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的財經情況（下）_風聞

六．解放戰爭時期

將貨幣發行與糧食，食鹽，布匹，棉花等物資相結合的貨幣發行理論是中共的創舉和一直奉行的原則（到今天依然如此）。抗戰時期有力支持了根據地的建設和財政開支，成功地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企圖以偽幣廉價收購物資，以戰養戰的企圖，使根據地不僅得到極大鞏固，並且迅速發展壯大，最後打敗日本侵略者。

晉察冀華北解放區

日寇投降後，晉察冀邊區政府由阜平遷往張家口，晉察冀邊區銀行經理關學文迅速趕到張家口負責接收偽蒙疆銀行，在此重新組建晉察冀邊區銀行，行址就設在原偽蒙疆銀行所在地。1946年7月，國民黨為隔斷人民解放軍關內關外的聯繫，集中火力打通平綏鐵路線，向張家口發起猛烈攻勢。8月，由於與國民黨傅作義部戰事膠着，晉察冀邊區銀行不得不隨部隊撤出張家口，先返回山西靈丘縣，後轉移至河北阜平縣光城村。1947年11月，華北重鎮石家莊歷經中國人民解放軍六晝夜奮戰，勝利宣告解放，晉察冀邊區銀行隨部隊進駐石家莊，1948年4月與晉冀魯豫解放區的冀南銀行實行合署辦公。在此基礎上，兩行合併組成了華北銀行，而華北銀行正是中國人民銀行建行初始的重要一脈。

1946年1月30日，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要求，各戰略區設銀行分行，受總行的直接領導，其貨幣發行與業務計劃等要絕對服從總行。根據邊委會的指示，晉察冀邊區銀行抓住相對和平的有利時機，擴大機構設置、業務開展的範圍，冀晉區、冀中區、冀熱遼區各設分行(冀察區暫不設分行)，均為該地管轄行。總行之下，按經濟區域與業務需要設置支行及支行以下辦事處、營業所、兑換所、派出所等。其中，冀熱遼分行成立冀東、赤峯兩支行，支行以下有辦事處、營業所。冀察地區因處總行所在地，該區各級銀行機構由總行直接領導，並先後成立宣化支行、懷來支行及陽高、張北、西合營之辦事處。抗戰勝利初期，晉察冀邊區銀行整體呈現“總行——分行——支行(或辦事處)——營業所、代辦所——兑換所——派出所”的組織架構。

1946年7月15日，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對各級工商部門的職權範圍作出明確規定，邊區銀行由邊委會財政處領導，邊區銀行有關提高邊幣比值、驅逐雜鈔、平衡境內物價、發放工商貸款等有關工商業務的事項接受工商處指導。到1948年6月為止，晉察冀邊區銀行貨幣發行總計8477.21億元。在1947年，邊幣使用人口達到1500萬人，物價指數是1946年的2.78倍。從1938年成立到人民幣發行收回邊幣，晉察冀邊區銀行存續10年時間，發行57種版別貨幣(不包括期票、地方流通票)。其中總行、冀中兩地發行44種版別，發行13種“冀熱遼”版。成立之初，邊幣發行主要以兑換法幣形式進行投放，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邊幣發行則主要以支付軍政費用的形式投入流通。每年生產建設的貸款投放僅佔到3%左右。1945年9月到1946年4月，晉察冀邊區部隊乘勝追擊投降的日寇，不斷擴大解放區範圍，但由於邊幣發行供應不足，加之貿易管理解除了“武裝”並宣佈出口解禁，致使國民黨大量發行的法幣暢通無阻地在解放區高價吸收物資，日偽、奸商乘機搶購邊區糧食，大批洋油、洋布、洋煙等洋貨向解放區傾銷，一文不值的法幣大行其道。晉察冀邊區銀行起初缺乏經驗和防備，在晉察冀邊幣沒有貿易物資支持的困難條件下，發行和使用的陣地不斷收縮，金融、貿易對敵鬥爭只能被動應對，最終造成邊、法幣比值由1:17降到1:8的不利局面。

1946年4月之後，邊區銀行着手摸清法幣情況，並行推進陣地戰、比值戰、金銀戰、外匯戰的貨幣鬥爭策略，一是區分新區、邊緣區打擊法幣，在新解放區，驅逐法幣使邊幣迅速佔領市場，利用掌握的法幣支持貿易與幣值比價鬥爭；在邊緣區，軍政力量配合，控制集市、掌握物資，使人民羣眾擺脱對國民黨統治區物資供應的依賴，從而壓縮法幣使用範圍，鞏固邊幣威信；二是從解放區物資出入口管控外匯，抵擋住法幣內侵；三是在解放區內，嚴禁法幣流通，縮小其流通範圍，孤立反動派；四是動員和教育羣眾，將法幣推向國民黨統治區促其通脹更加嚴重，併購回必需品；五是制定邊法幣值政策，確定解放區內幣值高於外圍，不斷將法幣推向敵佔區。經過這麼一番操作，晉察冀邊區銀行成功抵禦了法幣的大肆侵入，使邊幣深入人心，以金融之力守住瞭解放區的經濟陣地。

銀元的歷史已有幾百年之久，廣大地區使用銀元的習慣根深蒂固，民間儲存都以銀元居多，這對樹立晉察冀邊幣本位幣地位、推進統一貨幣市場是一大障礙。在堅持邊幣一元化的政策下，鞏固、擴大邊幣市場與肅清銀元相互依輔。1946年，邊區銀行總行出台有關肅清銀元的意見，提出具體措施和辦法予以指導：一是在時機選擇上，選擇有利季節(如大秋後)邊幣佔優勢而物價比較穩定的時候。對於羣眾運動基礎好的一些老解放區，削弱銀元的力量，以便於將來逐漸肅清。二是打破羣眾對銀元的崇拜，首先動搖與取消銀元本位，逐漸代之以邊幣本位。三是銀元收買及定價政策應該是：有利時收買(不一定是低價)，不利時不買(這時定價可酌低於市價)。買時必須符合市價(必要時或達到某種目的可稍高於市價大量的收買，但須避免刺激市價上漲)。並且在定價上應照顧到鄰地，避免發生不好的影響。不買時，則避免刺激銀元市價的上漲。四是在嚴格禁用地區絕對禁止銀元流通攜帶，違者沒收。公私款項如納税及秋征等,不允許直接收受銀元,必須通過銀行或委託機關商店兑換，民間保存銀元願賣出的由銀行及委託機關照牌價收買。此類地區要徹底肅清銀元，實行邊幣一元化。五是在因經濟工作差，邊幣基礎未穩的新解放區，可採用銀邊同流辦法，明禁暗不禁，使邊幣在行政力量及貿易合作事業開展支持下，站穩腳跟，在同時流通中增加邊幣比重及地位，逐漸動搖銀元本位，代之實行邊幣本位，再用收買銀元辦法肅清。儘管實施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舉措，民間使用銀元並未禁絕，還是有所保留。直到解放後，國家對金銀統一管控，民間銀元買賣才徹底銷聲匿跡。

解放戰爭時期，邊區銀行的貸款業務中，農業貸款的範圍主要以扶持農業生產、擴大植棉、興修水利為主；工商業貸款劃定的範圍是解放區內無法自給的必需物資、關係軍需民生的戰略物資、合作社事業等等，不論農貸還是工商業貸款，利息很低甚至無息。至於存款，到1947年7月之後，邊區銀行各地存款業務才有所起色，8月至10月間，僅僅三個月的時間，冀中分行吸收到存款277億元以上。當然，各地的存款業務還是主要以機關單位存款為主。根據1946年大城、新安、冀州、泊鎮四個地區外匯使用統計，紙張業佔用27.2%，日用品業佔16.75%，軍用品10.75%，顏料佔25.2%，西藥佔7.25%，化肥佔1.6%，電訊器材佔1.12%，其中紙張、顏料合計佔到50%以上，其次是日用品，這些物品更加依賴從解放區外引進。為減少對敵佔區的物資依賴，1947年，冀中分行決定發放5億元工業貸款，重點用於製造火柴、麪粉、紙張，其次用於造鹼、熬硝、種靛等工業。

1948年，冀中分行舉辦50億元工商業貸款，大力扶植自給工業，獎勵小本經營，解決工商業者資金週轉的困難。放款重點是以紡織、造農具、造船、造紙、熬硝、榨油、製鞋、火磨、制皮革、染料、化學及交通機件等為主的自給工業，以及對生產有利的小本經營業及運輸事業，對一般商業通過活存透支業務往來的方式加以扶持。在貸款利息上，工業貸款最高不超過月息4.5分，商業貸款規定為月息6-7.5分,小商貸款為月息4-4.5分，活存透支根據性質由銀行往來户雙方協定。

　　1946年上半年，冀晉分行發放2.03億元生產性貸款，總行營業處分別發放2540萬元旅蒙業貸款、1500萬元市民生產救濟貸款、1億元商業貸款；1946年12月，冀東行政公署為培養典型合作社，發展紡織業，發放2億元邊幣的合作貸款。在新解放的城市，邊區政府提出建設城市發展工商業的號召。　1946年6月，為繁榮市場，輔助工商業發展，邊區銀行根據邊區政府提出的“對銀號採取團結與扶植”金融政策方針，出台《晉察冀邊區銀錢業組織管理辦法》，積極支持與扶助已設立的、行將設立的銀號。到1947年上半年止，在河間、尹村、安國、辛集、鄚州等地陸陸續續有31家銀號開業，開始建立內地匯兑與往來劃撥關係，並且深入到農村地區，很多銀號都在農村增設了分號。

 晉冀魯豫解放區

1946年國民黨軍開始進攻各個解放區，充分利用其徵派機關“軍民合作站”侵蝕破壞解放區經濟和金融。在抗戰初期，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失利，使軍隊在流動的過程中出現種種擾民的情況，致使軍民關係不協調，隨着擾民現象的日趨加重，國民政府看到要想戰勝日本，軍民合作極其重要。於是1938年頒佈《軍民合作公約》十六則，令各部隊切實奉行，並由省轉全省縣區鄉鎮長，曉驗民眾，一體遵照。為落實公約的實施，各地隨後成立了有地方政府領導為正職，地方軍隊領導為副職，一些商會參與的政府機構“軍民合作站”。國民黨這一黨政軍民四位一體組建的徵派機關---軍民合作站，在解放戰中開始後推行到解放區，向各村徵派糧食，草料，柴，菜，豬，雞蛋，油等軍需日用品，按官價付錢（低於市價二分之一），以此可以給當地帶來鉅額的法幣。如鄆城，鉅野兩縣，不滿三個月，至少發出法幣15萬元以上。他們同時強迫各縣鎮原有商號重新登記，一律強迫營業，國軍官兵見啥就用法幣買啥，又隨意少付錢多拿，以此擴大法幣流通範圍，打壓冀幣市場。

1947年4月的《冀魯豫區貨幣工作總結》一文提到，1946年自河南內黃縣和與其搭界的清豐縣韓村鎮向清豐一帶進攻的兩路國民黨軍，在17天內給每個國民黨士兵獎勵了法幣12萬元，按兩萬人計，就有24億元。如此一來，不論城市和鄉村，只要是國軍駐紮過或路過的地方，便流通起大量法幣。蔣軍還利用隨軍商人用法幣在佔領的解放區大量收買或盜取重要物資，如糧（米，麥為主）棉，土布，木料，牛等。同時將美國香煙，白糖高價賣出，以此維繫法幣幣值。

除大量發行法幣之外，國民黨同時利用軍事手段搶佔解放區集貿市場，佔領物資集散地。搶佔集市後就利用地方惡霸，流氓地痞恢復封建的包集制，從而掌握市場交易主導權，強制使用法幣流通，破壞原有經濟秩序，同時對冀鈔嚴厲取締，宣佈凡使用冀鈔千元以下沒收，千元以上則槍斃。利用攤牌訛詐迫使羣眾物資上市和進一步緊縮籌碼，這是國民黨政府支持法幣的另一種做法。

面對這種局面，時任解放區晉冀魯豫副主席戎伍勝（後改名 戎子和，解放後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代部長）決定，銀行與工商局互相配合進行貨幣戰。解放區工商局擔負着除財政部門以外的全部財經任務，包括公，私營工商業的領導和管理，農村集市貿易管理，貨物出入境管理，稽查徵收工商業税，武裝緝私，銀行業務（鈔票印製，金庫，信貸和統一市場貨幣）。規定解放區內部工商，農業税一律收冀鈔，解放區部隊，政府，公營單位在解放區內部不得使用法幣。全面統貨，對解放區能生產的商品和非生活必需品徵高額關税，如布匹，香煙，白糖等；對解放區必需的藥品，軍工原料，武器等免税進口；解放區的糧食嚴控出口。

中共歷史上有著名的兩次財經會議，一是1947年華北財經會議，在晉冀魯豫解放區的武安縣召開，從3月10日開始到5月11日結束，歷時62天，主席團主席薄一波，成員有南漢辰，粟再温（晉察冀），薛暮橋（華東），楊立三，戎伍勝（晉冀魯豫），白如冰，陳希雲（晉綏，陝甘寧），劉子久(中原軍區)，秘書長陶希晉，副秘書長範若一。商討統一財經問題。經充分調研討論，會議提出今後要逐步達到各解放區財政經濟工作的進一步統一，決定成立華北財經辦事處，負責領導和調整華北各解放區的的貨幣貿易關係，在財政上做適當調劑。第二個是中央工委和華北財辦1948年召開的華北金融貿易會議，3月——5月在河北石家莊舉行。會議由董必武主持，南漢辰，楊立三協助，出面召集了晉察冀，晉冀魯豫，華東和西北幾個地區的財經幹部。主要商討華北各解放區統一貨幣及貿易問題，具體研究討論了建立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發行貨幣，穩定物價，調整各地貿易關係等內容。會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經濟形勢，認為立即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貨幣的條件尚未成熟。在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前，決定“總的原則是先統一本區之貨幣，然後由北而南------最後一中國人民銀行之本位幣之發行實現全國之大統一”。

1947年華北財經會議通過的《華北財政經濟綜合報告》，對當時邊幣與法幣的貨幣鬥爭有專門總結論述，具體歸結為“陣地戰和比價戰”：“貨幣鬥爭有陣地的鬥爭和比價的鬥爭，陣地鬥爭是要在我地區擴大的時候，動員人民迅速排擠蔣幣，建立本幣市場。在這時候我們必須調劑各種重要物資，保持物價平穩，以提高我本幣在羣眾中的信仰。只要本幣信仰高於蔣幣，則我貨幣鬥爭便能迅速勝利。在我地區縮小時候，同樣應當注意組織退卻，這比擴張陣地更加困難，因為這時物價可能劇烈波動，本幣信仰降落，蔣幣就會乘機擴大它的流通範圍，我們應把退卻地區所積存的物資部分拋售，平穩物價，鞏固本幣信仰，這樣就能阻止蔣幣陣地的繼續擴張。經驗證明，如果本幣信仰動搖，人民就會擺脱本幣搶購物資，甚至收藏蔣幣；反之，如果本幣信仰鞏固，人們仍願收存本幣，物價不至劇烈波動。在前一場合本幣就會更加動搖，而在後一場合則能維持穩定。

比價鬥爭是要跟着蔣幣幣值的跌落，而靈活壓低蔣幣的比價，以保持本幣幣值和解放區物價的穩定。兩種貨幣的比價，是由兩種貨幣的購買力的高低（兩種地區物價的高低），以及出入口狀況和由此引起的貨幣供求狀況來決定的，所以比價高低是要根據物價變化和出入口的變化，不應主觀壓價。如把蔣幣比價壓得太低，便會刺激輸入，阻礙輸出，結果蔣幣供不應求，比價必然回漲。反之，如在蔣區物價高漲時候不能及時壓低蔣幣比價，則我解放區的物價就會跟着波動。在一般情況下，是物價決定比價，而非比價決定物價。但如果掌握不好，比價變動亦有可能影響物價”。-------看着是不是眼熟，我們黨的財經工作者通過大量豐富的實踐透徹的認識到貨幣的本質，這段通過實際貨幣鬥爭經驗對貨幣比價（推之則是匯率）的表述，足堪與西方購買力平價理論異曲同工。

大連建新公司

1945年8月，蘇聯根據與國民黨政府訂立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有關附屬協定，進駐中國旅（順）大（連）地區，實行軍事管制。同年10月，中共大連市委在蘇軍軍事管制當局非公開的支持下，成功組建並掌控大連局勢，旅大地區由此成為特殊解放區（又稱關東解放區）。1945年10月中旬，原中共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常務副書記韓光，根據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搶形勢”“搭架子”的指示，迅速組建大連市委，後又着手組建了各縣，區黨組織。同時陸續向一些廠礦企業，學校等派出黨的領導幹部。1946年7月，中共遼寧省委決定將大連市委改為旅大地委。

1946年9月，中共中央東北局派東北民主聯軍副司令員肖勁光來大連籌劃後勤工作。當時旅大地委領導同志向他彙報了在大連建立軍工生產基地的有利條件，即首先大連有港口,可以利用大連“自由港”的條件，採購到各種原材料，解決軍工生產所需原料問題。其次，大連為蘇軍管制，蘇軍對我們的工作是默認的、支持的，大連又是由我黨控制的一個隱蔽的後方，不直接受戰爭的影響。再次，大連是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城市，熟練技術工人多，有利於生產。肖勁光深入企業調查研究後，向黨中央提出了在大連組織兵工生產的重要建議。此後不久，黨中央即要求各解放區向大連“派出幹部，攜帶一部分資本，前往該地，開辦兵工廠”,“大連設廠是為長久計”的指示。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華東局、華中分局、膠東兵工總廠和晉察冀中央局等都派出幹部、技術人員來到大連。1947年1月，東北局和華東局共同決定，利用大連原有的工業基礎，建立軍工生產基地，並責成旅大地委負責與蘇軍交涉，要求將重要工廠交由我方管理。是時華東局出資3.5億，東北局出資1.5億，華東財經委員會主任朱毅親自帶隊來大連主持工廠建設。當時華東局之所以能夠出這麼多錢，主要是饒漱石，陳毅，張雲逸等人利用華東方面在招遠金礦生產的黃金，另外還有大量繳獲得到的錢財，慢慢積攢起來的。

1947年7月1日，蘇軍同意將大連鍊鋼，“滿洲”化學，制罐，進和，金屬製品以及曹達制鹼等六家大型工廠移交中共方面。中共投資建的引信廠，彈藥廠等也竣工，這些新舊工廠共同組建成為一個聯合企業，對外採用民辦企業的名義，稱做“大連建新公司”，因經費主要由中共華東局提供，華東局派來的朱毅擔任總經理。中共軍隊歷史上第一個軍工聯合企業“建新公司”誕生。在其存在四年多時間裏，共生產日式三八、九四、一二四和美式七五山炮炮彈55萬發，引信81萬多發，雷管24萬隻，迫擊炮1400門，蘇式衝鋒槍500多支，彈體鋼3000多噸。生產各種型號無煙火藥450多噸，除遼瀋戰役用了百餘噸炸藥，其餘均運往華東，華北，有力支持了華東，華北的解放戰爭。此外還製造了包括200噸水壓機、千噸油壓機等一大批機器設備用於解放區的工業生產。

毛澤東在《游擊區也能夠進行生產》一文中最後深刻指出：“戰爭不但是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對於如何搞好解放區的經濟，取得人民羣眾的熱情擁護，主席都有明確且詳細的指示，《減租和生產是保衞解放區的兩件大事》是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為中央起草的對黨內指示，開頭即講：“(一)國民黨在美國援助下，動員一切力量進攻我解放區。全國規模的內戰已經存在。我黨當前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站在自衞立場上，粉碎國民黨的進攻，保衞解放區，爭取和平局面的出現。為達此目的，使解放區農民普遍取得減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勞動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資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時又使地主還能生活，使工商業資本家還有利可圖；並於明年發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增加糧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產，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濟饑民，難民，供給軍隊的需要，成為非常迫切的任務。只有減租和生產兩件大事辦好了，才能克服困難，援助戰爭，取得勝利“。這一段前一部分説明只有敢於鬥爭勇於鬥爭才能爭取和平，屬於認識論。後一部分講如何動員力量激發潛力的具體方法途徑，屬於方法論。此後到一九四六年六月隨着國民黨軍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農村政策也由“減租減息”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農民的“土地改革“。通過”土改“進一步激發起農民的生產熱情和對共產黨解放軍的真誠擁護，廣大翻身農民組成支前隊伍，提供源源不斷的物力和人力支援解放戰爭，極大促進了解放戰爭的進程。所以才有陳毅説“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羣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

隨着解放戰爭的快速推進，不斷佔領大中城市，進一步的全國勝利已經不遠，毛主席又及時提出城市工作的指導方針，他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為中央起草的對黨內指示《關於工商業政策》中告誡：“一。某些地方的黨組織違反黨中央的工商業政策，造成嚴重破壞工商業的現象。對於這種錯誤，必須迅速加以糾正。這些地方的黨委，在糾正這種錯誤的時候，必須從領導方針和領導方法兩方面認真地進行檢查。二。在領導方針上，應當預先防止將農村中鬥爭地主富農，消滅封建勢力的辦法錯誤地應用於城市，將消滅地主富農的封建剝削和保護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嚴格地加以區別，將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正確方針同片面的，狹隘的，實際上破壞工商業的，損害人民革命事業的所謂擁護工人福利的救濟方針嚴格地加以區別。應當向工會同志和工人羣眾進行教育，使他們懂得，決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記了工人階級的遠大利益。“

大陸解放後留下香港，澳門作為對外交往的窗口，進行貿易和了解世界。其實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就派人到香港建立聯絡站，成立公司，籌措抗戰物資。

比如華潤（集團）有限公司，創始於1938年，前身是中共為抗日戰爭在香港建立的地下交通站。全面抗戰爆發後，為了妥善保管募集到的資金和物資，並將其順利運送到抗日前線，香港八路軍辦事處決定成立一個相對獨立的合法公司，由公司開辦銀行賬户，辦理倉儲和運輸業務。1938年，秦邦禮（博古的弟弟）受黨委派在香港開辦了“聯和行”，註冊資金為三萬港幣，公開業務是經營南北雜貨，實質上是秘密採購蘇區緊缺的物資。

“聯和行”在1948年改組更名為華潤公司，1952年隸屬關係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變為中央貿易部（現為商務部）。1983年，改組成立華潤（集團）有限公司。1999年12月，與外經貿部脱鈎，列為中央管理。2003年歸屬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中央企業。

1979年改革開放，榮毅仁創辦中信公司，1983年王光英在香港創建光大公司。無不是利用一切手段和途徑助力國家的經濟發展，今天我們取得的成就凝結着一代代為人民的解放事業，為國家民族的強盛奉獻出的生命和心血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