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之爭, 牽出一個統計術的微妙誤解｜文化縱橫_風聞

繆德剛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導讀】近年來，在關於經濟規模和形式的研究中，**國民生產總值（GDP）和平價購買力（PPP）**這兩個數據應當如何參考，受到關注。這些指標牽出國民財富問題的討論，甚至勾連着“國進民退”“國退民進”之爭。

本文認為，經濟統計規則、統計方式、數據分類等具體測算方法不同，對國家經濟的判斷和預測也不一樣。具體的經濟數據測算細節，要比一般提到的數據概念要複雜得多。為此，作者梳理國民財富測算方法的歷史演變過程，指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人開始引入西方經濟學概念，**通過“國富”概念來分析社會經濟情況。**在應用中，人們又逐步認識到這一概念主要依據經濟存量，不足以反映即期生產能力，因而後來用新的“國民所得”概念加以替代，與之相關的計算方法、依據等也經過複雜討論才確立起來。

作者強調，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與西方經濟學説的相互交織，是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構成部分。歷史表明，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論需求是推動經濟學在中國近代演進的原動力，關注社會現實問題是經濟學不可脱離的面向。

****本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3年第4期，原題為《************中國近代國民財富測算方法的演化及啓示》，******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國近代國民財富測算方法的

演化及啓示

**▍**引言

近年來，國內外經濟思想史領域關注中國近代經濟學學術化發展問題的著述十分豐富，相關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其一是圍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家的經濟思想在中國近代的傳播進行探討；其二是從中國近代經濟思想中提煉出民生經濟學、中國經濟學等議題並進行針對性研究；其三將中國近代的某些學術羣體作為考察對象，展示該學術羣體在經濟學領域的建樹。不難發現，這些成果側重梳理中國近代經濟學學理演進脈絡。

眾所周知，經濟分析手段不僅有理論，還涵蓋分析方法。經濟學在中國近代的學術化發展不單表現於理論層面，還包括分析方法的採納與推廣。特別是隨着20世紀前期社會調查數據的獲取，定量分析方法被社會各界廣泛接受。目前，涉及該內容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近代數據的整理、校對及使用上，從思想史、方法論角度展開討論的成果暫付闕如。

進入21世紀，一些學者從西方經濟學説史領域，揭示了國民經濟統計對於經濟分析理論與方法的歷史影響。福格爾等介紹了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對美國國民收入核算以及運用相關數據進行定量分析方面的貢獻，萊彭尼斯回顧了國內生產總值在英、美、德三國的發展及其在政治方面的價值，貝里斯奇梳理了法國大革命之前重農學派嘗試推行的農業統計。此類著述大多取材於歐美國家，鮮有關注中國的相關問題。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民財富指標開始被國人應用於經濟分析。中國近代的國民財富數據自發布以後，得到了廣泛引用，也產生了國際影響。這些數據主要基於兩個總量分析指標呈現，即“國富”和“國民所得”。**前者如高橋秀臣估算的中國部分省份的財富數值，《申報年鑑》刊載的中國“國富”數值。後者如克拉克對1925—1934年間中國“國民所得”概數的年均估計，巫寶三對1931—1936年中國“國民所得”的歷年估值，劉大中對1931—1936年中國“國民所得”的歷年估算，等等。

經國際統計學會、國際聯盟統計專家委員會以及有關統計學者的改進、規範與推廣，“國富”“國民所得”成為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在世界各國通行的國民財富總量測算指標，然而中國採納它們的動因並不全然相同。中國學術界不僅將“國富”“國民所得”數值用於把握本國既有的社會經濟狀況，還注重通過它們量化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發展中獨具地域特質、時代特點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關涉“國富”“國民所得”的系列成果先後問世，近代學者在實現國民經濟測算自主化方面作出了迄今依然值得審視的先期探索。那麼，在着力構建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的今天，如何結合時代情境合理運用既有的理論與方法並實現突破創新?從這個層面上説，系統梳理並揭示“國富”“國民所得”被採納的現實誘因和學理因素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

較之於已有成果，本文的研究貢獻主要包括：第一，與注重經濟思想史演進脈絡梳理的成果不同，本文以“國富”“國民所得”兩個指標在近代中國的應用為核心探討內容，呈現經濟分析方法的變革與分析工具的取捨。第二，包括國民財富指標在內的經濟指標都有特定的經濟思想史含義，對它們的採納與應用也受到了一定社會歷史背景的影響。本文藉由“國富”“國民所得”兩個指標，為時下從事經濟學定量分析提供一些省思。第三，作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工具，國民財富指標測算推進了西方經濟學的學術化發展，而國民財富測算指標的更迭反映了中國本土經濟學理論的發展。

▍“國富”:財富存量指標在中國的採納與摒棄

（一）“國富”指標使用的階段特徵

在西方經濟學説中，“國富”一般是國民財富的簡稱。作為一項經濟指標，“國富”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中工廠、房產、機械設備、製成品、原材料等各種財富的總和，是社會生產活動的歷年累積。

清末維新人士通過創辦雜誌譯介國際經濟、軍事、政治領域的時事，部分國家的“國富”數據由此得以刊載。1899年，在維新派主辦的《知新報》《亞東時報》中，分別刊發了日、美兩國的國民財富數值。日本“國富”數值來自該國學者經調研得到的概算數據，調研項目包括土地、建築物、家畜、礦業、水產、鐵路電信及水道、船艦、傢俱及珍器、各類會社及銀行既納資金、現金、商品等。美國國民財富水平為《統計公冊》披露的1888—1898年人口、年收入、進口、出口、鐵路公司營運狀況等。不難發現，清末知識分子試圖通過“國富”數據展示世界經濟形勢，並以此表達推動社會制度改革的緊迫性。

從文獻檢索來看，相當數量的“國富”著述主旨介紹“國富”數據。涉及日本“國富”問題的著述較多，反映了日本長期重視國民經濟測算的事實，也説明了評估日本的國家實力是當時較為關注的研究內容。此外，軍事力量、對外貿易、“國民所得”、經濟建設、教育等問題是與“國富”相關的熱點議題。“國富”著述發表高峯時段為20世紀1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20世紀10年代中期前、20世紀30年代中期後分別為增長期、式微期。結合文獻的全文核心詞頻次分析，1899—1948年“國富”在中國的傳播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1899—1913年的引進介紹階段、1914—1938年的評價吸收階段和1939—1948年的比較揚棄階段(見表1)。

在1899—1913年引進介紹階段，“國富”著述的刊發媒介通常是維新人士、留學歸國人員、教會等創辦的以“某報”為名的雜誌。文獻內容多數為扼要介紹或列表比較日、法、奧、俄、英、德、意、美等國家“國富”數值，少有針對性分析。引介的“國富”數據來自西方學者及專門機構的估算，中國數據則來自日本學者高橋秀臣對中國部分省份的“國富”調查結果。

表1 “國富”類文獻核心詞頻次統計。注：“國富”類文獻檢索範圍涵蓋“國富”與“富力”兩種文獻，同組核心詞頻數遞減。資料來源：據晚清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檢索文獻整理。

在1914—1938年評價吸收階段，“國富”著述數量明顯增加，且帶有鮮明的定量分析特徵。此時的中國學者熱衷於討論中國“富源”問題，並估計了中國“國富”數值。在1915年《中國實業雜誌》的一則短評中，刊載了根據儲蓄額推斷的中國富裕程度的概數。1933年，《申報年鑑》發佈了1932年中國“國富”估值。該數值一度被認為是由國人作出的中國“國富”最早估值。可見，中國“國富”指標的測算始於效仿國外的同類研究。在這一階段，“國富”著述中不僅有國家之間數值的比較，也有多方估計者關於同一對象估值的綜合分析。除了介紹與比較部分國家的“國富”外，通過“國富”數值進行定量分析的主題廣泛但又相對聚焦，包括影響“國富”變動因素的分析、“國富”與經濟增長關係的論證等。

在1939—1948年比較揚棄階段，“國富”著述數量急劇減少，討論主題少見有新的拓展。這一時期“國富”研究式微的原因主要來自兩個因素，一是學界對“國富”作為存量指標在反映即期生產能力方面的缺陷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二是緣於同期“國民所得”估算問題產生的替代性影響。

（二）“國富”與中國國民財富增長問題

20世紀中期前，國外學者曾將“國富”用於分析國民財富的來源、測度國家經濟進步水平及國別比較、完善税收結構、修正戰爭賠款、比對國民收入情況等方面。中國學者則藉助相關數據，闡明中國國民財富現實狀況，剖判國民財富增長的制約因素，合理化配置拉動國民財富增長的要素，並尋求促進國民財富增長的對策。簡單來説，這些討論針對的是國民財富增加與“國富”變動的關係問題，也就是“國富”數值變動反映的國民財富增減，或國民財富增減體現在“國富”數值上的變動。

19世紀中期以後，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滯後於西方國家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在此背景下，歐美地區重商主義者、重農學派及古典經濟學者所秉持的國民財富學説在中國逐漸流行。重商主義者、重農學派及古典經濟學者注重經濟總量問題研究，儘管他們對財富的認識不盡相同，但國民財富增長是他們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在他們的理論視域裏，經濟總量提升就等於國民財富的不斷累積。由此，重農學派及斯密(Adam Smith)的經濟學説被中國學者視為“致富之學”。“國富”作為國民財富存量指標，與國民財富學説存在內外表裏的關聯。在古典經濟學衰落之後，國民財富學説及“國富”指標在經濟分析理念與技術的更新中保留了下來。隨着19世紀初統計方法的應用，為了更好反映國家綜合發展水平，“國富”在定量分析演進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國民財富測算方法尚未被中國採納之前，中國落後西方工業化國家主要是基於主觀判斷。自19世紀末開始，一些雜誌上陸續刊發“國富”數值，直觀地反映了不同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儘管當時常被學界引用的幾組中國“國富”數值只是經過粗略估算得到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面臨的經濟形勢。尤其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部分學者認為，受國內外各類擾動因素影響，中國“國富”不但沒有增長，反而拉大了與歐美國家的差距。

早在清末，部分國人已經認識到，單一的農業生產方式限制了中國國民財富增長。發展工商業是改變以農為主的經濟結構的重要做法，工業化思想則是中國近代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相較於工商業，農業的生產週期長、回報率低，在生產技術落後的情況下，易受氣候條件等因素影響，收益不確定性大。農業生產由於更難實現資本累積，造成中國經濟長期處於低水平狀態。可見，工業化思想符合國民財富快速增長的理論需求。此外，也有經濟學者將中國“國富”貧瘠的原因歸咎於大家庭制度中存在的大量非生產勞動力，或是政府對民間資本缺乏必要的保護，又或是中國經濟思想中唯獨視農業為生產部門，等等。這些觀點看到了影響中國國民財富增長的表象，但遠不如工業化思想深刻。

20世紀前半葉，“國富”類著述常見從生產視角談論國民財富生產要素配置問題。在西方經濟學説史上，國民財富學説的演進與經濟思想家對國民財富增長途徑的判辨相輔相成。早期重商主義者將貴金屬視為國民財富，重農學派則將農業生產視為國民財富的來源，斯密把經濟問題研究從流通領域拓展至生產領域。**在中國學者看來，斯密認為國民財富不一定是某種特定的物質，也不是某個生產部門，而是來自生產勞動。由此觀之，經濟分析視角從流通領域拓展至生產領域的前提是，釐清“財富”與“財富來源”之間的區別和聯繫，這對於實現國民財富增長至關重要。**從“國富”的測算項目來看，國民財富的構成要素分為非金融資產與金融資產。前者包括土地、建築物、家畜、礦業、水產、鐵路電信及水道、船艦、傢俱及珍貴器皿等，後者由各類金融機構的既納資金、現金、外國公債等構成。不同國家“國富”構成各異，如1912年美國中央商業委員會的調研表明，自然資源、建築物、動產在美國的“國富”結構中各佔三分之一。部分學者論證了勞動、資本和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對於國民財富增長的重要性。顯然，此類觀點已洞悉了“財富”與“財富來源”之間的差異，而不是將二者混為一談。

“國富”數據反映了經濟變動的真實情況，成為經濟決策的重要參考資料。20世紀初，“國富”常用於論證西方國家國民財富增長的途徑，以增加對相關問題定量分析的可靠性。兩次世界大戰前後，“國富”類研究成果的問世數量顯著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當時學界通過研究“國富”以資備戰，或論述戰爭對國民財富的直接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進入經濟建設階段，“國富”則用於分析工農業發展對策。由於戰後中國極度缺乏生產資本，一些受到效用理論影響的國民財富學説被譯介到中國，並提出了諸如主張通過節制享樂，將資本用於購置房產、土地乃至工廠等增加“國富”的措施。

不難發現，“國富”在中國近代主要用於探討國民財富增長問題，而在反映各國發展形勢、税制改革、測算人均財富水平等方面相對次要。所以，當反映國民財富再生產能力的指標——“國民所得”被逐漸接受後，圍繞“國富”的探討近乎停滯。

▍“國民所得”：財富流量指標在中國的發展與運用

（一）********“國民所得”在中國的流行

20世紀前期，National Income可譯作“國民所得”，即年度國民收入總值。受福利經濟學影響，National Dividend也一度被譯作“國民所得”。當然，National Income也未必全然表示“國民所得”的含義，如在19世紀中期的文獻裏，National Income的含義之一是國家財政收入，即National Revenue。在1953年聯合國《國民賬户體系及其輔助表》發佈前，世界各國對“國民所得”的測算極不規範，有采用生產價格者，有采用銷售價格者，有的測算總值，有的估算淨值，等等。甚至在很多經濟思想史著作中，“國民所得”也常與“國富”混為一談。作為一項國民經濟測算指標，“國民所得”用於定量分析的時間比“國富”稍晚。

1924年，《中外經濟週刊》刊載了美國國民經濟調查會測算的1909—1918年美國“國民所得”數據，並附有“國富”數值。1925年，《中外經濟週刊》又刊發了英、法經濟學者及美國金融機構調查的“國富”“國民所得”數值。除上述兩則資料外，其他文獻主要面世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這些“國民所得”文獻中，介紹不同國家“國民所得”數值的著述佔了較大比重，尤其以美國為最，反映了美國在當時“國民所得”的測算與研究方面已然領先於其他國家。“國民所得”數值變動、調查方法、財政税收等問題也受到較多關注。

從全文檢索並歸類計數的核心詞頻次來看，“國民所得”在中國近代的傳播可分為兩個階段，即20世紀30年代及以前的介紹階段和20世紀40年代的測算階段(見表2)。第一階段相關成果主要關注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展示美、英、蘇、日等國“國民所得”數值；二是探討“國民所得”理論方面的問題，包括推計方法、調查數據比較分析；三是結合“國民所得”對租税、消費等問題進行討論。進入20世紀40年代，以劉大中、巫寶三為代表的經濟學者陸續發表了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國民所得”估算成果，標誌着“國民所得”在中國的研究進入測算階段。這一階段關於“國民所得”的國別研究多為結合某個專題進行論證。涉及“國民所得”理論方面的成果以解決估算層面遇到的實際問題為目的，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如估算方法、政府收支及僑民匯款的處理等。與“國民所得”有關的討論主題多樣，且論證有一定的理論深度，主要涉及公共財政類問題，包括財政税收、儲蓄投資、國際收支等領域。

表2 “國民所得”類文獻核心詞頻次統計。注：“國民所得”類文獻檢索範圍涵蓋“國民所得”與“國民收入”兩種，同組核心詞頻數遞減。資料來源：據晚清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檢索文獻整理。

（二）********“國民所得”與中國國民財富再生產問題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為了解中國經濟狀況，一些學者和機構估算了中國戰前及戰時“國民所得”。但由於估算方法尚未規範，加之缺乏與之相關的基礎性社會統計數據，不同估算者得到的估值差距較大。其中，巫寶三等及劉大中的估值，因參考資料相對充分而流傳最廣，二者對“國民所得”的估算涉及農業、商業、礦冶業、金融業、製造業、營造業、自由職業、公共行政等行業。從測算結果來看，中國近代的“國民所得”低於美、英等國，反映了中國當時的生產能力滯後於西方國家。農業所得佔“國民所得”比重超過60%，説明中國是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國家。製造業所得佔比不足10%，反映中國工業化程度低。受戰事等因素影響，中國戰後“國民所得”較戰前有所降低，國民經濟結構變動不大。綜括來看，中外學界先後估算出十餘種近代中國“國民所得”估值，幾乎所有數值都受不同程度的質疑，據此測算戰後經濟建設資本額度也莫衷一是。

中國“國民所得”估值主要用於戰後經濟建設資本預算，即國民財富生產問題。20世紀40年代，中國經濟建設面臨的困難之一就是資本缺乏。而籌劃經濟建設方案的可行性思路，主要是從已經具備的生產能力與可行的金融手段中估計一定時期內可能獲取的資本累積額，然後將資本在各地區、不同行業之間分配。**估計一國可以使用的經濟建設資金額度通常採用四種途徑：一是根據“國富”的多少衡量建設資金的高低；二是由國民資本總額計算；三是“國民所得”計算資本形成額；四是從歷年投資數額計算。**中國當時缺乏充分的“國富”、國民資本總額數據，而投資數據多為概數，“國民所得”數據幾乎成為推測經濟建設資金額度的唯一途徑。從理論上講，通過“國民所得”測算出可用於經濟建設的國內資本額度後，其餘差額可通過引進外資補足。

經濟建設經費籌集是凱恩斯(John M.Keynes)儲蓄投資理論的引申話題，但二者的着眼點有所差異。中國學者對此有着清晰的認識。例如，有觀點肯定了“國民所得”對於經濟建設的參考價值，同時強調凱恩斯儲蓄投資理論並不適用於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因為中國當時面臨的經濟問題並不是資金無處投資，而是缺乏國民生產需要的投資資金。換句話説，中國與已經實現工業化的西方國家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其理論適用性不同。王亞南認為，吳景超、汪馥蓀、巫寶三等人依據“國民所得”對經濟建設資本的測算並不適用於尚未改造的社會。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包括“國民所得”在內的宏觀經濟數據主要用於瞭解社會經濟狀況、制定國民經濟生產計劃。可見，只有結合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背景，才能全面地理解“國民所得”較“國富”在中國得到更多應用的本質原因。

**▍**啓示

構建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不僅要以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為基本研究對象，還必須解答中國改革發展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當前，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現實訴求，加之中國特有的經濟制度、資源稟賦、思想文化，對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應有的貢獻度和解釋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是構建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的理論源頭之一，藴含內容十分豐富，甚至在18世紀影響了部分西方經濟學説的形成。特別是近代以後，社會的劇烈變遷使得中國經濟思想衝破了藩籬，經濟分析方法日趨豐富，經濟思想開始學術化發展。

**經濟思想學術化發展通常表現為形成相對明確的研究範圍和運用更為科學的研究方法。國民財富測算方法在中國近代的演進，顯然是呈現中國經濟學早期發展路徑的一個側面。**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蜕變與西方經濟學説交織，是經濟學在中國近代學術化發展的構成部分，與之同時發生的還有經濟分析方法的變革，而該領域最常被學術界研究所忽視，這恰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立足於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構建，本研究得到的啓示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論需求是推動經濟學在中國近代演進的原動力，因此關注社會現實問題是經濟學不可須臾離的面向。**國民財富測算方法的演進以中國傳統財富思想轉型為前提。然而，不論是傳統財富思想的轉型，還是國民財富指標的採納，都以解決中國近代面臨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為宗旨。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低於西方工業化國家，社會各界試圖通過轉換社會主要生產方式實現經濟增長。清末士人最先嚐試通過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賦予新的內涵，為經濟發展提供理論支撐。20世紀初期，中國學者逐漸運用相對確定的理論與方法分析社會經濟問題，經濟學開始呈現出明顯的學術化發展態勢。到了40年代，中國學者在“國民所得”領域取得的成就，可以説是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代表性理論成果。學術界在當時之所以如此關注“國民所得”，要旨之一是這種估算有助於認識經濟建設資金籌集問題。

**其二，經濟思想史藴含了豐富的理論素材，中國經濟思想史上的重大理論問題在如今依然值得重視。**例如，20世紀上半葉，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落後，中國學者重點關注財富生產問題，但仍有少數學者從福利經濟學視角分析財富分配問題。理論上，當生產力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貧富差距會影響社會的整體資源配置效率，從而降低經濟發展帶來的實際績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多元化收入分配原則促進了中國經濟快速穩定增長，但也造成了收入差距擴大。90年代以後，中國學者陸續出版了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成果。綜合20世紀中、後期兩個階段的財富分配理論成果，或許有助於突破當前收入分配研究中的一些理論瓶頸。

**其三，經濟分析技術的適用性是相對於特定研究對象而言的，過去的分析方法未必毫無價值，對其進行爬梳、總結、提煉是實現經濟分析技術累積的前提。**20世紀中期，由於物價波動、統計技術的進步以及存量指標“國富”在反映國民財富生產方面遜色於流量指標“國民所得”，致使針對“國富”的研究一度進展緩慢甚至停滯。而到了90年代，在評估經濟體潛在社會經濟發展能力的理論需求下，反映財富存量水平的“國富”以體系化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的新形式出現，其測算方法亦是測度國家資產負債的先行探索。作為長期存在於西方經濟學説史中的國民經濟統計指標，“國富”的項目設置也更符合歷史情境中的經濟結構，這對於長時段考察國民經濟統計方法變革、完善目前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