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玲勵志減重百斤, 讓當前中國人最大的焦慮不攻自破|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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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蕊 | 文化縱橫新媒體
迦然(審校)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近日,由賈玲執導並主演的電影《熱辣滾燙》大熱,她為電影減重100斤的蜕變引發熱議。有評論指出,對瘦身成功的讚頌,可見經營與塑造身體已成為潮流。2022年某國際諮詢公司發佈的《健康消費圖鑑》顯示,超過60%的中國消費者視健康為頭等大事,這一比例遠超發達國家。健康關乎生存,關心健康無可厚非。然而,當**對健康的追求被轉化為健康消費,當健康問題的範圍不斷擴大,足見一種系統性的健康焦慮正在彌散。一個突出表現是,近幾十年來“亞健康”**這一偽概念廣泛流行,國人健康焦慮不斷凸顯,商業化炒作與健康生意乘勢火熱。
近年來,癌症慢病化、慢病年輕化、精神疾病彌散化等問題逐漸湧現。這構成一個弔詭的悖論:經濟發展似乎帶來反向的健康後果。對此,需要認識到:一方面,患病與衰老相關。隨着壽命延長,依靠先進技術發現疾病的速度和效率大為提升,就有了慢病化、青年化的現象。另一方面,20世紀70-80年代左右,中國人的疾病譜發生變化,總體由傳染病轉為慢性病。在疾病譜轉型以前出生的中老年羣體的健康負擔,進一步複雜化。而青年乃至少年羣體,不僅面臨營養攝入與消耗不平衡導致的“慢性病”,也可能因精神與心靈上的孤寂感,陷入身心症狀疊加的健康問題中。
總體而言,**“醫療化”對社會生活領域的滲透趨於明顯。公眾逐步接受自己患病或成為“潛在”病人的認知,而醫生也因“泛醫療化”催生的巨大需求而壓力日重。**今天我們重新審視疾病和健康問題,有必要關注症狀背後的生理、心理、社會等多重因素。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社會觀察專欄特稿,由作者授權發佈。**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文化縱橫新媒體·社會觀察
2024年第2期 總第175期
“上火”的中國人?
——豐裕時代的健康與疾病
**▍**系統性的健康焦慮
近年來,健康問題獲得前所未有的高度關注。從席捲全國的養生保健熱潮,到眼花繚亂的醫療健康資訊,從頻頻肆虐的新型病毒變種,到競爭激烈的生物醫藥研發,討論健康問題儼然成了一枚社交貨幣。據2022年某國際諮詢公司發佈的《健康消費圖鑑》調查顯示,超過60%的中國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視健康為頭等大事,這一比例遠超發達國家。健康關****乎生存,關心健康無可厚非。然而,把對健康的追求轉化為健康消費的投入,並不斷延展健康問題的範圍,折射出社會中瀰漫的系統性健康焦慮。
這種系統性的健康焦慮的典型表現之一,是近幾十年來**“亞健康”**概念的流行。有學者指出,20世紀90年代初,青島醫學院的中醫教授王育學根據中醫提出的“未病”理念、蘇聯學者提出的“第三狀態”理論以及世界衞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結合《國際疾病分類》,自創出“亞健康”概念。作為這一概念的創造者,王育學並未給出明確定義,只特別提出,造成亞健康的主要原因是疲勞症,並把眾多屬於焦慮症或情緒類疾病的身心徵兆視作亞健康狀態。此外,需要特別説明的是,這項針對人羣健康狀況所作的研究,曾受到青島海爾藥業資助。
1996年,“亞健康”理念開始走紅,《健康報》甚至專門開闢學術探討專欄。當這一概念被醫學話語吸納,媒體報道、產業營銷、政府健康干預也隨之跟進。有論者犀利地指出,歸根到底,這一偽概念在世紀之交迅速發酵,是商業化炒作的效應,是環境污染、食品安全危機、醫療改革、生活更新等劇烈社會轉型的副產品,背後反映了國人深深的焦慮與不安。
**在“亞健康”之外,**公共健康領域的諸多發展動向,也都深深地印刻在國人的集體記憶中,成為當代就醫體驗、醫療實踐的一種縮影。例如,自2005年以來,醫患關係的緊張程度逐漸升級,醫患糾紛甚至發展成惡性“醫鬧”事件。又如,2016年,因相信百度搜索的競價排名廣告,年僅21歲的魏則西在“莆田系”醫院接受無效的抗癌治療後去世。這些案例都曾引發大規模討論,對社會人心造成不小衝擊。再如,近年來精神疾病彌散化、年輕化趨勢明顯。《2023年度中國精神心理健康》藍皮書顯示,40%的中國青少年感到孤獨,高中生抑鬱檢出率為40%,初中生抑鬱檢出率為50%,大學生輕度焦慮風險達38%。
事實上,健康焦慮已不單單是一種個人對自身及親友健康狀況的擔憂,更指向廣泛的健康與醫療危機給社會生活帶來的潛在威脅。那麼,公眾的健康觀念和意識是如何形成的?人們為何對健康與醫療需求愈發迫切呢?
**▍**健康生意火熱的根源
縱觀當代中國人的健康認知與醫療實踐,一方面,以西方生物醫學為核心的西醫實踐逐漸佔據主流,另一方面,人們仍舊向傳統中醫藥、儀式治療等多元醫療尋求幫助與支持。事實上,對健康的認知內在於近現代中國的歷史脈絡中,健康與醫療實踐都指向“健康是為了什麼”這一問題。
在近代中國,國民的健康與救亡圖存運動緊密相連。健康想象與民族自強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即一個強大、自主的民族等同於健康、有紀律的身體”。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民健康與國家重建息息相關。基於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衞生工作與羣眾運動相結合這四大原則,國家將衞生工作納入到經濟和社會重建的整體事業中。**建國以來,我國在低收入條件下完成了第一次衞生革命,聚焦預防、控制並消除傳染病等基本公共衞生服務,確保基本藥物和基本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同時建立和實行****城鄉國民衞生保健服務體系,特別是在農村實行初級保健服務體系。**在衞生總費用中,政府預算支出和社會支出(公費醫療加勞動保險)佔80%以上,患者自付部分低於20%,這使得人民羣眾尤其是部分貧困羣眾的健康水平和衞生狀況得到改善。這一時期的健康敍事,既以國家統一為前提,又是國家開展建設的手段。國家的責任包括預防疾病和減少病痛。人民羣眾則積極參與“愛國衞生”運動,響應毛主席發出的“把醫療衞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投身赤腳醫生隊伍。
改革開放後,醫療領域的改革開始引入市場化機制。1985年中國啓動第一次醫改,改革的主要思路是“放權讓利”、“擴大醫院自主權”、“只給政策不給錢”、“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等等。在新思路下,公立醫院轉而採取“以藥養醫”等策略來創收。
歷史統計數據顯示,我國2003年衞生總費用達6623.3 億元,佔當年GDP的比重由改革開放初期的3.00%左右上升到5.65%。從結構變化來看,居民個人衞生支出比重上升很快,從1980年佔衞生總費用的20%,一直攀升到60%左右。居民人均醫療費佔消費支出的比重也呈上升趨勢,成為僅次於食品、住房的第三大開支。政府的衞生支出卻從36.2%下降到 17.2%,平均每年降低約1個百分點。
這種結構變化反映了我國醫療衞生事業的市場化轉向。市場化不僅在制度層面上改變了醫療供給系統,還在觀念上激發民眾對健康和醫療的個性化欲求。
**首先,當憑藉經濟能力選擇醫療服務的邏輯主導供需市場,健康問題的責任向個人轉移,自主健康管理觀念也逐漸蔓延。**在市場化的環境下,個人日常生活中的運動、飲食、睡眠等都和健康指標關聯,營養學、食品科學、運動科學等領域源源不斷地生產健康知識,指導人們進行健康管理和自我監測。**其次,市場競爭邏輯向個體傳導,促使個體為了提高自身能力和市場價值,服用保健品、補益藥,健身鍛鍊等成為潮流。**最後,市場失靈、金融危機、社會風險等觸發了公眾的恐慌情緒,以抵禦風險之名,健康保健市場成為長盛不衰的吸金領域。
有學者將這些現象歸結為新自由主義思潮擴散的必然結果:
“新自由主義推行後給個體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感,如彈性積累帶來員工流動性與短期工的增加,勞動者不確定感加深;對競爭力的強調使人們常處在高壓狀態中,罹患精神疾病風險增加;貧富差距擴大,相對剝奪感增加,還有跨國流動頻繁所形成的食品與傳染病的風險增大。”
當不安感被頻頻製造出來,健康生意的火熱趨勢勢必不會衰減,而是愈演愈烈。今天,運動健身、按摩保健、有機飲食、西醫手術、中醫調理、心理治療、情緒消費乃至求神拜佛,各種指向安定身心的方法都能一呼百應,各種宣揚助益健康的活動都能被成功商品化。健康需求搖身一變,成為一股源源不絕的消費動力。
**▍**豐裕時代的病痛悖論
與社會中的健康焦慮情緒形成對應關係的是,癌症慢病化、慢病年輕化、精神疾病彌散化等問題也陸續出現。這是一個頗為弔詭的悖論:經濟發展似乎帶來了反向的健康後果。經濟明明在發展,醫療技術明明在進步,健康投入明明在增加,人均壽命也已顯著提高,整個社會正從匱乏時代進入豐裕時代,但疾病問題卻加劇湧現。對這一現象所反映的國民健康狀況的複雜性,需要從不同的角度來把握。
**一方面,患病與衰老相關。依靠先進技術,人們發現疾病的速度和效率大為提升。**以癌症的發生機制為例,當人體的正常細胞在無數次分裂後發生突變,引發了不受限制的增殖,就會產生癌變。這意味着,患癌從來就是一個概率事件。隨着壽命延長,人們使用更加發達的醫療檢測技術,患癌檢出率自然會升高。相比醫療資源匱乏時,患癌一檢測就是終末期,治療選擇也相當有限,當下通過常規體檢排查早早發現病徵,可以及早介入治療,也就有了癌症慢病化、青年化的現象。
另一方面,按照患病率或病發率對疾病進行排序,中國人的疾病譜發生了變化。當下人們面臨的健康威脅,總體由傳染病轉為慢性病,並逐漸轉向退化性疾病(例如阿茲海默症、帕金森綜合症)。2018年國家衞生服務調查顯示,15歲及以上人羣的慢性病患病率為34.3%,與2013年的24.5%相比,慢性病患病率快速上升,且農村增速超過城市。其中,55歲至64歲人羣慢性病患病率達48.4%,65歲及以上老年人發病率達62.3%,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重大慢性病佔我國疾病經濟負擔超90%。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發佈《中國防治慢性病中長期規劃(2017—2025年)》,指明慢性病是嚴重威脅我國居民健康的一類疾病,已成為影響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公共衞生問題。與急性病和傳染病相比,慢性病起病隱匿、病程較長、病因複雜、難以治癒,多對個人和家庭造成長期影響。在長期的疼痛與不適中,慢性病的患病狀態會侵蝕個人的身體、意識、自我認同乃至信念。這意味着,與病痛共存成為生活的常態。
事實上,我國城市居民的疾病譜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轉變,農村居民相應推後到20世紀80年代。**在疾病譜轉型以前出生的,主要是50歲以上的中老年羣體。**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成長期經歷過物質匱乏和營養不良,當社會經濟日漸豐裕後,又經歷了營養過剩,再加上年齡增長,“富貴病”便會找上身。他們面臨雙重病痛的困擾,一方面是以關節炎、椎間盤疾病為代表的“過度損耗類慢性病”,另一方面是以高血壓、糖尿病為代表的“過量攝取類慢性病”,有的則是兩者疊加。這意味着,老齡羣體面臨的健康風險增加,健康負擔也進一步複雜化。
而在疾病譜轉型後出生的青年乃至少年羣體,雖然已經告別温飽問題,但習慣久坐、頻繁熬夜、重口味飲食、高熱量攝入等生活習慣,以及體力活動大大減少,也導致他們開始遭遇各類“慢性病”的困擾。他們不僅面臨着身體營養攝入與消耗的不平衡,也可能面臨精神與心靈上的孤寂感,身心症狀疊加,使他們也陷入健康問題的糾纏之中。
▍****“泛醫療化”語境下的病痛
系統性健康焦慮的擴散、健康生意的火爆、中國人疾病譜的轉變以及病痛悖論的出現,其實反映了“醫療化”對社會生活領域的滲透,由此帶來複雜後果。“泛醫療化”在多個層面都有體現:
第一,在疾病認識層面:
醫學知識不斷擴張對疾病或不健康的定義,以至於出現疾病擴大化趨勢。一些非醫療問題或違反社會規範的偏差行為,也被醫療化定義與治療,如多動症、強迫購買症等。這使得原先不是症狀的身體現象,都變成了症狀。
一些社會層面、個人性格層面的問題也轉為醫療定義下的疾病,由藥物或醫療機構對人進行管控。例如針對“反社會人格”、“邊緣性人格”等,有人通過藥物甚至是電擊來治療。同時,利益相關主體以健康、公共衞生之名,形成科技、 政策與藥企的複合體制,在圍繞疾病防治的社會治理過程中牟取利益。
第二,在醫療體制層面:
醫療體制的官僚化、科技與醫藥產業過度氾濫、專業壟斷、決策權過於集中、將生命與社會問題歸為醫療問題等等,都使醫療變成管理社會的體制,對臨牀、社會、文化造成反效果,如過多的手術與藥物摧毀身體自愈能力、醫療主宰生老病死的經驗,扼殺人們學習面對疾病、生命議題的能力。
第三,在個人層面:
醫療由原先的疾病治療,擴大為牽涉生存各層面的生活形態醫療,它成為個人社會認同與存在的基礎,也成為行動者解決具體困難的策略。
“泛醫療化”的結果是,無論是被迫還是自願,公眾最終接受了自己患病或成為“潛在”病人的認知,以至於願意接受生活方式管理、醫療監控或醫治行為。
而提供醫療救助的普通醫生,實際上也在“泛醫療化”所帶來的巨大醫療需求潮中,面臨日益加重的壓力。與醫療化的大規模擴張相比,醫療系統所能提供的診療服務,顯得越發窄化。
**首先,就診被處理成圍繞生理症狀展開的診斷和治療,並把治癒的可能性作為行動依據,疾病帶來的痛苦甚少被看見。**經醫學術語裁剪後,患病由一種社會性遭遇轉為一種生理表徵,醫患之間難以在同理心的基礎上建立聯結,冷漠背後滋生着潛在的不信任,從而埋下醫患關係緊張乃至衝突的禍根。
其次,求醫行為被窄化為消費支出行為,個體與家庭應對疾病所需的支持與照護**被忽視了。**以慢性病為例,患者身體上的疼痛與不適固然需要及時治療,患者如何頂住壓力、重建自我,如何保持與親友的關係,如何把握生命和生活的狀態,都是患病後面臨的挑戰。而這一切的背後,還需要病人之外的照護者不斷付出。
**最後,疾病背後的社會根源被忽視。**片面從生物醫學的解釋框架做出診療,迴避疾病背後的深層危機與苦難,無益於緩解生存處境的壓迫性,反倒可能加劇病痛。
醫學人類學家凱博文使用疾痛(illness)一詞,以區別於疾病(disease)的涵義。疾痛,意味着鮮活的身體體驗和切身感受,“意在表現人的難以避免的病患經驗:可怕的症狀、苦楚和困擾”。疾痛,是指
“病人及其家人,乃至更廣的社會關係,是如何接受病患事實,帶病生活的,又是如何對付和處理病患的症狀以及由之引起的各種困苦煩惱的”。
就此而言,我們今天對疾病和健康問題的關注,有必要從生物醫學的診治框架,轉為關注症狀背後的生理、心理、社會等多重因素,理解患者的生活環境、心理認知和情緒狀態。只有將患病的生理過程與病人的意義世界和社會關係聯繫在一起,才能有助於緩解疾病帶來的苦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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