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還叫「爛片」？那你該去洗洗眼睛了_風聞
影探-影探官方账号-美日韩剧资深鉴赏员，电影专业老司机3小时前
作者| 魯戈
來源| 影探
今年春節檔，角逐激烈。
有的熱搜上不停，有的逆風翻盤失敗，臨時撤檔。
還有的不靠熱搜，不靠資本搶位，卻贏得了「票房逆跌」。
“逆跌”是指在大盤（整體）票房下跌的情況下，個別影片票房逆勢上漲的情況
而這電影能“贏”，一句話，只因後勁兒太大。
「第二十條」
Article 20
2024.2.10.中國大陸
三起案件
張藝謀新作《第二十條》自2023年中旬開機，借《狂飆》《宇宙探索編輯部》《漫長的季節》的豪華班底，短短几十天匆匆完成拍攝及後期。
現如今看，老謀子迴歸「現實主義」舒適圈，怎麼拍怎麼有。
昔日如《秋菊打官司》、《有話好好説》等作品，以小見大，聚焦個人，情節曲折；
今則《第二十條》、《一秒鐘》以人情為鏡，廣納羣像，映射現代社會的紛繁，深挖人性。
看完電影后，其實我和大多數人一樣，沉思良久。
因為此片非止於笑淚，更引人深省：
“於現實之中，啓迪何在？反思何處？示範何物？”
或許，就像電影「以無聲勝有聲」的演繹——
法之威，源於民心樸素的期待。民眾求的不僅是對錯，更是公正。
韓明（雷佳音飾演），一個為了兒子能在學校裏頭昂挺胸，從鄉下調城裏的檢察官。
剛調進檢察院，就不得不面對三起攪得一身麻煩的“正當防衞”案件。
首先是張貴生案。
張貴生（楊皓宇飾演），一公交車司機。
因為挺身而出阻止倆死流氓騷擾姑娘，結果反被揍得半死，最後忍不了反擊了一下，導致流氓甲當場開瓢；
接着是韓明兒子，韓雨辰（劉耀文飾演）。
看不慣學校裏的惡霸欺負人，一激動就動手了，結果把人家鼻樑打折了，被校霸他爹給告到局子裏了。
最後是王永強（潘斌龍飾演）案，也是電影的主線。
一個老實人因借村霸高利貸給女兒治病，被村霸欺負到家門口，一怒之下就拿起刀子，把人給捅了。
這三起案件猶如一鏡三面，映照出一個案件自孕育至終結的全過程。
同時也描繪了一種「社會現象」：
作惡者因己之過而受害，反獲“法律庇護”。
此種逆邏之態，挑戰了民眾固有的情感與道德判斷。
由此構成了影片的核心矛盾——
人情與法理之爭。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電影中，三起案件，毫無例外都是：
終有一事，令“弱者”折腰。
王永強，為女籌醫費，負債於惡人，自此一家沉淪霸凌之苦海。
隨後妻子被凌辱，非但傷身更傷心。
妻子郝秀萍（趙麗穎飾演）欲絕命，相信看到郝秀萍從門走出的那一幕，沒人不會為之一顫。
若惡有重輕，此情此景，定屬極惡。
其形，狼狽至極，無聲之絕望，尤勝哀聲。
見此情形，王永強血性復甦，手持剪刀，一番搏鬥，致劉文經（阿如那飾演）命懸一線，自己也步入囹圄，待判於法。
古語有之，“殺人償命”。
但王永強辯稱，劉有備刃，己為防衞，才會先下手為強。
可監控攝像頭只拍到了兩人打鬥的情景，並沒有拍到車裏是否真有刀。
在法律的裁判下，真相模糊，眾人傾向於定罪。
唯獨呂玲玲（高葉飾演）檢察官，持異議，但奈何力單勢孤，難以為王永強翻案。
在案件的決定性階段，惡霸的家人對郝秀萍施加了極端的壓力，他們綁架了她的女兒，逼她簽下一份聲明，承認與惡霸的關係是為了償還債務而自願的。
面對這樣殘酷的選擇，郝秀萍深知，簽下那份聲明意味着她的丈夫將無法翻身，而不籤，女兒的生命又岌岌可危。
在這樣絕望的境地下，她認為唯一的出路就是犧牲自己的生命。
若論苦難，郝秀萍的遭遇，堪稱極致。
站在建築的頂端，郝秀萍曾試圖抓住那雙手，卻又在短短几秒後回絕了試圖救她的檢察官的援手，並堅定地選擇了跳下。
她那纖細的身影重重地落在下方的汽車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沉默之中，卻有呼嘯穿耳。
是深不見底的絕望，而非生活的艱辛，成為壓斷弱者最後一根稻草——
當無路可走，無人相助；當求救無門，力不足挽；當身負不公之枷，死亡變成唯一的出口。
再説説韓明家那檔子事兒。
起初，他是充滿正義感的年輕人。
但社會的現實逐漸磨平了他的鋒芒，使他從一個「理想主義者」轉變為一個「現實主義者」。
剛步入社會時，韓明的工作更多是在幕後輔助，通過不懈努力才爭取到的一線機會。
他處理的案件中，一名公交司機因見義勇為落入囹圄（王貴生案），韓明在努力平衡正義與現實的矛盾中，嘗試以自己的方式尋求解決，這種平衡最終得到了上級的認可，也為他開啓了新的職業道路。
隨着成為社會的一員，韓明學會了如何在複雜的人際網中遊刃有餘。
他對家庭的態度變得順從，對工作的態度變得機敏，他的生活似乎圍繞着“不惹事”的原則展開。
他的理想不再是改變世界，而是向現實妥協，委曲求全，只求家庭平安，職業穩定。
面對未知的惡意和生活可能帶來的破壞，他感到無力和恐懼。
尤其當這種惡意觸及到他最珍視的家庭時。
他的兒子韓雨辰，在學校勇敢地站出來反抗不公，結果卻陷入了可能影響一生的困境。
儘管他和妻子竭盡全力，各種低眉順從，卻無法改變局面。
當孩子又一次因惡霸報復受傷，向父親展示了他的選擇——這次他沒有反抗，希望能減輕父親的負擔。
可韓明作為一個深諳法律的檢察官，在面對孩子的傷勢和案件的複雜性卻感到手足無措：
孩子的受傷未達法律介入的嚴重程度，加之施害者的匿名性，讓正義顯得無從施展。
而當面對兒子關於是否繼續做正確事情的詢問，他陷入了矛盾——
作為法律的維護者，他理應鼓勵正義；但作為父親，對孩子安全的擔憂讓他選擇了沉默。
這份沉默，不僅是對孩子未來行為的猶豫，也是對自身「職業認知」的深刻反思。
可以説，通過韓明的心理深化，影片避免了將他簡單塑造為理想化的“正義英雄”。
相反，影片通過輕描淡寫的「第四起案件」，即韓明年輕時因捍衞正義而遭遇的不公和兒子當前遭遇的麻煩，使得他對王永強家的同理心得以深化，促使韓明重新審視法律條文，勇於挑戰舊有的判決，努力為王永強爭取真正的公正。
關於「第四起案件」其實電影描寫不多，主要是藉由呂玲玲之口講出，當年為何她喜歡韓明，就是因為韓明身上有股子擰巴的正義感，而這也為韓明的人格深度添加了重要一筆。
也正是這段經歷豐富了韓明的角色背景，為他後來在面對道德與法律的抉擇時，傾向於社會大義而非個人利益的決策提供了邏輯基礎。
此外，還有一點有趣的是韓明的手機鈴聲，是“公雞打鳴”的聲音。
這也預示着——
“天光久已無眠，而鈴音則為喚醒。喚醒那些沉眠於暗夜的人，喚醒我們心底最深處，那被遺忘的善行與温柔。更是為了喚醒那些被塵封的法律，讓正義不再沉睡於文字之中。“
這種人物設定，既呼應了韓明年輕時的堅持，也使得電影中的「社會議題」和「人物命運」緊密相連，構建了一條通往深刻社會關懷的邏輯鏈。
最後是張貴生案，相比於張貴生，我其實更想聊聊他的女兒丫丫（許靜雅飾演）。
她不僅失去了母親，還要面對父親不公的牢獄之災，同時忍受着周遭的惡意與譏諷。
儘管遭受了如此多的打擊，她的心中仍舊懷揣着對公平的渴望，不懈地為父親的清白奔走呼號。
但當她所剩無幾的希望因父親的意外去世而破滅時，她的絕望達到了極點。
面對韓明，她提出了一個撼動人心的問題：
“我父親是壞人嗎？如果當時是你，你會怎麼辦？”
這個問題讓韓明陷入了沉默，因為他知道，在這個小女孩面前，任何關於法律和邏輯的解釋都顯得蒼白無力。
這也讓韓明以及所有的觀眾一同陷入了反思：
“法律應該讓壞人的犯罪成本更高，而不是讓好人的出手代價更大。”
為蒼生請命
“如果追求正義一定要付出代價，這個代價誰來承擔？”
電影中的這句台詞深深觸動了我。
王永強一家的不幸遭遇雖引起眾人憐憫，但在法律的嚴格邏輯前，這份憐憫似乎無力改變什麼。
當法律的界限模糊不清，當人在極端壓力下無法做出完全理性的判斷時，是誰來定義什麼是「過度反應」，什麼是「必要的自衞」？
面對法律界的種種挑戰，不只是來自行事霸道的家屬（如電影中的劉家）的直接壓力，更有歷史上類似案例所設下的先例框架。
由此，在正義與過度反應之間的界限模糊時，如何作出判斷成了一個複雜問題。
王永強案件要求重新審視“故意傷害”的定義，可能會動搖到司法系統的根基，帶來預料之外的複雜情況。
那麼，我們面臨的問題是：
“如果追求正義需要付出代價，我們是不是就應該放棄呢？”
“如果為了正義而戰必須承擔代價，那這份重擔又該落在誰的肩上？”
“如果法律界不主動尋求變革，如果每個人都選擇自保，那麼這重代價無疑將由最普通的人們來承擔。這些人，正是像王永強和郝秀萍這樣的普通家庭，是像張貴生那樣無辜受害卻無處申訴的個體，是每一個在逆境中掙扎卻感到無助的人。”
電影《第二十條》靈感源自《刑法》中的“正當防衞原則”。
旨在闡釋當個人或他人面臨不法侵害時，採取適當行動保護人身、財產安全無需承擔法律責任的法理。
儘管自1997年“新刑法”實施以來，正當防衞的相關法律條款已成文立法，但長期以來這一規定幾乎未被有效運用。
甚至被法界人士形容為“沉睡”的規定。
直到2016年山東的“辱母案”到2018年江蘇的崑山反殺事件，這些案件引發了全國範圍內對正當防衞條款的廣泛討論。
（圖片來源網絡）
起初，於歡因保護母親而造成重大傷害，社會輿論傾向於支持他的行為。
案件從初審的無期徒刑到上訴後的刑期減輕，展示了正當防衞認定的複雜性和挑戰。
崑山反殺案因視頻證據清晰，以及受害者形象的公眾關注，成為了判定正當防衞的標杆案例，警方最終認定行為人的行為屬於正當防衞，無需承擔刑事責任。
（圖片來源網絡）
這些案件的發生，不僅喚起了對刑法中正當防衞“沉睡條款”的關注，也引起了司法實踐中對該法律條文應用的重新審視。
2020年，最高法、最高檢和公安部共同發佈的《關於依法適用正當防衞制度的指導意見》，標誌着正當防衞條款的實際運用迎來轉機，旨在降低辦案難度，減輕辦案壓力，並確保法律條文得到有效執行。
説到這裏，很多人會認為電影中對於「王永強案」的改判，是因為韓明發起的聽證會或是因為韓明自我意識的覺醒，要幫助受苦受難的人民，其實根本原因並非如此。
“聽證會不具備法律裁決的權力，它主要作為一種溝通協調的平台，用於檢察院向其他相關部門或參與者闡述觀點、爭取支持。實際上，做出最終決策的權力依舊掌握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領導手中。”
它的改判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介入這起案件那會兒。看似突如其來的介入，實則是對現行判決模式的一種質疑，預示着可能的變革。
這種高層的介入，通常出於兩大原因：
要麼是對現狀的肯定，要麼是為了徹底的審查和改變。
顯然，在「王永強案」中，最高檢的參與並非為了表彰，而是意在深度審視。
當中央指導組蒞臨之際，檢察院領導的態度變化和案件處理的權責轉移，無疑反映了組織內部對於處理方式的思考和策略調整。
從宏觀上講，法律的首要職責是“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
在過去，法律判決傾向於保持社會穩定，不鼓勵個人越過法律界限行事，以防止私力救濟成為常態。
這也就很好解釋了為什麼韓明在呂玲玲調離之際，會拿出一份份過去相關的案件，並生氣的告訴她，“以前都是這樣判的”的原因。
但隨着社會的發展和信息透明度的增加，人民對於法律公正和效率的要求日益提高，以往為穩定服務的法律規定開始暴露出侷限性。
或者説，對於部分案件應該“因情況而定”了。
就像呂玲玲崩潰時所説的，
“ 究竟是何種絕望，驅使一位無法言語的母親，留下自己身有殘疾的孩子和身處囹圄的丈夫，選擇孤身一人面對死亡？”
這是一種對法律的絕望。
電影就此突顯出一個核心觀點：
**法律的發展和進步，本質上是公眾對公平和正義渴望的直接反映。正是廣大民眾對更高法律標準的期待，推動了法律的演進。**而最高檢察院的改變，反映了對民意的響應，意在通過案例改革引領法律實踐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因此，最高檢和中央指導組的介入，以及檢察院領導的支持，標誌着對舊判決模式的重審，旨在樹立新的判例，以此響應人民對法律正義的基本訴求。
《第二十條》也是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參與制作的。
由此，可以看出其本質超越了藝術創作和商業利益，更多地承擔了法律教育的使命。
它讓執法者認識到為何執法，如何執法。
也讓百姓知道如何守法，更讓百姓知道如何用法律保護自己。
“法不應該向不法低頭”。
法律是讓壞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讓好人出手的代價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