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韓國電影，別停留在“敢拍”上_風聞

對於以“敢拍”作為電影評價標準的問題，我在之前的幾篇知乎文章裏提到過這個評價方式的問題。在這個問題的回答下，segelas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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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對普通人而言可能乍看起來難以理解。其實這個簡單解釋一下的話，就是很多電影——無論是韓國的還是日本、美國、中國等國家——“敢拍”的背後，都存在着對反面力量、高層力量的刻板化描摹，乃至於存在與現實的巨大扭曲。與此同時，這種“敢拍”到最後，也往往會陷入到對情色、暴力等元素的獵奇之中。

但實際上，好的電影不必一定“敢拍”，而是看導演對社會的觀察能到什麼程度。比如，奉俊昊導演的《寄生蟲》是韓國第一部獲得金棕櫚的電影。雖然我覺得《寄生蟲》距離金棕櫚還是有一點距離，但不管怎麼説，《寄生蟲》較之於同時期的大多數韓國電影還是好很多的。

那麼，《寄生蟲》的好是因為他“敢拍”麼？與大多數被看做“敢拍”的電影相比，《寄生蟲》恰恰是相當平淡的，其背後既沒有什麼驚天陰謀，也沒有什麼國家層面的反派力量。但對於中國以及歐美國家的普通觀眾來説，從中可以窺見的東西，是遠超過那些“敢拍”的電影的。

雖然韓國電影中“敢拍”的作品不少，但只要仔細去想的話，就能發現這些作品中的反派幾乎全部是功能性的角色，並沒有作為人應該有的正常思維。

換個角度來説，假如我們把如今韓國這些“敢拍”的電影抹去時代背景，將其平移到幾百年前。那麼這個故事還有什麼特殊之處麼？恐怕就沒有了。那麼，一個在古代背景下沒有任何特殊性的故事，為什麼放到當下的時代背景就變“好”了呢？就是因為他們“反映了現實”麼？

相反，真正的好故事應該是能跨越時間的。比如弒父這種文學母題，幾乎可以在任何時代的作品裏出現，有適應於各個時代的不同的表現樣式。

其實韓國電影類似的發展經歷，在我國香港、台灣地區的電影發展史中也可以找到類似的階段。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到本世紀初，香港、台灣電影中反應官商勾結、官匪勾結等的電影並不在少數，並且這其中很多電影也可以稱得上“敢拍”。可對這段歷史深入瞭解，就會發現這個時候的“敢拍”，實際上是電影產業類型化階段產生一種特殊的商業類型片。作為娛樂消遣和情緒宣泄，沒有任何問題，但這最多隻能代表其商業類型化的繁榮，而不能代表影片質量。

與此同時，在看待電影題材選擇的時候，也應該意識到不同國家的文化、政治等環境存在巨大不同。這個不同要從兩方面來理解：第一，不同國家的寬鬆程度不一樣，這對於取材肯定會形成重要影響，某些國家相對寬容，某些國家相對收緊，這個都是要承認的客觀現實；第二，不同的國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禁忌，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覺得另一個國家“敢拍”，原因往往是A國在某個領域的管制很鬆但B國較緊，但A國也有自己的禁忌領域，只不過這個就很少為人所知道。

從產業角度來看，韓國電影在經歷了十幾年的發展之後，已經開始有了衰退的跡象——這與曾經的香港電影、台灣電影如出一轍。儘管，我們還可以從“敢拍”的角度來稱讚韓國電影，但為什麼越來越“敢拍”的韓國電影反倒是市場萎縮了呢？如果換到商業角度，答案就非常明顯——作為一種商業類型電影，觀眾已經有了審美疲勞。你看香港黑社會電影，看個三五十部，也就沒啥興趣了。

不過，以上這些並不是説寬鬆的創作環境不重要，只是不應該將“敢拍”與“好”等同。這就像是説，你可以找一個長得帥的男朋友，也可以找一個人品好的男朋友，還可以要求找一個人品好也長得帥的男朋友，但唯獨不能説“他長得那麼帥，人品肯定好”。

如果想看好的韓國電影，其實能看的還是不少。韓國電影的導演個人風格還是比較濃的，可以先把奉俊昊、李滄東等幾位代表性的影人的作品看一下，然後看一看韓國電影在國際上有較高認可度的作品，最後再從“敢拍”的電影裏挑一些自己比較感興趣的。這樣，也不會把對電影的理解單純停留在“敢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