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左翼如何征服一切？_風聞

1975 年，蘇聯持不同政見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紐約市向一個勞工領袖聯盟發表演講，譴責美國激進分子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彼時的她已成為了一個國際共產主義和反對西方暴力革命的象徵。然而，戴維斯走的卻是宣傳路線。在 1972 年對蘇聯的一次宣傳訪問中，她讚揚了東道主蘇聯對待少數民族的方式，並譴責了美國對 “政治犯 ”的壓迫。

但索爾仁尼琴説，在一次未經事先安排的會面中，一羣捷克的持不同政見者向戴維斯求助：“戴維斯同志，您坐過牢。您知道在監獄裏有多難受，尤其是當你認為自己無辜的時候。您現在有這麼大的權力，您能幫助我們的捷克囚犯嗎？您能為捷克斯洛伐克那些被國家迫害的人們挺身而出嗎？”戴維斯卻冰冷地回應道：“他們罪有應得。讓他們繼續待在監獄裏吧。”

對索爾仁尼琴來説，這一刻已表明了一切。戴維斯代表了左翼革命的精神，即為了意識形態而犧牲人。她對解放、自由、人性，這些偉大卻抽象的概念所做出的承諾只是一種詭計。

蘇聯最終解體，許多美國人因此認為左翼革命的問題已經解決。事實證明，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任何嘗試過左翼革命的地方，左翼革命都是災難性的。他們認為，整個世界都已經吸取了教訓，不再追隨馬克思、列寧的理想承諾。但他們錯了。雖然左翼的文化革命已在第三世界自我毀滅，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它找到了一片新的沃土，那就是美國。

這場新的革命在不見光的陰暗中耐心地醖釀着，然後在2020年春天——喬治·弗洛伊德去世後，爆炸式地出現在美國的舞台上。突然之間，到處都是安吉拉·戴維斯的老調重彈：美國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種族主義國家；白人構成了一個永久的壓迫者階級；只有通過精心策劃的懺悔儀式和全盤推翻其建國原則，才能拯救這個國家。大學、中小學、企業、政府部門，這些所有的重要機構，都像口頭禪一樣重複着革命的詞彙：“系統性種族主義”、“白人特權”、“多樣性、公平和包容”。與此同時，聚集的左翼暴徒們在街頭用實際行動表達了這一意識形態，他們推倒了華盛頓、傑斐遜和林肯的雕像，將整個城市街區夷為平地。

左翼革命的問題突然被重新提出。這是如何發生的？這些思想從何而來？誰應該為這場混亂負責？為了回答這些問題，理解席捲美國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化革命”，包括美國機構被佔領、“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街頭革命的爆發、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在公共教育中的蔓延，以及 “多樣性、公平和包容 ”官僚作風的興起，我們必須追溯這些問題的起源。美國文化革命的故事始於 1968 年，那時美國經歷了漫長的學生起義、城市騷亂和革命暴力，這些都為後來的一切提供了範例。在此期間，左翼知識分子在西方提出了新的革命理論，而他們最忠實的門徒則印製小冊子，引爆自製炸彈，夢想着推翻國家。

我的著作《美國的文化革命》旨在揭示美國文化革命的內在歷史，追溯美國文化革命從起源到今天的發展軌跡。本書分為四個部分：革命、種族、教育和權力。每一部分都以四位革命先知的生平簡介開篇，他們分別是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安吉拉·戴維（Angela Davis）、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和德里克·貝爾（Derrick Bell）。這些人物建立了批判理論、批判實踐、批判教育學和批判種族理論等學科，在隨後的半個世紀裏，這些學科成倍擴大，形成了上百個分支學科，吞沒了大學、街道、學校和官僚機構。它們共同代表了革命的思想起源。他們的思想、概念、語言和策略塑造了並滲透着當今政治。

赫伯特·馬爾庫塞是所謂新左派的傑出哲學家，新左派試圖動員白人知識分子和黑人貧民組成新的無產階級。安吉拉·戴維斯是馬爾庫塞的研究生之一，在承諾以暴力推翻國家之後，她成為西方種族反抗的代言人。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是巴西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如何將學校變成革命工具方面的研究成為美國左翼教育的福音。德里克·貝爾是哈佛大學法學教授，他為批判種族理論奠定了基礎，並招募了一批學生，用他們的新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佔領了精英教育機構。

20世紀70年代，新左派聯盟中最暴力的成員——地下氣象站、黑豹黨和黑人解放軍分崩離析，但他們的革命精神以一種更微妙但同樣危險的形式延續了下來。隨着索爾仁尼琴揭露西方共產主義運動的破產，新左派中最老練的活動家和知識分子發起了一項新戰略，即 “體制長征”，將他們的運動帶出街頭，進入大學、中小學、新聞編輯室和官僚機構。他們沿着文化、種族和身份的脈絡發展出錯綜複雜的理論，並悄無聲息地將這些理論紮根於美國的所有知識創造機構。

在隨後的幾十年裏，始於 1968 年的文化革命幾乎在無形中轉變為一場改變了一切的結構性革命。最初由馬爾庫塞、戴維斯、弗萊雷和貝爾提出的批判理論，並非僅是抽象概念，而是被設計為政治武器，旨在獲取權力。

當新左派的擁躉們獲得了對大型官僚機構的控制權時，他們通過無情的否定過程推進了革命：它啃噬、咀嚼、粉碎並瓦解了之前的整個價值體系。他們的策略非常巧妙，對美國體制的佔領是如此地循序漸進和官僚化，以至於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引起美國公眾的注意，直到喬治·弗洛伊德去世後，美國公眾才突然意識到這一點。

如今，美國的文化革命已進入尾聲。新左派的後繼者們已經完成了他們在體制內的長征，並將他們的思想植入了學校課程、大眾媒體、政府政策和企業人力資源計劃。他們的核心原則最初在“地下氣象站”和“黑人解放軍”的激進小冊子中提出，現已經過清理後被融入了美國精英機構的官方意識形態，從常春藤聯盟到沃爾瑪、迪士尼、威瑞森、美國運通和美國銀行的董事會。

1968 年的批判理論變成了一種替代道德：種族主義被提升為最高原則；社會被劃分為"種族主義者"和"反種族主義者"的粗暴道德二元對立；需要一種新的官僚邏輯來裁定罪責，重新分配財富、權力和特權。為了執行這一新的正統觀念，左翼活動家在公共和私營官僚機構都設立了"多樣性、公平和包容"部門。同盟者可以獲得地位、職位和工作。持不同意見者則會受到羞辱、邊緣化，並被道德性放逐。

美國的文化革命最終導致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制度的出現，這種制度受到批判理論的啓發，並通過官僚機構的控制來管理。雖然官方的政治結構並沒有改變，仍然有總統、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但整個知識界的下層建築已經發生了變化。這些機構自上而下地實施了一場革命，實現了道德的全面顛覆，並在整個社會推行了"多樣性、公平和包容"的新理念。

這種變革並非通過投票產生，而是從內部形成的。終極目標仍然是革命性的：激進左翼活動家希望以基於羣體身份的權利取代個人權利，頒佈基於種族的財富再分配計劃，並根據新的種族和政治計算方法壓制言論。他們希望與現有秩序 “徹底決裂”。

幸運的是，儘管革命成功地突擊了各種體制，但也有其侷限性。政治左派可能成功地揭開了舊秩序的面紗並使之失去合法性，批判理論取代了美國建國神話，“多樣性、公平和包容”的替代道德則成為精英機構的新運作體系，但革命無法擺脱從一開始就困擾着它的根本矛盾。

始於1968年的知識分子運動能開始瓦解舊價值觀，卻無法建立一套新的價值觀來取而代之。相反，新左派發出的“階級自殺”和放棄“白人特權”的號召卻引發了一股自戀、內疚和自我毀滅的洪流。地下氣象站和黑人解放軍的恐怖活動疏遠了公眾，引發了迅速的反應。學生激進分子最終放棄了武裝革命，搖身一變成為尋求贊助的學者、活動家和官僚。

今天，同樣的態勢依然存在。新左派的後繼者佔領了精英機構，卻無法重整社會的深層結構。否定之戰未能帶來更廣闊的世界，相反，它帶來了一個失敗、疲憊、令人怨恨和絕望的世界。大學失去了古老的知識目標，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以個人身份和病態為導向的低級價值觀。如“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本身就是出於政治動機的、對黑豹黨的粗暴翻版。這一街頭暴力的再度興起，給美國城市造成了嚴重破壞。公立學校吸收了革命的原則，卻未能教授閲讀和數學的基本技能。種族批判理論承載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所有缺陷，然後用一種種族悲觀主義的敍事方式放大了這些缺陷，粉碎了進步的可能性。

在50年的時間裏，文化革命慢慢地放下了它的面具，露出了它猙獰的面孔——虛無主義。在美國人生命的每一個角落蔓延開來的焦慮，此刻看來是完全有道理的：普通公民能夠感覺到，在為其社會、政治和精神生活提供架構的機構中，已經建立起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制度。每個人都能明白，所謂呼籲建立基於“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新治理體系，不過是一個建立與他們的價值觀相敵對的政治秩序的幌子，只是他們還未能找到穿透委婉的語言外殼、描述其本質的詞彙。

美國文化革命的願望是使人們睜開眼睛。它揭示了批判理論的本質，確定了新的意識形態制度的事實，併為反抗它提供了基礎。本書提出了存在於文化革命表象之下的問題。公眾想要的是一個平等的社會還是復仇的社會？是努力超越種族主義還是鞏固種族主義？是否必須容忍以進步之名行破壞之實？

儘管美國的文化革命似乎已經進入了一個主導時期，但其雄心壯志與結果之間的空間卻留下了逆轉的可能性。批判理論下的社會是行不通的，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革命不是解放之路，而是鐵籠。

簡而言之，這是一部反革命作品。其基本前提是，文化革命的敵人必須清醒地看待批判理論和“體制長征”。他們必須幫助普通公民瞭解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調動廣大公眾的情緒，反對那些試圖使文化革命成為美國生活永久特徵的意識形態、法律和制度。

反革命分子的任務不僅僅是阻止對手的行動，而是復興構成舊政權本質的價值觀、象徵、神話和原則體系，重建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連續性，讓自由和平等的永恆原則對普通公民重新具有意義。

這場反革命已經在形成的過程中，為未來的鬥爭開疆拓土。現在的問題是，哪一種美國願景將佔上風，哪一種願景將重歸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