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中國人均壽命反超美國？_風聞

本文首發於公眾號“貓哥的視界”

兩會馬上到了，每年兩會總有代表會提出在中國實施免費醫療的議案，這種能討好普通民眾的議案總是能贏得一些民眾的叫好。

但是這些叫好的人卻不知道，在搞所謂免費醫療的發展中國家，其民眾的平均壽命大幅度低於中國。

即使是發達國家的翹楚的美國，人均GDP超過中國6倍，2022年人均壽命也不過76.1歲，而中國2022年平均壽命卻是78.2歲。

拖着14億人口的龐大基數的中國居然人均壽命超過了最為強大的美國。

這是什麼原因呢？

今天貓哥給大家梳理一下中國醫療體制發展的歷史脈絡，大家就能知道中國人均壽命超過美國的原因。

而且也能明白中國醫療體制發展的趨勢，為什麼會有集採會有醫療反腐等等一系列的現象背後的根源。

1

全民免費醫療時期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的醫療體制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

1949—1978年，免費醫療階段（中國人均壽命40—67歲）；

1978—2012年，醫療產業化階段（中國人均壽命，67—73.5歲）；

2012年—至今，醫療社會主義階段（中國人均壽命，73.5—78.2歲）；

從上述數據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均壽命成效卓著有兩個階段，一個是1978年之前，一個是2012年之後。

實際上在1978年—2012年，雖然我們整個國家經濟突飛猛進增長了上百倍，但是人均壽命反而增長緩慢，那麼這三個階段究竟發生了什麼？

先説1949—1978，這是我國實行全民免費醫療時期。

這個階段真正人均壽命增長是60年代過後。

從1960年—1978年，在食物供應還是計劃經濟的模式基本沒有大的變化情況下，中國人均壽命從1965年49歲左右，增長到1978年67歲左右。

這裏問題就來了，同樣是實行免費醫療，為啥65年之前中國人均壽命增長緩慢，而到了65年之後突然突飛猛進呢？

那麼1965年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

1965年偉大領袖做出一個影響深遠的指示。

1965年的最高指示。

在這個指示下，中國從無到有為新中國農村建立了一套基礎醫療體系。

在上個世紀60年代，國家財政還非常窮，建立一個龐大的覆蓋農村的基礎醫療體系按照一般規律絕對是耗費巨大。

以當時中國財政無論如何是無法負擔，但是怎麼説呢？

只要思想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

新中國在財政基本不怎麼投入的情況下，愣是將這個覆蓋農村的基礎醫療體系給搭建起來了。

怎麼做的這個奇蹟？

一個基礎醫療體系有兩個要素是迴避不了的，一個是醫生，一個是藥物。

醫生問題，我們用工業化模式快速培養了大量的赤腳醫生。

當時這些赤腳醫生是沒有一分錢工資的，赤腳醫生的生計還要靠自己務農來解決——

説白一點，就是在農村找一批有文化基礎，或者是有醫療經驗的農民，快速培訓上崗，為農民提供醫療服務。

因為很多這些農民醫生連鞋子都買不起，所以才有了赤腳醫生的稱號。

也是那個年代的農民純樸並且對國家與領袖有信仰，國家一號召，沒有一分錢工資也有大量赤腳醫生願意免費為農民提供醫療服務。

按：在部分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地區，公社會給赤腳醫生提供一定的補助，這個補助即使按照當時的標準也是非常微薄的。

藥物怎麼辦？

一個是靠着廉價的中藥，一個就是我國在70年代實現了抗生素國產化。

建國前，國內不是沒有將抗生素素國產化的打算。

中央防疫處處長湯飛凡曾經在實驗室試製成功，但是由於買辦大環境的緣故無法大規模生產。

宋子文聽到湯飛凡的事情後就説，“外國進口的盤尼西林（青黴素）用都用不完，中國何必要自己生產？”。

因為宋子文的這種認識，所以抗生素國產化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一直沒能實現，

建國後，中央對於抗生素的國產化非常重視。

積極從蘇聯爭取技術援助，併成功爭取到了一個落户河北石家莊的抗生素廠（在華北製藥廠旗下）。

抗生素廠1953年6月開始籌備，1956年開工，1958年年初建成，設計年產能82.5噸，這是中國抗生素國產化的開端。

當時蘇聯專家認為，中國雖然有了抗生素生產線，但是菌種的培育技術短期內不具備，只能靠進口。

沒有菌種，抗生素生產就沒有自己的原料，菌種對於抗生素相當於芯片對於手機。

1956年，復旦大學微生物系畢業生陶靜之帶領團隊開始了攻關。

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在1958年12月成功培育出了國產菌種，且性能不亞於進口菌種。

正是突破了核心技術，因此抗生素的產量在後來增長很快。

到上個世紀70年代，僅華北製藥廠就有1655噸年產量，加上其他企業，可年產數千噸。

抗生素一旦工業化生產意味着就可以迅速白菜價，廉價的抗生素疊加中藥就成為赤腳醫生的主要藥物。

人與藥物都解決了，覆蓋農村的基礎醫療系統就這麼建立起來。

雖然這個醫療體系很簡陋，但總算是填補了農村醫療體系的空白。

這個基礎醫療體系的建立意義重大。

很多人一旦能夠有基礎醫療服務，那麼小病就能得到及時的醫治，小病就不會拖成大病，這對人體的健康乃至壽命意義重大。

除了基礎醫療體系的建立，在1965年之後農村還有一個重大變化，這就是衞生條件的改善與涼白開的普及。

涼白開就是我們常説的冷卻的白開水，在現代社會這是再尋常不過的東西。

但是在農業社會，涼白開對於普通人家是一種奢侈品。

把水煮開了再喝更有益於健康，這個常識其實古人就有。

早在晉代就有《養生要集》記載：“凡煮水飲之，眾病無緣生也”。

但是常識歸常識，直到民國，絕大多數民眾日常所喝的還是生水。

不是民眾不注重個人的健康，實在是燃料太寶貴。

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

柴名列第一，比糧食還重要。

糧食種下去總有幾分收成，但是柴火卻是越砍越少。

中國幾千年歷史基本就是這樣一個循環，隨着人煙的繁盛，大量的樹木被砍伐作為燃料，然後是生態災難，瘟疫、戰爭，人口大量減少，自然生態恢復，大亂之後大治。

週而復始，形成一種週期性的循環。

在燃料缺乏而又人口集中的城市，人們的飲水更多依賴地下的井水。

由於農業社會的城市不具備化糞處理能力，大量人畜排泄的糞便產生的污染，導致地下水質嚴重惡化。

據清代《京師坊巷志稿》記載，北京內外城1258口井，絕大多數都是苦水井，做飯不香，洗衣服洗不乾淨，洗頭髮黏手。

這樣的生水飲用基本就是吃別人用糞便培育的大腸桿菌。

在農村，由於相對富裕的城市奪走了大量的柴火，導致農村一般只能燒秸稈。

有限的燃料當然只能優先保障吃飯、取暖的需求，燒開水就是一種很奢侈的行為。

大量直接飲用河水的後果就是，各種惡性傳染病連綿不絕。

直到民國時期，層出不窮的烈性傳染病反覆爆發摧殘着國民的健康：

天花、鼠疫、白喉、猩紅熱、霍亂、斑疹傷寒、傷寒、肺病、麻瘋、瘧疾、吸血蟲病……

柴火的寶貴，直到建國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很多農村還在因為爭奪柴火而發生大規模的械鬥。

解決燃料的問題只能靠工業化，通過工業化開採煤炭來解決民眾的燃料問題。

建國之初，我國就將煤礦開採放到與鋼鐵同等重要的地位。

蘇聯156工程，就有25個煤礦項目。一五計劃中，我國的煤炭開採量保持着非常高的速度增長。

49年煤礦產量不過3000萬噸，到57年已經達到1.3億噸，三年大跨越1960年達到近4億噸的頂峯。

61年又降下來為2.1億噸，然後慢慢增長到78年的6億噸。

按1961年來算，2.1億噸煤炭產量已經是49年的7倍。

雖然大部分被投入到工業生產中，但是城市的燃料問題已經得到解決。

城市（包括部分農村）開始大量應用蜂窩煤，沒有城市爭奪柴火，農村燃料問題也得到緩解。

燃料一解決，即使是農民也開始喝上涼白開。

最初1958年公共食堂開始免費供應開水，大跨越失敗後，雖然食堂不再供應開水，但是大跨越卻讓城市與農村普及了大量暖水瓶。

隨着煤炭產量的節節上升，涼白開對於國民不再是一種奢侈品。

涼白開的普及對於人體健康有重大意義。

涼白開之後慢慢的有了更多的燃料可以燒熱水洗澡，這又意味着公共衞生條件上了一個台階。

煤炭的廣泛應用不僅可以給國民生活提供更多的燃料，更重要的是挽救了岌岌可危的生態環境。

1949年，全國森林覆蓋率只有8.6%，北方地區不足5%，到1978年森林覆蓋率提高到13%，現在是23%左右。

工業化水平越高，城市化率就越高，森林覆蓋率就越高。

現在我們簡單總結一下：

1965年—1978年中國人均壽命能增長十幾歲，主要原因是大家衞生條件的改善，以及農村基礎醫療體系的建立。

後來聯合國盛讚中國在一窮二白時期，幾乎不用財政投入就建立了卓有成效的覆蓋農村的基礎醫療體系，並把中國模式向全世界發展中國家推廣。

然並卵，廉價的抗生素好解決（國外援助也花不了幾個錢），但是中藥文化與傳統卻無法解決。

更為重要的是，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農民願意不要一分錢工資為他人提供醫療服務。

所以，中國在上個世紀建立的赤腳醫生醫療體系遂成為全球的絕唱。

2

醫療產業化階段

接下來是1978—2012年，醫療產業化階段（中國人均壽命，67—73.5歲）。

其實這個階段，也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1978—1990年，人均壽命從67歲增長到70.5歲。

這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期。

這個時期雖然也有一批鄉鎮企業、民營企業陸續湧現（這些企業員工就不能享受免費醫療），但是國內大部分民眾還能基本享受免費醫療。

1978年我國GDP是0.37萬億，1990年我國GDP是1.89萬億，增長了近6倍，中國人均壽命增長了3.5歲。

在這個階段，我國免費醫療體制（主要在城市國有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也陸續暴露出很多問題。

主要表現是，因為醫療全免費，所以大家都想盡一切辦法去薅國家的羊毛。

只要有機會就找醫生開大量藥品（即使用不上也開，包括營養品用藥品的名義開出來），很多家庭藥品儲備達到很誇張的地步。

幾大麻袋藥品一家人十幾年都吃不完，就那麼閒置浪費。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財政對醫療增加的投入如同將水倒在沙漠上。

國家財政已經不堪重負，但是民眾實際享受的醫療水平卻沒有大的提升。

然後國家醫療體制開始改革與轉型。

1990年—2012年，整整22年時間，GDP增長了28倍，而我國人均壽命卻只增加了3.5歲（70歲—73.5歲）。

那麼這個階段發生了什麼？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我們開始搞市場經濟。

在這個時期，我們雖然理論上是摸着石頭過河，其實就是摸着美帝過河，其中就包括醫療體制轉型。

學習美國的醫療體制後果就是醫療體制向右轉，醫療產業化資本化。

基本特徵就是國家財政對衞生領域投入大幅度下降（衞生開支GDP佔比最低僅為2%），有限經費就是給與醫院適當補貼，讓醫院自負盈虧。

在2000年左右，這種醫療產業化浪潮達到高峯。

比較典型的案例就是江蘇宿遷。

下面我們就以江蘇宿遷為樣板，給大家講一講醫療產業化私有化的後果。

2001年，在時任市委書記仇和的推動下，宿遷進行了“賣光式改革”。

將全市9所綜合性醫院，124所鄉鎮衞生院全部私有化。

全國搞醫院私有化的地方不少，但像宿遷這樣全部賣光，一間公立醫院都不剩的，還是第一個。

之所以如此激進，原因之一是宿遷當年太窮。

2000年的時候財政總收入只有區區11.27億，當時全國衞生投入比例大約佔GDP的4%。

那麼宿遷能投入的錢不過5000萬，就算有上級補助，總資金也不會超過一個億。

這點錢要養9所綜合性醫院和124所鄉鎮衞生院，完全是杯水車薪，很多衞生院工資都發不出。

政府只能要求它們部分自負盈虧，説是部分，實際上是絕大部分。

於是醫院只能不停地引導病人多做檢查，藥物價格往貴了賣，導致了**“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羣眾怨聲載道。

怎麼辦呢？仇和的思路和今天阿根廷的米萊差不多——要麼不做，要麼就做到底。

既然你都部分自負盈虧了，那乾脆全部自負盈虧算了，政府只做監管。

於是宿遷的醫院就全被賣掉了，有些醫院一家就賣了7000萬，市政府由此獲得了大筆收入。

按照設想，完全私有化後，大家互相競爭，醫療水平就會提高，同時互相卷會導致價格下降，“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就解決了。

但問題是，事情真是如此嗎？

不可否認，在改革初期，醫院老闆們的確不斷更新設備。

像沐陽縣仁慈醫院就投入3000多萬建了10層的新大樓。

為了對抗仁慈醫院，老對手沐陽縣人民醫院直接來個19層新大樓。

大家互相搞軍備競賽，至少從硬件上是煥然一新了。

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更新設備的錢，終究是要賺回來的。

2006年，北大一個課題組就對宿遷醫改進行了“五週年調查報告”。

結果顯示，問題非但沒有解決，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各家醫院刻意引導患者多做檢查，這種常規創收手段，大家都很清楚，危害頂多是增收，不算很大。

但有一些手段，就比較缺德了，危害很大。

比如，醫生會刻意誇大病情，引導病人做手術。

調查組在調查過程中親眼看到，一名婦女只是手腕骨折，醫生卻騙她説治不好了，不斷慫恿她換人工關節。

骨折其實不算多大事，要換了人工關節，那就是大事了。

醫生們重點瞄準的目標羣體是農民，因為農民文化水平不高，容易上當。

還有許多這種案例，比如明明不需要開刀的，醫生卻騙患者説需要開刀，無端端做個手術。

醫生們這麼搞，是因為私有化後醫生收入完全與業績掛鈎。

比如調查過程中發現，某鄉鎮衞生院的醫生，每人每月要完成5000元的KPI才能拿到基本工資，超過5000元的部分才有提成。

如果不到5000，基本工資都沒有。

在巨大的KPI壓力下，醫德完全被KPI壓倒。

而且，許多買下醫院的老闆也不是真心想經營，只是想玩資本遊戲。

套路和現在許多公司一樣的，先把營收搞得高高的，給人一種“錢景美好”的感覺，然後再套現離場。

比如前宿遷市人民醫院骨科的一名姓孫的醫生，改革前因為索要紅包被開除。

改革後，不知道他走了什麼路子，竟然買下了宿遷市下屬宿豫縣（現宿豫區）的一家鄉鎮醫院。

他經營一段時間後，便轉手出去，淨賺100萬。

2010年，《21世紀經濟報道》在宿遷進行了調查發現，“賣光式醫改”9年以來，多達一半的鄉鎮醫院都被轉手過，一些甚至被轉了好幾手。

有許多買下醫院的人根本沒有醫療背景，既不懂經營也沒有興趣，以致於當地人調侃**“殺豬的也能當院長”**。

也是在這項調查裏，時任宿遷衞生局副局長程崇高指出，為了節約成本，私營醫院的人員培訓週期被普遍壓縮。

真就是怎麼賺錢怎麼來，完全不顧及由此帶來的問題。

把醫院當做資本遊戲，又怎麼可能解決羣眾關心的問題呢。

宿遷2022年人均壽命是78.18歲，排名江蘇省墊底。

要知道，宿遷市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在江蘇反而是年輕的。

但人均壽命卻全省墊底，只能説，醫療體制出了大問題。

宿遷某種意義是就是1990—2012年全國醫療產業化的一個縮影。

在這種私有化浪潮影響下，2000之後，看病難與看病貴成為社會呼聲最為強烈的問題。

與此同時，醫療關聯產業從業人員卻賺得盆滿缽滿富得流油。

這種醫療體制最大的特點就是，雖然醫療資源受益於經濟增長而越來越豐富，但是醫療產業化資本化的體制決定了基礎醫療的門檻也越來越高。

這就讓大量底層人羣（農村）不願去治療小病、基礎病，然後這些小病、基礎病拖成大病，從而相對拉低了人均壽命。

醫療產業化不但拉低了人均壽命，更為重要的是，醫療產業化是導致醫患關係對立，醫患關係緊張的根源。

一直到現在，這些不良影響都還沒有完全肅清。

因為醫患關係對立，甚至一度衍生出醫鬧產業這個畸形的怪胎。

3

醫療社會主義階段

接下來是2012年—2022年（中國人均壽命，73.5—78.2歲）。

這個階段的醫療體制進行了撥亂反正，逐步拋棄過去資本化的路線，開始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醫療社會主義體制的道路。

具體的措施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大幅提高投入。

對比2008年的4.5%，2020年中國衞生支出佔GDP比例提高到了7.1%。

在我國GDP已經增長到上百萬億規模的時候，醫療投入增長近3個百分點意味着就是3萬億以上的增加投入。

不但醫療費用大幅度增加，並且醫療費用的投放也有了重大調整。

過去我們財政醫療費用主要就是給醫院撥款，從2012年之後，財政醫療費用主要投向就是給老百姓直接“發錢”——

也就是直接投入到老百姓醫保賬户上。

截止到2022年底，我國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達到13.4億人，覆蓋率穩定在95%以上。

不但覆蓋率廣泛，而且報銷範圍以及報銷比例也年年增加。

僅2020年—2022年，我們醫保住院報銷比例就整整提高了5%。

二是實施大規模醫療集採。

其實我國在醫療領域搞集採的歷史很早，90年代河南有些醫院就展開探索了。

不過都是零零散散的，沒有形成氣候（當時的大環境也不允許），直到2018年組建國家醫保局，才有了全國性的醫療集採負責機構。

疫情後，集採開始全面推行。

集採的好處很明顯，醫保局背後有一個全國性的公立醫院大市場，這樣談判底氣就充足多了，能夠大幅擠幹藥品價格的水分。

在集採政策下，許多藥物和耗材的採購價格大幅下降，比如心臟支架的價格，就由1.3萬下降到了700。

到2023年初，全國累計至少省下了4000億的支出。

雖然集採被詬病壓價太低，未來還需要進一步調整優化，但是集採這個大方向已經不可動搖。

醫療集採覆蓋範圍越廣，其實就是大幅度擠佔了醫療產業化的市場。

集採就是國家在醫療領域去市場化，打造社會主義普惠醫療體制最有利的手段。

從2020年—2022年，短短三年時間，為啥在財政醫療費用增加不大的情況下，我們醫保住院報銷比例能增長5個百分點？

集採功不可沒！

三就是醫療反腐。

集採不是萬能的，只能覆蓋到藥品與醫療耗材。對於非標化的醫療器械與設備國家就無法集採。

這就導致醫院醫療設備採購成為腐敗的重災區。

比如去年披露的普洱市人民醫院原黨委副書記、院長楊文俊案，他所在的醫院買了一台進口加速器，3520萬。

機器實際價格是1500萬，楊文俊卻索要了1600萬的賄賂。如此鉅額的貪腐確實觸目驚心。

很多大醫院為什麼喜歡用進口設備，除了表面上的進口設備性能更好之外，還有個潛規則就是進口設備貴，價格透明度低。

這樣對於醫院腐敗分子而言，就有了更多的操作空間。

還是那句話，醫療設備買的更貴，最終還是老百姓買單。

所以國家只能通過醫療反腐來打擊醫療設備採購的腐敗，將醫療設備採購的水分擠幹。

一個集採，一個醫療反腐，這種組合手段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大幅度降低藥品與醫療設備的採購價格，提高醫保報銷比例，降低老百姓負擔。

更為重要的是，這是旗幟鮮明走醫療去資產化道路。

這是對過去醫療產業化路線的撥亂反正，探索屬於我們自己的中國特色醫療社會主義普惠制道路。

4

為何不照搬美國醫療體制？

最近在知乎上經常看到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中國不照搬美國醫療體制用來解決醫患矛盾？阻力是什麼？

這個問題的提問者完全搞錯了因果。

從前面的論述可以知道，恰恰就是因為學習美國醫療資產化路線，才是導致患者對醫生不信任，導致醫患矛盾的根源。

不僅如此，美國的醫療體制即使是在發達國家也是成本最高，效率最低的。

在美國社會公認的兩大毒瘤就是醫療資本與金融資產。

金融資產主要就是搞出無數金融衍生品，沒出事金融資本賺大錢，出了事就是政府買單——

2008年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典型。

美國醫療體制則是出了名的爛，不但爛而且還貴。

美國醫療開支GDP佔比高達20%，人均醫療費用支出是中國的幾十倍。

最後居然人均壽命還不如中國，由此可見，美國醫療體制有多爛。

最為麻煩的是，美國人也知道自己的醫療體制很爛，但是卻毫無辦法。

原因很簡單，美國目前的醫療體制是醫療資本與金融資本完美的結合在一起，形成壟斷資本。

這個壟斷資本幾乎就是肆無忌憚打劫政府與民眾。

舉個例子，在美國如果因為急病叫了救護車，這個救護車光是觸動一次就要收費3000多美元，加上其他費用，開出上萬美元的賬單也很正常。

如果沒買保險，叫一次救護車支付上萬美元簡直就像冤大頭一樣。

如果買了保險，那麼自己只需要支付100美元左右，看上去是不是很划算？

但是大家知道保險公司在這個賬單上支付給醫院多少錢嗎？

9900美元？

錯！事實上保險公司只需要給醫院支付990美元。

原因是保險公司支付醫療機構的費用只是個人（沒醫保的情況下）的一折。

美國是一個比較奇葩的醫療制度，醫療費用是美國政府負擔一半，老百姓需要購買醫療保險，承擔剩下的一半。

正是因為這樣的制度設計，所以保險公司才與醫療機構聯手，故意將醫療費用搞得巨高。

一方面可以大幅度擼政府與民眾的羊毛，另一方面就是逼着大家買保險。

如果不買保險，一場疾病就能將美國家庭搞破產。

因為美國醫療保險費用負擔不低，每年起碼也要幾千美元，所以美國很多低收入人羣就沒有買保險。

美國醫療保險覆蓋率還不到80%，這就導致美國每年都有53萬個家庭因為醫療費用而破產。

其他發達國家**，只要醫療資本化沒有美國這麼嚴重，那麼人均壽命立馬就能提高一大截。**

以德國為例，德國醫療體制沒有美國這麼奇葩。

德國政府很重視公立醫院，迄今為止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醫院是公立，三分之一是私立，另外三分之一是教會等慈善團體設立的非盈利性醫院。

除了私立醫院，德國公立醫院與慈善組織的非盈利醫院的收費就很便宜。

也就是説，德國醫療體制資本化程度明顯低於美國。

所以德國哪怕人均GDP低於美國，但人均預期壽命卻達到了81歲，比美國整整高5歲。

中國目前這種特色醫療社會主義體制則更具優勢。

以上海為例，人均GDP2萬美元多一點，人均壽命已達84.2歲，這個數據比人均5萬美元的德國還要高3.2歲。

5

堅定不移走社會主義路線

最後我們總結一下。

這幾年在網上在兩會中，各種要求搞免費醫療，要求學習美國醫療體制的呼聲此起彼伏。

實際上提出這些建議的都是不學歷史的。

歷史上免費醫療也好，美國醫療體制也好，我們都嘗試過。

最後所有的路都走不通了才探索出當下這個醫療體制。

建國之後我們就是搞免費醫療，雖然在當時的歷史時期意義重大——

在1956—1978年大幅度提高了人均壽命，但是這種模式只是實現了對民眾的低水平醫療服務的供給。

隨着經濟水平的發展，這種模式弊端也很大。主要原因就是效率不高，存在大量的醫療資源浪費。

老百姓平均壽命好不容易提高到70歲，國家財政就不堪重負。

迫於無奈就只有轉型，轉型就是向右轉學習老美，學習老美搞醫療產業化。

最後證明這條路更不行，從1990—2021年，長達22年時間，我國經濟規模增長了幾十倍，但人均壽命卻只增加了3.5歲（70-73.5歲），而且醫患關係越來越緊張，矛盾衝突越來越激烈。

事實證明，學習美國的醫療產業化資本化道路同樣走不通。

走不通只有再次轉型。

這一次是向左轉，搞特色社會主義普惠醫療制度，在醫療領域逐步去資本化。

這一次算是走對了路子，這個醫療體制經過十年的實踐成效顯著。

從2012年—2022年，即使有疫情的拖累，短短十年時間中國人均壽命也從73.5迅速提高到78.2歲，而且醫患矛盾也大幅度緩解。

所以我國醫療體制改革爭論向左還是向右已經沒有必要，未來只能是在現有的道路上探索、優化。

目前特色醫療社會主義普惠制確實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醫療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