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村官佔40畝蓋別墅和高樓 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現代版何以繼續_風聞

近日，有律師在某社交平台曝光廣東普寧陂老村一村幹部擁有60畝地，其中40畝地蓋起了高樓、別墅和廠房。網友們也驚歎，別墅牛，這位村官更牛！

據當地最新通報稱：網民反映的村主任實為普寧市下架山鎮陂老村村民黃某雄，從事傢俬生產、經營。其曾於2008年6月至2014年3月相繼擔任陂老村村委會主任、村黨支部書記，2014年3月後不再擔任。黃某雄因涉嫌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罪，已於2024年1月9日被刑事拘留，2月2日被批准逮捕。

雖然通報中，沒有提及非法轉讓土地的具體數據，但也證明了，律師所指這位村支書的事實大差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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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普寧市，一個不大的縣級市，由揭陽市代管，在全國人民的知名度，遠不如廣州、深圳甚至佛山、珠海，但很多人都買過“普寧豆瓣”，“普寧豆瓣”還上過美食紀錄片《老廣的味道》。

我查了下這個陂老村，百度百科介紹，屬革命老區。全村有人口約1800人，村民多數出外經商務工，部分留守以農為業。

簡單介紹完陂老村，相信大家和我一樣，浮現出的印象是：這是一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小村莊，人口不多，而且外流現象嚴重。

這其實也就給黃某雄“上位”並且貪腐的空間。

從通報來看，黃某雄從事傢俬生產、經營，有一定的經營頭腦和能力。由於陂老村青壯年大量外出打工，黃某雄應當是村裏現存為數不多的、年富力強且有一定能力的人。

因此，黃某雄才被選為村支書，一干就是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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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因為陂老村的年輕人常年在外，村裏大多是老幼婦孺，極易出現對黃某雄的監督真空。

青壯年勞動力出走導致了鄉村“精氣神”的流失，這部分人羣本應是鄉村發展的主力軍和社區治理的主要參與者，他們的離開使得鄉村失去了活力與創新力，也削弱了對村幹部日常工作的直接監督力量。

年輕人有一定的知識文化，但常年在外務工，無法全面、實時地瞭解並參與家鄉的各項事務。

更關鍵的是，打工帶來的收入遠高於種地，這些鄉村出來的年輕人，自身利益與老家農村的聯繫紐帶不斷被削弱，對於村幹部的行為規範、決策過程和資金使用等重要事項，千里之外的他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監督。

如此一來，老年人、婦女和兒童構成了鄉村社會的基礎，但他們在知識水平、信息獲取、行動能力等方面存在天然劣勢，往往缺乏足夠的能力和渠道去質疑和約束村幹部的權力行使。

可以想象，黃某雄在擔任村支書的六年內，村裏後續有村民對其所作所為質疑、反對，但這些聲音奈何不了他，他能很從容地將60畝地，變成自家的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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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鉅貪“，當然不僅僅是黃某雄。

2017年，哈爾濱市南崗區紅旗滿族鄉曙光村原黨總支書記兼村委會主任於福祥被查，在案情通報中，“於福祥把曙光村當作自己的“自留地”和“獨立王國”，目無法紀、大肆貪佔公款，腐化墮落、極度奢靡，涉案金額達2億多元“。

這大概是到目前為止，“小村鉅貪“貪污涉案金額的紀錄。

不少影視作品也反映了鄉村中村幹部或地方強權人物濫用權力、侵犯婦女兒童權益的情況。

比如，今年春節檔上映的《《第二十條》，趙麗穎飾演的郝秀萍，因給女兒治病欠債，向村霸借高利貸，村霸讓郝秀萍用身體來還債，每次進屋之前，郝秀萍的丈夫王永強就被對方用狗鏈子拴在門口。

王永強最終爆發，跟村霸打了起來，對方拿了刀，王永強也回屋拿上剪子，他總共刺了對方二十六下，導致對方死亡。

早些年上映的《喊·山》，女主角紅霞童年被拐走、被臘宏剪掉舌頭，打罵性侵無所不作，只能吃些破爛的食物，帶着兩個孩子住在驢房裏。她用自己的方式復仇，最終又被趕出村裏。

在這兩部電影中，女主角都是啞巴（先天或者後天的），其實是一種隱喻，“失聲”不只是個體的聲音消失，更是鄉村權力資源嚴重不對等的現實反襯。

村幹部、村霸不僅有權，且無需為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擔任何責任，搶佔農村公共用地，侵吞農村集體資產，欺負村民。村民尤其是村民中的老幼婦孺，生存環境由此變得越來越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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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出鉅貪，對此有一種常見的説法，是法律監管不到位。

然而，中國曆來有“皇權不下縣”的傳統，在漫長的歷史中，“皇權不下縣"的表述形象地道出了國家權力觸角在基層社會的實際侷限。

中國幅員遼闊，民情複雜，行政權力在鄉鎮一級，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如果沿襲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體制，成本極其高昂。

對此，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以及他的《鄉土中國》，被稱為觀察中國鄉村治理歷史和傳統的範本之一。

費孝通生於1910年，2005年去世，享年九十有五。他的一生，恰好貫穿了中國鄉村在近現代的巨大變遷。

在1948年出版的《鄉土中國》這本書中，費孝通主要圍繞傳統中國鄉村社會的特點、結構與變遷進行了剖析，並提出了多個對鄉村治理具有重要意義的觀點：

費孝通指出，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是一個“禮治”社會而非法治社會。這裏的“禮”不僅指禮儀習俗，更是一種非正式的社會規範和行為準則，它通過教化和社會壓力來維持社會秩序，而不是依賴於國家法律的強制執行。

他認為，鄉村社會中的許多糾紛是通過遵循禮俗習慣來解決的，即所謂的“無訟”思想。

費孝通還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用來描述中國傳統社會關係網絡的特點。 差序格局，以個人為中心，像水波紋一樣一圈圈推出去，形成親疏有別的社會關係網，影響着資源分配、權力運作以及衝突調解等鄉村治理的各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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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照《鄉土中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鄉村半個多世紀以來，發生了劇烈變革。

宗族文化，如今在很多鄉村已經不復存在。廣東潮汕地區算是保留宗族文化比較好的地區，但有潮汕地區的網友在知乎上發文指出，如今，很多潮汕年輕人進城打工，孩子也進城讀書，他們感受不到子孫與祖先、老一輩人的關係，也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會有圍繞宗族文化展開的祭祖、互助、教化等一系列儀式和程序。

年輕人進城，鄉村裏的親戚都成了不如近鄰的遠親，今年網絡上所熱議的“斷親”，某種程度上，也是鄉村年輕人主動放棄“走親戚”傳統、“差序格局”失序的映射。

對傳統鄉村治理影響更大的，是中國鄉村的現代化改造。

在鄉村社會治理中，費孝通強調了長老或家族長者在決策和秩序維護方面的作用。這些德高望重的年長者憑藉其經驗和威望，在處理鄉村內部事務時起到權威性的指導作用。

但是，如今鄉村的老人，自身經驗、學識、能力，能帶領村民完成種植產業轉型升級、招商引資、網絡等新型公共設施建設、土地流轉等新業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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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些年來，鄉村治理興起了另一種模式，叫做“能人治村“。

那些具有較強的組織能力、豐富的社會資源以及先進發展理念的“能人”，憑藉自身的影響力和行動力，一方面更受當地政府青睞，覺得他們可以帶領鄉村脱貧致富。

另一方面，確實也有部分村民對能人報以希望。黃某雄就是“能人治村“模式選出來的村支書。

但“能人“能帶着村民搞副業，搞招商，也能借此實現個人權威的膨脹，一手掌握鄉村公共資源的分配和流向。

從鄉村現實來看，村一級治理機構，頂多容納一兩個決策層面的“能人“，其他工作人員及村幹部，更多扮演執行者，由此，公共決策不透明，黃某雄一手遮村。

對於“小村鉅貪“，不少人的觀點是，要強化對鄉村幹部的監督。但即使在當代，如果在一個千餘人（實際留村人口可能幾百人）的陂老村，設置監察、審計等機構及專人，需要多少行政成本？這些成本誰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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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治理“小村鉅貪”，靠的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監督，而是要讓鄉村土地等資源的分配，有更多制衡。

這幾年來推進的鄉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通過出讓、租賃、入股等多種方式進入市場。

鄉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除了激活鄉村土地資源，通過市場化經營增值外，有一個隱形而更重要的影響，就是鄉村土地產權的進一步明晰化。

黃某雄為什麼能侵佔那麼多畝地？因為，隨着年輕人流失，鄉村土地管理空心化。

看上去，很多土地被農户承包，但常年荒蕪，實際上成了“無主”的土地。

鄉村裏走出去的年輕人，連自家承包田都懶得打理，至於鄉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等公共用地，就更沒人關心了。

但隨着鄉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推行，更多企業下鄉，受讓、租賃或者入股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他們與此之間形成了緊密的利益關聯，也會更加關注村裏土地等資源的分配。

這意味着，黃某雄們會發現，在村裏，有錢有勢的人，不止自己一個了。 自己不能在侵佔鄉村公共用地時，説“誰贊成、誰反對？”

某學者總説，“資本下鄉”，會造成資本對農民土地等權益的侵蝕。恰恰相反，“資本”或許並不具有某種高蹈的道德性，但基於保障自身利益的需要，顯然比單個村民，有更多資源、能力，在相關重大事項中，對鄉村幹部形成制約。

如果黃某雄當初侵佔的是某企業的租賃或受讓土地，恐怕一開始，企業就會採取各種維權手段，黃某雄也早就被舉報東窗事發了。

此外，當農村土地市場化程度更高，帶來的價值更多，會吸引年輕人迴流。這些在城裏學到知識、具有足夠能力的年輕人，一旦參與到鄉村治理秩序當中，哪怕不參與村官選舉，同樣會對村官形成制衡。

這是一種新的鄉村治理格局，外來企業、回鄉創業的年輕人，替代傳統的鄉賢，成為鄉村重大事項的重要參與者，也讓一兩個“能人”掌控全村資源的日子一去不返。

既然中國鄉村，不可能重返基於傳統的禮治，那麼，對農村的土地等資源，進行更徹底的產權改革，在“小村鉅貪”的沙化土地上，加入更多的市場化種子，或許是現代鄉村法治所必需的治理基礎和變革方向。費孝通先生的《鄉村中國》現代版，或許要這麼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