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核”以為繼？_風聞

澎湃新聞

2024年02月26日 07:12:09 來自上海

福島核事故發生十二年後，日本政府宣佈核污染水排海。十餘年間，日民眾對當局處理核污染措施的不同意見之聲逐漸湮沒。仍有約3萬福島居民不能歸鄉，核事故陰影依然籠罩。澎湃新聞記者：馬小童 陳沁涵 剪輯：馬小童 陳曦 動畫：劉瑞麟 王煜 調色：江勇 海報：王璐瑤 翻譯：候樂(22:25)

【編者按】

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去年已進行三輪核污染水排海，共排放23351噸，並將於近期開始第四輪排海。在2024財年日方計劃分七次向海洋排放共計約54600噸核污染水。對於生活在福島當地的居民來説，緩緩入海的污水將他們十多年前東日本大地震和福島核事故的傷疤再次揭開。二次傷害下的他們，從憤怒到無奈，從呼籲到擔心，實際上並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未來。而預計持續長達30年甚至更久的核污水排海計劃，將始終如陰雲籠罩在當地，也給世界增添了風險隱患。

核電站的啓動運營一度給當地經濟帶來拉動效應，而如今核電站的善後工作又屬實成為當地的負擔。福島核污水排海後，澎湃新聞記者深入福島實地採訪，尋覓當地“核”以為繼的主線，記錄下那些距離核污水排海口最近的鮮活故事和聲音。

上車時自報姓名，戴着白手套的司機應聲在預約名單上畫了個勾，抬頭問：“外國人嗎？怎麼會來這裏？”她被問後朝着車窗外的旅遊海報説“來看看”，前座一對老年夫妻的目光聚焦過來，司機欲言又止。

從福島縣南部的湯本車站去往該縣內最大港灣“小名浜漁港”，除了預約觀光巴士之外，沒有其他公共交通可以抵達。一輛20座旅遊巴士來了3名乘客，司機對照着電話預約的名單對大家説“稍等最後一位”。等待間隙，司機主動説起自己退休前一直在東京開機場巴士，接觸過很多國家的外國人，但是回家鄉開觀光巴士一年多，頭一回在車上遇到外國人，平時連年輕面孔都很少見。

“來看什麼？核電站？”司機小聲問出了口，見外國遊客沒有回應，立即補上一句“可以泡一泡温泉”，緩解了尷尬。

福島縣的許多車站張貼着系列觀光海報，自然風光的背景之上只有一個詞——“來”。在漁港附近的交易市場，“福島魚美味”的橫幅連着掛成排，牆壁上的手繪圖案上寫着“希望”、“夢”之類的詞彙。即便如此，縈繞在很多福島人心頭的或許依然是“核電站”。

磐城一商場內張貼的福島縣系列宣傳海報“來”。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陳沁涵 圖

福島縣久之浜漁港掛着宣傳橫幅“福島，美味！福島，驕傲！魚！”

觀光巴士從磐城市中心向海邊駛去，車上的老夫妻頻頻感慨“重建的設施真氣派啊”。然而公路邊多次閃現核輻射檢測電子屏，跳動的數字提醒，13年前政府發佈的“核能緊急事態宣言”至今尚未解除。

抵達小名浜漁港，並不如想象中大，黑藍的水汽乘着太平洋的海風湧動，水面上閃耀的光芒呈線狀向四方蔓延。身着防水連體衣的漁民們在岸邊整理漁網，突然發現徘徊的陌生來客，以疑惑的目光掃視，站在一旁的漁業協會工作人員見到有人舉着相機，警惕地連聲問道“來做什麼”。

“想看出海捕魚。”聲音被海風吹散，漁民們若有所思。核污水排海後，這句話的意味已然微妙。

從小名浜漁港遠眺太平洋。

福島及周邊地圖。製圖：王煜

訴説失去意義

凌晨4點，天色和午夜一般黑，停靠在福島縣小名浜漁港的一艘大型漁船突然打開了六台探照燈，光束掃亮了岸邊的一排小漁船，發動機的低鳴聲交錯，船陸續出港，向黑暗深處駛去。松原父子開着小皮卡到晚了一些，上船後麻利地整理漁網和水箱，在天邊透出點光的時候，“大德丸”出海了。

凌晨4點的小名浜漁港

60多歲的廣三戴着棒球帽，在駕駛室裏操控方向盤和搖桿，兒子貴廣站在船的左舷吸煙，一頭金色長髮隨風飄。有別於刻板印象中的漁夫形象，松原父子像是日漫中的職業搭檔，彼此間話不多，一個眼神就懂下一步行動是放浮標或是收網。作為家中老二，貴廣中學畢業後就隨父親出海捕魚，一開始也暈船，冬天的低温天氣特別難熬。20年過去，貴廣已習慣太平洋的變化多端，和父親相比只是經驗還差一些。

松原父子正在收網。

“（出海）下網是門技術活，（下網的）位置全靠經驗判斷。”廣三説，找到好的捕撈點是漁獲量的保證。此時海平面上有幾抹橘色的朝霞，船已經航行了20分鐘，抵達第一個浮標標記處。父子倆配合收網，一邊從海里大力拉網，一邊取出卡在網格里的魚蝦，同時還要清理網上的海藻、石塊，既考驗體力又考驗速度。因為前一天放的是小網格漁網，捕獲的大多是伊勢龍蝦，偶見幾條扁口魚，而龍蝦尤其容易纏網，貴廣蹲坐在滿是水漬的甲板上，小心地用工具將龍蝦剔出網格，廣三則駕船去往下一個收網點。

大約一個小時收了四張網，船掉頭返航。面對20多隻龍蝦和幾條魚的收成，廣三嘴裏嘟囔着 “沒什麼”，被問起近幾個月來漁獲量和收入的情況，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對於福島縣的漁民而言，這些年經歷了太多大風大浪，背後的付出或許是外人難懂的。

2011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核事故後，大量放射性物質泄漏，事故發生後4天，沿岸漁業“自肅”，“大德丸”在內的所有漁船自行停止出海捕魚，次年6月雖然開啓了試驗性捕撈，捕撈的魚種、出海的次數和海域都受到了限制，被迫三天捕魚兩天曬網。和福島縣一樣受到東日本大地震和海嘯襲擊的巖手和宮城縣，2013年的漁獲量都恢復到了災前八成以上，只有福島縣的年漁獲量從2012年開始連續9年低於1萬噸，不及災前的15%。

直到2021年春天，福島縣漁民盼來了結束試驗性捕撈，進入正式作業的轉折點，鼓足幹勁不到半個月，日本政府當年4月正式宣佈將福島第一核電站內儲存的核污水排放入海。回憶起那個時候，貴廣沒有任何表達欲，被一再追問才説：“自己沒辦法做什麼，只能交給國家去處理。抱怨什麼的説了也沒辦法，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他的父親或許離退休不遠了，可是他作為漁民中的年輕一代不得不思考這個職業的未來。

船慢慢靠近港口，岸上已經有人提着桶在等，廣三把魚蝦按類別各撈出一隻放進寫着“檢測室”的桶裏。他説，漁協的人會帶走送去檢測，每一次出海捕魚都要抽樣送檢。他和兒子邊清理漁網邊和街坊閒談，聊起海水水温上升。當突然被問及核污水排海的影響，他遲疑了一會。

“説危險的話，（因為）是存在放射性物質吧，認真檢測的話會安心一點。”至於放射性物質對魚有什麼影響、水產檢測主要測哪些核素、檢測流程如何……廣三不太清楚，也不再接茬有關核污水的其他話題。

對於關乎生命和生計的問題，松原父子不置可否，有漁民直言“我也活不到那個時候”，迴避態度令人猜不透。此刻，一位稱呼廣三“前輩”的銀髮老伯走來，和其他漁民一樣穿着膠制長靴，體格精瘦，洪亮的嗓門帶着濃重的日本東北地區口音，他看到外國遊客感到稀奇，自來熟地説起自己的經歷，打破了凝固的氣氛。

老伯雙手背在腰後娓娓而談，回憶高中時曾一度努力學習想要考大學，但是父親貸款買了船，他畢業後不得不和父親一起出海捕魚，這兩年父母年紀大了，歇下來在家照料。他眼神一瞥注意到有人握着相機，話鋒一轉説，前陣子有電視台的人來採訪，詢問海產的情況，“我説了一些不該説的”。他擺擺手説，沒人聽，“福島縣的一些問題和沖繩縣類似”。沖繩有美軍基地問題，縣民向國家提出反對，健康受到損害。福島縣也是如此，雖然國家開了説明會，但是臨近排海的時候才向漁民做説明。“這根本不是説明會，對排海的意見徵詢一次也沒有，老百姓要發表意見是不可能的。”

日本經濟產業省於2015年向福島縣漁業合作協會聯合會致函回應核污水的關切，稱專家正在驗證各種技術處理方式和效果，關於驗證結果，“將首先向漁業從業者進行認真説明，採取必要的努力，在沒有獲得相關者理解的情況下，不進行任何處置”。日本政府聲稱已經就核污水處理問題舉行過1500次説明會，解釋相關問題，其中有數百次面向福島縣漁業從業者，但是這些説明會全部是在決定排海之後進行的。

即便舉辦瞭如此之多的説明會，當走訪福島縣多個漁港詢問漁民污水排海的流程和影響時，得到的答案中多是“聽説”、“好像”、“應該吧”等模稜兩可的詞彙。

廣三看自己的後輩越説越激動，連聲道“話太多了”。

銀髮老伯平靜下來，“現在什麼都不説了，説了也毫無意義，無論怎麼努力都是徒勞。”核事故過後，為了福島漁業發展，他曾向水產部門提建議，曾去東京海洋大學發傳單求關注，曾對媒體大講實話，如今沒什麼指望，也不在這一行幹了。

出海的漁民越來越少，位於磐城的小名浜漁港遠不如從前熱鬧。一位二十多年天天開車來港口釣魚的垂釣客稱，這裏最鼎盛的時候有三十五六條漁船連成排，現在只有不到二十條。

早上八點，漁民在岸邊整理漁網，和小名浜漁港隔了一條馬路的海鮮市場開始營業了，佔了兩間門面的福助水產店正在卸貨，見到顧客後大塚放下手中的活迎上來熱情介紹，這裏的海域是日本暖流與千島寒流交匯的地方，魚的肉質特別，“當地的招牌是名為 ‘目光’的魚，魚籽很多，連骨頭都很軟嫩……”

剛開門營業的海鮮土特產市場。

當地海鮮名產“目光”加工製品。

環顧福助水產的整個攤位，冰櫃裏存放了很多魚乾，活魚不多。大塚解釋説，天熱的時候是休漁期，一般到下半年9月才開始大規模捕撈，漁獲量也不多。接着他放低音量， “漁民收到了很多賠償金，他們即使不出海也有收入，如果排海作業繼續，漁民和漁獲量進一步減少，那我們就沒生意可做了。”

廣三證實了上述説法，核事故過後，周邊的漁民每三個月從東電公司收取一次賠償金，即使不出海捕魚也不影響定期收款。廣三對賠償金的具體數目三緘其口，只透露現在的捕魚所得加上賠償金比不上核事故發生前的收入，“不勞而獲”並不開心，因為東電對出海次數、捕魚範圍等有所限制。“沒有限制的話，努力些，捕魚量更高，收入遠遠比東電補助的多。”

漁民多少獲得一些賠償，而讓大塚感到無奈地是，他所在的水產店分文未得，因為核事故受害認定和損失額度計算完全由東京電力一方做判斷，作為老百姓難以觸及政策細節。

與福助水產相隔不遠，鹽野經營一個水產乾製品攤位，他從對面的小名浜市場進貨、加工和售賣，養活一大家子。在面對鏡頭時，他表現出與大塚截然相反的樂觀，似乎絲毫不擔心核污水排海的影響。“願意吃的人就繼續吃（福島水產），不敢吃就別吃。”

鹽野在市場裏的攤位。

嚥下去的擔心

核污水排海啓動不久時，鹽野的小店遇到了令他感到不可思議的事情。

由於海鮮市場裏各家店的訂貨電話在網上公開，核污水排海後，鹽野的生意突然紅火起來，短時間內接到日本各地打來的大量訂貨電話，一些人表達了對福島漁業的支持。同時他也接到許多顯示海外區號的電話，鹽野聽不懂電話裏説什麼，偶爾捕捉到一些不太友善的日語詞彙。在他看來，是媒體炒熱了全國“支援福島”的氛圍，也過度炒作了所謂“風評受害”的內容。

核污水排海前的夏天，日本主流電視台和報紙開始密集報道，多數內容並沒有商討安全風險本身，而選擇聚焦於福島產品面臨某種“風評被害”的困境，而這種報道邏輯與話語體系又同那時日本政府不斷強調風評的對策形成互動。所謂“風評被害”，在日本語境當中指因揣測、傳聞導致沒有直接關係的事物受到牽連和損害。具體到核污水事件，東京大學大學院教授關谷直也認為，強調的重點是給水產業帶來的經濟損失。

核事故後僅一個月，福島縣農林水產組織就曾向首相官邸反映產品“風評被害”。作為回應，時任日本首相菅直人面對媒體鏡頭生吃福島縣產草莓和黃瓜。此後三任首相都使用相同策略，頻頻在鏡頭前上演“舌尖上的福島”，其中現任首相岸田文雄還在核污水排海後拉上幾位內閣大臣一起吃福島產海鮮，錄製成宣傳視頻，呼籲“請支持安全、美味的日本海鮮”，在社交平台發佈時特地附加了“stop風評被害”的標籤。而實際上，岸田政府在刻意強化風評被害應對時，已然將排海本身的安全性視為默認前提，但事實卻是目前福島海產品的安全性檢證完全依賴於日本單方面的檢測，由日本水產廳的定期檢測和當地漁業協會的自主檢測負責。

在排海前的三天，全漁聯會長坂本雅信面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時表示，反對排海的立場沒有改變，還補充説：“漁民對科學層面的安全性有了更深的瞭解，但風評被害不會消失。”微妙的言辭透露出妥協又有所求的複雜心態。日本政府以風評被害為由，2023年7月設立了8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39.86億元）基金支援漁業發展，9月又追加207億日元支援水產業。

NHK播出的節目截圖。

去年9月26日，NHK綜合頻道的評論節目用紅色字體打出呼籲——“為了助力福島復興，持續關心。”報道稱人們對福島產品的支持抑制了排海帶來的負面影響，但當地產品銷售因地震災害遭受的損失依然存在，希望國民勿忘福島。第一輪排海啓動後，日本方面的輿論焦點又逐漸轉移到消費者對相關水產品的消費支持。

福島縣磐城市創生推進部門發佈數據稱，政府宣佈排海決定後的6天，向磐城匯繳“故鄉税”的納税款急劇增加，平均每天申報數量相比排海前增長2倍，地方政府則以當地海鮮產品作為對外鄉納税人的回禮。有水產加工店店主解釋，日本災害多發，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國民都知道排海後福島縣產品的風評受害加劇，自然贏得廣泛的同情。（編者注：故鄉税是日本2008年推出的一項旨在緩解東京與其它城鄉地區之間因人口集中而造成的税收收入差距的國家計劃，在此制度下，納税人可以選擇捐款給家鄉或者想要支持的其他城市，並在所居住的城市獲得納税的減免。接受捐獻的地方政府一般都會為“故鄉税”納税人準備具有當地特色的特產作為捐贈的回禮。）

而面對鋪天蓋地的“風評被害”説法，吉田感到無感，“風評是外人才會説的話吧，這是一個充滿經濟利益的詞，對我個人而言，都是吃進肚子裏的食物。”原本居住在核電站方圓10公里之內的他，自核事故過後舉家搬遷到磐城，退休後最大的愛好是釣魚，轉遍了福島縣所有漁港，收藏了大量釣魚雜誌。核污水排海沒有影響他的釣魚熱情，吉田卻依然憂心忡忡。“我這一輩子已經過了一大半，怎麼樣都無所謂了，但是很擔心孩子們從小吃這樣的食物會受影響。”

在福島縣一家小型食品超市“中島商店”，店門口的燈牌赫然寫着“講究食材”。經營這家店38年的中島夫婦每天親自制作刺身和一些熟食，許多原材料來自當地及周邊地區。上世紀80年代，他們最初打出“講究食材”的標語是向顧客承諾店內製作的食品不使用添加劑，核事故過後，標牌上的話讓創始人中島孝深感有愧，但為了生計依舊要採購並加工當地食材。“我即使知道（危害）也要裝作不知道，從這一點來看，不可否認是在背叛消費者。”

中島商店門前。

傍晚時分顧客多了起來，中島孝和一些常客點頭打招呼，大多是住在周邊的街坊。“我的顧客中沒有一個人當面跟我説過他們很擔心。”他説，打開電視或翻看報紙，就會看到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鼓勵人們多多食用福島縣產品。如果人們説出自己的擔憂，就會被貼上不是日本國民的標籤 ，好像在反對政府。“眼下這場運動中，福島縣民無法坦率地説出自己的想法。大家並不是真正感到安全，實際上不希望核污水排海。”

中島商店一進門的推薦貨架上擺着便當、熟食等。

從多家主流日媒近3年實施的民調來看，圍繞核污水排海，日本全國範圍內的反對聲音隨時間推移漸有弱化的趨勢，尤其是排海啓動成為既成事實之後。

日本政府正式決定核污水排海之前，根據日媒（朝日新聞與福島放送）2020年2月對福島縣民展開的調查，57%反對排海，31%贊成。時隔約3年，臨近排海之際，（《福島民報》與福島電視台）2023年3月的民調顯示，41%的福島縣民反對，38.9%贊成。儘管反對意見有所減弱，依舊佔據多數。然而排海啓動的當天，《福島民報》調查該縣59個市町村長的立場，其中佔比最高的回答是不置可否，佔42%。

核污染水預計排放至少30年，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片海和福島人的想法會如何改變？

“我不清楚，也活不到那個時候了。” 位於福島縣磐城市最北端的久之浜漁港，一名80多歲的漁民幾十年來守着一艘名為“真勝丸”的漁船，每日過着家和漁港間兩點一線的簡單生活，疲於理會排海的紛紛擾擾，把信賴寄託於檢測，認為這才是風評的真正保障。

“魚每天抽樣送檢，我們很關心結果，如果發現一條魚的放射性物質超標，意味着這種魚一年之內都難賣出去。比如半年前發現鱸魚有問題，現在檢測合格也賣不出好價錢，（消費者）還是擔心。”

久之浜漁港，正在收拾捕魚用具的漁民。

2023年3月，磐城市附近海域捕獲的一條鱸魚，被檢測出放射性物質銫含量達到每公斤85.5貝克勒爾，儘管低於每公斤100貝克勒爾（bq/kg）的日本國家標準，但超過了福島縣漁業協同組合聯合會自行設定的50 （bq/kg）的標準，漁協隨即暫停當地捕撈的鱸魚上市。經過一個月的連續監測後禁令取消、恢復正常，但市場反應卻難及時歸位。

磐城市的所有漁獲通常抽樣送往小名浜魚市場的檢測室，熟悉檢測工作的小名浜機船底拽網漁業協同組合管理部部長前田久介紹，一旦發現樣本的放射性物質濃度超過25bq/kg，會送往福島縣政府機構進一步檢測，同時市場方面立即通知當天同品類水產品暫緩上市。如果精密檢測顯示放射性物質濃度超過50bq/kg，就會立即回收相關水產品，並要求全縣暫停同品類上市。

小名浜魚市場檢測室，員工們正在處理魚類樣本。

不過，漁協負責的水產品檢測僅包含銫-137和銫-139這兩種核素。前田久説，自主檢測主要是為了確保安心，真正的安全評估要靠福島縣政府和日本水產廳的定期監測。日本官方實施的放射性物質檢測對象為氚、銫、鍶這三種元素，而核污染水中有鈷-60、碘-129等60多種核素。東電聲稱淨化處理後的各種核素濃度均在國家限定值之下，但這一過程缺乏國際監督。而且，目前為止沒有詳細數據證實這些核素會對太平洋生態造成多大程度的影響，同樣需要科學界的研究和審議。

中國海洋大學海洋生命科學院教授王悠也提出質疑，即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物質濃度能否真正地降低到安全標準。此外，持續的低濃度放射性物質的排放對海洋有怎樣的影響。核污染水中有60多種放射性物質，如果只用氚的濃度代表核污染水的處理效果，是以偏概全、避重就輕的説法。

“從科學研究的態度來説，我們會認為福島核污染水可能會有潛在的危害。危害有多大、波及的範圍等問題，需要拿出科學數據來作為支撐。”王悠説道。

美國伍茲霍爾海洋學研究所科學家肯·布塞勒（Ken Buesseler）則指出，由於距離和時間會降低輻射水平，排海不會對太平洋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壞，但是仍然值得擔憂。”

實際上，2011年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發生後，附近海域已遭受放射性物質污染。2013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光，東電最終承認有高濃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並稱是因為擔心影響當地漁業聲譽而未及時公佈。

對福島的很多漁民而言，這片大海是他們祖祖輩輩討生活的寶庫，種種不確定性給當地漁業蒙上了陰影。“真勝丸”的船主自述，家族四代都以捕魚為業，但傳承到他這一代或許就要畫上句號。“捕魚是個辛苦活，付出不一定有回報，這就像賭博，有時候滿載而歸，有時候一無所獲，我就幹到幹不動為止，以後這裏可能不需要漁民了。”近幾年捕魚量和魚的種類雙雙減少，很多時候即使大量放網也收穫寥寥，漁民們聽説有相關機構調查，或許與水温上升有關，也可能有其他原因，目前為止沒有得到明確的説法。

在福島縣，一些人被迫接受現實，但是丹治杉江做不到。

雙重罪責

福島核污水排海半個月後，日本福島縣、宮城縣等地約150名民眾於2023年9月8日向福島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起訴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並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將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2個月後，原告人數翻番超過300人，第二次提起訴訟，控訴政府的排海決定是非法的。

這是日本國內針對核污染水排海的首個訴訟，60多歲的丹治杉江作為原告團的代表，從2012年夏天開始為此案奔走，召集原告、組織集會、參加記者會……她把日程排得滿滿當當，總是一副風塵僕僕的樣子，她強調從話術開始就絕不容許絲毫妥協，比如所謂“ALPS處理水”是污染水，“排放”實則是丟棄，熟稔此事的方方面面。

“沒人來處理原告團的事務，律師找到我，接下這個任務不容易。”在接手核污水排海案的事務之前，丹治杉江過去10年一直圍繞另一樁有關核事故避難者索賠案而忙碌，她同樣作為原告代表，要求國家和東電負擔羣馬縣自主避難者的賠償責任。“在法庭回顧自己最痛苦的經歷，哭着向裁判長一遍一遍訴苦來求得賠償，這樣悲慘的事我真的不想做。”

13年前，丹治居住在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約35千米的磐城市北部，核事故發生後，政府要求核電站方圓20公里內以及一些輻射量超標的避難區域的居民必須撤離，丹治和丈夫並不居住在劃定的範圍內，但是擔心輻射影響，自行搬遷到鄰近的羣馬縣避難，在當地貸款購置了一間二手房，經營一個家電維修的店鋪。夫妻倆這樣的情況被稱為“自主避難”，只能獲得25萬日元的一次性賠償，無法像“避難指示區域”居民那樣按照實際損失索取賠償。

2013年9月，從福島縣到羣馬縣自主避難的100多人提起訴訟，要求國家和東電進一步賠償，丹治自願擔任原告代表衝在前面，卻未料到一些人評價她唯利是圖，“是想要錢才上法庭”，甚至被地方法院的法官批評“阻礙福島復興”。她憤怒地説，當時對於這樣的話語感到極其厭惡，甚至想要在家門口立一個標語牌寫上“我們家只收到25萬日元賠償金，國家和東電沒有按照避難者的實際情況給予相應的賠償。”

從地方法院一路上訴到最高法院，該索賠案的最終裁決為東電負有賠償責任，而國家無責。在裁決下達後召開的簡報會上，丹治作為原告代表坐在發言席上，一開口就落淚了，因為她最想得到的絕非僅是賠償金，“最重要的是要為正義而戰”。

丹治介紹核事故相關的歷史資料。

時隔2年談起當時的裁決，丹治摘下眼鏡再度抹淚。“在核事故發生之前，國家反覆説絕不會發生事故，然後發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污染水也是如此，國家稱絕對沒問題，但是等到意外發生之後就遲了，感覺國家已經準備好了‘意外’這樣的説辭。”這是她從長年訴訟經歷中體會到的，現在不想眼看着重蹈覆轍。

“絕對不能允許讓10歲的孩子看着污水排海一直到50歲。”丹治説，這是一個必須要贏的官司，只要那些不以為然地認為“對避難者只要給錢就好”“福島很好”的國會議員存在，就必須繼續鬥爭下去，但是抗爭談何容易。

此次負責核污水排海訴訟的律師廣田次男解釋，之所以未能在排海啓動之前就提起訴訟，是因為這是一場艱難的訴訟，寫訴狀就花了大量的時間，還要集結原告，在這過程中宣傳材料製作、活動組織等費用都是由廣田和幾個律師自掏腰包，而且無償辯護。

廣田次男在律所辦公室裏工作。

核事故過後，年過七旬的廣田先後接手了7個與事故相關的集體訴訟案，其中3起案件已經了結，訴求均寫明要求東電道歉。“道歉的意義是要求他們不再放任放射性物質傷害福島縣民，那些人一個勁説着不會給別人添麻煩，行為上卻背道而馳，不以為然地將核污水排放入海。”

“打官司不僅僅是為了保護福島，而是為了維護這個國家應有的狀態。”廣田説道。

日本法律界人士都很清楚，該國歷史上有四大公害訴訟 ，熊本縣“水俁病訴訟”、富山縣“疼痛病訴訟”、三重縣“哮喘病訴訟”、新瀉縣“水俁病訴訟”。廣田指出，最初沒有人意識到這些是危險的公害，只有當危害加重、人們的懷疑日益加深，經過法律訴訟後真相才水落石出。但現在的情況是從一開始就知道核污水有害卻任由排放，顯然是不正義之舉。

上世紀四十年代，熊本縣水俁灣一帶的貓出現狂躁、痙攣等現象，五十年代初，奇怪的症狀蔓延到當地居民身上，四肢麻木、聽覺視覺受損等，但入院後難以診斷出病因，被認為是怪病，稱之為“水俁病”。專家組長期調查後認為，是水俁灣的魚和貝類受到水銀污染，民眾食用後中毒。最初，當地化工企業駁斥這一説法，直到60年代，新瀉縣阿賀野川下流附近居民出現類似症狀，並上訴污染源公司，進行了日本國內的第一次公害審判。一年後，日本政府於1968年認定水俁病是一種公害病，由化工企業排放含汞廢水造成。從發現水俁病到官方認定歷時12年，患者超過2000人。直到2023年，日本水俁病受害者的索賠訴訟還在進行中，有很多受害者未得到應有的賠償。

“不要重蹈覆轍。”日本水俁病受害者團體於2023年8月31日發表聲明，呼籲即刻停止福島核污染水排海，以免重蹈水俁病的歷史覆轍，並把聲明郵寄給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而另一邊首相卻在為消除風評被害而忙碌，當天在日本最大的水產市場視察，現場試吃福島縣產海鮮，並聲稱海外針對日本水產的進口禁令“沒有科學依據”。

令丹治憤懣的是，相比於國家的宣傳，民間反對聲音何其弱小。她在福島縣楢葉町的一處資料展覽室做志願者，館內展示了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相關的史料，呈現了這場悲劇給福島帶來的重創，並新設一個區域介紹核污水的情況。她每週駕車一個多小時到這個偏僻的地方，維持展覽室的運營，併為參觀者講解。

自擔任志願者一年多來，丹治接觸了許多從外地來的參觀者，她發現大多數人並不瞭解核事故的後續影響和核污水的確切信息，“只知道政府説‘沒關係’”，但交談過後能認識到其中的風險。伊達雅人就是如此，在東京出差時專程趕到福島，仔細看完資料室的每個角落後説：“我們好像只知道一半的事實”。

定居於大阪的伊達雅人出生在福島縣相鄰的宮城縣，他還記得核事故後很多福島產的桃子銷往宮城，即使一箱500日元的低價也沒人願意買。“現在福島縣水產品或許又要面臨類似的困境”。在他看來，最大的問題是外界不瞭解福島當地的實況，接收片面信息的國民難以做出正確的判斷。

談起對核污水的初期瞭解，伊達羞愧地説，網上看過碎片化的內容，但是丹治介紹的很多信息都是此前聞所未聞的，而且心中還有疑惑未解，比如污水為什麼要通過海底隧道排放，水會不會越來越多，30年真的可以排完嗎……“就我個人想法，最好不要排海，現在立即停止排海進程。”他在此行之前並沒有產生這樣的想法，因為大阪市面上少見福島的水產品，不會設身處地的思考這些問題，覺得離自己的生活很遙遠。

“不僅是福島的問題，是整個日本的問題，太平洋還聯通着其他國家。”伊達希望政府能夠坦誠地告知公眾所有已知信息，並對核污水訴訟表示支持，他敬佩丹治等一眾原告能夠站出來發聲，卻終究難以體會其背後的辛酸。

“普通公民以國家為對象打官司需要很大的勇氣，這些年法院對核事故相關案件做出了缺失公信力的判決。”丹治不知道核污水訴訟何時開啓庭審程序，“如果放任下去，我們就犯下兩重罪，一重是核事故，另一重是污水入海，對未來的生命而言這絕對是罪責。”

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不足5公里的海灘可以遠眺到核電站的大型機械。

憤怒默默燃燒

武藤類子也是原告團的一員， 11年前就發起過針對核污水的訴訟，“2013年開始意識到污染水是一個大問題。”她在《從十年後的福島到你》一書中寫道，“現在，我們是東北之魂，默默地燃燒着憤怒。”

在福島縣內陸的三春町，有一棵古老的“瀧櫻”，在全域孕育了諸多櫻花樹，春天到來時，這裏的街巷一派粉色。武藤在三春町的一座山腳下經營一家名為“燦”的咖啡館，因為愛好音樂在咖啡館辦過音樂會，又樂於觀察生物，經常在山中採橡子、野菜、蘑菇等。

三春町的山間。

核事故發生後，“自然之美沒有任何變化，但是我看待自然的目光變了。” 現在沒有任何興趣愛好，對大自然避之不及，甚至儘量避免在外散步。雖然從科學層面瞭解到當地的一些蔬菜可安全食用，她仍然選擇購買九州產的蔬菜。十二年間，武藤全身心投入核事故的追責訴訟，而且是罕見的刑事訴訟。

記憶追溯到2011年櫻花盛放時，強震襲來，武藤腦中的核電之弦驟然緊繃，立即和家人驅車遠行、一路向西。2天后，他們通過車裏的廣播聽到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氫氣爆炸的消息。熟悉切爾諾貝利事故始末的武藤非常清楚，即使三春町距離核電站45公里，也難逃一劫。地震導致當地通訊中斷，她擔心親朋的安危，決定掉轉車頭返回家鄉，親自上門呼籲更多人撤離。

武藤一己之力有限，她認為核事故的發生也有自己的一份責任，因為切爾諾貝利事故過後，她從80年代開始一直參與和組織反核電運動，卻未能激起水花。“當時思考的是接下來要做些什麼防止悲劇重演，最終決定追責。這原本應該由檢方來做的事，他們卻無動於衷。”

事故發生後一年，武藤成為原告團團長，召集上千名原告，在福島地方法院以業務過失致死致傷罪名起訴事故發生時的東電最高層，包括原會長勝俁恆久等3人。漫長的訴訟一直持續到2023年1月，東京高等法院宣佈二審判決結果，即維持一審判決——三名被告無罪。

12年間，原告團的規模已經擴大到14000多人，他們沒有放棄，已經向最高法院上訴，目前為止還不知道是否會開庭。在武藤接受採訪的4天前，她剛和東電的人員就案件進行過溝通。“在玻璃的兩側交談2小時，這個過程很痛苦，我們提出了很多問題和要求，但是沒有得到真誠的回答，好像語言並不相通。”她有一個信念——讓大家意識到東電高管必須為事故承擔責任。

武藤還留着當時咖啡館的招牌“燦”。

身在東京的律師河合弘之長期致力於為核事故受害者辯護，擔任日本“脱核電律師團全國聯絡會”共同代表，早年就和東電公司各層級有過不少接觸。

武藤和丹治在此前的訴訟中目睹過一些原告在法庭哭訴，卻被殘酷地回應。“比如有夫婦在核事故過後被迫分居兩地，最後離婚，東電卻説他們本來就關係不好。有孩子因為事故後家庭四散而患精神疾病最終自殺，卻被指自身軟弱。”

不過，河合弘之指出，東京電力實際上是一家國有企業，很多時候的行為和決策迫於政府壓力。

東京電力在核事故之前是一傢俬營企業，事故後東電面臨賠償、核電站報廢等鉅額費用，彼時日本政府和多家核電企業共同出資設立“日本原子能損害賠償和反應堆報廢等支援機構”，負責相關事宜。東京電力公司網站2023年9月的信息顯示，上述支援機構的持股比例最大，為54.75%由政府掌控實際經營權。

實際上，《核能與政治：311 事件後的政策進程》一書寫道，日本政府長年來與核電產業走得很近，從安倍晉三到岸田文雄，都是堅定的“核電推進派”，該國核能政策與外交、地方政府、電力公司、大型電器製造商的利益休慼相關，半個多世紀以來，大量資金、時間和技術研究精力投入到此行業，改弦更張絕非易事。

追本溯源，1953年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聯合國發表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倡議，日本以此為契機研究核能開發和利用，1955年還是眾議院議員的中曾根康弘推動核能相關的億萬日元預算在國會獲得通過，併成立了“原子力委員會”。核能具有“軍事利用”與“和平利用”的雙重屬性，美國研究者在80年代出版的《核的男爵》（The Nuclear Barons）一書中指出，對核能趨之若鶩者的目的在於，“通過核能的和平利用，將來可以留有核的選項”。

在核能開發利用的背景下，日本於上世紀50年代邁入核電事業的軌道。彼時，從鈾燃料到核電站相關設備，幾乎一切都依賴美國。為了獲取美國方面的資源，日本於1955年與美國簽訂《日美核能研究合作協定》，標誌着美國將日本納入其核政策體系。在此基礎上，福島第一核電站興建於上世紀60年代末，完全由美國公司設計，70年代初開啓運營，6個機組的總髮電能力為4.7兆千瓦，一度是全世界25個發電量最大的發電廠之一，幫助應對日本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日美在核能領域的“合作協定”不斷演進，直到1988年簽署《日美核能協定》，通過該協議，日本成為全球唯一擁有獨立核燃料後處理權限的非核武器國家。

日美之間的這般核關係意味着日本對核能政策的調整，都難以繞開與美方的協商，同時也牽涉日本經濟界。2011年福島核事故過後，日本民主黨政府曾一度計劃推出“零核電社會”目標，包括到21世紀30年代停止所有核能發電站反應堆運轉。但是並沒有得到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和美方的支持，因為這不僅牽涉日美核電企業的利益，還可能對石油市場造成衝擊，並引發核不擴散方面的問題。最終，民主黨政府發佈的政策中雖然寫入了“致力於實現不依賴於核電的社會”，但也表明將繼續核電站重啓與核燃料再利用事業。

福島核事故的關注度隨時間推移而逐漸變低，氣候變暖和能源供給緊張的形勢緊逼，岸田政府正式拉開了重啓核電的帷幕，2022年提出最大限度活用核電站，次年通過立法允許核電站運轉年限超過60年，並重啓該國有47年運行歷史的“高齡”核電站。該國有市民團體認為，允許核電站運轉如此長的年限，將導致事故再發。

不同於其他國家，日本列島是地震災害多發地，近海海底地震易引發海嘯，而且國土面積小。“一旦有核電站發生事故，幾乎沒有地方是絕對安全的。”武藤認為，事故問責是敲響警鐘的利器。

然而事故問責未果，核污水事端又起，武藤的憤怒愈燃愈烈。2013年8月，東電承認儲水罐中含有高濃度放射性物質的300噸污水在幾個月前泄漏。次月，包括武藤在內的3名福島縣民上訴當地法院，指控東電高管對污水管理不善導致了大規模泄漏，涉嫌違反《公害犯罪處罰法》。但是訴訟並不順利，事情不了了之。時隔一年，又發生100噸污水泄漏事件。

如何讓發自福島的微弱呼聲被更多人聽到，這是武藤長期思考的問題。圍繞核污水的處理，2018年8月日本經濟產業省首次舉行了旨在徵求國民意見的“公聽會”，武藤曾認為這是一個向官方反映意見的絕佳機會。在福島舉行的那一場公聽會上，她上台發言表達反對排海的立場，當天44個公訴人中42人反對污染水排海。2020年政府在全國又展開了書面意見徵集，4011條意見中2700條表達了對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擔憂。

然而，最終決策是如何考慮民意的，答案在空中飄。

飄久了，或許民意本身也會動搖，吉澤正巳有所體悟。從2023年夏天開始，他不定期地開着小麪包車到全國各地巡遊，車身上掛着 “不允許核污水入海”的橫幅。他興致頗高地講述着隻身一人開到東京都車站前，站在車頂演講，呼籲停止排海。問及當場的反應時，他尷尬一笑説：“沒什麼人聽”。

吉澤已經習慣了孤立無援地疾呼。在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14公里的“希望牧場”，他飼養了200多頭牛。核事故發生時，位於浪江町的牧場成為輻射污染的重災區，吉澤的牛也成了“輻射牛”，但他不忍心殺害，十年與牛相伴。他説：“這些牛不賺錢，但只要活着就是我的朋友。”

希望牧場

吉澤經常開着這輛車巡演抗議核污水排海。

福島迴歸正常是吉澤最初的願望，他還為此競選過浪江町町長，但沒有成功。隨着時間推移，吉澤逐漸失去了信心。“希望是人活下去的最大精神支柱，至於如何在浪江町尋找希望，我個人認為很困難。因為無望人歸，沒有人一切都是空談。” 他指出，浪江町連個正規的綜合醫院都沒有，只有診所和牙科醫院，超市也僅有一家，這樣的狀況下將走向荒蕪。

根據浪江町政府數據，2011年事故發生時，浪江町人口為21542人，在避難指令下達後超過21000人撤離。雖然當地一直在進行除染工作，直到2023年10月末，當地仍然有八成區域為不可進入的“歸還困難區”，居民僅有2116人，不及原先10%。

吉澤的希望被默默吞噬，怒火燒不盡。他在社交平台上先後對“2020東京奧運會”、“日本前首相安倍國葬”發表反對意見。在希望牧場的招牌旁邊豎着一塊標語牌：“即使清除核污染、解除避難，也要再見了，浪江町”。

浪江町於2021年制定了最新版復興計劃，致力於到2035年使當地居民增加到8000人，並表明將建設新的產業，確保為回鄉居民提供就業崗位。浪江町町長吉田榮光2023年3月表示，國民正在以“復興税”的方式支持當地發展，還有部分町民投資。

“有人擔心輻射，想對核事故追責並叫停核電；有人寄希望於建設一個新福島，認為污水排海是為了復興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對於福島縣的現狀和未來，分歧在不同的思考方式中滋生。武藤説，“所以我們不再談論，似乎每個人都對此保持沉默，但這實際上是沉默中的分裂。”

福島縣四倉港車站展示的孩子們的寄語，不乏“復興”、“復活”、“希望”等詞彙。

實際上，武藤所説的分裂並不僅藏於內心，也印刻在真實可見的福島土地。

這不是想要的復興

“滴滴滴滴……”行駛進入福島縣雙葉町時，車內的核輻射檢測儀數值迅速上升超過每小時1微希沃特（1 µSv/h），發出警報聲。

福島縣雙葉町公路上的輻射檢測顯示屏上顯示1.227µSv/h

車內輻射檢測儀器發出警報聲。

按照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的標準，公眾受到人工輻射的年平均有效劑量的估計值不能超過1毫希沃特。這意味着，如果在上述地點停留2個月就已經達到標準的上限值。

福島第一核電站橫跨福島縣的大熊町和雙葉町，截至2023年9月，大熊町51%的面積為禁止進入的“歸還困難區”（年輻射量超過50毫希沃特），雙葉町的“歸還困難區”面積約佔該地區85%。丹治杉江帶記者驅車去往這兩個町，車內放着一個烏克蘭產輻射檢測儀器。她曾去過切爾諾貝利3次，瞭解核事故的影響。在福島，她帶遊客到訪大熊町和雙葉町超過百次，為了讓公眾看到真實的災區。

丹治駕車前往大熊町和雙葉町。

沿着高速公路常磐道E6行駛，每隔一段距離公路邊就會出現輻射檢測顯示屏，數值時高時低，周邊鬱鬱葱葱，多為山林。駛入大熊町，車窗外大片土地荒草叢生，多條公路上立着“歸還困難區禁止通行”的警示牌。偶見一些獨棟住宅，有的院子裏密集雜草溢出門外，有的房頂已經爬滿了枝葉。人類的活動停滯在2011年3月，空留生物在大自然中野蠻生長。

通過車窗玻璃拍攝的大熊町“歸還困難區”。

大熊町無人問津的住宅。

來到大熊町公務辦事處附近時，周邊環境畫風突變，規整的住宅小區呈現出一副歲月靜好的模樣，木質亭台、人工小溪，還有美容院、投幣洗衣房、便利店、郵局等配套設施齊備。這是政府出資修建的大川原災害公營住宅，凡是事故前在當地擁有私人住宅且被認定為破損的居民，都可申請入住，租金按照家庭收入計算。

根據大熊町網站信息，截至2023年10月1日，大川原災害公營住宅一期和二期的近百間房已經全部入住。但略顯怪異的是，下午1點左右整個住宅區域內幾乎看不到人煙。在住宅區不遠處有一座名為“學舍夢之森”的學校，佔地約3.3公頃，2023年6月剛建成，操場、圖書館、遊樂場等一應俱全。

當問及“學舍夢之森”現在的師生情況時，學校的工作人員介紹，招生對象為0-15歲的兒童，目前有24名學生，27名教職員。丹治疑惑，“想知道在這裏花大筆錢建設的意義是什麼”，家長為什麼願意搬過來讓孩子在這裏上學。她指向距離操場僅百米的一座橋説，穿過這個橋洞，那邊就是歸還困難區，這一片嶄新的生活區周邊實際上遍佈歸還困難區。

“學舍夢之森”校園。

“學舍夢之森”不遠處穿過這一橋洞就是歸還困難區。

實際上，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勵人們到福島定居，包括髮放支援金。根據政府2023年出台的政策，對於從外地移居到福島縣的日本公民，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將給予每個移居家庭最多200萬日元的支援資金，單身最多可得到120萬日元。此外，對於移居到福島並進行農田種植的農民，還將額外支付支援金。

從大熊町穿過雙葉町向北，浪江町更顯荒涼，十字路口交通燈閃爍，卻無車輛通行，直到路過大片農田，田邊立着多個墓碑，收割機正在作業。正收割水稻的農民介紹，他3年前回家鄉種田，這些田地不是自家所有，而是按年租借。政府出台了政策，通過發放補助鼓勵農田種植。但是令他們發愁的是，款項並非持續性的，只在耕地首年發放一筆。而且當地產的大米售價很便宜，人手不足，只能靠周邊相識的人互相幫忙種植和收割。

傍晚的浪江町街道。

“重新在福島耕種稻田不容易。農田的放射性物質都經過除染作業，從安全上來説沒問題，但是田地裏營養豐富的表層土壤已在除污過程中被清理掉，因此大米的品質可能不如從前。”這位農民説，福島縣原本是日本重要的稻米產區，但是震災過後沒有人再提，開發新品種可能會打開局面。

浪江町水稻田。

福島縣政府為當地大米專設宣傳網站，首頁上展示了2021年福島新開發的大米品種“福笑”，介紹稱“福島引以為豪的最高品質大米，給你前所未有的香氣、甜味和飽滿感”。但是，日本農協（JA Group）的相關人士當年對日媒表示，“在大米過剩時，最後剩下的會是福島產大米”。

中島商店也進貨大米，但產地並非福島。中島孝説，日本人以米飯為主食，大米在日本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所以重啓稻田的意義是“説明核事故的影響已經過去了”。在他看來，這種做法是魯莽的，包括國道兩旁嶄新的公共設施迅速建起來，“那也是象徵性的，讓人感受復興”。

浪江町臨海區域，當年的海嘯將之夷為平地，衰草連天，黑色集裝袋堆摞成排，挖掘機正在推土作業。一名拿着圖紙的工作員工稱，施工隊正在除染，受污染的土壤裝進集裝袋後將運輸到臨時儲存設施，土地將有新的建設計劃。

“這不是除染，而是移染。”丹治認為，所謂的除染不是清除污染，而是把放射性污染物移動位置。根據日本環境省2023年10月公佈的信息，福島縣大熊町和雙葉町各建設了一個堆放除染廢棄物的臨時儲存設施，聲稱都已經過無害化處理，目前廢棄物的規模相當於11個東京巨蛋的大小，它們將在2045年3月之前運到福島縣外。目前為止，關於最終處理地點沒有任何規劃。

福島核事故善後工作仍有漫漫長路要走，而新藍圖已經在未癒合的創傷之上鋪開。2020年，世界最大的制氫工廠——福島氫能源研究設施（FH2R）在浪江町落成，制氫能力最高可達2000立方米/小時。同年，日本最大規模的機器人實驗設施“福島機器人實驗場”在福島縣南相馬市全面投入使用，國家補貼投入155億日元建設，包括帶有跑道和飛行場的“無人機區”、水下及水上機器人區等，可對應陸海空各種情形。

“福島機器人實驗場”。

福島氫能源研究設施

在武藤看來，核事故受害者想要的福島復興是“回到從前的生活”，但如今大量避難者難以歸鄉，政府卻耗巨資進行尖端技術相關建設，這與她所希望的復興相左。而且，這些產業對解決根本問題的核電站廢爐作業（注：原子反應堆的解體和撤除）幫助甚微。

事故過去了13年，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反應堆報廢工作舉步維艱，取出所有核燃料碎片被視為廢爐的重中之重。發生堆芯熔燬的1號至3號機組內共有約880噸核燃料碎片，由於輻射量極高，施工人員無法靠近，只能遠程操作，目前，對於取出如此大量核燃料碎片的具體方案尚無定論。日本原子能學會專家、福島第一核電站廢堆研討委員會委員長宮野廣指出，一次只能取出幾克核碎片，相當於“一挖耳勺那麼大”，估計最快也要50年，長則100年。

東京電力在今年1月25日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推遲原定於2023財年下半年開始的2號機組核燃料碎片“試驗性回收”工作，最晚要到2024年10月開始。這已是東電第三次延遲迴收，較原計劃晚了3年。

如果不取出全部核碎片，為持續冷卻堆芯需要不斷注水，同時還會有大量地下水及雨水滲入反應堆，核污水將繼續新增。對此，福島大學教授、福島縣廢爐退役安全委員會委員柴崎直明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現在東電防止地下水流入反應堆的措施不充分，核污水的新增量不穩定。未來還將面對各種風險，特別是人們擔心排海設備是否能夠抵禦強震或海嘯，人為失誤或導致含有高濃度放射性物質的污水泄漏。

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約5公里處的海岸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23年8月宣佈排海啓動時承諾，“日本政府將在未來數十年對排海負責，直到處理水處置完畢。”

但海洋不僅是人類和其他生物賴以生存的共同寶藏，也是生命和傳統延續和傳承之所依。“福島縣漁民可能不會有後繼者了。”松原廣三嘆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