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萍 ：如何突破中國製造的瓶頸_風聞

中國製造進入的深水區，正是工業思維的暗明之處。唯有點亮企業管理者的心中明燈，才能照見那些拖卷中國製造後腿的暗流洶湧。而產品質量可靠性，正在越發成為消耗中國製造的癌症細胞，唯有靠一場大手術才能根除。這把手術刀，源自企業一把手的心智。

邊緣化與隱形人

手機老是沒有信號，汽車有異常振動，測量儀表總是不準，這些引起用户抱怨之處，基本都屬於產品可靠性。可靠性，大質量的皇冠明珠，如果簡單地粗暴來分，可以認為質量部門主要負責產品出廠之前是否符合規格，而可靠性部門則在出廠之後，要讓用户不投訴。

中國可能有90%企業，質量部的職責就是救火。一方面負責合格率/良品率，事後把關和過程控制，另一方面，在處理質量缺陷、退貨的社會輿情後遺症，總是在替所有部門擦屁股。

質量部在企業中，往往深處鄙視鏈的末端。質量部既不受設計部重視，也不受工藝部的待見，還要面對擅長誇大承諾的銷售員的質疑。研發部則容易欺負質量部，而身處劣勢的質量部不得不與供應商周旋。這導致質量部不得不有扭巴的視角。本來應該向前看設計，盯住設計防止缺陷，而現在只能向後看用户，處理次品的困擾。

這種定位，使得質量部門的能力，被降格使用，也自然留不住高水平的人才。而質量部，本來是可以幹更高價值的事情。這樣救火的部門，當然會被邊緣化。然而，質量部的技術含金量不夠，絕非質量部門的自行墮落，這是人為矮化的結果，是一把手低階質量信念的投射。

如果説質量部已經“邊緣化”，那麼可靠性崗位似乎屬於“隱形人”。

可靠性往大説，屬於質量的範疇。在很多企業，可靠性只是胡亂地塞在質量部的角落裏。而在一些正規的企業，也會將二者分頭管理，放在研發設計部門，這個是對可靠性職能肯定，但是可靠性工程師單槍匹馬，處境也有點尷尬，形同虛設。

企業在研製過程中，每進入下一個流程，就會召開各個部門進行評審。這叫“閥門開啓“，知會各方面進度，也避免產品有缺陷的帶傷上陣。然而這樣的評審會上，可靠性工程師的評論，如果不痛不癢則不受關注，如果過於鋒利就會被反對意見吞噬。上市時間要快，是壓倒一切的。這意味着可靠性部門，沒有足夠大的權力，流程閥門很容易打開。研發設計的天生缺陷性，就會像帶病毒的水源一樣向下蔓延，進入工藝、進入製造、進入用户端，再也無法清除。

過於追求產品上市時間，產品在廠內停留時間自然不足，會導致可靠性沒有充分驗證。正如懷胎十月的嬰兒才是健康的，而早產則往往是致命的。如果可靠性工作，不能深入滲透到研發設計、工藝設計，就會成為設計與可靠性兩張皮。可靠性部門就是為了應對外部的飛行檢查和客户驗收而已。

實際上，可靠性工程師也往往不爭氣，無法深入到產品研發設計中，與研發設計並肩作戰，他們往往只能夠幫助設計師使用一些簡單的工具方法，如潛在失效模式與後果分析（FMEA）、FTA等，寫一些可靠性分配、預計等紙面文章。解決問題的方式，大部分都還是大學裏的可靠性工程課程——而這往往已經是幾十年前的老古董。遠遠落後於工程實踐的大學課程，已經是中國製造最需要修繕的一間老房子，搖搖欲墜。換言之，我們正穿着一雙陳舊的老鞋，走在智能製造的道路上。

但這種局面，並不能怪誰。如果可靠性工程師，只有研發設計一半不到的薪水，如果可靠性部門沒有一票否決權，那就是隱形人崗位。

於是，所有看上去的外部紛擾，又回到了靈魂拷打：一把手的可靠性心智，是否真正開了天眼？重視質量重視可靠性，這是企業家的美德和道義，人人都會掛在嘴邊。但實際的排序，遠遠落後於其他考核指標。產品可靠性，就是一個企業的長期主義信念的最好量尺。就像家長對孩子在小學中學的教育投入，前期是看不到效果的，但家長的投資卻在不斷加碼。企業的長期主義，就是要有時間上的耐心來面對可靠性的投入。

雖然質量部被邊緣化，但畢竟也是當下能看到良品率提高，也會節省成本。而搞可靠性則又不同，它是面向未來，是發生在產品全壽命週期。即使有問題，也往往過一兩年後，才會有數據反饋回來。這種延期性懲罰，也容易使得可靠性問題不受管理層的重視。

可靠性能力，其實是一種連通設計、製造和用户的橋樑。可靠性工程師需要是橫跨專業的跨學科大工匠。機械、電氣、液壓、光學等都要熟悉，而且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論和工具。只懂單一工具，就無法具備“促使設計改善”的能力。

與工程應用脱鈎的高校可靠性工程理論，是時代的悲劇。而與研發設計脱鈎的可靠性工程，則是一個企業的悲劇。

也有一些企業的可靠性部門，放在研發設計部之內，這看上去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在概念設計的時候，可靠性的要義就要根深蒂固地埋進去。每個設計階段，都要有可靠性人員進行風險識別。當產品上市之前，風險就已經屏蔽掉。質量是設計出來的。設計師辦公室的樓層高度，就是一個公司的質量的天花板。設計圖紙在後續的生產製造、使用過程，只會因為各種原因的影響，變得越來越差。再高超的製造能力，也無法超越設計的心思和格局。

可靠性工程師人才奇缺，有的公司也開出了很高的年薪。但水土不服的人才悖論也時常出現。一些企業即使捨得用高薪聘請可靠性人才，但效果甚微。當這些工程師無法“摁住”研發人員的時候，可靠性依然變得處境尷尬。

因此也可以説，可靠性放在哪個部門並不重要。它能夠從“隱形人”變成四處可見的“大龍”，才是關鍵。這條大龍，就是一把手的質量信念。很少有人能夠對設計、質量、工藝都能有跨崗位理解，而這恰好是可靠性工程師的黃金亮點。這是一門被遺漏的大手藝。這樣一個刺激全公司向上的牛虻，在一把手的視角里，卻成為盲區。這是中國製造最大的軟肋。

質量部是邊緣化，可靠性部門是隱形人。被放在地下室裏坐冷板凳的這倆兄弟，在人們不注意的角落裏，腐蝕着大樓的根基，嚴重阻礙了中國製造向上的高質量突破。

馬斯克能做，中國也可以做得到

一把手為什麼要關心可靠性？因為可靠性是一個性價比最高的長期主義投資。可靠性絕非一個漫長沒有回報的投入，而是一個巨大信譽的保障。而且，這會帶來極低的製造成本，反而讓公司獲得高利潤。

那麼，可靠性需要做大量的投入，真的會給企業帶來盈利嗎？

其實這個問題，更好的版本應該是，可靠性真的需要高投入嗎？

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問題，就是可靠性與經濟性的關係。三十多年前中國軍轉民品的時候，有很多電視機廠如長虹電視，熊貓原來都是做軍品製造的，轉民品後所用的元器件大都是軍用級、工業級，但是國產電視機的可靠性與日本電視無法比，當年各個小區都有電視維修點，而日本電視機承諾使用12年都不需維修。當工程師打開日本電視機後蓋後，發現很多晶體管、電阻都是商業級的最普通元器件，相當於二等品、三等品。國產電視採用的一等品，並沒有帶來高可靠性的結果。即使有了一等品零部件造，也未必有二等品零部件製造的電視機的可靠性水平。

日本電視機廠在設計階段普遍進行設計優化，用普通元器件組合搭配。簡單説產品的性能穩定性、可靠性，並非由某個高等級元器件決定。通過零部件羣的集體優化，就能實現低成本下的高質量可靠性。

軍方製造自有一套嚴格的質量標準。這套標準往往不計成本，採用“千裏挑一”的方式。大量元器件，都是反覆挑選出來的。這種軍工級的產品，價格可能是普通民品的上百倍。馬斯克的SpaceX的低成本製造，給全球航天上了一堂瞠目結舌的成本課堂。

SpaceX火箭一直考慮的就是低成本。更廉價的推進燃料，更廉價的火箭外殼，更廉價的起落架。馬斯克很少使用航空專用器件，因為這些器件生產量很小，可靠性都要進行單獨的設計，最後導致零部件價格高昂。

以現有載人飛船搭載的星載計算機和控制器舉例，每個控制器價格為500萬人民幣左右。一共14個系統，為了追求高可靠性，每個系統1+1備份，可以説是不計代價的保證萬無一失。28個控制器成本總計約1.4億人民幣。而SpaceX的龍飛船，都採用民品貨架商品，基本不進行特殊定製。使用工業用的主控系統的芯片組，僅用了2.6萬人民幣。成本相差5384倍。但成本差異之外，是對產品可靠性的“算計”。瞭解可靠性機理，就會大幅度降低成本。軍方一般很少有後者的訴求，也導致可靠性工程的踟躕不前。

這就是軍品和民品製造思路的差異性。馬斯克創造的航天神話，表明了一個不可思議的事實：可靠性是低成本的化身。中國企業除了正向設計，還需要有可靠性增長。與其説馬斯克懂製造，不如説他是可靠性大師。這是中國製造完全可以跟上來的部分。

舉起屠龍刀

當一把手的可靠性心智打開，中國富於才能的質量工程師、可靠性工程師就會噴湧而出，解決問題的能力，會遠超當下。中國積累了廣泛的工程技術型人才，他們是卡脖子攻堅的一支被忽視的主力軍。

中國質量，需要學習日本質量、德國質量的正統做法，但也絕非亦步亦趨地“補課”。中國製造的工廠，提供了全世界場景最豐富的數據實驗田。那些歷史的質量經典理論，也在陷入古老的框架中，等待翻修。如果能結合產品質量數據的巧妙應用，就可以重新大放異彩。

企業普遍使用的休哈特統計理論SPC是在100年前提出來的。它常用的8種控制圖，至今仍然在很多企業使用。很難想象，一種工具，在100年前還能夠使用，而不需要精心修補。

如SPC最常見計量型控制圖，有多種選擇。但當年計算能力不足，質量工程師自然會捨棄計算複雜但相對精準的均值-標準差控制圖，而採用均值-極差控制圖。

同樣，當年採集數據極其困難，一般都採用抽樣法。而現在無處不在的傳感器和物聯網，使得全樣採集都成為可能。經典的方法，還需要升級。數字化物聯網時代，過程參數的實時監控成為現實，性能與過程參數關係模型清晰，完全可以把質量管控關口前移到上游。智能化製造，有很多大手筆的軟硬件投入。如果可以將質量可靠性，融入數字化系統，完全可以將中國質量大上一個台階。

如果説正向設計，是中國製造需要補課的經典，那麼數字化質量就是中國製造需要自行突破的新講義。北京桑蘭特在大數據應用方面，就有獨特之處。

在設計階段，採用參數的實驗設計優化，“創造數據”尋找到最優組合。而在故障激發試驗階段，則通過給產品施加“酷刑”的方式，“激發故障”，推動設計優化。與此同時，充分利用歷史數據，在歷史數據尋找蛛絲馬跡。很多企業對於既往的產品，只要表現良好，就不再追究。但是，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地好，也沒有無緣無故的壞。壞產品不能放過，好產品也不能丟下。這些歷史數據就像歷史的影像，隱藏了許多未曾揭露的秘密。

企業設計和製造的現場，到處都是數據，但到處都沒有模型。這讓大數據分析很容易落空。然而，模型的建立是依靠質量可靠性工程化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是存在的，卻一直處於休眠狀態。只要企業高管採用新質量思維，對可靠性有着堅定的信念，這種能力就可以完全被激發。當數字化質量與傳統質量經典相互融合的時候，可靠性工程可以通過數據來“算贏”，中國製造就能跨越中低端的路徑鎖定。

後記：需要一場可靠性心智的大繁榮

可靠性的事情，可小可大。中國製造面臨的挑戰，80%以上其實都跟質量有關。而可靠性則是一隻最頑固的攔路虎。中國很多機牀卡脖子的問題，其實並非技術本身，而是在於可靠性不足。《供應鏈攻防戰》一書中提到的卡脖子分為三類，“用不起來”正是可靠性的寫照。然而，可靠性也有理解門檻，容易讓缺乏工業思維的管理層困於自己的認知陷阱。如果管理層不能瞭解一點點的技術，就很難意識到可靠性的戰略價值。

可靠性的面黃肌瘦，營養不良，是中國製造當下最需要革除的一種流行病。而喚醒企業管理者的可靠性信念，則是第一聲號角。新質量思維，正待打開天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