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人們不相信28歲貴州青年中了6.8億大獎_風聞

2024年2月6日晚，福彩雙色球第2024016期開獎，本期136注一等獎有134注來自於貴州，且其中133注一等獎由一個投注站所中，總獎金達到6.8億多元。在此之前，國內彩市的最高獎金紀錄是雙色球5.7億鉅獎。本次福彩雙色球6.8億元鉅獎，是雙色球在2024年開出的第1個億元獎，距離2023年12月12日晚廣東廣州1.44億鉅獎相隔56天，也創下了國內彩票大獎金額之最。

據貴州廣播電視台2頻道官方微信《百姓關注》報道，2月7日上午，記者在貴陽見到了中獎人段先生（化名），段先生稱，自己今年28歲，平時做點小生意。段先生告訴記者，昨晚他在手機上查到了中獎的消息，激動得一晚上沒睡着，天一亮就開車直奔貴陽領獎。

中獎人段先生稱：“我剛開始都不太相信，核對了好幾次，太高興了，都睡不着了，我就從平壩直接開車來貴陽。我（研究過）根據走勢，然後我選出來幾個號，再根據我自己的幸運號，再組合起來，我會按着這一個號連續買一段時間，過年時會給家人分享這個事情。”

然而，與幸運的28歲小夥興高采烈的場景截然相反，網絡上對於此次大獎，幾乎是一片質疑聲。而這種質疑聲，幾乎發生在近年來每次大獎曝出之後。

換言之，人們與其説不相信一位28歲小夥子成為幸運的大獎獲得者，而是對”中大獎“這件事的過程和結果都充滿了質疑，質疑其是否有內幕，質疑為何有人會違反常理，在某個號碼上連投數十、數百注。”假的，一定是假的“，幾乎成為了不少人對於彩票大獎的心理定勢。

彩票中獎是一種必然的小概率事件

坦率而言，部分人以“自己從未中過彩票，為何有人一中就是上億”來質疑彩票鉅獎，這種説法是因為他們對彩票的本質還不夠了解。彩票是一種概率遊戲，依據的是嚴格的數學模型和概率論。彩票發行機構設置不同玩法和獎項，其中頭獎往往設定為極低的中獎概率，比如幾百萬分之一甚至上億分之一。由於參與人數眾多且持續不斷購買彩票，儘管單次中獎概率極低，但在足夠大的基數下，偶爾出現鉅額獎金的情況符合統計學上的大數定律，即在大量重複試驗中，偶然事件的頻率趨於一個穩定值。

同時， 彩票銷售往往採取滾存的方式，即當期未開出的頭獎獎金會累積至下一期，這樣就可能導致獎金池積累到非常高的數額，形成所謂的“鉅獎”。這樣的高獎池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購買彩票，刺激銷量增長。

當然， 鉅額獎金本身就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話題，彩票發行機構也會利用這些新聞事件進行宣傳，提高公眾對彩票的關注度和購買慾望。也因此，每期彩票中獎結果公佈，彩票發行機構不會對那些金額幾百元、幾千元的小獎結果進行宣傳，雖然這部分中獎金額才佔據了大頭。

就以此次曝出6.8億大獎的中國福利彩票“雙色球”第2024016期開獎公告來看，中獎金額為5元的六等獎，中獎注數為1055萬6478注，中獎金額為10元的五等獎，中獎注為125萬7143注，這意味着，至少有數以百萬計的彩民中獎。但公眾會關心這價值幾元的小獎及中獎者姓甚名誰麼？

彩票史上的多次醜聞讓公眾“懷疑一切”

但不得不説，人們之所以會對彩票鉅獎的真實性產生質疑，也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彩票開獎過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一直是公眾關注的焦點。部分彩民認為開獎結果可能存在人為操控或者缺乏充分的公開監督。相比於國外，我國大獎得主基本不會公開個人信息，雖然彩票發行機構稱這是為了保障得獎者隱私，得獎者個人恐怕也希望採取這一方式保護自我，但如此做法，讓其公開透明性也不復存在。

如果彩票行業過去曾經出現過醜聞或者負面報道，例如內部人員舞弊、系統漏洞等，會加重公眾對當前鉅獎真實性的疑慮。

遺憾的是，國內彩票史上，此類重大丑聞多次發生。發生於2004年的西安寶馬彩票案， 17歲的劉亮在一場即開式彩票銷售活動中抽中了寶馬車大獎。然而，他卻被指控涉嫌彩票造假。事件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對體彩中心的質疑聲此起彼伏。最終調查發現，該案的涉案人員廣泛，包括彩票承銷商楊永明等多人在內的多人涉嫌作弊。

經查，2004年3月20日至25日，體彩承銷商楊永明在西安市承辦6000萬元即開型體彩銷售活動中，採取二次抽獎等違規兑獎方式，事先設法確定特等A獎的信封號碼和兑獎時不登記彩票與號碼，與負責彩票兑獎和保管中獎彩票的孫承貴預謀，聯繫“票託”王長利（化名王軍）、嶽斌（化名楊小兵）、劉曉莉等人持已兑過獎的彩票實施騙取特等A獎。3月20日、22日、24日，這些“票託”分別上台進行二次抽獎，三人各抽得特等A獎，騙取三輛寶馬牌轎車和人民幣現金36萬元。主犯楊永明被判有期徒刑19年，陝西省體育彩票管理中心原主任賈安慶被判有期徒刑13年.

而在另一起醜聞中，從2001年12月到2002年11月，深圳市彩世塔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利用承銷彩票之機，先後在廣東、浙江、上海、重慶、甘肅、遼寧、江蘇等省市的17個城市作弊20起，非法獲利4448萬元。這起案件被稱為迄今為止“國內案值最高、涉案人員最多、涉及省市最廣的特大彩票詐騙案”。

連續不斷的醜聞，一次次擊潰公眾的心理防線。當出現投注金額巨大或者投注方式看似“精準”的情況時，民眾覺得難以置信，認為如此精確地命中大獎的概率太過離奇，從而懷疑是否存在內幕操作。

信任:一個社會複雜性的簡化機制

或許，彩票發行機構也會有怨言：雖然曾經有醜聞，但相關人員已經被抓，而且在中國彩票史上，這依然是小概率事件，為何人們要抓住小概率醜聞，而對每次大獎都抱以懷疑的態度？

實際上，有許多社會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都研究過，公眾對於公共事務的信任如何受到社會經濟整體環境變化的影響。這一領域的研究被稱為“信任的社會學研究”或“信任的政治學分析”。

其中，一位重要的學者是德國的社會學家尼古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他在著作《信任:一個社會複雜性的簡化機制》分析，信任建立在幻覺之上，可利用的信息少於保證成功的信息。也就是説，信任是我們依靠自己已知的信息，去推斷或者預測出信任對象的信息。就好比信用卡一樣，從銀行賬户中寫一張超出賬户餘額的支票，於是賬户就被“透支”了。同理，信任就是一種對信息的透支。

當下公眾對於彩票大獎的懷疑，並不僅僅是對大獎彩票得主個人的身份懷疑，而是基於之前對彩票業積累的已知信息：彩票業確實發生過多次重大丑聞，就像中國足球，一旦醜聞累加到一定程度，人們對彩票的信任賬户餘額幾乎被清零，當下一次彩票中獎結果公佈，出現了大獎，人們可動用的已知信息幾乎全是負面，怎麼可能不產生懷疑、擔憂？

尼古拉斯·盧曼還在著作中分析了關於制裁的可能性。這裏的制裁包括對信任者和被信任對象的兩種制裁。制裁分為法律上和道德上的。這段話“翻譯”一下，就是我們對被信任對象應該有自己的判斷。如果你信任了不該信任的人，一旦真相暴露，那個背信者要受到處罰，你也因為盲目信任，成為大家指責的對象。盧曼總結為，道德在罪責推定中起的作用，遠超出法律範圍。

顯然，當下公眾對於彩票及大獎現象，就存在類似的心理：很多人因為此前連續發生的 醜聞，對彩票發行模式有一種深深的不信任感。當大獎曝出，大家會覺得：如果我相信大獎中獎過程和結果是合理的，如果再出現類似於西安寶馬彩票之類的事件，我就會因為盲信，而成為被大家所嘲笑的傻子。

因此，很多人懷疑彩票大獎的過程和結果，其實是一種集體道德制裁的表現：我們曾經因為相信而被騙多次，所以面對大獎表達自己的不信任，其實就是在向彩票發行管理者一次又一次發出信號：如果當下彩票行業的信息不透明等問題不得以解決，人們的不信任投票就會持續下去，直至所期待的彩票發行體制改革發生。

也因此，不妨將當前彩票大獎後的公眾反應，看作公眾與不合理、不完善的彩票發行模式之間的博弈。只不過，目前看來，彩票發行模式的問題仍未得以徹底整改，公眾的博弈之路還要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