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人為什麼懷念社會主義？_風聞

二〇一四年，曾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文章中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柏林牆為誰而倒？”是為了大多數的人民，還是一小部分人？伴隨着柏林牆的倒塌所帶來的整個東歐的社會轉型，是否成功？長期以來，圍繞着東歐“後社會主義”轉型的問題，一直存在着兩種完全不同的敍事。主流經濟學家、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及東歐的社會精英認為這場轉型符合東歐大多數人民的願望與要求。在他們看來，經過一段時間的轉型陣痛之後，東歐的經濟已經重新起航，東歐人民目前享受着充分的自由民主和經濟繁榮，人均收入、生活水平及生活滿意度都較轉型前有了較大的提高。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東歐的社會轉型是西方顧問和東歐的社會精英為了一個強加給東歐人民的，這場轉型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徹底失敗了，給東歐社會和東歐人民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這些後果包括：經濟崩潰、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貧困率上升、兩極分化嚴重、政治腐敗、犯罪率上升等。在持這種觀點的學者看來，蘇東劇變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使得在東歐社會中產生了一種反思新自由主義轉型並懷念原有社會主義體制的情緒。圍繞着蘇東劇變的這兩種敍事，不論在西方還是中國都長期存在。那麼，哪一種敍事符合東歐社會的實際情況呢？

為了回應這一問題，長期關注蘇東問題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克里斯汀·戈德西(Karsien Ghodsee)和米切爾·奧倫斯坦 (Mitchell Orenstein)在二〇二一年合作出版了新書《重估休克療法——一九八九年“革命”的社會後果》。儘管戈德西和奧倫斯坦的學科背景有所不同，但他們都對東歐地區進行了長期、深入的跟蹤研究。克里斯汀·戈德西是一名民族誌學者，在東歐進行了二十五年的實地考察和人類學研究，而米切爾·奧倫斯坦則是一名政治學者，從一九九〇年以來一直關注東歐的政治與經濟問題。他們一起合作出版了十五本與東歐轉型問題相關的書以及九十多篇論文。在《重估休克療法》一書中，兩位作者從各自的學科背景出發，用詳實的經濟數據、人口統計數據、民意調查數據以及民族誌的調研結果，對蘇東劇變後二十九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轉型及其後果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成為這本書的特點與優點。西方學者加博爾·沙依林（Gabor Scheiring）評論説：“不同學科之間嚴格的學術壁壘，使得我們無法正確衡量‘後社會主義’轉型的全貌。但戈德西和奧倫斯坦的新書《重估休克療法》一書打破了這些學科壁壘，對‘後社會主義轉型’進行了最全面的評估。”

“一小部分人獲益，大部分人受苦”——這就是兩位作者得出的結論。他們指出，蘇東劇變及之後推行的“休克療法”確實讓一些人獲益，但這些人只佔東歐人口的一小部分。對於絕大部分東歐人民來説，發生於三十多年前的那場社會轉型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就其所造成的死亡和貧困而言，其後果堪比一場大型戰爭或革命”。“獲勝者有權講故事”，獲益者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輿論權力，竭力美化這場轉型的結果，而失敗者的聲音則被掩蓋、被壓制、被邊緣化了。即使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劇變對失敗者造成的創傷依舊存在。柏林牆雖然倒塌了，但 “新自由主義的建築師用不穩定與不平等建造了新的圍牆，來阻止東歐人民用他們所獲得的‘自由’來做任何事情。”（加博爾·沙依林）戈德西和奧倫斯坦正是要通過這本書，來提供被東歐和西方主流精英所遮蔽的另外一種轉型敍事，傾聽那些被刻意遮蔽和掩蓋的失敗者的聲音。

一、失敗的經濟轉型：一場超過“大蕭條”的經濟災難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牆倒塌後，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曾向東德人保證：沒有人會生活得比以前更糟——只有更好。這一承諾，讓很多東歐民眾燃起了對“後共產主義”社會的希望，助推了當時的政治經濟轉型。但是今天東歐社會所呈現出來的景象，證明科爾的承諾並沒有兑現。在《重估休克療法》這本書的開頭，描述了當下東歐社會兩個相互矛盾的面向。漫步布拉格、基輔或布加勒斯特等城市的市中心，人們會看到一派繁榮的西方式消費社會景象：閃閃發光的購物中心中，擺滿了進口消費品——法國的香水、意大利的時裝和瑞士的手錶；在當地的電影院，温文爾雅的年輕市民排隊觀看最新的漫威大片；市中心佈滿咖啡館和酒吧，為在大型超市購買美食的外國人和當地精英提供服務。然而，在離這些都市中心不遠的地方，就能看到另外一番景象：處於底層的窮人、老人難以滿足最基本生活需求，他們要在“取暖、藥物和食物”之間做出選擇；失業的年輕人夢想着能夠得到他們難以負擔的消費品以及出國留學的機會；無家可歸的失業者絕望地睡在公園的長椅上；一些農村家庭已經迴歸十九世紀的自給農業；年輕人成羣結隊地逃離祖國，企圖在國外尋找更好的機會。經濟上的困境和政治的動盪，讓東歐人對當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充滿了不信任情緒，而對於社會主義時代“安全和穩定的懷念與日俱增”。

戈德西和奧倫斯坦指出，在蘇東劇變後，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快速經濟轉型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造成了原蘇東國家大規模的經濟衰退。主導轉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雖然也預料到可能出現衰退的局面，但他們認為這種局面頂多持續幾個月到幾年的時間就會結束——此後將會出現“J字型”的反彈。但事實上，這場席捲整個原蘇東國家的大衰退，整整持續了十七年，直到二〇〇六年才宣告結束。戈德西和奧倫斯坦利用美國農業部、世界銀行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EBRD) 的數據，計算了這場衰退的規模。在他們看來，原蘇東國家的這場大規模的經濟衰退，不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超過了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蕭條”，是人類在和平時期所經歷過的最大規模的衰退。他們根據經濟衰退的程度，將原蘇東國家分為三組：在轉型最成功的國家（如波蘭、匈牙利、拉脱維亞、羅馬尼亞），經濟衰退的規模可以與美國“大蕭條”（人均GDP下降 30%）相媲美；次一個等級的國家，轉型衰退對經濟的破壞程度超過了“大蕭條”（人均GDP下降 40%）和持續時間（持續了十七年）；而轉型最失敗的國家（如烏克蘭、摩爾多瓦、格魯吉亞、塞爾維亞），目前的人均GDP仍低於一九八九年的水平。

伴隨着新自由主義轉型所造成的經濟崩潰，東歐國家的貧困率快速增長。截止一九九九年，東歐社會中有一億九千一百萬人每天生活費用不到五點五美元（世界銀行確定的絕對貧困標準）。這也就意味着在轉型的第一個十年中，該地區47%的人口陷入了貧困。直到二〇一四年，東歐社會仍然有八千萬人生活在每日不到五點五美元的絕對貧困線之下。社會主義時代國家提供給人民的普遍性社會福利（包括免費醫療、免費教育、住房補貼、食品補貼等）被取消了，代之以世界銀行所建議的針對特定窮人的“有針對性”補貼。但是在官僚主義、腐敗、經濟衰退等因素的作用下，這些補貼並沒有真正起到保障底層人民生活的作用。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貧困率迅速上升的同時，一小部分前政府官員、資本寡頭和知識精英利用轉型的機會暴富。東歐社會從一九八九年之前世界上最平等的地區之一，淪落為兩極分化極為嚴重的地區，極大地激化了社會矛盾。正如戈德西和奧倫斯坦所説：“人生中第一次陷入極度貧困是一回事，但是當你陷入貧困時，周圍的一些人卻享受着以前不可思議的個人財富，這就變成了另外一回事了。”在經濟下滑的同時，東歐國家的社會秩序走向了崩壞。在大規模私有化進程中，新生的資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所獲得的非法財富而努力尋求政府官員的權力庇護，催生了官商勾結等腐敗現象。在社會矛盾激化的狀況下，黑社會犯罪組織和私人的武裝安保產業也隨之氾濫，有組織暴力活動和犯罪率激增，一些東歐國家的謀殺率增長到了蘇東劇變之前的兩倍甚至三倍（俄羅斯的謀殺率從一九九五年的10.42/每十萬人，增長到一九九五年的30.3/每十萬人）。

在經濟、政治、社會的全面危機之下，東歐國家的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人口大量外流，成為世界上人口減少最為迅速的國家，造成了嚴重的人口危機。戈德西和奧倫斯坦用非常詳實的數據，對東歐國家所面臨的人口危機進行了分析。在一九八九年後，由於新自由主義改革所造成的私有化、去工業化以及與此相伴隨的生活水平下降、酗酒、精神壓力增大等原因，前蘇東國家的人口死亡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俄羅斯的總死亡率在二〇〇四年上升到了16.4‰，比一九八九年上升了53.27%。直到二〇一六年，仍然有十九個“後共產主義國家”的死亡率高於一九八九年的水平。在總死亡率上升的同時，人口出生率卻在大幅下降。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俄羅斯、保加利亞、波蘭的人口出生率分別下降了23%、20%和5%，前東德地區甚至下降了47%。與死亡率的異常下降一樣，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對於和平時期的工業化社會來説也是前所未有的——“它通常只發生在戰爭或饑荒期間”。與此同時，由於工業體系的瓦解和就業機會的大幅度減少，東歐的人口（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大量外流，外流的速度、規模和持續時間都是前所未有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估計，自一九八九年以來，已有兩千萬人離開了東歐地區，佔其總人口的5.5%。其中東南歐（SEE）國家受到的影響最大（失去了16% 的人口）。從二〇〇四年到二〇〇七年，波蘭在加入歐盟後僅三年的時間就流失了3.3%的人口，其中主要是二十至二十九歲的年輕人。大規模的人口外流，使得東歐國家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動力與引擎，陷入一種無法掙脱的惡性循環。同時也加劇了東西歐民眾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刺激了西歐社會中排斥移民的右翼民粹主義情緒。

二、“時光倒流”——對社會轉型的失望與充滿着懷舊情緒的東歐

面對“休克療法”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東歐民眾的失望情緒與日俱增。戈德西和奧倫斯坦引用了大量權威機構所做的民意調查，來分析東歐民眾對於“市場”與“民主”的態度轉變。二〇〇六 年，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EBRD)和世界銀行對於蘇東劇變後的經濟轉型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民意調查，即“新轉型生活”（LiT）調查。該民意調查覆蓋了中歐、東歐以及中亞的所有二十八個“後社會主義”轉型國家（除去東德）。在當時，各個“後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渡過了轉型之後最困難的階段（這些國家的貧困率在一九九九年達到了頂峯，之後便緩慢下降）。調研的目的是為了宣傳社會轉型給這些國家所帶來的“民主自由”和“經濟繁榮”。但是兩位作者指出，這場調研並沒有達到預期，“調研結果並不是EBRD所希望看到的（在經過十五年‘成功’的轉型之後）。” LiT的調查數據顯示，只有30%的受訪者認為二〇〇六年他們國家的經濟形勢好於轉型之前；只有不到40%的受訪者表示二〇〇六年的政治形勢好於轉型之前；當被問及二〇〇六年的腐敗現象是否少於一九八九年時，只有15%的受訪者表示同意，67%的受訪者表示不同意；對於轉型之後所形成的所謂“民主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模式，只有37%的受訪者表示認同。儘管主導調研的EBRD希望從這些數據中發掘出東歐人對於社會轉型的支持與認同，但我們還是可以明顯地看到東歐人民的失望情緒。

除了用民意調查的數據進行研究和分析之外，戈德西和奧倫斯坦還採用了基於實地調查的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對於東歐劇變後民眾的社會生活與社會情緒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們指出，東歐“後社會主義”社會中民眾存在一種常見的生活體驗：“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戈德西在二〇〇五至二〇〇七年通過對保加利亞的馬丹市的田野調研發現，很多農村家庭為了生存，已經迴歸傳統農業。一些失業的年輕人甚至被迫淪為羅多彼山脈的牧羊人。一名當地村民説，他們正在“倒退回十九世紀”。戈德西的研究中，提到了馬丹市當地一個由九名成員組成的大家庭。這個大家庭完全靠土地和飼養家畜為生，基本脱離了與外界的經濟聯繫：家庭中輟學的孩子們負責採摘野生蘑菇和漿果，婦女們在周圍的土地上種植蔬菜和煙草，取暖用的柴火是在村子周邊非法撿拾的，晚上照明用的蠟燭是用蜂蠟自己製作的。在他們的生活中，只有兩種商品不是由自己生產的：麪包和食用油，而這兩種商品是用他們祖母的養老金購買的。

這種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淪落和倒退，使得東歐社會充滿着一種絕望、壓抑以及虛無的情緒，進而產生了一種被克里斯汀·戈德西稱之為“紅色懷舊”的對原有的社會主義體制的懷念情緒。二〇〇一年，一項對中東歐七個國家進行的調查顯示，15%—30%的受訪者明確表示了對過去社會主義制度的懷念。儘管這個比例在當時還相對較小，但是它一直處在不斷上升的趨勢之中。戈德西和奧倫斯坦在書中還引用了人類學家內林加·克拉姆拜特（NeringaKlumbyte）在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八年間對立陶宛三個村莊的田野調查。克拉姆拜特訪談了一百五十多位三十五歲以上、對蘇聯時期生活有個人記憶的東歐農民，發現很多農民都沉浸在對逝去的社會主義舒適生活的懷舊情緒中。克拉姆拜特説：“對於農民來説，放棄集體農場、讓森林替代以前的黑麥田而轉向自給農業和臨時性就業，並壓制他們作為農民的身份，這是他們在後蘇聯時代地位下降和被邊緣化的表現。”一名被迫從城市回到農村生活的立陶宛婦女在接受訪談時説：“在那時候（即蘇聯時期），我和我的孩子在生活上一點都不匱乏。我自己買得起我想要的一切，我丈夫常常和我們一起去餐館或酒吧。我們可以帶孩子去度假。我們以前每年夏天都會去海邊的度假村。現在？現在我甚至沒有錢去城裏領孩子的津貼。當我必須帶孩子去看病時，只能騎馬去。”

三、絕望與憤怒：右翼民粹主義運動在東歐的興起

轉型所造成的經濟和社會災難，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嚴重的政治後果。從表面上看，東歐人民獲得了“民主”，戈德西説：“東歐國家的人民可以選舉政府，但這些民選政府仍然必須按照西方政府或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去做。”因此，這種所謂的“民主”只具有形式上的意義，它只能決定選舉哪些政黨和領導人來充當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西方代理人。即使是曾經的左翼政黨,也紛紛轉向，淪為新自由主義的同謀。左翼政黨不再將自己定位為工人階級及其他在轉型過程中利益受損的羣體的代言人，相反，他們與自由派一樣，將這些轉型過程中的“失敗者”視為新自由主義政治與經濟秩序的潛在威脅。正因為如此，左翼政黨無法獲得民眾的信任。

近些年來，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東歐社會中迅速崛起，獲得了很多東歐民眾的支持，甚至在一些國家中上台執政。戈德西和奧倫斯坦指出，東歐社會中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社會基礎，正是社會轉型的“失敗者”和“被拋棄的人”，如老人、工人階級、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村居民等。這些選民轉向右翼民粹主義，並不是像一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因為這些人天生就傾向於給“非自由主義者”或“仇外政治家”投票，而是因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最鮮明地反映了他們的經濟訴求。戈德西和奧倫斯坦在書中概括了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一些共同理念：第一，關注生育率下降、人口外流等與人口數量下降相關的問題；第二，要求實行普遍主義的社會福利政策；第三，要求針對不同類別的窮人提供相應的社會福利（而不僅僅是針對最窮的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如二〇一五年，波蘭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法律和公正黨” (PiS) 政府啓動了名為“家庭500+”的計劃，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普遍的社會福利。按照該計劃，每個波蘭家庭的孩子從上學的第一年開始，即可每月收到五百茲羅提（二〇一九年合一百三十美元）的補貼。在該政策的刺激下，波蘭的生育率從二〇一五年的1.32小幅上升到了二〇一七年的1.39，兒童貧困率下降了80%。匈牙利右翼總理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án）在二〇一九年也宣佈了新的生育政策，其中包括為日託中心提供更多的補貼、為結婚生子的婦女提供貸款等。

這些帶有社會福利色彩的政治綱領，實質上反映了生活在絕望和憤怒情緒中的東歐人民對穩定與福利的懷念。但是，由於左翼政黨的轉向以及馬克思主義在東歐的缺席，這種對新自由主義轉型的不滿情緒並沒有導向社會主義，反而走向了極端民族主義。當下國際社會關注的俄烏衝突，就是這種民族情緒氾濫的政治後果。氾濫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僅無助於解決東歐人民當下所面臨的困境，反而會進一步激化東歐國家的內外矛盾，加劇全球社會的動盪。東歐當前的社會狀況，佐證了羅莎·盧森堡在一百年前提出的那句名言：“要麼社會主義，要麼野蠻！”

本文原題為《柏林牆為誰而倒》，首發於《讀書》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