會結束。”

九月，澤連斯基前往華盛頓。戰爭爆發之初，他曾在哪裏受到英雄般的歡迎：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將他比作温斯頓·丘吉爾，國會批准了近四百五十億美元的援助。這一次，澤連斯基沒有被邀請在國會發言，因為那裏對烏克蘭的額外資助已陷入停滯。十一月，澤連斯基的幕僚長葉爾馬克（Andriy Yermak）去了華盛頓，但也空手而歸。澤連斯基政府之外，有人不滿。“他在華盛頓做什麼?”曾擔任過葉爾馬克職務的政治家雷巴丘克(Oleh Rybachuk)問。“為什麼我們要派文員而不是外交部長過去訪問?”

與此同時，即使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先前承諾的援助，也經常遲到或根本沒有到位。而且事實證明，一些已經交付的軍事裝備保質期短暫。有些武器很有年頭，是在澤連斯基出生前製造出來的。在作業狀態下，確實送達戰場後，那些武器經常被證明是不可靠的。政府顧問萊什琴科（Serhiy Leshchenko）告訴我: “這就好像，假如你把一輛五十年前、原封不動的老爺車從車庫裏開出來，然後開始在每天漫長的上下班路上使用。有些零件會裂開。”

萊什琴科剛從頓巴斯前線歸來，他在那裏交付了十三架Mavic無人機。基輔的每個人似乎都在談論無人機。烏克蘭人和他們的西方支持者一度擁有的對自己的信念和希望，對他們的戰鬥精神和他們的軍隊的戰術敏鋭性的信念和希望，他們現在都投向了無人機。一個在戰爭第二天加入軍隊的熟人一直在操作無人機; 一位最近入伍的記者朋友被無人機操作員學校錄取了。在基輔火車站，我準備離開烏克蘭時，遇到一羣美國人，他們表示，他們是代表一位想在烏克蘭建立無人機生產線的美國億萬富翁到訪這個國家的。

一架價值五百美元的無人機可以摧毀一輛價值百萬美元的坦克或裝甲運兵車，並且無需藉助昂貴設備就技能迫使部隊迴歸排雷之類工作，由此增加人員傷亡。“這是一場技術革命”，扎戈羅德紐克告訴我。“就好像以前有馬戲團，然後太陽馬戲團（Cirque du Soleil）出現了，永遠改變了馬戲團的性質。”自戰爭爆發之初，烏克蘭就在用無人機。絕大多數無人機是小型的，在西方國家眾籌，由志願者一次帶入一些。俄羅斯人在技術上起步較晚，但似乎已建起大規模生產線，烏克蘭人為反攻而沒完沒了地準備。現在烏克蘭人爭先恐後，試圖趕上。（太陽馬戲團，是加拿大一家娛樂公司及表演團體，成立於1984年。——譯註）

 “兩人深愛對方時，會開始互相發送有趣的TikTok視頻。”繪圖：Pia Guerra and Ian Boothby

十二月初，烏克蘭阻止了前總統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離境。安全部隊懷疑他計劃與俄羅斯的長期盟友、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會面，表示這樣的會面“可能會被利用”。數天前，澤連斯基表示，俄羅斯正試圖策劃一場針對他的宮廷政變。波羅申科曾批評澤連斯基處置烏克蘭與西方關係的方式，聲稱自己出國是為幫助烏克蘭從歐洲獲得援助，並否認計劃與歐爾班會面。幾周後，匈牙利為歐盟向烏克蘭提供五百億歐元援助的計劃投下了反對票。那時，澤連斯基已飛回華盛頓，在最後一刻試圖推動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但任務失敗了。（2月1日，歐盟特別峯會宣佈，歐盟27個國家的領導人已一致同意一項到2027年底以前向烏克蘭提供總價值500億歐元的一攬子援助計劃。——譯註）

2023年最後幾天裏，俄羅斯對烏克蘭各地城市的居民區發動了一連串火箭彈和無人機攻擊，致死數十名平民，並造成大規模破壞，這讓人回想起戰爭爆發之初的幾周。公開宣稱談判不可能近兩年後，澤連斯基政府內部人士開始表示，俄羅斯拒絕坐到談判桌前。烏克蘭的主要目標仍是解放被佔領領土，俄羅斯不同，目前正投資於戰爭本身：相較於維持其戰爭經濟和宣傳機器運轉的目標，軍事進展是次要的。“這場戰爭不會因為談判而結束”，扎戈羅德紐克告訴我。“普京為什麼要談判?”隨着烏克蘭的反攻失敗，西方的共識瓦解，時間在普京一邊。

十二月，《泰晤士報》報道稱，克里姆林宮正在試探可能的停火，但只對美國和西方官員放話，沒有與基輔方面直接談判。耶爾馬克辦公室的一位代表表示，這些提議是為西方受眾設計的“信號”。“它們要麼是俄羅斯特種部隊的情報行動，要麼是未經證實的謠言，已被烏克蘭城市遭到的強大導彈襲擊拆穿了”，這位代表稱。“有關俄羅斯已準備好談判的説法是對現實毫無根據的漠視。”烏克蘭官員現在認為，任何通過談判得到的和解方案都是俄羅斯一次又一次重新集結和恢復作戰的機會。澤連斯基的顧問波多利亞克（Mykhailo Podolyak）告訴我: “俄羅斯不是在為土地而戰，而是在為生活在過去的權利而戰。”

庇護式民主下，無處不在、難以駕馭的腐敗

二零二一年九月，即俄羅斯入侵前五個月，我在烏克蘭億萬富翁平丘克(Victor Pinchuk)組織的年度政治會議上親眼見證了澤連斯基發表講話。這次活動在基輔國家美術館舉行，場面奢華，展示了進步的立場。

平丘克邀請了包括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法裏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和《金融時報》的拉納·福魯哈(Rana Foroohar)在內的著名西方記者主持小組討論。與會者包括瑞典前首相比爾特（Carl Bildt）、波蘭前總統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以及烏克蘭前總統庫奇馬（Leonid Kuchma），他恰好是平丘克的岳父。這裏有精心準備的午餐和晚餐，都是素食; 餅乾是單獨包裝的，上面註明它們由有特殊需要的青少年準備。

澤連斯基當時已就任兩年半，他和英國廣播公司《針鋒相對》欄目（HARDtalk）好鬥的主持人斯蒂芬·薩庫爾(Stephen Sackur)一起出現在舞台上。較任期開始時，澤連斯基的支持率已有暴跌。薩庫爾問到一個關於反腐鬥爭的問題時，澤連斯基顯得激動起來。“我不喜歡你提問的精神”，他稱。澤連斯基指責薩庫爾總是對烏克蘭抱有“扭曲的看法”，那些看法無視烏克蘭的成就，包括最近的司法改革和高科技產業的創建，他聲稱，正是那些成就將烏克蘭變成了“歐洲的數字首都”。澤連斯基走向他的座駕時，一名記者問他是否計劃尋求連任。當時，顯而易見的是，澤連斯基要兑現解決烏克蘭腐敗問題的承諾，就不得不違背自己只當一屆總統的承諾。澤連斯基告訴那名記者，他寧願完成自己未竟的事業，然後去度假。

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間，蘇聯解體後，十幾個國家試圖從一種獨特的廢墟中重建自己: 龐大的官僚機構、指令性經濟和腐敗網絡，這些都使得它們的體制運轉不受自身影響。匈牙利政治學家馬加爾（Bálint Magyar）和馬德洛維奇（Bálint Madlovics）寫道，隨後誕生的政權可以分為三類: 自由民主國家，如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 庇護式獨裁國家，如俄羅斯和白俄羅斯; 庇護式民主國家，如烏克蘭。一個庇護式民主國家有多方政治行動者（按照馬加爾和馬德洛維奇的定義，假如説一個獨裁國家是“單金字塔體系”，那麼一個民主國家就是“多金字塔體系”），但相互競爭的政治網絡都受制於一個人所掌握的金錢和權力，這個人通常是男性，他對自己的定位是蘇維埃國家官僚機構一部分的繼承者。馬加爾和馬德洛維奇稱這些網絡為“頑固結構”。

庇護式民主國家的部分問題在於，庇護者也是政治體制的支柱。“我將烏克蘭的改革稱為‘踢屁股式的粗暴改革’”，資深政治家雷巴丘克告訴我。“你踢一些人的屁股，改革就前進一點，你踢更多人的屁股，他們前進更多一點。”但今天，當西方要求烏克蘭進行這樣的改革時，它可能感到痛苦的不公。烏克蘭在爭取民主的鬥爭中蒙受了難以言喻的損失。“在戰爭期間建立反腐機制是很困難的”，納耶姆告訴我。“資金減少時，腐敗程度會降低。戰爭中有很多錢。”他指出，西方執法機構依舊沒有設計出一套方法，沒收俄羅斯在海外的資產，並將它們轉移到烏克蘭，作為實時賠償。納耶姆説：“所以，你是在告訴我，你沒有足夠的資源去沒收你在倫敦或紐約地盤上的資產嗎？而我們本該有逮捕那些參與腐敗的人的資源?”

戰前，澤連斯基簽署了一部雄心勃勃的法律，旨在保護烏克蘭的政治不受超級富豪的影響。據這部法律要求，一些寡頭被登記在冊，他們會被禁止為政黨活動提供資金，並在大規模私有化拍賣中競標政府資產。烏克蘭政治哲學家米納科夫(Mikhail Minakov)曾寫道，這場戰爭幫助加速了所謂的去寡頭化進程，因為它鞏固了烏克蘭總統的地位，並讓寡頭損失了部分財富。米納科夫在二零二三年初寫道，現在寡頭是被削弱了，疑問在於什麼將取代庇護式民主制度: 是一個自由民主框架還是獨裁統治。他警告説：“有了權力的集中、對大眾媒體信息流動的完全控制，以及戒嚴法的約束，社會可能急不可待地接受單金字塔式的庇護統治，以換取勝利和快速的經濟復甦。”隨後，他向讀者保證，隨着烏克蘭勝利顯然近在眼前，對這樣一箇中央集權體制的支持會很快消失。

澤連斯基一度是局外人，現在有了自己的庇護網絡。總統辦公室由葉爾馬克負責，他現年五十二歲，曾當過電影製片人。經常與澤連斯基政府打交道的人談到葉爾馬克時，就好像他的權力比總統還大。據説，葉爾馬克把他的同事安排到了國家組織和監督委員會有利可圖的高級崗位上。賄賂指控已給葉爾馬克的副手之一塔塔羅夫（Oleh Tatarov）造成困擾。但當烏克蘭反腐敗機構展開調查時，葉爾馬克公開為塔塔羅夫辯護，調查隨後結束。此後，更多指控浮出水面，但塔塔羅夫保住了自己的工作。葉爾馬克似乎不願意做任何可能干擾工作做成的事。(葉爾馬克的代表稱，葉爾馬克從未介入任何有關塔塔羅夫的調查。)

這一立場，即戰爭是採取行動的時間，具體細節可以留待日後釐清，已在政府中贏得支持。“澤連斯基帶來的威權主義風險與我們過去面臨的風險不同”，該國主要記者之一古梅紐克(Nataliya Gumenyuk)告訴我。“這不是説他想致富，而是他渴望效率”，她停頓了一下，接住了自己。“我不是説這樣更好。”

回到二零二一年，基輔國家美術館的那次會議，以在主餐廳舉行的告別晚宴結束。但包括我和其他幾位記者在內的大約三十幾位客人被邀請到一個單獨的房間與平丘克會面。每家餐廳的菜單上都有承諾提供牛排和這位億萬富翁收藏的精選葡萄酒。平丘克在一次祝酒時宣佈：“我受夠了這種素食主義者的偽裝。” (平丘克的辦公室反駁了我想起的這事。)他補充説，這些葡萄酒將由有線電視新聞網主持人扎卡里亞介紹。雖然與會者沒有發誓保密，但平丘克顯然認為，沒有人會寫下他對自己召集的活動所宣揚的價值觀的隨意貶低。這就是庇護網絡的運作方式: 有正式規則，然後有針對富人和那些神通廣大之人的規則，他們根據幾十年的經驗假定，人們會幫助他們的忙，並保守他們秘密。

烏克蘭人確實逮捕了涉嫌腐敗的官員，儘管每次逮捕都放大了人們腐敗無處不在、難以駕馭的感受。九月，在記者發現有證據表明國防部正以高價購買食品和衣服，其中一些不適合作戰之後，澤連斯基被迫解僱了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Oleksii Reznikov)的職務。(列茲尼科夫稱一些違規行為稱是“技術錯誤”，政府展開了一系列調查。)

烏克蘭還找到了攫取商業利潤的門道，並利用那些利潤在該國南部一度依賴卡霍夫卡大壩（Kakhovka Dam）的地區修建了新的自來水主管道。去年六月，俄羅斯軍隊炸燬了那些管道。由納耶姆領導的機構實施的建設只用了幾個月就完工了; 他表示，這項工作在和平時期需要幾年的時間。

他的機構能夠簡化流程的許多部分，包括環境評估。“是的，有許多事情在戰爭時期不能透明，很多人濫用這一點”，納耶姆稱。“我們會想出辦法的，但我們在浪費時間。”

戰爭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經濟階層

十一月，我跨過那座修復後的大橋，去了基輔西郊。我上次訪問布查是在二零二二年六月，當時載有波蘭捐贈的模塊化房屋的火車剛剛抵達。那些房子看起來整潔而現代，就像白色的集裝箱，裏面有水和電，但布查的居民疑慮重重。

烏克蘭人的房子是世代相傳的，他們認為真正的房子得有地基，用磚塊建造。納耶姆用“三隻小豬”故事中最實際的那隻豬的名字，稱之為“Naf Naf心態”。當他的機構提出用更輕便的現代材料建造的房屋替換被毀掉的房屋時，許多前房主覺得交易不公平。而且，缺乏證明文件是普遍情況：一棟房子可能登記在目前生活在國外的親屬名下，或者根本就沒有文件可以證明土地所有權。在很多情況下，這使得開工困難重重。

在布查，那些從俄羅斯佔領中倖存的人士有資格挑三揀四。無數外國名流曾前去參觀展示俄羅斯戰爭罪行的廢墟和遺址。億萬富翁沃倫·巴菲特之子霍華德·巴菲特曾多次訪問烏克蘭，並承諾投入五億美元幫助烏克蘭重建。十一月，我和律師兼活動人士、布查市議會議員尤克倫特賽娃（Kateryna Ukraintseva）一道，驅車穿過如今被稱為巴菲特廣場(Buffett Square)的沃克扎爾納街(Vokzalna Street)。二零二二年春，這條街上到處都是被燒燬的俄羅斯坦克和當地居民的屍體，其中一些人是被拖出家門後處決的。當時，沃克扎爾納街似乎沒有完整的建築。現在，街道兩旁都是粉刷過的房子，圍着它們的金屬柵欄閃閃發光，與屋頂相得益彰。但尤克倫特賽娃稱：“有些人沒錢買傢俱。”

布查曾經是一箇中產階級生活的郊區，但那裏的許多居民今天正苦苦掙扎。部分原因是，更富裕的居民已離開烏克蘭，但尤克倫特賽娃還見證了身邊無處不在的失業。她最近為自己二零二二年夏季重新開張的律師事務所發佈了招聘一名助理的廣告。她以為可以僱到一名資歷有限的年輕人，但收到了許多信譽良好的律師的簡歷，他們找不到其他工作。烏克倫特採娃的做法是面向企業，尤其是公寓管理公司。此外，她還幫助女性應付司法系統，尋找她們的愛人的遺體，並讓他們得到體面的安葬。其中一起案件涉及三具身份不明的屍體，每具屍體都被以錯誤的名字轉移到了錯誤的村莊或城鎮。

作為市議員，尤克倫特賽娃是市長費多魯克(Anatolii Fedoruk)的對手。就像我在布查遇到的許多人，她認為他至少應該為戰爭開始時該鎮缺乏準備承擔部分責任。領土防禦尚未建立，疏散計劃尚未制定，可費多魯克直到最後都在安慰人們説，不會有入侵。(費多魯克説，防禦和疏散工作應由更高級別當局組織，他已盡力。)費多魯克擔任布查市長已有二十五年：“就像是普京!”尤克倫特賽娃大喊一聲。但眼下無法趕他下台，市選舉也因戒嚴令而暫停。

來自波蘭的集裝箱倉庫房屋並沒有從我最後一次看到它們的火車站搬到太遠的地方。它們現在坐落於一個小型露天市場和一個大型公寓樓之間的停車場裏。從遠處看，它們就像是一排排的單車庫。這裏的絕大多數居民不是房屋被毀的布查市居民，而是該國東部流離失所的烏克蘭人。布查的常住居民往返市場的途中經過這些集裝箱，窗户與視線齊平。每個房間都有兩張雙層牀，也許設計師想到的是單身人士或有孩子的家庭，但很多房間都是兩對夫婦共同居住。烏克蘭國內大量的流離失所人士，眼下生活在身體或精神上的殘疾中。陌生人共用一個房間，彼此不由自主地照顧起來。

戰爭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經濟階層。還在俄羅斯入侵之前，數以百萬計的烏克蘭人就已依靠匯款生活，這些錢由在國外工作的家人匯回。但在二零二二年，匯款總額下降了約百分之五，而且在二零二三年似乎進一步下降。缺口主要由國際援助彌補。“你知道民主最大的敵人是誰?”政治活動組織人士索隆泰問我。“貧窮。你可以有一個沒有民主的富裕國家，但你不能有一個有民主的貧窮國家。所有分發人道主義援助的組織都在努力拯救我們的民主。他們修理管道，安裝發電機。這樣我們就不會有數百萬一無所有的人。”

“我能抓住一個騎自行車的人，好吧，也許不是騎自行車的人，但我肯定能抓住一個慢跑的人。”繪圖：Frank Cotham

 但在國內流離失所的人士還是形成了一個新的下層階級。絕大多數人沒有工作。他們的住房通常只適合緊急情況：在戰爭開始看起來永遠不會結束之前，這就是這場戰爭的情況。

“我已放棄了我的自由，所以我可以為我的自由而戰”

尤克倫特賽娃自己居住的高層公寓曾被迫擊炮彈擊中，並被俄羅斯士兵突襲，自那以後已經修好了。這些天，尤克倫特賽娃在一樓的一個小辦公室展開了一項志願者活動。她正在籌集資金，為軍隊購買設備，那些設備由西方國家的幫手購買，並作為無人陪伴的行李運送到客車上。

在我拜訪她的那天，我們驅車前往基輔的汽車站，去接一批從德國運來的星鏈終端。尤克倫特賽娃給我看了她的組織幫助過的士兵的照片。不是所有人都還活着。每張照片都有一個故事。一組人要求一個可以掛在樹上的無線網絡增強器，這樣他們就可以用手機上網了。她從抽屜裏拿出來給我看。

“但那不安全”，我脱口而出。

“沒有一樣是安全的”，她説。

我見到了社會學家科布津，他在基輔郊區的一家啤酒廠和牛排館工作。那裏擠滿了看起來像是辦公室職員的男人，但和科布津一樣，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是住在附近的現役士兵，在下班和宵禁的空隙時間喝着啤酒。我最後一次見到科布津是在入侵前的幾個星期，在他位於哈爾科夫的辦公室。現在他告訴我，雖然他的第一學位是心理學，但在面對戰爭創傷之前，他對創傷後應激障礙一無所知。“你的前額葉外皮已經不堪重負了”，他説。“杏仁體變得更強壯。你總是感覺到威脅無處不在。太累了。你無法集中注意力。再加上一位戰友的死亡，家庭內部的衝突，你無法應付了。”他為退伍軍人和現役軍人提供諮詢服務。他説: “我説服了幾個準備自殺的人。”。

那些留在烏克蘭的人往往對國外的烏克蘭人沒什麼耐心。“我對那些離開丈夫的女人非常憤怒”，尤克倫特賽娃表示。“你要麼是一個家庭，要麼不是。你們應該一起度過難關。”離婚率急劇上升，而且人們通常認為，許多前往西歐的女性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我認識的每一個把妻子和孩子送出國的人，現在都離婚了”，科布津告訴我。“那些一直在戰鬥的人和那些沒有戰鬥的人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澤連斯基的顧問萊什琴科贊同這一點。“那些認為自己是烏克蘭人的人，是時候回來了”，他表示。“基輔的學校都開放了：它們都有防空洞。我那些不斷找藉口的朋友們不再是朋友了。”

我採訪過的唯一不同意這種觀點的人是納耶姆的弟弟馬西，他是一名律師，後來當了兵。他駕駛的汽車被炸燬時，他失去了右眼。“這是心理上的挑戰，因為他們切除了我大腦的這一部分”，他揉着失去的眼睛上方的前額告訴我。“我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我變得焦慮，有過一陣妄想症。”馬西仍在經營一家律師事務所，僱了大約三十名律師。最近，當一位不誠實的客户將公司暴露在公眾的批評浪潮中時，馬西哭了三個小時，他把這種情緒爆發歸咎於自己的創傷。“我很感激那些離開烏克蘭並帶走他們孩子的人”，他表示。“正如我感謝我的父親，他在我五歲的時候把我帶到這裏，這樣我沒有看到原本能看到的很多戰爭。”

雖然戰爭造成了新的社會和經濟分歧，但軍隊本身消除了那些分歧。“我和那些我無法想象在和平時期能夠共處一室的人們度過了戰爭中的相當多時間”，科布津告訴我。“一個阿塞拜疆人、一個亞美尼亞人、一個猶太人、一個反猶太人、一個小罪犯和一個大企業家，他們都設法避免了衝突，起初是因為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更高的目標，然後是因為我們建立了聯繫，並且現在致力於接受當下的彼此。有個人可能在説什麼反猶的陰謀論。但他是這個家庭的一員。明天你們就要上戰場了，除了彼此，你們誰也沒有。”科布津在二零二二年二月創立了一個百人公司，他估計其中大約有三十五人受重傷，超過十二人死亡。其他人繼續服役。

烏克蘭議會在戰爭爆發一年後繼續近乎滿負荷運轉，我在烏克蘭時，議會正考慮將同性伴侶關係和使用醫用大麻合法化的法案。第一項措施將幫助該國遵守加入歐盟的要求，而且，如議會支持者所認為的那樣，只對在軍隊中服役的性少數人羣人士公平。另一項措施被宣傳為對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的退伍軍人有幫助。(十二月的議會投票將醫用大麻合法化了; 同性伴侶關係法案的命運仍不確定。) 萊什琴科告訴我：“這些都是社會向歐洲做法靠攏的跡象。”

十二月中旬，歐盟開始與烏克蘭就加入問題進行正式談判。烏克蘭必須達到民主國家的法律和社會標準，包括正常運作的政治機構，免受歧視的保護，不存在腐敗，匈牙利等歐盟成員國甚至都達不到這些標準。烏克蘭全國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一份關於烏克蘭遵守歐盟要求的報告指出，媒體缺乏多元是一個關鍵問題。但該研究所的調查還發現，相較於二零一九年的百分之二十八，對性少數人羣權利的支持率上升到了百分之七十二。與其他戰爭中的社會不同，過去兩年裏，烏克蘭似乎已變得更加寬容，而不是更加不寬容。“歐洲本身就是意識形態”，政治組織者索隆泰表示。“它是一座燈塔，我們正在向它游去。”

索倫泰還告訴我，儘管實施了戒嚴令，但在努力幫助民選政府維持權力的過程中，他發現“戰爭越來越多，民主越來越少。在民主依舊存在的地方，這是一個意外。”

政治家、政府官員、民間活動人士、記者、一家圖書出版商、一名電影製片人和若干士兵：在這個秋天和冬天的烏克蘭，與我交流過的所有人都表示，他們不再考慮戰爭的結束。他們無法想象。不只對作戰，而且對他們為之奮鬥的東西來講，這都是迄今為止最令人擔憂的跡象。畢竟，民主就是相信世界可以變得更好的信念。

烏克蘭人沒有投降，但正如科布津告訴我的那樣：“我已放棄了我的自由，所以我可以為我的自由而戰。我認識的絕大多數人都是這樣。”

（作者是俄羅斯裔美國記者、作家、活動人士，非二元性別人士，紐約城市大學新聞學研究生院傑出教授。本文原題“Democracy in Darkness”，見於《紐約客》印刷版，2024年2月5日一期。網絡版上線於2024年1月29日。手繪插圖為原文所有，不一定與文章內容有關。譯者聽橋，為原文加上小標題，對原文有多分段，對絕大多數烏克蘭人姓名有簡化，對機器提供的初步譯文有校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