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億之城，何以常州？| 城市商業系列_風聞

導語：《城市商業》是『礪石商業評論』的一個重要文章專欄，試圖從商業與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讀各個城市的最新發展，以歸納出中國城市變遷背後的底層規律。本期為讀者帶來的城市是江蘇常州。

王劍 | 作者 礪石商業評論 | 出品

大名鼎鼎的江蘇“十三太保”之中，常州不論是人口（常住人口388萬）還是面積（4372平方公里），都處於江蘇倒數的尷尬位置。

可誰也沒想到，一向被視為“蘇南小透明”的常州卻在近期驚豔世人：2024年，常州官宣進入“萬億俱樂部”，成為繼蘇州、南京、無錫、南通之後，江蘇省第五座“萬億之城”，同時也是全國第25座GDP萬億城市。

常州不聲不響躋身萬億俱樂部，尤其在目前大形勢下，十分不易。

那麼，常州這些年都做對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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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城，常州

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後，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後來啊，鄉愁是一座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裏頭。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這首膾炙人口的《鄉愁》，是台灣著名作家余光中於上世紀70年代所作。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讓余光中魂牽夢繞的故鄉，不是他的出生地南京，也不是他的祖籍福建永春，而是江蘇常州，這裏是他母親和妻子的故鄉。

因為幼年經常與母親回常州，故鄉留給余光中的是對家的温馨回味，更是對祖國的一份深切思念。

常州，別稱龍城，地處江南腹地，其建城歷史可追溯到春秋時期，素有“三吳重鎮、八邑名都”的美名。

春秋末期（公元前547年），吳王壽夢第四子季札封邑延陵（常州），常州自此有了準確紀年和確切地名的歷史。

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季札的侄子吳王闔閭，命大臣吳子胥在延陵南部太湖邊（今大城即主城在常州，小城即輔城在今無錫境內）建造了吳國都城（又稱闔閭城）。

周敬王十四年、闔閭九年（公元前506年），吳王闔閭命伍子胥作伐楚準備，伍子胥在此（遺址地）壘土築城駐守，並在南面不遠處今常州市武進區湖塘鎮馬杭上店一帶屯駐重兵，作為攻伐楚國的前進補給基地，後人稱此城為“胥城”， 一度成為吳國的政治文化中心。

春秋至戰國時期，諸侯紛爭，常州在這一時期吸收了中原、越、楚文化的精華，民風樸實剛烈，尚武逞勇，逐漸發展出特有的吳越文化。

隨後在歷史風雲中，常州歷經漢晉兩朝，名字也從“毗陵”改為“晉陵”（蘭陵）。

隋朝建立後，因為國家統一需要，廢郡治，以州統縣，將晉陵、無錫、義興（宜興）、江陰4縣合併設立“常州”，“常州”之名由此出現於史書中。

此後，常州又曾改稱過毗陵、晉陵、長春、嘗州，但時間都很短暫，“常州”之名從此沿用至今。

明朝時期，常州府所在的江南創造了高度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文明，城鄉之間商品流通空前活躍，常州也成為江南地區僅次於蘇州和松江兩府的重要税賦之地。

常州的富庶一直保持到了清代，依然是江南税賦重地。清雍正二年，隨着蘇、松、常三府分縣，新常州府下轄武進、陽湖、無錫、金匱、宜興、荊溪、江陰、靖江八縣，而武進、陽湖為常州的附郭縣，常州由此有了“八邑名都”（一府八縣）的稱號。

民國時期，國民政府撤“府”建市，常州一府八縣也被拆分：無錫縣與金匱縣合併為現無錫市；江陰縣為現江陰市（無錫市代管）；宜興縣與荊溪縣合併為現宜興市（無錫市代管），靖江縣（屬泰州市）；武進縣與陽湖縣合併為現武進區，並沿用常州稱號。

新中國成立初期，常州市和武進縣同隸屬於蘇南行政區常州專區。

1953年，常州市升為省轄市；1983年，國務院批准江蘇省實行市管縣體制，常州市轄武進、金壇、溧陽3縣，逐漸形成今天的城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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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的早期經濟

地處江南的常州，明清時期以傳統農商業為主，土布、梳篦稱雄，木業、豆行、錢莊、典當、米市等行業旺盛。

到19世紀中後期，常州也同周圍城市一樣，孕育出近代民族工業的萌芽。1906年，隨着位於今天常州市南大街的晉裕布廠開設，常州第一家帶有近代工業色彩的工廠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隨後數十年間，各類紡織、印染、機器製造、糧油加工、發電工廠等逐漸在古老的龍城運河兩岸拔地而起。這些常州本土民族企業通過學習現代管理制度，使用工業機械，逐步推動常州向現代工商業城市轉型。其中，特別要提及的是厚生與震華兩家企業。

創立於1913年的厚生機器廠，是常州第一家機器製造企業，也是中國最早生產內燃機的三家企業之一，更是常州第一家上市公司常柴股份的前身。

比厚生機器廠稍晚點成立的震華電機製造廠，不僅開創了中國電機制造先河，還一度是全國規模最大的電氣公司。時至今日，企業已改名為戚墅堰電廠，是華東電網的骨幹之一。

這些近代民族工業不僅開啓常州走向現代化的序幕，其濃厚的商業氛圍也融入到常州後續的經濟發展中。

解放後的常州，產業結構單一，底子薄弱。整個城區只有400餘家工廠，多為糧食、紡工、機械工廠，其中超過百人的工廠還不到50家；全市紡織行業7000多台布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還在運轉，市區3萬名職工有一半失業。

截至1949年年底，常州市區工業總產值只有7203萬元，含溧陽、金壇在內的常州地區生產總值還不到2.5億元，市區財政收入也只有472萬元。

好在常州的工業基礎雄厚，從“一五”時期開始，工業產值每年增速就達39%；到“一五”結束，常州全市主要工業產品均超過歷史最高產量。

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常州將眾多工廠進行合併改造和轉產，同時提出了“東學上海，西趕南京”的口號，各行各業大辦工業。

短短數年時間，常州人通過“老廠辦小廠、小廠升大廠、大廠再辦廠、車間變廠”的發展模式，在傳統紡織、電力、機械等老產業之外，又新增冶金、建材、皮革、造紙等新工業。先後出現了常州林業機械廠、常州變壓器廠、染料廠、常州橡膠廠、常州輕工機械廠等現代化工廠，被形象地稱為“母雞下蛋”、“滾雪球”。

到1965年，常州工業總產值發展到5.9億元，財政收入1.2億元。也是從這一時期起，常州工業開始摸索出後來享譽全國的“一條龍”發展模式。即通過在全市範圍內，打破企業、行業界限，以產品為中心，圍繞重點產品，把生產分散的企業配套組織起來，形成“一條龍”專業化協作模式。

當時，常州除了將紡紗、織布、割絨、印染等有內在聯繫的11個工廠配套正式組合成全市第一個“一條龍”專業化協作線，還逐漸發展出拖拉機、花布、卡其布、化纖、塑料、半導體收音機、玻璃鋼等幾條“巨龍”，經濟種類十分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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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羣龍起舞”的常州經濟

提到常州的“一條龍”經濟，必須提到當地頗具代表性的燈芯絨產業。

燈芯絨是一種以棉為主，手感舒適、保暖、耐磨的面料，可以製作鞋帽、外衣、褲子、坐墊、窗簾，應用領域非常廣，也是常州紡織曾經的“拳頭貨”。

五十年代後期，由於常州生產的燈芯絨無論質量還是花色都比不過其他城市，被譏笑為“燈芯布”。

常州人痛定思痛，加大研發力度，從六十年代起開始整合全市燈芯絨產業鏈上的紡、織、割、印染等工藝環節，將其擰成“一條龍”的合作鏈條。

這種“一條龍”模式生產出的燈芯絨，不僅產品質量、品種有了很大提高，產量也翻了一番。

到七十年代末，常州的燈芯絨品種超過了三百種，花色超過一千種，年產量也從原來的幾萬米猛增到一千多萬米，暢銷全世界。

其後，常州又在手扶拖拉機、燈芯絨、卡其、花布、化纖、玻璃鋼、半導體、塑料、自行車、照相機等領域實施“一條龍”模式，均取得較好效益，也引起媒體和高層關注。

70年代末，《人民日報》連續發表《農字當頭滾雪球》《“桌子”上唱起了大戲》兩篇與常州工業相關的調查，並被全國各大媒體轉載，引發強烈反響。

這不禁令人好奇，當時全國生產正處於混亂和停滯局面時，為何常州卻能一枝獨秀？

關鍵還是常州濃厚的生產氛圍沒有被政治左右，同時大批常州幹部都是基層出身，熟悉生產，也熟悉工廠，往往三句話不離本行，才使得常州的生產沒被過多幹擾。

甚至，直到動盪時期結束，常州在全國工業大調整形勢下，也沒像其他城市那樣對部分工廠“一刀切”。而是以生產為中心，視工業佈局需要，有的撤，有的並，有的繼續發展，從而為常州後續經濟發展保留了“火種”。

這點很不容易，到改革開放時期，常州全市36個大中型骨幹企業，有27個都是當時保留下來的，燈芯絨、柴油機、手扶拖拉機等曾經的“明星產品”依然發揮着重要經濟作用。

到1976年，常州市的工業總產值達23億元，財政收入4.3億元，工業經濟佔國民經濟比重達到61.1%的歷史高點。全市的工業結構也從過去紡織業一家獨大，逐漸變成輕重工業對半開的佈局，輕工產品也享譽全國。

據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初期的常州企業，先後獲得三十多項國家質量金獎，產量、出口量在全國名列第一。金獅自行車、紅梅照相機、星球收錄機、幸福牌彩電、月夜燈芯絨、常州柴油機、手扶拖拉機等一大批產品更是遠銷海外。

工業產值不斷翻新的常州，再次引起中央的關注。

1981年4月，老一代實業家胡厥文，走訪了常州東方紅印染廠、人民服裝廠、國棉二廠和拖拉機廠等單位，隨後向中央遞交了《關於常州市工業發展情況的報告》，盛讚常州經濟發展模式。

胡老的報告獲得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高度重視，他寫下長篇批示：

從生產發展速度和總產值來看，現在全國有兩個典型。一個是城市，即常州市；一個是農村，即廣東南海縣。常州市是37萬人口，現在總產值是37個億，每人達1萬元。南海縣是80萬人口，現在生產總值是10個億，每人達1200元。

我國城市人口現在是兩億（加上散居在農村的大的廠礦企業），如果十年之後，只要達到常州的一半，即每人達到5000元，就是1萬個億。我國農村人口現在是8億，如果十年之後，同樣只要達到南海的三分之一，即每人達到400元，就是3200億。兩項相加，就是13200個億，即將達到小康之家的社會了。

……

“南海”即今天廣東佛山的南海區，曾作為“一市一村”典型，來考察其生產發展速度和總產值，常州則作為改革開放後的重點工業城市進行考察。

胡老的報告和胡耀邦的批示隨着《人民日報》公開報道，常州一時名動全國，成為全國“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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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的明星之城

當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始終被兩個問題困擾：一個是計劃經濟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問題，另一個是公有制的計劃和市場問題。

所有問題的核心都涉及價格體制，也就是如何讓市場價格擺脱計劃經濟束縛？

常州獲批“試點改革城市”，也不知該怎麼辦，便從家家户户都經常碰到的“老虎灶”（一種集中打開水的茶水鋪）和煤油燈罩試水。

當時，老百姓用的煤油燈罩是計劃供應產品，國家統一定價，6分錢一個。因為價格太低，廠家沒有生產積極性，市場燈罩短缺，甚至要走後門才能買到；而供應開水的老虎灶，一壺1分錢，也是由國家、集體經營，往往因經營、選址不善，老百姓打壺水要跑幾條街。可個體想要經營，也不會獲批。

於是，常州率先放開了燈罩價格，老虎灶由國營改為集體、個體經營，令這兩個城市難題迎刃而解。

小小的燈罩和不起眼的老虎灶實現了常州作為改革試點的價值，由此，國家開始兩批放開了多種小商品價格，試點逐步增多，社會供應也越來越豐富。

常州經濟體制的開發腳步也得以邁得更快，1985年常州的工業總產值突破100億元，地區生產總值逼近50億元，不僅絲綢、自行車、裝載機、機牀等重點產品大幅增長，電子、機械、化工等也發展成為新的支柱產業，引來無數地市前來考察參觀。

發展至1991年，常州工業總產值翻倍至220億元，地區生產總值翻倍至102億元，成為蘇南地區舉足輕重的“工業明星城市”。

與此同時，伴隨市場經濟浪潮的衝擊，常州諸多全民、集體所有制企業卻紛紛因為經營不善，陷入困境，不得不開始戰略性重組。

隨後十餘年的改制之路中，許多常州人熟悉的老企業、老品牌或消失，或重生。其中既有令老常州人自豪的“金獅”自行車，也有當年排隊都買不到的“星球收錄機”。

改制的陣痛中，常州的經濟轉型也有了收穫。全市通過結構調整，不僅盤活了存量資金，也實現了工業經濟的轉型升級，使得西電常變、東風農機、絕緣材料總廠、常寶鋼管、四藥製藥等傳統企業成長為裝備製造業、新材料產業和生物醫藥產業的龍頭骨幹企業。

同時，大批重工企業也在改制中學會擁抱資本，如常柴、常林、遠東、五菱柴油機、金獅、黑牡丹、常茂生化紛紛登陸資本市場，贏得新生。

常州的工業經濟總產值隨着全市企業逐步改制也一直刷新着紀錄。1992年，全市完成工業總產值才487億元，可到2000年，全市完成工業總產值達1250億元，是8年前的2.5倍。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以“蘇南模式”而聞名的常州鄉鎮企業，也在市場經濟的催生下，匯入民營經濟的發展潮流。

2001年，常州的私營企業突破1萬家，民營經濟迅速發展，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個私民營產值佔比30.6%。截至2022年末，常州民營經濟市場主體達到77.9萬户，佔市場主體總量的96.9%；民營經濟税收佔比79.2%，名列蘇南第一。

涓涓細流匯成汪洋大海，在今日常州的經濟板塊裏，民營企業已是“五分天下有其四”，在全市經濟結構中成長為主力軍，挑起工業轉型升級的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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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經濟的“硬核之城”

常州的面積和人口在江蘇乃至長三角都算不上佔優勢，但發展如此之快，其中重要原因是，這是一座重工業佔經濟比重超過三分之一的“硬核之城”。

除了傳統機械製造、紡織服裝等產業，常州還是農用機械製造業基地、輸變電設備製造基地，工程機械、車輛及其零部件製造基地、紡織服裝工業基地、電子信息設備及機電一體化設備製造業基地、生物醫藥及精細化工基地、新型材料工業基地。

根據統計數據，常州三大產業（農業、工業、服務業）的比例是1.8:48.8:49.4。其中，工業比重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將近9個百分點（全國GDP中第二產業比重為39.9%）。

不得不説，地處温婉的江南水鄉，卻保有如此高重工業產值佔比的城市實在不多見。

從2009年常州啓動實施《常州市振興五大產業行動計劃》起，常州聚焦先進裝備製造、機電設備、新材料等五大產業進行發展，製造業投入逐年遞增。

2003-2010年，常州工業投入累計達5279億元；到2010年左右，常州的工業轉型升級結出累累碩果。五大產業規模以上企業完成工業總產值4700億元，佔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64%。

其中，機械工業約佔規模工業總量的40%，穩居第一大工業行業；冶金工業位居第二，接近規模工業總量的20%。化學工業與紡織服裝行業各佔10%左右；電子工業、建材工業、塑料工業、醫藥工業等行業佔據約30%。

圍繞智能裝備、新能源、新材料等地標性產業鏈，常州大力推進製造業的創新驅動發展。時至今日，常州已擁有國內同類城市中最完備的產業體系，國家工業41個大類中常州有37個，207箇中類中有191個，666個小類中有605個。

現代工業打造其筋骨，而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才是常州工業發展的底氣。

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是指那些塊頭小、業界之外名聲不響，但創新能力強，實力不可忽視的企業。

截至2023年底，常州市共擁有市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1048家，省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551家，國家專精特新“小巨人”和製造業單項冠軍企業198家。

此外，被譽為中國工業“奧斯卡”的中國工業大獎，是中國工業領域最高獎項。常州已連續四屆獲得殊榮，累計9家企業11個項目入選，獲獎在全國地級市位居前列。

“隱形冠軍”、製造業單項冠軍、中國工業大獎，都是對常州專注發展實體經濟的褒獎，也是其工業經濟持續增強的底色。

不過，常州更耀眼的成績是在新能源領域，素有“新能源之都”的稱號。

2023年，全國新能源汽車產量958萬輛，其中常州生產68萬輛，每14輛就有1輛來自常州。

説起常州進軍新能源車，就要提及原有的汽車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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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的新能源車產業

上世紀60年代，作為全國三大乘用車製造基地之一，常州擁有全國最大的乘用車生產企業，整車生產規模超過3000輛。“長江”“常州”“先飛”乘用車跑向全國，連續多年創下大型乘用車市場佔有率第一的紀錄。

改革開放中，常州更因試點城市優勢，較早獲得與外資車企接觸的機會。

90年代初，常州客車製造廠與美國福萊西寶公司合資成立中國福萊西寶車輛有限公司，成為蘇南地區最早的一家合資車企；緊隨其後的意大利依維柯公司也落地常州，通過為一汽貼牌生產，常州乘用車第一次出口海外。

不過，在燃油車時代，常州的汽車工業基本都是為他人作嫁衣，利潤也不高。

直到新能源車的到來，奮勇爭先的常州抓住“風口”，開始發力新能源汽車產業。

在常州，有個“三頁PPT造車”故事：2016年，汽車之家創始人李想帶着三頁“理想”的PPT來到常州武進區，為理想汽車尋找生產基地。

經過多方考察和諮詢，武進高新區以“廠房代建+招投結合”的創新模式吸引了李想的團隊，為此，武進產業基金還參投了理想汽車7.8億元融資，加速理想汽車常州工廠落地，並吸引來國內更多新能源車企。

2016年，北汽新能源落子常州，主產純電動車和混合動力乘用車；2019年，比亞迪也來到常州新北區設廠，投資100億元建設新能源乘用車及核心零部件產業園。

理想和比亞迪的到來，不僅實現常州新能源車整車製造的“夢想”，經濟效益也迅速凸顯。

2020年，常州新能源車產業總產值達到1000億元，這是常州除單個企業外，首個千億級產業集羣，成為全市工業產值的重要增長引擎。

2022年1月，第一輛“常州產”的比亞迪車正式下線。常州北有“夢想”、南有“理想”的新能源產業發展格局開始形成。依託常州比亞迪、理想汽車兩大車企，2022年，常州市新能源整車產量超過34萬輛，在江蘇全省排第一，佔比達50%。

同年的《2022胡潤中國新能源產業集聚度城市榜》中，選出新能源產業集聚度最高的中國城市50強，常州位居第五，僅次於深圳、上海、蘇州、北京，其新能源產業發展速度可見一斑。

自古“好馬配好鞍”，常州新能源產業發展格局中，另一個關鍵部分是動力電池產業。

在新能源汽車的核心部件動力電池領域，常州的動力電池產業鏈完整度97%、排名全國第一，產銷量佔江蘇省的50%、全國的20%；全球10%左右的新能源汽車搭載的電池是“常州造”。

常州在新能源產業一直有“2+5+N”的説法，其中“2”是理想、比亞迪兩家整車企業，“5”是包括中創新航、蜂巢能源、江蘇時代、時代上汽、北電愛思特等在內的5家動力電池生產企業，“N”是指眾多上下游零部件企業。

這些企業雲集常州，除了看中常州成熟的工業體系，也離不開其優越的地理位置。

常州位於長三角中央，與南京、上海等距相望，與蘇州、無錫組建了蘇錫常都市圈。圈內的京滬高鐵、滬寧城鐵、滬寧高速、寧杭高速、312國道、京杭運河，使得常州具備“公鐵水空管”齊全的運輸方式，機場、高鐵、高速、水運能在15分鐘左右快速完成轉換。

產業振興，既要重磅政策撬動，也要金融資源的賦能，才能形成高端資本的強磁場。

常州圍繞新能源產業，組建了總規模超百億元的10支市級新能源領域子基金，總規模264億元，累計投資常州本地新能源項目28個，總投資額23億元，撬動其他社會資本投資超300億元。

正是靠着雄厚工業家底以及新能源產業經濟的提升，2022年，常州GDP已達到9550億元，距離萬億俱樂部只一步之遙。

今天，奮鬥中的常州終於跨入“萬億之城”的大門，正是源於常州雄厚的產業基礎、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和厚積薄發的各類資源，才令常州在逐鹿新能源汽車時代後發先至，崛起成峯。

跨過“萬億”之後的常州又會開啓怎樣的篇章？沒人知道。

但是奮進中的故事，永遠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