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肅文學還有未來嗎？_風聞

當年有人問梁啓超為什麼現在讀經的人那麼少，梁啓超回答説“從來都是這麼少”。

生活是否碎片化，與嚴肅文學沒有什麼直接關聯。嚴肅文學追溯其傳承，大約可以追溯到“雅文學”。無論是嚴肅文學還是雅文學，其讀者羣體總是不會太大。因為嚴肅文學總是與思想的表達相關，而是越是深刻的思想，理解難度自然也就越高，這注定了曲高和寡。除此之外，嚴肅文學也還會嘗試在形式上創新，而這通常也不是普通讀者欣賞的重點。

但如果以絕對數量來看的話，今天嚴肅文學的讀者人數的確是有史以來最多的。即便是按照有過“嚴肅文學”閲讀經歷的人佔全部讀者的比例來看，今天也的確也可以説是嚴肅文學最好的時代。因為不管怎麼説，今天的識字人羣的比例都比古代高的太多了。

嚴肅文學之所以“嚴肅”，説到底是主題的嚴肅，即其關切的是人類生活的一些宏大且具有普遍性的議題。這些議題可能會跟隨時代的發展產生不同的變化。比如古代，君王開邊不斷、窮兵黷武，導致國內民不聊生，那麼《十五從軍徵》、《飲馬長城窟行》、《兵車行》、《新豐折臂翁》這類作品就可以説是關注時代的嚴肅文學作品。而到了近代，在科技急速發展的當下，面對AI等各種新技術的突飛猛進，人類可能對自身未來的生存處境有極大擔憂，那麼關注未來科技發展、思考人類社會走向的科幻文學也就成為了另一種形式的“嚴肅文學”。

那麼，與嚴肅對應的概念是什麼呢？在大多數語境中，我們一般會把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作為對立的兩面，但實際上“嚴肅”與“通俗”在語言中並不是對立的概念。面向大眾的通俗文學——也可以稱其為“大眾文學”、“流行文學”，在英語中，很多表示通俗、流行的概念詞根都是pop-，這代表其“大眾”的屬性——對立的概念應該是精英文學，而“嚴肅文學”對應的應該是“不嚴肅的”或者説“娛樂”的文學。

我們還是以剛才提到的科幻文學為例，同樣是面對未來AI時代人類生活境況的思考，不同形式的文學顯然有不同的處理樣式。在有些文學作品中，作者可能將AI時代設定為一個與今天不同的時代背景，然後寫一些娛樂性的內容，但是另一些作者則可能聚焦AI時代社會結構、人類精神狀態、思維結構等的變化，以此來進行創作。

答主高林在其答案的開頭説，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從來都沒有“嚴肅文學”這麼個東西，這話嚴格來説是不對的。高林想表達的意思是，在文學成為一個建制化的學科以前，文學在長時間裏並沒有嚴格的嚴肅與不嚴肅之分。但是，至少在中國，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意識到了二者的區別，並因此而誕生了兩個流傳至今的成語——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

固然，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的劃分帶有些許精英的傲慢，但是客觀來講， 因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人生經歷的不同，文藝作品的創作和閲讀本身具體到每個人身上本就存在巨大差異。比如，如果我們讓一羣大學教授和同樣數量的隨機挑選的初中畢業生來搞創作，在接受同樣的創作訓練的前提下，大學教授的創作相對會更有深度一些。文學創作本身就是不同的人對各自生活處境的思考，只要還有人願意嚴肅對待和思考自己的生活，那麼嚴肅文學就不會消失。

當然，高林還提到了一點，就是在現代社會中，很多“文學名著”的起源就是通俗文學。此前，流浪的蛤蟆、跳舞等網文領域的答主也都持有這個觀點，即今天的很多“文學名著”起源就是通俗文學，所以文學就應該是通俗的。關於這一點，之前我也已經講過這個邏輯的問題在於很多文學名著原本是通俗文學，最多也只能代表“通俗文學可以成為文學經典”，但不能反證“文學經典只能是通俗的”——這應該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邏輯。

正如那句流傳很廣的“脱離劑量談毒性就是耍流氓”一樣，關於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之間的關係，脱離了“劑量”或者説“比例”來談作品也是耍流氓。以部分通俗文學作品的存在來證明文學的通俗性，存在三個論述上的漏洞：

首先，在文學作品的評價中，“名著”與“經典”其實並不是一個完全相同的概念。客觀上説，一個作品只要在一定的時空內具有較大的影響力——無論這個影響力來自於何，都可以被看做是“名作”——但是“經典”的判定往往要疊加很多專業主義的影響。如《福爾摩斯探案集》在影響力的層面上是當之無愧的“名著”，但是其是否能作為“經典”肯定是有異議的。嚴肅文學的經典性含量肯定是要高於通俗文學內的，這一點毫無疑問。

其次，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也還還存在一個比例問題。比如，之前有些人在講諾貝爾獎也曾授予通俗文學時，來來回回説的就是那幾個例子。這裏姑且不説諾貝爾獎是一個作家獎而不是作品獎，即便諾貝爾獎真是因為通俗文學領域的創作而授予了作家獎項，那麼在過去這120多年裏，能因為通俗文學創作而獲獎的作家也屈指可數。

第三，嚴肅文學的創作也可以有很強的傳播性，但不能因為嚴肅文學創作具有較高的傳播性就認為其“通俗”。比如李白、白居易等人都是活着的時候聲名遍播天下，白居易的作品甚至可以做到“老嫗能解”，但因此就説白居易寫的是通俗文學，這似乎也不太合適。

對於嚴肅文學的判定標準，我們可以直接看一下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雖然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一直被人質疑，但如果只將其看做一個歐美範圍內的文學獎，則其代表性還是很好的。如海明威的授獎詞中寫道：

海明威並不是那種試圖解釋各種教條和原則的作家。一個敍事的作家必須要客觀，而不能拿嚴肅的事開玩笑。這一點他在堪薩斯市作編輯時就已經懂得了。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把戰爭看成對他們那一代人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悲劇命運，同時又以極冷靜的現實眼光來觀察戰爭，不摻雜幻想和任何感情色彩，做到嚴格的客觀。他之所以能做到這樣客觀，正是因為獲得這種客觀的眼光來之不易。

作為這個時代偉大風格的締造者，海明威在25年來的歐美敍事藝術中有着重大的意義。這種風格主要表現為對話的生動和語言的交鋒。容易模仿，但卻很難真正掌握。他能十分圓熟地再現口頭語言在色彩、音調、意義、感情等方面所有細微的差別，以及思維板滯或者情緒激動時的停頓。

他的敍述有時候聽起來彷彿是無所謂的聊天，但只要人們明白他的方法，就會發現這些聊大決非無聊瑣屑、漫不經心。他喜歡把心理的思索留給讀者。在他看來，給讀者以自由可以引發他們自發地觀察和思考。

當我們説到海明威的作品時，一些生動的場景會油然浮現於腦際——亨利中尉經過卡波萊託的驚恐，在秋雨連綿和泥淪不堪中開小差逃走，當西班牙山中的那座橋被炸時，喬丹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遠離燈火明滅的哈瓦那的大海上，那位老漁夫在暗夜裏孤獨一人和鯊魚拼搏。

此外，我們還可以追溯海明威的後期作品《老人與海》和美國文學中的經典、麥爾維爾的《莫比·狄克》之間的聯繫。《莫比·狄克》講述的是一條白色的巨大鯨魚被一位患有偏執狂的船長瘋狂追逐的故事。這種聯繫可以説是時間這部織機中貫穿百餘年的一條經線。不論麥爾維爾，還是海明威，他們都無意創造一種寓言。深不可測的茫茫大海和其中的各種邪惡力量可以充分地被用作詩的成分。但用不同的方法，即用浪漫主義的方法和現實主義的方法，卻可以表達同樣的主題——人的忍耐力，或者説，人敢於和不可知的自然拼搏的能力。“人儘可以被毀滅，但卻不能被打敗。”因此，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當代一位偉大的作家、一位忠實地、勇敢地再現時代的艱辛危難的真實面貌的作家。

而加繆的授獎詞中則寫道：

即使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加繆也揭示了一種精神態度，這種精神態度源於他內心對塵世生活的意識與對死亡現實的扣人心絃的意識之間的尖鋭矛盾。這不僅僅是典型的地中海宿命論，其起源是確定世界陽光燦爛只是一個逃亡的時刻，必然會被陰影抹掉。加繆還代表了一種叫做存在主義的哲學運動，它通過否認宇宙中所有的個人意義來描述人類在宇宙中的情況，只從宇宙中看到荒謬。“荒謬"一詞經常出現在加繆的著作中，因此人們可以稱之為作品中的一種小調子，它對自由、責任和由此產生的痛苦程度產生了所有合乎邏輯的道德後果。希臘神話西西弗斯，誰永遠滾動他的岩石到山頂，它永遠滾下來，從它永遠滾下來，成為，在加繆的散文之一，人類生命的懶散的象徵。但西西弗斯，正如加繆所解釋的，在他的靈魂深處是快樂的，因為單單這個嘗試就滿足了他。對加繆來説，最重要的事情不再是知道生命是否值得活下去，而是知道一個人必須如何生活，以及它所帶來的痛苦。

……

最近，加繆給了我們非常了不起的故事獨白，拉丘特（秋天），1956年，一個作品，展示了同樣掌握的講故事的藝術。一位法國律師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水手酒吧裏審視自己的良心，畫了一幅自己的肖像畫，一面鏡子，他的同代人可以平等地認出自己。在這些頁面中，人們可以看到塔圖夫以古典法國擅長的人類心臟科學的名義與《悲慘世界》握手。一個痴迷於真理的咄咄逼人的作家所利用的可恥的諷刺，成為反對普遍虛偽的武器。當然，人們可能會懷疑，加繆堅持基爾凱加爾的內疚感，其無底的深淵無處不在，他正走向何方，因為人們總是覺得作者已經到達了他發展的轉折點。

就個人而言， 加繆已經遠遠超越虛無主義。他嚴肅而樸素的冥想，有責任不經片面地恢復已經遭受蹂躪的家園，在不公正的世界中伸張正義，這使他成為一個沒有忘記希臘比例和美的崇拜的人文主義者，就像曾經在蒂帕薩地中海海岸耀眼的夏日燈光下向他透露的那樣。

這裏面可能有很多文學評論領域的“黑話”，這些評價標準到底是否正確也有待討論，不過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作為嚴肅文學獎代表的諾貝爾獎所認可的一個普遍的授獎標準，即看重時代性、精神、風格等等這些東西，這是通俗文學創作者所不太關注的。

在閲讀這個行為上，閲讀嚴肅文學與不嚴肅的文學都是一種閲讀，並沒有高下之分。但因此而否認作品之間的水平差異，也是偏激的。這正如我們不能説買了1萬塊手機的人比買了2000塊手機的人更“高級”，可如果説2000的手機跟1萬的手機不存在差異，甚至因為2000塊的手機消費者數量更多，所以1萬塊的手機就是垃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如今這個社會，我覺得我們對嚴肅文學沒必要高看，但也不必悲觀。因為嚴肅文學的讀者比例很低，所以嚴肅文學的創作意味着極低的性價比，絕大多數的嚴肅文學創作者都很難以此謀生。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堅持嚴肅文學創作的必然是極少數人，這天然就限制了嚴肅文學的創作規模。然而，之所以説不必對嚴肅文學悲觀，是因為既然堅持嚴肅文學創作的人是極少數，那麼這些有較好的教育背景、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深度思考能力的人，就有能力做到可以不在乎作品的市場表現，而追求純粹的自我表達。這種自我表達的訴求是根植於人的內心的。在這個層面上，嚴肅文學基本是精英文學的原因，也不僅僅在於“精英”本身有較高的教育背景，也在於“精英”相對較好的物質生活條件，讓他們可以免於完全迎合普通人的娛樂消費需求。因此，只要人對於社會、任性等的終極問題的思考還沒有斷絕，那麼嚴肅文學就必然一直存在。

最後，務必要強調的一點是，嚴肅文學的價值整體上高於通俗文學，但具體到作品中來説，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各自都分三六九等。無論書嚴肅文學還是通俗文學，差勁的作品都佔大多數，優秀的通俗文學也可以吸收經典文學的元素，並實現對大多數嚴肅文學的超越——如金庸的武俠小説雖然通俗，但其融合了19世紀現代小説的諸多長處和主題思考，其價值可以説遠遠超過大多數的“嚴肅文學”。

對於文學的創作來説，每個人其實都受限於各自的生活、成長環境和對生活的理解。如果你是一個創作者，就完全沒必要糾結於各種文學的劃分，只要寫出你自己內心想寫的東西——不管是詩歌還是故事——並且在你能力範圍內寫到最好，那就可以了。你是什麼樣的人，自然會寫出什麼樣的作品，糾結於自己寫的到底是什麼文學，反而可能讓自己不知道該怎麼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