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發！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維——答《百年潮》特邀記者問_風聞

【編者按】本文為毛澤東主席誕辰110週年時，《百年潮》特邀記者譚一青就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維及其歷史地位等問題對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李際均中將的採訪實錄**。現授權重新修訂發佈，以饗讀者。**

【李際均中將（左2）與本文作者譚一青（左1）合影】

**譚一青（以下簡稱譚）：**李際均將軍，我拜讀過您寫的《論戰略》、《軍事戰略思維》《軍事理論與戰爭實踐》《軍事科研思考與學術對話》等著作，從中看到您對毛澤東軍事思想很有研究。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10週年，人們至今仍在懷念他，包括國際上曾反對過他的人，和國內在他晚年所犯錯誤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都依然對他懷着崇敬的心情，您能談談自己的感受嗎？

**李際均（以下簡稱李）：**毛澤東是偉大的，中國人民同樣偉大。宋代的《何博士論》中説：“韓信未解垓下之甲，而高祖奪其兵；不旋踵而又奪其齊。然而智者不非，而義者不罪者，以其天下為重，而負人者輕，故也。是以不顧義氣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計也。”對劉邦尚且如此，何況毛澤東遠比劉邦偉大。

人類社會從來都是歷史造就改變歷史的偉人。中國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使飽經憂患、遭受百年屈辱的中華民族站立起來，同時也改變了世界政治版圖，帶動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毛澤東具備政治家的膽識，軍事家的韜略，思想家的睿智，詩人的浪漫與灑脱。然而毛澤東一生最成功、最輝煌的成就，要算是他的軍事業績。

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菲利普·戴維遜在他的《毛澤東的戰略》一書中，公正而客觀地説：“毛何止是一位游擊戰士！他是一位偉大的戰略家。在本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他在一系列輝煌的遊擊作戰中，把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弄得苦惱不堪。10年後，他以游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在中國打敗了日本人。40年代後期，他在一系列得心應手的運動戰中征服了中國。最後，他的部隊在朝鮮陣地戰中頂住了美國。哪個領袖能像他這樣在這麼多的不同類型的衝突中長期立於不敗之地。”

毛澤東以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的恢宏氣度指導戰爭，即使在力量對比極度懸殊的情況下仍能揮灑自如。他不愧為把握戰爭藝術的巨匠，他的思想閃爍着的智慧之光並沒有因為時代的變遷而顯得暗淡。他為中國人們締造一個嶄新的國家基礎，中國人民至今仍在他當年建造的“兩彈一星”的“核保護傘”下安居樂業。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偉大的歷史功績和寶貴的精神遺產。

如果説，毛澤東健在時，人們對他的崇敬多是出於感性認識和社會政治環境的濡染。而如今對他的懷念和尊敬，則是經過歷史反思和人生省察後的理性認知。我覺得現在的認識和評價更真實些。

**譚：**在世界軍事史上，出現過許多叱吒風雲的統帥人物和軍事理論家。與其他人相比，毛澤東具有怎樣的地位，他最突出的特點是什麼？

**李：**軍事史上幾乎成為定論的是：著名的軍事統帥大都沒有系統的軍事理論著述，而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又大都沒當過統帥。只有毛澤東是個例外，他是兼而備之。

從1927年發動秋收起義到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他連續領導進行26年的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和反侵略戰爭。在世界戰爭史上，很少有像毛澤東那樣集軍事統帥與理論家於一身的。這使得他既有可能從親自領導的戰爭經驗中總結出軍事理論，又可以把自己提出的理論付諸實踐和反覆驗證。

這個實踐的特點是古往今來許多軍事家所不具備的。任何一個在軍事思想史上有影響的軍事人物，不論就其世界觀、方法論的科學性和進步性，還是就其戰爭實踐範圍的深度廣度和複雜程度來説，都難以同毛澤東相比。

毛澤東有豐富的軍事實踐經驗，但從人的知識結構的總體來説，間接實踐還是主要的。毛澤東有選擇地汲取和改造前人有益的經驗，做到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相結合，有繼承更有超越，熔古今中外軍事思想於一爐。

除了實踐特點外，毛澤東的軍事理論的另一個特色是以弱勝強。這是軍事上最難做到、又是軍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毛澤東的軍事生涯始終是同強敵作戰，他的軍事理論與實踐都是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為基點的。在和平建設時期，他始終針鋒相對地與大小霸權主義作鬥爭。抗美援朝戰爭、援越抗法戰爭、金門炮戰（實際是對美國）、中印邊境自衞反擊作戰（間接對蘇聯）、援越抗美戰爭、珍寶島自衞反擊作戰等，都體現了這種戰略風格。他做到在沒有實力的情況下決不虛張聲勢；在具備實力的情況下決不猶豫退縮。不打則已，打則必勝。駕馭戰爭的自由，來自認識戰爭的必然。毛澤東的成功與偉大正在於此。

**譚：**您説過，軍事藝術的最高殿堂是戰略思維，那麼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維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李：**概括地説，第一，是戰爭哲學思維，即關於戰爭的認識論與方法論，這是戰略思維的最高層次，具有穩定性和長遠指導作用。

第二，是戰略全局思維，即從世界、國家、戰略區的角度觀察和處理問題，正確解決局部與全局的關係，並使兩者構成有機的整體。

第三，是戰爭藝術思維，即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如：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主動性、靈活性、計劃性；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不打無把握、無準備之仗；實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等等。

第四，是戰爭力量建設思維，即人民軍隊的建軍路線，包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惟一宗旨；黨指揮槍的原則；政治工作生命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鐵的紀律等。

第五，是統一戰線思維，在每一個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都建立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統一戰線，以對付共同的敵人，並強調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獨立自主原則。

第六，是強國與統一思維，即把中國建設成統一的、強大的、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國家。中國的國家獨立、統一、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不容任何人侵犯。如果不是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關於以武力或以和平的方式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是50年代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從而也不會有今天台灣的李登輝、陳水扁這些民族敗類登台表演。

這不能不説是個巨大的歷史遺憾。“一國兩制”原則是鄧小平根據毛澤東的對台政策（當時表述為“一綱四目”）提出的，並首先運用於香港迴歸的成功實踐。

第七，是憂患意識與國家安全思維，即警惕注視國家安危，對於侵略威脅，提早做好應戰準備。毛澤東把憂患意識與必勝信念結合起來使之具有積極意義。

第八，是國際戰略與反霸思維，包括提出“一邊倒”、“一條線”、“一大片”、“兩個中間地帶”、“三個世界”等，反映各個歷史時期，我們國家和民族為了生存與發展，在國際戰略上的明智選擇。

**譚：**您剛才把軍事哲學思維放在首位，並説它是軍事科學中的最高層次。軍事哲學的本質是什麼？希望能展開講一講毛澤東軍事哲學思維的內容。

**李：**軍事哲學是軍事領域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它是對軍事問題“認識的認識，方法的方法”。它不是單純思辯的產物，而是軍事實踐經驗上升的思維觀念。軍事學術中抽象的理論並不是戰鬥力的因素，而實踐着的理論才是戰鬥力的因素。產生於戰爭實踐的軍事哲學超脱了廝殺的原始形態，具有戰爭智慧的美感。

毛澤東是從軍事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展現軍事哲學的內容。在中國現代史上，當文化和思想戰線進行兩種哲學論戰的時候，在廣闊的戰場上，毛澤東和蔣介石按照各自的哲學基礎所建立的戰略思維，指導着兩軍進行決定中國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一系列決戰。

結果是毛澤東的軍事辯證法戰勝了蔣介石的軍事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毛澤東的軍事哲學概括地説，第一，闡明對戰爭本質的認識和戰爭因素內在運動和外部表現形式的關係。包括戰爭的本質及其主要矛盾；對戰爭規律的認識與應用；戰爭中諸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轉化；戰略戰術中的相反相成等等。

第二，強調在既定的客觀物質基礎上能動地爭取勝利。戰爭的勝負主要取決於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同時還取決於作戰雙方的主觀指導能力。戰略上的以弱勝強必須通過戰役戰鬥的以強擊弱來取得，這就是通過正確的主觀指導，集中兵力、兵器，製造敵人的錯覺和不意，形成局部優勢，從而具備了在一定時間空間戰勝敵人的物質基礎。強調在既定客觀物質基礎上，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去奪取勝利。這是毛澤東軍事哲學同機械唯物論和唯意志論軍事哲學的根本區別。

第三，提出研究和指導戰爭的根本方法，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

第四，確立從偵察、判斷、決心到部署的一系列互為前提的軍事認識與指導戰爭的邏輯程序。指出：“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連貫起來的思索。”這是辯證法、認識論、邏輯學的統一在戰爭指導上的體現。

第五，強調認識情況的兩個過程，即：“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後”。作戰發起之後，依據新的情況、新的認識調整甚至改變作戰計劃。

第六，作戰計劃要建立在能夠對付出現最困難情況的基礎上。指出：“在研究部署時，除根據當前情況，還要估計到情況的某些可能的變化。要設想敵可能變化的幾種情況，其中應包括一種較嚴重的情況，要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有對付的辦法。”這不僅是部署原則，也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是解決主觀指導的計劃性與客觀變化的蓋然性之間矛盾的正確方法。

第七，研究戰爭規律要着眼特點和發展，軍事領域是繼承與變革的統一，在辨證否定中前進。“戰勝不復”，兵法被認為是一種藝術，創造性運用是它的靈魂。

第八，戰略上藐視與戰術上重視的辨證統一。指導戰爭是膽略與科學、審慎與果決、勇敢與謹慎、大膽行動與周密部署的統一。例如，對霸權主義的威脅，一是反對，二是不怕。只有加強戰備才有可能推遲戰爭；只有贏得自衞反擊的小戰才有可能避免大戰。這是毛澤東留給我們的偉大遺訓。

**譚：**今年是抗美援朝戰爭勝利50週年，現在有人對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提出質疑，您作為當年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位老戰士和對這場戰爭有深入研究的學者，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應該如何正確評價這場戰爭？作為對手，美國又是怎樣評價這場戰爭的？

**李：**抗美援朝戰爭的重要性、必要性是不容質疑的。當時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興，人民解放軍正在向西藏進軍，並抓緊渡海訓練，準備利用有利時機解放台灣。中國是極不願意看到朝鮮爆發內戰的。但是，這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

朝鮮內戰爆發後，美國即派第7艦隊封鎖台灣海峽，把中國領土台灣置於美國佔領範圍之內，武力阻撓我解放台灣。麥克阿瑟指揮美軍在仁川登陸後，率領連同美軍在內的17國軍隊，越過38線大舉北進，其先頭已經打到鴨綠江邊，隔岸向我國炮擊，美軍戰機越界轟炸我國邊境地區。

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已危在旦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任憑美國滅亡朝鮮，與我國隔江對峙，並與南面的台灣蔣介石集團、法國和越南的反華勢力遙相呼應，就將置我們新生的共和國於戰略上兩線作戰的不利境地，那時我國的國際環境、戰略態勢、國內建設和東北地區東南部邊境地帶的民族關係都將出現極大的困難和麻煩，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中國人民派出自己的優秀兒女參戰，是面對侵略威脅，不得不打、別無選擇。我們不是挑戰而是應戰。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結局，不僅保衞了祖國的安全，挽救了朝鮮，而且促進了亞洲乃至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半個世紀的總體和平的確立，和國際格局的形成，都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毛澤東在歷史轉折的嚴重關頭，表現出非凡的戰略氣魄和膽識。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後，確立大國地位和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戰，是中華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榮富強的里程碑。

總之，從維護世界和平，從打出國威軍威、建立中國人民的自信與自尊，從創造有利的地緣安全環境，以利國家長遠建設的角度看，不論怎樣評價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功績都不過分。朝鮮戰爭，中國人民做出了重大的民族犧牲，不僅是人員的傷亡和物資的損耗，更主要的是失去了解決台灣問題的最佳時機。

朝鮮戰爭以其慘烈、艱苦（尤其對中國人民志願軍而言）而載於戰爭史冊。

美國一位著名學者説：“朝鮮戰爭是一部值得紀念的充滿人類悲劇和洋溢着交戰雙方英雄們的英勇氣概的傳奇歷史，是一部難忘的世界性的重要史詩。”

美國在朝鮮戰爭遭到失敗後，對這場戰爭幾乎沉默了幾十年。

但從2000年到2003年連續舉辦紀念朝鮮戰爭的各種活動，宗旨是：“向朝鮮戰爭老兵及其家人表明，一個知恩圖報的國家記住他們50年前所做出的貢獻和犧牲”，“我們的國家向她響應召喚去保衞一個他們從不知道的國家和他們從未謀面的人民的兒女們致敬”。

而這個時候，在我們國內卻出現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的論調。難道我們不更應該記住為剛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爭得生存權、發展權而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歷史功績嗎？美國華盛頓朝鮮戰爭紀念碑落成後，我曾到那裏參觀過，作為當年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員，我心裏默唸着：血戰三年，各為其主。你們為美國錯誤的戰略付出代價。我們為人類正義和祖國安全做出犧牲。

**譚：**有人説，毛澤東軍事思想來源於克勞塞維茨，這個論點是否有根據。您如何評價毛澤東和克勞塞維茨？

**李：**説毛澤東軍事思想來源於克勞塞維茨，這個論點沒有根據。毛澤東在看到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之前，就已經領導進行了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包括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並寫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比較完整系統的軍事理論著作。

到延安後，他才第一次讀到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這是有據可查的。毛澤東在1938年5月寫的《論持久戰》一書中，才第一次援引克勞塞維茨的個別提法，即“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和“蓋然性”。但是，毛澤東對上述觀點的吸收，恰如馬克思對於黑格爾“倒立着的辯證法”一樣，是取其合理的內核，結合自己的戰爭實踐，把它改造成新的理論原則。

其一，關於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克勞塞維茨強調政治是戰爭的根本動因，而實際上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戰爭的本質是經濟（包括生存條件）利益發生矛盾衝突的最高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曾多處提到克勞塞維茨及其《戰爭論》，惟獨沒有提及“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個重要論點，反而説，“天才的克勞塞維茨的著作，其中雖然有些很好的東西，但並不完全合我的口味”。就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從經濟方面研究戰爭的根本動因，早已超越克勞塞維茨的認識深度。

其二，關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克勞塞維茨是在兩個地方分別論及的。毛澤東把兩者結合在一起，作為一個命題，並闡明其辯證關係。

其三，關於戰爭中的“蓋然性”（亦稱概然性，指依據大量現象估計偶然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在軍事上通常指戰爭中的不確定性）。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無論就其客觀性質來看還是就其主觀性質來看，都近似賭博”，“在這裏只有各種可能性、概然性、幸運和不幸的活動”。這已經接近戰爭問題的不可知論了。毛澤東把蓋然性作為他已經闡述過的戰爭運動必然性的一種補充，認為“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是“先之以各種偵察手段，繼之以指揮員的聰明的推論和判斷，減少錯誤，實現一般的正確指導，是做得到的。”

戰爭中的不確定性即通常所説的“戰爭迷霧”，是客觀存在的。不明智的戰爭指導者從中看到的是困難和不利，因而遲疑不決。而高明的戰爭指導者則能從中看到戰機，因而積極努力去創造、把握、利用。毛澤東在指導戰爭中，對不確定性的把握與利用，常令人拍案叫絕。

不可否認，克勞塞維茨是在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普魯士軍事思想家、軍事改革家。19世紀初，普魯士軍隊在耶拿和奧爾斯泰特戰役中被拿破崙打敗後，舉國上下有一種強烈的軍事改革要求，威廉皇帝任命普魯士名將沙恩霍斯特出任軍隊改革委員會主席，克勞塞維茨被任命為軍隊改革辦公室主任。在他們的領導下，普魯士軍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後來遭到宮廷保守勢力的抵制，稱改革派為“雅各賓式的陰謀家”。滑鐵盧之戰後，反拿破崙戰爭勝利，普魯士宮廷保守勢力進一步抬頭，改革派受到排擠。

克勞塞維茨被調任步兵學校校長，坐了12年的冷板凳。作為人生的最後一搏，他寫出了不朽的著作《戰爭論》，死後由他夫人整理發表，在世界特別是西方產生很大的影響。當然，對任何一種理論創新，人們都會是褒貶不一。西方學者自不必説。蘇聯的列寧就很欣賞，在書中批：“妙極了！”。

斯大林則不以為然，他在給拉俊的信中武斷地説：“在批判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學説這件事上，列寧的任何指示也沒有束縛我們”，“德國向世界發動了兩次流血的戰爭，而且兩次都是德國打敗了，這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這是不是説明了整個德國，就連同他的軍事思想也經受不起考驗呢？毫無條件是這樣。任何人都知道，全世界的軍人，我們俄羅斯的軍人也在內，曾如何尊重德國的軍事權威家，是否必須結束這種不相稱的尊重呢？”。

這種見仁見智的事，我們不去評説。從某種意義上説，人們解釋的任何歷史都是現代史，人們解釋的任何理論都是各取所需。我認為克勞塞維茨不僅在理論上有值得斟酌之處，他的缺憾還在於長期做軍中高級幕僚，沒有當過主官和獨當一面地指揮過作戰，因而他的軍事理論不能不側重於“哲理推究”的方法。這種侷限性使他的戰爭理論無法與毛澤東軍事思想相比。

**譚：**今年美英聯軍攻打伊拉克，很快就取得了勝利。有人説，薩達姆發動的人民戰爭遭到慘敗，説明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已經過時，不再適用於高技術戰爭，這種看法對嗎？您怎樣評論近幾場戰爭？

**李：**伊拉克根本談不上進行人民戰爭。薩達姆政權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進行人民戰爭。不是任何受到侵略的國家其政府都能領導進行人民戰爭。中國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政權就發動不了人民戰爭，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進行人民戰爭。這就是毛澤東當時指出的，政府越民主，抗戰越徹底。進行人民戰爭必須有人民真心擁戴的領袖和政府，並且實行正確的政治和軍事路線，具有堅強的組織力和凝聚力才行。

伊拉克是湧入了西方文化的脆弱的伊斯蘭社會，薩達姆接受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培養訓練併為之服務過，薩達姆同美國先密後疏、被利用被愚弄的關係註定了這個政權先天的脆弱性。他周圍的一些親信已被美軍收買，相當多的人民羣眾對薩達姆的統治政權離心離德。可以説，當時伊拉克不具備人民戰爭的基本條件。美軍以火力打擊和信息心理作戰，雙管齊下，迅速瓦解了伊拉克軍民的鬥志。巴格達開門揖敵、不戰而降才是符合邏輯的。

但伊拉克的事情還沒有完。伊拉克戰爭也許會變為取勝最快、打掃戰場最慢的戰爭。社會發展最終要靠各國人民自己解決，別人是不能代替的；註定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也是不能超越的。況且那些自稱為解放者的價值觀也未必是最合理的，更不要説動機的純潔與高尚了。

美國想把全球化變為美國化，美國壟斷世界上最新的戰爭手段，也壟斷了發動戰爭的理由，這個理由就是不需要理由，想打誰就打誰，想怎麼打就怎麼打。我想世界上不喜歡這樣的人不比討厭薩達姆的人少，總不能看誰不順眼就打誰。你用高技術手段打他，他就會用恐怖手段打你。以暴易暴、冤冤相報何時了？

“暴力取得的，仍會被暴力所取代”，一個失去控制的世界比保留某些被認為不理想政權對人類的危害要大得多。要承認後者的存在是這個脆弱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須知，剝奪別的民族自由的民族是不自由的；侵害別國安全的國家是不安全的。維護自身安全的保證是尊重別人的生存權利。現在是呼喚大戰略思維的時代，改變哲學落後於實踐、人文科學落後於技術科學的現狀，用毛澤東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解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問題。

科索沃戰爭是“和而不平”；阿富汗戰爭是“消而不滅”伊拉克戰爭是“勝而不利”。正可謂：“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近觀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打擊，使用的武器是最現代化的，而戰爭的性質卻像似原始的“血親復仇”式的。正因為如此，很難得到世界的廣泛認同。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美國政府要人對法國和德國的不合作態度表示不滿，稱它們是“舊歐洲”，其實正相反，這是“新歐洲、舊美國”。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早已把它們分清楚了。

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在高技術戰爭條件下仍然適用，但其內容、形式和手段要隨着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人民戰爭是個大概念。廣義的人民戰爭是指有廣大人民羣眾參加的正義戰爭。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主要是動員最廣大的人民羣眾參加和支援戰爭，包括武裝羣眾與非武裝羣眾相結合；正規軍和游擊隊、民兵相結合；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相結合；根據地的對敵鬥爭與敵佔區人民的反抗鬥爭相結合；軍事鬥爭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條戰線的鬥爭相結合；本國的抗敵鬥爭與敵國內部的人民反戰運動相結合等等。

現代條件下的高技術戰爭，具有局部性和短期性的特點，而戰爭涉及的領域卻很廣泛，需要動員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技術、信息、傳媒、交通、運輸、資源等全社會的力量支援戰爭。例如，在進入交戰狀態的情況下，信息網絡作戰可能會成為人民戰爭的新形式之一。

**譚：**毛澤東的戰略思維中是否包含系統的核戰略？

**李：**毛澤東是世界上最高明的核戰略家。

第一，50年代到70年代，美蘇的核訛詐曾喧囂一時，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金門炮戰、珍寶島作戰期間，兩霸分別多次威脅要用核彈攻擊中國，妄圖用核訛詐壓服中國。但毛澤東宣佈原子彈是紙老虎，“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老子》説，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兩霸的核訛詐終於灰飛煙滅了。

第二，毛澤東是唯物主義者。他十分清楚“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因此他下令抓緊研製“兩彈一星”。中國沒有力量也沒有必要與超級大國搞軍備競賽。超級大國聲稱具有毀滅地球幾次的核武器。而中國只需發展在一旦遭受核襲擊時，能進行局部反擊，確保消滅既定目標一次的核力量。有限但是有效。對於有生力量來説，被消滅一次與被消滅多次作用是一樣的，重複殺傷沒有意義。這就叫“等效威懾”。具備這種能力和手段，不僅制約兩霸不敢輕舉妄動對中國下手，而且取得在核問題上的發言權。在核戰略上，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國防效益，爭取到最長久的國家安全。

第三，宣佈中國發展核武器純粹是防禦性的，中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不擴散核武器，主張全面徹底銷燬核武器。體現了核戰略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做不到這一點。

第四，立足可能出現最壞的情況，防止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核打擊，而提出“深挖洞”、建設大小三線工業基地。着手軍事經濟的戰略縱深部署。毛澤東就是這樣進退有據地展現他高明的核戰略思維。

譚：歷史在發展，戰爭也在發展，與此相應的軍事理論也必須發展。從與時俱進的觀點來看，毛澤東的戰略理論體系需要發展和充實哪些內容？

李：這個問題提得好。我認為除了已經和正在深入探討的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的作戰指導外，還要重視戰略管理問題的研究。這是因為，產生於戰爭和備戰環境，特別是從游擊戰爭發展起來的戰略理論體系，側重於戰略思想與原則、戰爭指導規律的認識與運用、戰爭準備與實施、作戰力量的建設與發展是必然的。而現在則需要增加戰略管理的內容。這是軍隊正規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例如，國家應變體制與運行機制；戰略層次的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標準化管理；國防與軍事的法規和制度；國家邊防體制的統一管理及其法規；軍事職務資格標準；指揮機構的標準工作程序；軍隊作戰能力評估標準；工作效績評估標準等，都應列入戰略理論體系研究的內容。從某種意義説，這是補從遊擊性向正規性轉變這一課。

從歷史上説，軍隊的正規化，是在統一國家的形成，大兵團作戰的出現，和產業革命以後，對軍事改革提出的歷史要求。許多國家從革命戰爭到取得政權以後，其軍隊都曾有過從非正規化向正規化轉變的過程。對於舊時代已經停滯的軍事制度來説，否定其正規性是一種進步的變革。

例如北美獨立戰爭，西班牙反對拿破崙統治的戰爭，蘇聯十月革命的武裝起義及抗擊外國武裝干涉的戰爭，都帶有這個特點。中國革命戰爭的游擊戰甚至具有戰略地位。但是遊擊性畢竟是一種過渡形態，要取得最後勝利和鞏固政權，必須建立正規軍和進行正規戰，進行國防正規化建設。

華盛頓在北美獨立戰爭開始後即提出“必須建立正規軍”。列寧同“軍事反對派”的主要分歧就是要不要軍隊正規化的問題。建國初期，我軍在彭德懷的領導下着手正規化建設，但後來他受到錯誤的批判，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嚴重干擾軍隊正規化的進程。

歷史證明，從思想作風上改變不正規的慣性，要比從組織制度上改變還要難。從戰略管理上適應信息時代戰爭的到來，是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歷史要求。

**譚：**您曾發表過研究戰略文化的專題論著。由此推論，有沒有戰略文學呢，也許您認為文學不成其為戰略，但毛澤東的詩詞裏面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他的戰略思維？

**李：**與其説毛澤東的詩詞不如説他詩詞中所反映的作者性格與戰略思維的關聯。中國古往今來有不少大軍事家、政治家又是造詣極高的文學家，他們的軍事文學作品，是經過金戈鐵馬的歷煉之後，對生活的珍愛和人生的徹悟。中國軍事文學參與了中華民族智慧的培育，和民族精神的錘鍊與塑造，表現出歷史非常時期民族精神的底力，情繫天下興亡，熔鑄民族之魂。

毛澤東的詩詞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其大部分是戰爭年代的即興之作。其中或寫戰爭的場景，或抒發詩人軍事家的胸臆，雖不是軍事思維的邏輯表述，但它的確有大戰略的雄渾氣魄，攜帶作者的政治理念、革命情操和英雄氣概。

如他在《念奴嬌·崑崙》一詞中寫的：“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贈美，一截遺歐，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其中抒發詩人的世界革命的理想主義、國際主義與人類大同的豪情壯志。這種超越現實的理想主義激情與現時的國家領土主權的劃分當然是不能混淆的，在實踐上也不是沒有個別的教訓可記取。

但其天馬行空的奔放氣勢，古今中外無人可比。毛澤東的詩詞，絕然沒有頹唐消極或吟風弄月、無病呻吟之作，它總是以磅礴的激情，振奮人們的革命精神，而且信筆拈來，引經據典，天衣無縫。有人説，不讀名著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是説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

一個人的性格往往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一個民族的性格也往往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中國先秦時代就有“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精神。後來被儒家文化的消極成分給磨掉了，而儒家文化的積極內容又被70年代初的批孔給打掉了。現在充斥文化市場的宮廷戲、武俠戲，久而久之會誤導青年一代追求無限權力，勾心鬥角；或寄託虛幻的行俠仗義，而不依靠民主與法制。

要警惕腐敗帶來的文化粗鄙化、學術淺薄化、行為浮躁化。我認為如今的宮廷戲、武俠戲之類的文學與社會價值，甚至不如在中國文學史上沒有多大地位的漢賦，其留給後世的精神財富是極其有限的。想到這些，不能不倍加珍視毛澤東所喚起的中華民族的自強、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和留後人的寶貴文化遺產。

​本文摘編自《百年潮》2003年第11期，原標題《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維——答《百年潮》特邀記者問》，修訂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