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的財經情況（上）_風聞

一，     井岡山時期

井岡山根據地地域比較小，紅色割據時間比較短，想關資料不多，主席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井岡上的鬥爭》一文中有詳細描述，部隊生活狀況是：“紅軍至今沒有什麼正規的薪餉制，只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煙柴菜錢中結餘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

根據地經濟狀況如何呢：日常生活壓迫，影響中間階級反水，紅區白區對抗，成為兩個敵國。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和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處理失當這兩個原因，兩區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匹，藥材等項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貴，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農民斷絕進款，影響及於一般人民。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地區的紅色割據，在經濟上將受到極大壓迫，割據的長期存在將成為問題。永新，寧岡兩縣沒有鹽吃，布匹，藥材完全斷絕，其他更不必説。現在鹽已有賣，但極貴，布匹，藥材仍然沒有。寧岡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據地）出產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運不出去。

財政問題如何解決呢：政府和赤衞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打土豪。至於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税取得，錢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遊擊，籌得萬餘元，可用一時，用完再講”。

看到這裏就可以明白主席為什麼把“籌款”列為紅軍三大任務之一。可以説吃飯，穿衣，治療傷病以及日常用度的匱乏，始終困擾着中共軍隊和根據地，艱苦奮鬥，自力更生，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就是在這種長期嚴酷環境中磨礪出來的。

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中收錄了紅軍1929年的一則籌款佈告，內容是：“查該屋主人賴仲馨，系著名土豪，為富不仁，壓迫工農，重租重息，盤剝備至，本地貧苦羣眾恨之入骨，着罰籌軍餉大洋500元，限本日內籌齊，送交本部軍需處。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土豪對人民的壓迫到底有多重，再摘錄一段《井岡山的鬥爭》：“豪紳對人民的捐税很重，遂川靖衞團在黃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無論什麼農產品都不能免。我們打掉靖衞團，取消這些税，獲得農民和中小商人全體的擁護”。

為了打破對井岡上的經濟封鎖，保障革命根據地的物資供給，努力改造和恢復了“草林圩場”。同時主席指示寧岡縣委在靠近酃縣邊界的大隴開辦了一個圩場，每逢農曆二，五，八為圩日。大隴圩場與草林圩場的不同在於，第一，圩場由大隴區工農兵政府管理，成立了相應的管理機構，負責處理圩場的貿易活動，處理圩場上出現的問題，並派赤衞隊巡邏保護圩場正常貿易。其次，公營經濟參加圩場貿易活動，大隴區工農兵政府在圩場辦了一個商店，貨物齊全價格公道，凡是使用根據地自己鑄造的銀元在這個商店買東西，優先供應並予以適當優惠。

1928年毛澤東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土地税按照生產情形分為三種，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1928年秋的井岡山，分得了土地房屋和農具的貧苦農民，以往佔收穫物一半以上的地租不交了，利息高達百分之一百的甚至更多的高利貸不必還了，而且這一年還獲得了豐收（寧岡比上年增產20％），鑑於農民已得到了實際的利益、生活有所改善，考慮到紅軍給養的嚴重困難，工農政府才開始徵收土地税，僅寧岡縣徵收，其他各縣尚不開徵。寧岡縣的邱大爺家分得土地收穫穀子3500餘斤，他懷着翻身農民普遍擁有的激動心情，除繳土地税外，他自願向政府捐谷300斤。

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在井岡山的上井村創辦了革命根據地第一家造幣廠——井岡山紅軍造幣廠，又稱“上井造幣廠”或“紅軍花邊廠”。原料主要來源於軍民打土豪所繳獲的大量銀鏈、首飾及各種銀質器具，利用原謝榮珍、謝榮光兄弟所辦的“謝氏對花廠”仿製銀元的設備和銀元模具，回爐熔化後製成粗坯再衝壓，鑄造成重七錢二分的標準墨西哥版銀元。每塊銀元上鑿有標誌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自己發行流通的“工”字印記，稱為“工”字銀元，以區別國民黨統治區的銀元。

二．紅軍中央根據地時期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是毛澤東在1933年8月召開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所作報告，毛澤東在其報告中指出：“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資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到疲憊，你們看，敵人在進行經濟封鎖，奸商和反動派在破壞我們的金融和商業，我們紅色區域的對外貿易，受到極大的妨礙。-----------要大家懂得經濟建設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銷經濟建設公債，發展合作社運動，普遍建設穀倉，建設備荒倉。每個縣要設立一個糧食調劑分局，重要的區，重要的圩場，要設糧食調劑支局。大家要努力去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多造農具，多產石灰，使明年的收穫增多，恢復鎢砂，木頭，樟腦，紙張，煙葉，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產過去的產量，並把它們大批地輸出到白區去。

從出入口貿易數量來看，我們第一大宗出口是糧食。每年大約有三百萬擔穀子出口，三百萬羣眾中每人平均輸出一擔谷交換必需品進來。商人在這中間進行了殘酷的剝削，去年萬安，泰和兩縣的農民五角錢一擔谷賣給商人，商人運到贛州賣四塊錢一擔，賺去了七倍。又看三百萬羣眾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萬塊錢的鹽，要穿差不多六百萬塊錢的布。這一千五百萬塊錢的鹽，布，過去不消説都是商人在那裏做的，比如商人到梅縣買鹽，一塊錢七斤，運到我區，一塊錢賣十二兩。我們的對外貿易局在這方面要盡很大的努力。

三百萬元經濟建設公債的發行怎樣使用呢？我們打算這樣使用：一百萬供給紅軍作戰費，兩百萬借給合作社，糧食調劑局，對外貿易局作本錢。我們的目的不但要發展生產，並且要使生產的產品出口賣的適當的價錢，又從白區用低價買的鹽布進來，分配給人民羣眾，這樣去打破敵人的封鎖，抵制商人的剝削”。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旋即於1932年2月1日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毛澤民任行長，國家銀行首先統一中央蘇區的貨幣流通。1932年4月，毛澤東力排眾議率東路紅軍攻佔漳州，繳獲大量金條銀元，毛澤民以蘇維埃中央政府財政特派員身份，前往漳州接收了這筆財富，建立了“秘密金庫”，作為中央蘇區的貨幣發行的準備金。

1932年7月7日，蘇維埃國家銀行正式發行紙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銀幣券，又稱“蘇維埃國幣”，紙幣正面印有“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的字樣以及列寧的頭像，還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財政部長鄧子恢和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的親筆簽名。按照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第14號命令第五條，“壹元鈔票一張，兑付光洋一元”。在長征前又建立起江西省分行和福建省分行，逐步建立中央蘇區的金融體系。

為破壞根據地經濟金融秩序，國民黨除了嚴密封鎖還製造假“蘇幣”流入根據地，嚴重擾亂根據地經濟，使老百姓兑換需求突然大增，蘇區紙幣擠兑風波發生，蘇幣面臨一次金融挑戰。對此作為國家銀行行長的毛澤民很是焦急苦惱，思慮如何解決“假幣”問題，穩定蘇區貨幣。一天夜裏毛澤民坐在桌前又陷入思考，由於太過專注毛衣袖子被油燈點燃，聞到毛衣的焦糊味，毛澤民頭腦中靈光一閃。於是決定蘇區國家銀行發行統一的貨幣，要求在製造貨幣的紙張原料中摻入一定比例羊毛，這樣既能徹底改變錢幣混亂局面，又能保證輕易辨別“假幣”。對農民統一兑換使農民免受貨幣兑換商的盤剝，又為市場提供了充足的交易籌碼。摻雜羊毛原料的貨幣紙張增強了韌性，使根據地的貨幣更耐用，受到廣大根據地和根據地周邊白區人民羣眾歡迎，願意持有和使用根據地貨幣。

工農武裝割據下，根據地的人民同時負有供糧，供款，出兵供役的使命。按共產黨人的理念，徵之於工商業的累進税才更符合“剝奪者被剝奪”的階級鬥爭哲學。於是有了紅色原創----統一累進税。這種税把商業税、農業税、工業税等合併徵收，採用累進税制。主要對剝削階級徵税，對被剝削階級與勞苦階層的人民免税。

同時蘇區的税收也成為反對外界經濟封鎖的一種有效手段。敵佔區限制敵我雙方各自需要的戰略物資，如糧食，食鹽，布匹，藥材，重要礦產品的出口並設置較高税率。蘇區放開富餘物資去敵佔區換取有用產品而設置較低税率，鼓勵蘇區需要的物資引進運銷而少加或不加限制，甚而進一步發動敵佔區商人組織大宗商品運進蘇區，與敵意稍淡的地方軍閥達成特定的貿易默契，並規定較為公允的税率，這些都是常用的經濟戰手段。雙方的税務人員在緩衝地帶的關口，集市，河流進行緝私，對違禁之物施以較高的實物分割，甚至沒收。鄂豫皖蘇區著名的便衣手槍隊甚至到敵佔區徵收税收。

三次反“圍剿”結束後，國民黨針對根據地先後頒佈了十餘種封鎖條例，封鎖食鹽，煤油，藥材，布匹等，企圖將紅軍和蘇區’餓死“凍死”“憋死”。中央蘇區內外的商品價格由於敵人封鎖形成了較為嚴重的剪刀差，內部特產跌價，外部商品漲價，賣出特產獲得的現金減少，流出增多，無法按需買進外部商品，危害根據地建設的各方面，除此外周邊豪紳及地主轉移走大量現金，打土豪籌款變難，通過作戰繳獲補充現金亦不穩定，市面上還充斥着各種純度低，信用浮冒的白區雜幣，紙幣，消耗着內部財富，根據地發行的紙幣和金屬幣又不能在白區流通套換物資。

毛澤東認為敵人進行經濟封鎖，奸商和反動派在破壞金融和商業，紅色區域的對外貿易受到極大妨礙。必須要打一場金融戰，製造白區銀元，用其作為對外交易中的現金補充，這是開展自救打破封鎖，保證紅色割據政權存在，協調局部商品經濟有序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中央蘇區連成片以前，贛南，閩西的小塊紅色政權已經開始土法制造用於對外貿易的銀元。1929年興國東村銀匠陳志美，利用婦女不用的銀飾，私鑄“英光”銀元，在於都市場上進行兑換。1929年8月被蘇維埃政府動員收公，成立東村造幣廠，1930年初手工土法生產“袁大頭”，平均每天生產二百餘元。當年10月改為江西蘇維埃政府造幣廠，開始製造“袁大頭”，“小頭洋”，“雕子邊”三種銀元，平均每天五百餘枚。1930年9月，閩西蘇維埃政府在龍巖成立閩西工農銀行，該銀行曾開設煉銀廠，收購銀飾溶化後鑄成銀餅到白區進行貿易。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建立中央造幣廠，將贛南和閩西那兩家廠合併，利用銀飾和銀兩製造國家銀行發行的金屬幣和製造“袁大頭”，“小頭洋”，“雕子邊”等白區銀元。1931年冬紅軍在上杭繳獲一套鑄幣機和剛模，生產手段由土法提升為機械化規模化，平均日產一萬餘元。

1933年是對外貿易大發展時期，位於贛州的中央對外貿易總局江口分局對外貿易時都以赤金和中央造幣廠製造的“袁大頭”，“小頭洋”作為外幣，後來又加造“鷹洋”，贛州商人後來識破前兩類銀元。但是閩西新泉貿易分局同白區十九路軍做生意一直使用“小頭洋”，因為十九路軍願意接收這類銀元。1933年9月紅軍攻克福建沙縣，繳獲一套銀毫子鑄幣機和一批銅模。1934年10月長征出發時，造幣廠遷往于都龍山，機器就地埋藏。

根據地使用仿製銀元打開貿易局面主要有兩類，一是通過行商貿易，當時對白區的貿易，全靠國營貿易機構組織蘇區和白區的羣眾和行商在敵人嚴密封鎖下，買進食鹽，藥品，布匹，出售稻穀等農產品。隨着業務成倍增長，在瑞金和江口之間還專門組織了一個30多人的運幣隊伍。根據地60---70%的物資都要江口分局從贛州進口，通過小生意人行商零敲碎打這種方式只能是補充。第二種是通過大宗商業行為，大宗商業行為是通過大商家坐賈來實現，他們才是根據地仿製銀元的主要消耗者。

1932年2月，陳濟棠麾下第一軍軍長餘漢謀率部進駐贛南，所轄第一師部署贛州駐防。師長李振球暗地裏同大商人勾結，將食鹽布匹等運往根據地並套換回鎢砂，牟取暴利，上行下效，團長一級軍官同樣勾結商人，大作上述買賣，駐守一線的連排長對來往白區與根據地之間的的行商，更是以“罰款放行”的方式漁利，封鎖線變成了交通線。當時贛州同紅軍貿易最大最久的商家是“廣益昌”，’廣益昌”和李振球共同派代表駐江口同紅軍貿易。陳濟棠專門電告紅軍江口鎮的鹽和布匹都不缺，可以供應紅軍的需要。廣東軍閥陳濟棠下屬李振球，利用駐贛州之機，通過“廣益昌”同紅軍大搞赤白交易，“養肥”陳濟棠的同時也客觀上支持了蘇區經濟，大量消化了中央根據地製造的白區銀元。

在瑞金“二蘇大”時，周恩來，朱德特別指示粵贛軍區司令兼政委何長工在前線一定要做好陳濟棠的統戰工作，不要主動進攻刺激他，好利用其提供給養。毛澤東更是從大局出發親往粵贛軍區，指示何長工要擺正“打”與“和”的關係。駐福建的第十九路軍在蔡廷鍇，蔣光鼐指揮下，更是同紅軍保持密切聯繫，閩西新泉分局仍使用贛州棄用的銀元與他們交易。“福建事變”後左傾路線對十九路軍比較冷淡，毛澤東卻依然將他們的代表徐鳴鴻待如貴賓。徐鳴鴻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共，大革命失敗後和黨失聯。1932年10月26日，由潘漢年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徐名鴻代表十九路軍，簽訂了《反日反蔣初步協定》。談判取得成功，十九路軍遂聯合一部分反蔣勢力於11月20日發動“福建事變”。1934年1月13日，蔣介石召集嫡系部隊20萬人迅速入閩圍攻十九路軍和人民政府。當日，徐名鴻在官兵大會上動員説：“共方願與我們繼續合作，歡迎我們入贛。部隊改編紅軍，我們的部隊歸毛澤東、朱德指揮。”但其時由於中共中央存在“左”傾錯誤，沒有及時支援十九路軍。十九路軍終於1934年1月失敗，徐鳴鴻被捕以身許國。

紅軍長征後，這些製造的白區銀元仍在白區同其他銀元混合流通，另一部分則被帶走，成為紅軍路費和在遵義期間發行紙幣的準備金。中央蘇區製造的銀元是維繫當時政治，軍事，市場，社會關係的重要紐帶之一，使紅軍成功粉碎了蔣介石的封鎖計謀，打勝了金融戰。

長征開始前毛澤民請示毛澤東“秘密金庫”如何處理，主席讓全部取出作為紅軍長征的路費，一部分分散到各個部隊，一部分由國家銀行帶着。長征時國家銀行和中央政府財政部的工作人員被編為第十五大隊，中央總務廳廳長袁福清任大隊長，毛澤民任政委，長征開始上路時國家銀行工作人員14人，8人到達陝北，6人犧牲在長征路上。國家銀行的全部現洋和黃金，除了自制的“仿洋”等銀元以及銀毫，銅分幣和庫存的金條，金磚外，主要部分是“秘密金庫”的儲藏。打漳州所得的大量市面流通現洋，金磚及金銀珠寶，被藏於石城一個山坑裏，作為國家銀行準備金和備不時之需，稱為“秘密金庫”，如今用作長征路費。主席為中央打下“地盤”中央蘇區，中央遷來把“地盤”搞沒了不得不轉移，又是用主席的繳獲作為轉移之路的路費!

長征路上

國家銀行的家產向部隊分發完以後，剩餘由國家銀行保管的是100多擔，成為長征路上的“扁擔銀行”。到達陝北，“扁擔銀行”的家底清點結果，尚存黃金2擔，白銀及銀元12擔，另有珠寶若干。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時有規定，沿途不準用蘇區紙幣，即國家銀行印行的鈔票，統稱國幣，俗稱蘇票，蘇幣。

1935年元旦，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決定進一步明確了此前黎平會議關於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確立創建以尊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新蘇區的計劃，提出赤化，建政，擴大活動區的要求。據此發行國幣以活躍市場，穩定市面人心，為國家銀行在遵義發行國幣提供了政治條件。紅軍駐守遵義12日，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成立並有效運轉，國家銀行發行國幣，籌措充裕的物資。紅軍攻佔遵義後，為了在後勤上保障部隊的行動，中央決定成立沒收徵發委員會，由蘇區財政部部長林伯渠任主任，毛澤民任副主任。“沒徵委”查收了國民黨官僚及反革命分子的財產，包括軍閥王家烈的煙館，鹽行，得到一大批煙土和食鹽。

遵義為貴州第二大城市，市面十分繁華。然並卵，一面到處是商機商業活動，一面又因為官僚軍閥囤積居奇，羣眾嚴重缺鹽，再則，紅軍指戰員需要用積存的津貼或“伙食尾子”換取匱缺的生活，醫療用品，這也增強了國家銀行在此發行國幣的現實需要。通過廣泛宣傳國幣發行，兑換政策，使羣眾和商家對國幣產生足夠認識。國家銀行一面發出國幣，讓其在市面流通，一面設立兑換處，方便羣眾和紅軍指戰員隨時兑換國幣。在遵義新城商業中心設六個兑換點，遵義周邊駐有紅軍部隊的桐梓，縘陽，鴨溪，龍溪，湄潭等地設十九個兑換點。將沒收的大量食鹽以低價賣給羣眾，規定只收國幣，且一元國幣可在兑換點換取一圓貳角現洋，或兩元國民黨的鈔票。由於國家銀行有充足的現洋和物質保障，發行的國幣完全可以兑現，遵義城及周邊城鎮的羣眾與商家都樂於接納使用國幣，國幣信譽盛極一時，帶動市面空前大繁榮。

撤離遵義之前，國家銀行在鬧市區張貼布告，設立三十多個兑換處，用銀圓，食鹽等物資換回老百姓手中的蘇幣，並將沒收來的罰款和兑換回籠的國幣整理清楚，繼續上路。1935年11月長征結束後到達陝北瓦窯堡，隨後，蘇維埃國家銀行改稱為蘇維埃國家銀行西北分行，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後，1937年有更名為陝甘寧邊區銀行。1945年抗戰後，解放戰爭開始，陝甘寧邊區銀行撤離延安，後於晉綏邊區的西北農業銀行合併。1948年7月22日晉察冀邊區銀行與冀南銀行合併為華北銀行，遼瀋戰役結束後，中央加緊在經濟領域的工作，1948年11月25日《華北銀行總行關於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的指示》發佈。1948年12月1日，以華北銀行為基礎，合併山東解放區的北海銀行，西北解放區的西北農業銀行，在河北石家莊組建了中國人民銀行，並於同日上午9時由河北省平山縣銀行發行的第一套人民幣面世。人民幣上的行名，年號和麪額均出自當時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