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怎樣才能成為“思想坦克”_風聞

首先，祝賀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新著《思想坦克：中國智庫過去、現在與未來》出版！他以自己十年智庫工作經歷為例，提出“哲學社會科學百萬大軍”、“智庫與學術異同”、“平視美國智庫”、“全球思想價值鏈”等觀點及深度論述，我還看了王文院長接受觀察者網的採訪的很多觀點，非常深刻、新穎和具有震撼力。隨着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一批現代新型智庫崛起。一大批中國智庫研究者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境界開展工作，王文院長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我們現在缺的是什麼呢？軟競爭力，軟競爭力的核心是我們創造思想品的能力，特別是創造具有碾壓性力量的思想品的能力。包括我們研究提出國家戰略的謀劃能力，進行戰略博弈的設計能力，包括我們對國際輿論的影響能力，對輿論的制導能力，理論和議題的創造創新能力，在道德道義制高點上解釋中國道路、講好中國故事的能力。這些方面還是我們的“軟肋”，和中國硬實力發展不相適應。我們生活在百年之未有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長週期中，這是中國智庫工作者報效祖國的幸運和機遇。

一、要成為“思想坦克”就必須具有“思想力”

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深改組會議時強調，要建設一批國家亟需、特色鮮明、制度創新、引領發展的高端智庫，重點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開展前瞻性、針對性、儲備性政策研究。在2016年5月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智庫建設要把重點放在提高研究質量、推動內容創新上”……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系列重要論述，在理論層面上明晰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性質、定位和任務，從實踐角度上明確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總體佈局和發展方向，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並不斷提高思想力的根本遵循。

王文《思想坦克：中國智庫的過去、現狀與未來》一書指出，智庫最需要的是思想力。他在接受觀察者網採訪中指出：智庫這些複合式工作的基礎是“思想力”，即需要擁有影響他人的思想生產與傳播力。這正是100多年前歐美國家有一批學者認為“思想”（think）就應該像“坦克”（tank）那樣有干預力、傳播力、進攻力，於是有了“智庫”這個現代職業。他的《思想坦克》把“智庫”（think tank）英文進行了中文直譯，以提示同行們對外、對內、對未來、對國際都需要重視思想傳播力，這遠遠比只是“宣傳喉舌”功能要複雜得多。我對此深以為然。

經院派學者也好，體制內智庫學者也好，體制外智庫學者也好，所有學者的歷史責任和擔當都是一樣的，但是作為智庫有“資政啓民、建言獻策、為國家謀、為國事謀”的使命，這個使命對智庫最大的要求就是要有思想力。中國智庫最應該做中國方案、中國倡議、中國理論的提供者、設計者、建言者、傳播者。智庫的戰略價值，一是現代智庫發展培育，是大國博弈的迫切需要，是國家在世界大國博弈中的軟競爭力；二是智庫的整體謀略水平和研究能力，是國家戰略設計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軟實力；三是智庫創造思想品和智慧創意的累積效能，是為國家創造的重要無形資產，是形成國家品牌、國家形象為主要內容的軟資源；四是智庫資政啓民、引導輿論向着國家整體利益與戰略取向相向而行、保障國家治國理政有效有序的軟生態。概括起來，即創造軟競爭力、軟實力、軟資源和軟生態。

二、要成為“思想坦克”就必須具有“學習力”

智力資源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寶貴的資源。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的重要支撐，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既要上接天線，圍繞黨中央戰略部署、錨定黨和國家重大戰略決策進行研究；又要下接地氣，呼應大眾關切，凝聚社會共識，研究老百姓急難愁盼的問題，提出解決經濟社會運行中的熱點難點堵點問題的政策建議，提供真實而準確的情況，發揮決策諮詢等功能。

其實對於一個國家智庫專家的要求，要比一般學者的要求特別是綜合素質的要求要高的多，需要終身學習，終身奮鬥，終身持之以恆的努力。要形成國家軟實力，就要創造優質思想品供給，就要求有廣博的知識，而廣博的知識來自學習。荀子《勸學説》：“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智庫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和百年未有之大亂局中，需要擔當、需要勇氣、需要創造、需要創新，需要不斷學習吐故納新，需要放飛思想。

王文書中認為：從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自我追求來看，自古以來，中國學者就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遞進式的個人修養與遠大理想，以及所謂“出世”、“入世”的使命差異。一般看來，所謂“出世”者，講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希望探索天下大經、大法、大道，問詢宇宙萬物的本源，深究箇中細節的原理，像是現今從事學術的學者羣體，旨在關心與現實相對較遠的話題與理論思考；所謂“入世”者，則講究“羣臣有待問之時，諫官有請對之時”（《讀通鑑論》），投身於社會與國家事務，為決策者出謀劃策，輔佐幕主平邦治國，當代智庫學者的角色與此一脈相承，旨在通過學習探索與國家大政方針緊密相關的問題並尋求解決方案。

從全球的陸權、海權之爭來看，美國顯然是佔領了霸主的地位。現在美國正在搶佔網絡空間的制導權和輿論制導權。在國際輿論制導權方面，美國也在全世界具有非常獨特的輿論引導和主導能力。總的看我國智庫還沒有真正形成這種強大的抗衡能力，還處在一個初始的發展階段，雖然智庫數量已經很多，但是智庫能力培育和建設，還是一個非常長的過程。這個時代對智庫學者的要求高於一般學者，這個“高”不僅僅是學問高，而是由於使命責任與擔當，為國家資政獻言和戰略謀劃的能力要高，這就需要有強大的學習能力。

三、要成為“思想坦克”就必須具有“戰鬥力”

作為智庫來説，還要有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戰鬥力。應該成為習近平經濟思想、外交思想、軍事思想在新時代思想的踐行者、詮釋者、傳播者，做中國方案、中國倡議、中國理論的研究者、提供者、設計者，不僅需要具有高水平研究能力，還需要學以致用，形成強大戰鬥力。從中美兩國智庫比較來看，美國智庫具有非常獨特的輿論引導和主導能力，他們善於製造議題，製造輿論，製造新的話術，成為所謂第四大力量——智庫的力量，成為所謂第五種權力。

美國從建國兩百多年，一下就到了世界思想最前沿、輿論最前沿、科技最前沿、經濟最前沿、軍事最前沿，為什麼？美國一些智庫的謀劃能力很重要，比如美國的馬歇爾計劃、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全都是先由美國智庫謀劃提出的，然後政府以公共政策進行採購，並變成了商業化、市場化運作形成產品的鏈條，成為一些可度量、可考核的重大項目或者重大國家戰略，變成了一個國家的實力，一種特殊的“戰鬥力”。

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文化的國度，有那麼多的思想品，我們的文化礦藏比美國要豐富得多。而我國智庫還沒有真正形成這種能力。要使我國智庫具有整體競爭力和強大戰鬥力，這方面我們確實還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創新。要敢於鬥爭和善於鬥爭，要求智庫學者具備高水平演講能力、高水平對話能力、高水平戰略謀劃能力和高水平寫作能力，特別是需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堅定的鬥爭立場，具有與我們面臨全球一流智庫學者同一水準的對話資格與能力。具有把敵人轉化為朋友的能力才是最高的鬥爭藝術，要講究鬥爭藝術，在面對與各項挑戰中敢於鬥爭，善於鬥爭，還要深刻把握歷史發展規律，用正確的方法制定戰略策略，適時調整鬥爭思路並選擇合理的鬥爭方式，掌握鬥爭力度，靈活應對各項挑戰與風險。針對各項挑戰採取不同的鬥爭方略，明確鬥爭目標，匯聚各方面力量聯合鬥爭。必須匯聚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積極力量，與危害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大挑戰作鬥爭，打擊敵對勢力的污衊、挑釁和分裂企圖，防範侵害人民權利的潛在風險。在大國競爭博弈中，戰是為了和，不戰不能和，戰不贏不能和。

四、要成為“思想坦克”就必須具有“穿透力”

衡量一個智庫的研究水平和預判能力，還要看智庫學者是否具有穿透力。要具有穿透歷史長週期看問題的能力，具有穿透複雜紛紜現象提煉本質的能力，具有穿透不同文化尋找共同文明的能力。中國智庫學者是有研究能力的，如果從國際話語權的層面去看待智庫報告思想含量，再回過頭來看待報告的寫作與生產過程，可能就會有新的答案。近年來，國經中心每年都舉辦中美、中歐、中日、中韓二軌對話和出訪調研，這些對話有交流，有討論，也有交鋒，有時甚至是激烈的，但最後效果都不錯。這既説明中西方之間存在誤解誤判，也説明智庫之間的交流是必需和必要的。王文帶領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特別是他本人接受若干家國際媒體採訪，在國際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全國各類智庫學者如王戰、陳東曉、吳伯心、黃仁偉、吳白乙等一大批都是具有穿透力的智庫專家，也都是思想者，他們之所以能在與美國等國家的智庫之間的對話受到重視，發揮了重要作用，就是因為他們擁有廣闊的視野、深厚的專業知識，在對話中才富有學理性、思辨性，才能贏得對方的重視和尊重。

穿透力不是一句空話，也不僅僅是一個目標，而是一種獨特的能力。國家新型智庫以服務“國之大者”為價值取向和行動標準，近十幾年來中國一大批智庫蓬勃發展，定位明晰、特色鮮明、規模適度、佈局合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日趨形成。尤其是，國家、部委、地方均集聚優勢資源着力建設了一批高端或重點智庫，他們重在培養出智庫思想力、學習力、影響力與穿透力，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面向國際社會，提出中國主張，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促進學術界尤其是智庫學者持續改進研究問題的思維方式和學術方法，強化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鏈接與轉換，力求更好地回答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在研究解決事關黨和國家全局性、根本性、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上拿出真本事、敢出大主意、敢做大事情，正在逐步提高中國智庫的總體水平。

五、要成為“思想坦克”就必須具有“影響力”

智庫影響力是智庫的生命力之所在，是智庫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提升智庫影響力是各類智庫孜孜以求的根本目標。影響力是衡量一個智庫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方面，智庫的影響力不是憑空而來或一蹴而就的，智庫影響力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智庫影響力可以被分為決策影響力、學術影響力和大眾影響力三大類，分別對應於政策制定者、專家學者和普通大眾，智庫通過不同方式對不同的社會階層產生影響。其中，決策影響力是最根本和起決定性作用的，學術影響力和大眾影響力服務於決策影響力。決策影響力是智庫發揮作用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其實，智庫組織專家羣體將專業知識轉化為政策語言，通過與決策機構之間建立各種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聯繫，把關於政策的分析、觀點和主張傳遞給政策制定者，以專題報告、專送報告、調研報告、決策諮詢活動等方式使相關研究成果轉化為政策，這對一般學者來説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智庫的決策影響力取決於智庫與政府之間的距離，無論是遞交決策諮詢方案，還是梳理相關材料進行提煉，只要對決策能產生重大參考作用，都是智庫決策影響力的重要體現。

增加信息量度，提升智庫輿論引導力。智庫要主動參與國際輿論的議題、議程設置，敢於提出符合客觀實際和全球共同利益的主張，為提升國家話語權和影響力作出努力。中國作為國際現行體系中重要的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始終秉持開放、包容、多元、公平的世界觀，智庫應在設置更多有利於凝聚共識形成的倡議和議題上下功夫，在國際交流合作中不斷努力尋找合作發展最大公約數和利益交匯點，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尤其是在信息爆炸、垃圾信息氾濫、虛假信息盛行的網絡化時代，智庫人員更應該在增加信息量度，切實擔當起“社會輿論引導者”的重任，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於“亮劍”，對於謠言和虛假信息勇於“發聲”，在大國競爭博弈中善於交流。必須提高智庫專家學者熟練駕馭信息汪洋的能力，培養信息蒐集能力、信息篩選能力、信息甄別能力和信息研判能力，以真實、充分、準確的信息資料作為研究的基礎，以及時掌握第一手材料作為基本功，提高研究成果的價值和公信力，成為公眾值得信賴的信息發佈者和信息創造者。要加強傳播觀念、傳播力量、傳播機制等建設，使智庫研究成果獲得足夠的關注度和認可度，從而更充分地轉化為決策。智庫研究人員既要會做，也要會説；既要會研究，也要會表達；既要追求學術價值，又要重視社會價值；既要提高知名度，又要培育美譽度。

六、要成為“思想坦克”就必須進行體制機制改革

王文是在新時代智庫建設中裏做得最好的領軍人物之一，他帶領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在輿論宣傳引導方面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王文本身也是“思想坦克”，就是碾壓的力量有多大的問題，他沒翻譯是自己是什麼型號的坦克。王文提出，中國智庫學者和其他學者的思想觀點沒有被外國翻譯，沒有擺在世界各國機場上，一方面有我們自身的問題，一方面也有外部認知的問題，同時也是他們的損失。

為什麼總體上感覺我們還處於弱勢呢？剛才朱院長從兩個方面講得非常好。在大國競爭搏弈日益激烈的大環境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大背景下，在百年未有之大亂局的現實下，一些國家對我們發起的金融戰、科技戰、貿易戰、意識形態戰，從總體上看，我們最大的短板是輿論戰，在所有的競爭搏弈中，外部對我們國家發起的這些攻擊，即“外部的坦克”碾壓過來的時候，我們缺少抵擋的體制機制、制度安排以及創造輿論和話語的生態體系。這並不能説明我們整個國家沒有思想力，中國有上下五千年的優秀文化和文化，我們有一大批新型智庫和有造詣的學者，其實每一個學者都是一個思想的發動機，都應該成為“思想坦克”。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第一次提出“兩個結合”，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此基礎上，黨的二十大報告第二部分進一步提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明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思想品需要長期努力、長期積累、長期潛心研究，才能向上發展，才能有突破性發展、爆炸式發展，才能形成“思想坦克”。

為什麼我國智庫與美國智庫相比總體上處於弱勢？第一，創造議題、創造話題、創造理論概括能力嚴重不足。剛才，朱老師説到西方提出“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能一下子延續幾十年，大家沿着這個説法進行討論。我們的智庫與專家還沒有提出諸如類似的議題，包括提出被世界認知的概念和新的理論概括。比如，本來是美元升值貶值，美元收割世界財富週期原來不被認識，形成了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或者出現美元荒，但西方學者不講這是美元潮汐給世界帶來的災難，他們概括為“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實際上，當時這些陷阱是誰造成的？美元升息降息導致中等收入國家被收割，幾十年以後世界才開始認識，而現在還有很多人並不認識，認為美元的地位就是天經地義的，是不可戰勝的，因為西方經濟學就是這樣教的，而我們的學者還缺少根據事實穿透問題實質、進行新的理論概括或者提出議題的能力。

第二，我們的國際傳播能力嚴重不足，缺乏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際傳播平台載體。比如達沃斯論壇，是瑞士洛桑學院施瓦布教授父子倆在達沃斯創建的，經過近三十年發展，變成了世界政要、企業家、智庫、學者競相參與的平台。我們一些智庫創建的平台，也邀請了很多國外的政要、企業家和學者，創造了國際傳播的重要平台和交流載體，但是尚沒形成像達沃斯論壇具有這麼廣泛影響力、吸引力和投射力的平台載體，和施瓦布兩位教授辦的“達沃斯論壇”影響力比還有距離，我們運作機制以及創造的傳播力確實還有不足。

第三，我們在國際上進行有效傳播的自由度受到很大限制，約束了自己的思想觀點的表達和傳播。王文在書裏提到，他在接受《觀察者網》採訪時也談到了。這些年形成的自我約束體制機制和管理方式，有的時候使智庫能力釋放受到了很大影響。前一段時間我參加“中印專家學者對話”，一位印度學者從泰國參加會議後，去俄羅斯參加會議，然後從俄羅斯又趕到中國參加會議。我問這位印度學者， 您到這麼國家參加會議，要不要經過各種審批手續？他回答説，只要有對方國家會議舉辦方的邀請函，即可隨時出國參加各種會議。而我們出國開展工作，需要審批很長時間，有很多審批流程和程序，不可能這麼飛來飛去的。

目前印度學者自由度確實比我們高，特別是出入境的自由度。可能王文的自由度比較高，他已經走了100多個國家，到俄羅斯出訪可以停留一個月，得以作大量調研和工作。而我們出國一個國家只有5天，包括去美國調研，去1天、回來1天，在那兒呆3天就回來了。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有很多能力是被潛在的約束了，釋放的鏈條沒有形成。思想品的創造也需要一個鏈條，包括人才鏈、創新鏈、教育鏈、外宣鏈，這些方面還缺少體制機制的整體設計，鏈條不是很順暢的。

要成為“思想坦克”，真正具有碾壓性的力量，首先要有創造思想品的能力，其次要有思想品傳播的能力，再其次是我們的體制機制制度設計使思想品能夠傳播，能夠快速傳播，能夠像其他國家一些學者不受約束的進行國際傳播。相信我們的學者也能走出去、走上去、走進去，走入全世界人民的心中。我們不是沒有文化底藴、不是沒有積累、不是沒有創造思想品的能力，怎麼能夠釋放我們的思想、釋放我們的國際傳播力，這是當前急需探討和解決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有本事做好中國的事情，還沒有本事講好中國的故事？我們應該有這個信心！”一個大國的崛起，既需要有經濟、金融、軍事等硬實力提升，也需要有思想、文化、觀念、輿論等軟實力提高與話語權的確立。中國大國崛起的進程，就是中國的價值觀、中國理論、中國方案、中國道路、中國製度、中國力量不斷得到國際認同的過程，這就需要智庫專家學者做時代的弄潮兒，做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良好形象的先行者。中華文化和當代中國觀念價值走向全球，勢必需要通過各種方式在國際舞台上發出中國聲音，中國知識界、智庫界、媒體界必須志存高遠，在全球大國競爭博弈能否最終勝出的高度上，思考自身在新時代的任務與使命，最終實現話語權的彎道或者換道超車，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早日實現。

（作者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 陳文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