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祥：龍年説龍，中華龍文化是如何起源和傳承發展的？_風聞

來源：中國新聞社

中新社北京2月6日電 題：龍年説龍，中華龍文化是如何起源和傳承發展的？

　　——專訪中國考古學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國祥

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2024年是中華民族傳統的龍年，雖然龍是十二生肖中唯一沒有現生動物的屬相，但作為“龍的傳人”，人們對龍的喜愛歷史悠久，龍圖騰文化從史前時期開始形成並一直延續至今。

　　中華龍文化源頭在哪裏？又是如何傳承發展的？在龍年新春到來之際，中國考古學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國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從考古視角對此進行分析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目前考古研究來看，龍的最早形象源頭在哪裏？代表性的考古遺存有哪些？

劉國祥：中華龍文化源自西遼河，遼西地區的龍崇拜觀念，最早源自8000年前的興隆窪文化。興隆溝遺址第一地點編號35灰坑(H35)的坑底中部相對放置有2個野豬頭骨，並用陶片、殘石器和自然石塊擺放出S形軀體，這是遼西地區目前考古所能確認的最早豬首龍的原始形態。

　　同屬興隆窪文化的阜新查海遺址出土的石堆龍長達19.7米，是中國迄今發現的體形最大的早期龍的形象，同時還出土有龍紋陶罐殘片，這意味着龍崇拜的跡象在西遼河流域開始顯現。

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赤峯市敖漢旗的興隆窪遺址。孫自法 攝

　　距今約7000年到6400年的趙寶溝文化時期，敖漢小山遺址出土的一件陶尊形器上刻劃的豬首龍，採用寫實手法表現頭部的長吻和獠牙，身體則呈抽象的S形蜷曲狀，在頭部和身體的結合處還刻劃有向後飄揚的羽翼，是目前所知遼西地區最早的豬首龍形象。

敖漢小山遺址出土一件陶尊形器上刻劃的豬首龍。受訪者供圖

　　赤峯彩陶坡遺址出土的龍形蚌飾為約6000年前紅山文化早期階段遺物，至少由頭部、身部、尾部等組成，造型手法細膩寫實，牙齒、尾部等部位都有細微的雕琢摹寫，造型是身體舒展開的龍的形象。至紅山文化中晚期，進一步出現了C形玉龍和玉豬龍兩類龍形玉器。至此，中華龍文化在遼西地區的龍崇拜進入成熟期。

赤峯彩陶坡遺址出土的龍形蚌飾。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內蒙古赤峯翁牛特旗出土的紅山文化C形碧玉龍為什麼被譽為“中華第一龍”？有哪些深遠影響？

劉國祥：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紅山文化C形碧玉龍通高26釐米，由墨綠色的岫巖玉雕琢而成，通體蜷曲呈C形，造型生動獨特，雕刻精美大氣。紅山文化C形碧玉龍的發現，對戰國秦漢時期玉龍造型產生重要影響，使考古學中關於龍的許多疑問找到了答案。因此，雖然此後又發現更早龍文化遺存，但紅山文化C形碧玉龍作為“中華第一龍”的地位毋庸置疑。

　　紅山文化C形碧玉龍身體中部有個小孔，只要用線穿過小孔後懸空，龍頭和龍尾就會處於同一水平線上，足見工藝精湛，其包含的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不言而喻。

　　這件碧玉龍形體酷似甲骨文的“龍”字，是目前發現的紅山文化玉器中體積最大、級別最高的遺物，年代大致相當於紅山文化中期，表明此時西遼河流域的龍圖騰崇拜已基本形成，是中華龍文化、玉文化的重要象徵，在世界範圍內具有廣泛的認可度和影響力。

　　紅山玉龍具有飄揚的勾角，象徵着飛翔之翼，有明顯的獠牙，原型應為野豬；額頂和下頜部位有細密的網格紋。安徽天長三角圩漢墓出土的龍形玉環，造型風格特別是飄揚的勾角明顯傳自紅山文化C形碧玉龍，戰國至唐代龍的網格紋，也具有紅山玉龍遺風。

內蒙古赤峯翁牛特旗出土的“中華第一龍”——紅山文化C形碧玉龍。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除“中華第一龍”外，紅山文化還有哪些重要的龍圖騰遺存？紅山玉龍對後世玉器雕琢工藝和崇龍禮俗的發展產生了何種影響？

劉國祥：紅山文化晚期信仰體系和祭祀禮儀系統成熟，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龍圖騰崇拜以及祖先崇拜與天地崇拜。除了C形碧玉龍，這一時期龍圖騰崇拜的代表性遺物還有C形黃玉龍、牛河梁遺址龍鳳佩和紅山文化典型的玉豬龍等。

　　紅山文化時期，旱作農業在遼西地區的生業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而遼西地區多為山地、丘陵，乾旱是困擾農業生產的主要因素，祈雨活動應該是紅山文化先民舉行宗教祭祀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因此，紅山文化時期出現C形玉龍和玉豬龍，應與遼西地區旱作農業的發展及相應的祈雨活動緊密相關，其造型特徵和使用功能對商周及後世玉龍的雕琢及崇龍禮俗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此外，紅山文化延續了興隆窪文化以來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傳統，玉雕工藝技術顯著提高，鑽孔、線切割、圓雕、陰刻等琢玉工藝發展成熟，C形龍、豬首龍等造型獨特的玉器成為紅山文化標誌性器物，對動物體態的準確把握和精細雕琢，盡顯紅山先民高超的智慧和工藝水準，代表了中國史前玉文化發展的第一高峯。

參觀者觀賞紅山文化“玉玦形龍”。張雲 攝

中新社記者：史前時期，中華龍圖騰在紅山文化、仰韶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石峁文化等之間，有哪些互動交流？

劉國祥：崧澤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浙北地區出現的蜷體玉龍應是受紅山文化玉豬龍的影響，良渚文化龍首鐲中的菱形紋最早起源於遼西地區趙寶溝文化出土石杯，這類菱形紋飾在商代晚期青銅器虎食人卣上的龍紋額頭處也有體現。

　　凌家灘文化蜷體玉龍、龍首形玉器的龍首，均與紅山文化C形玉龍、玉豬龍的龍首有一定共性，這與兩者均有崇豬禮俗密切相關。但整體來看，凌家灘文化與紅山文化玉龍的差異性大於共性。

　　仰韶文化濮陽西水坡遺址出土的三組用蚌殼堆塑的龍的圖形，應該與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的玉龍屬於不同的文化系統，這也表明，龍文化的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應該是多元的。

　　仰韶文化中另有一類龍紋可能是從魚紋體系中演化而來，其魚形頭部作方形，初步具備龍首的形象；甘肅甘谷西坪遺址出土一件小口高領平底瓶，其腹部繪有瞪目張口、形體較大的鯢魚紋，對陶寺龍紋、二里頭綠松石龍都產生影響，其特徵與商代青銅器虎食人卣的龍紋特徵接近，可見中華龍文化在中原地區傳承的連續性。

甘肅甘谷西坪遺址出土一件小口高領平底瓶，其腹部繪有瞪目張口、形體較大的鯢魚紋。受訪者供圖

　　距今約4300年到3800年的石峁遺址出土石雕上，刻劃出兩個對稱的龍形紋圖案，與二里頭綠松石龍形態相近，另有石雕龍紋與二里頭綠松石銅牌飾上的龍紋相近。就形體特徵而言，石峁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龍紋與仰韶文化的龍紋體系似乎更為密切，同時也融合多種動物特徵，形成較為成熟的龍圖騰形象。

　　山西陶寺遺址多座大墓中發現陶盤繪龍的圖案，其龍紋身上的鱗紋與仰韶文化寶雞北首嶺遺址龍紋相近，身體蜷曲則是紅山文化蜷體玉龍的風格，表明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龍山文化時期，龍紋開始有逐漸融合各地風格的趨勢。

二里頭遺址出土綠松石龍。孫自法 攝

二里頭遺址出土綠松石龍紋牌飾。孫自法 攝

中新社記者：在史前和歷史時期，中華龍的形象經歷了怎樣的交流融合和傳承發展？

劉國祥：中華龍的形象，從考古學角度看，其原型由野豬、鱷魚、魚、蛇、蜥蜴等多種動物交融而成，從史前時期開始孕育，到歷史時期的融合發展，其形成與演變過程正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格局的真實寫照。

　　歷經數千年的創造、演進與融合，龍崇拜最終昇華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徵、文化標誌、信仰載體和情感紐帶。經過漫長髮展，漢唐時龍的形象不斷發展豐富，有關創作大量出現在壁畫、畫像石、瓦當等各類載體上，與龍相關的文化內涵越來越明晰。

　　到了南宋時期，畫家陳容(號所翁)所畫的“所翁龍”成為後人畫龍的典範。“所翁龍”有分叉的龍角、圓睜的龍眼、張開的龍嘴、鋒利的牙齒、飛揚的龍鬚、粗壯強勁的龍軀、尖鋭的龍爪，其飛躍于山巒之上、穿梭在雲氣之間、遊弋于波濤之中，中華龍的形象由此更加飽滿。

2024年2月，觀眾在山西博物院裏參觀展出的北齊時期的鎏金龍首。韋亮 攝

中新社記者：從考古視角看，中華民族被稱為“龍的傳人”與龍圖騰崇拜有何關聯？中華龍文化對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有哪些貢獻？

劉國祥：中國古人從創造龍開始，就賦予其神聖的含義，這種觀念是代代相傳的，龍作為中華民族的標誌和象徵已成為共識，我們也自稱“龍的傳人”。

　　龍崇拜自紅山文化形成以來，就與祈雨有着密切關係，而中華文明的形成主要依託農業發展，雨水對於農業生產極其重要，所以作為主司雨神的龍，自然成為中華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神靈。

　　同時，龍圖騰自新石器時代形成以來，在各地風格的基礎上不斷走向融合。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如果要選找一種動物圖騰，來代表這個不斷融合發展的大一統國家，龍是比較合適的。

2024年2月，陝西西安，巨型龍燈亮相西安城牆第37屆新春燈會。張遠 攝

　　中華龍歷經多元一體的發展，其本源在西遼河，有連貫的發展脈絡，之後又在中原地區、長江流域等多地出現，貫穿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全過程，是中華多元文化、民族精神信仰中的一部分，起到維繫社會穩定、促進農業發展等作用，並加速各地的文明化進程和演進，成為中華民族獨特的、最具代表性的精神信仰。(完)

受訪者簡介：

劉國祥研究員對比展示、介紹“中華第一龍”紅山文化C形碧玉龍(左)與西漢龍形玉環的傳承關係。孫自法 攝

　　劉國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級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紅山文化專家、玉文化專家，是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擔任中國考古學會秘書長、中國考古學會公共考古指導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中國玉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