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中前行，馬來西亞中文教育簡史_風聞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若從1819年在檳城所建立的第一間私塾一一五福書院算起，已有205年的歷史（截至2024年），其中經歷無數的風雨波折，起落浮沉。

1819-1919 從私塾到新式學堂

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一開始便以民辦教育的姿態出現。當時華人由中國大量移民到馬來西亞當勞工。為了教育子女，就在會館、宗祠、神廟或其他簡陋的地方建立私塾，以方言媒介傳授《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或《四書》、《孝經》之類的經典古籍，以及書法、珠算等。

1898年 ，中國滿清政府採納維新派的主張進行教育改革，建立了新式學堂，並推行到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東馬最早的新式華校是1903年創立的沙巴古達區樂育小學，而西馬的第一所現代式華校則是1904年創立的檳城中華義學,所教授的課程包括修身、讀經、國文(華文)、外國語(英語)、歷史、地理、算術、物理學、體操等。此後，各地私塾競相仿效。五四運動之後，教學媒介語即由方言改為普通話。

隨着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成功之後，馬來西並華人由於受到中國革命思潮的影響，興學之風更盛，使華文教育出現欣欣向榮的盛況。截至1920年止，馬來聯邦共有華校181間，海峽殖民地則有華校313間。

這個時期的特點是，英殖民政府推行“英文至上”的政策，英文教育是少數統治者的特權教育，對華文教育則漠不關心，讓其自生自滅。由於歷史和文化的因素，當時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是中國僑民的教育，它的學制、媒介、教學法與教學目標等皆直接受到中國教育制度的影響。

（1819年在檳城創辦的第一間私塾——五福書院）

1920-1940 英殖民政府插手華文教育

1920年英殖民政府實施學校註冊法令，規定凡滿十名學生的學校便須註冊，而且必須在課程、行政與衞生等方面符合殖民政府的要求。註冊法令實施後，立即有十多間華文學校被取消註冊，而且在1925年至I928年之間，至少有315間華文學校被取消註冊。

英殖民政府這項法令的矛頭主要是指向華文學校，因為當時的馬來西亞華文學校深受中國政治思潮，特別是具有鮮明反殖與民主意識的五四運動的影響，這是英殖民政府所不能容忍的。英殖民政府的這項措施引起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普遍反對，但仍強行實施，並將當時的華教領導人左希泉、陳新政、餘佩皋、宋林木、鐘樂臣等遞解出境。

英殖民政府在1924年及1931年分別在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增設專司華校事務的副教育提學司及華文學校視學官，加強對華文學校的管制。

1924年開始津貼華文學校，但數目微不足道。1924年津貼33000元，只佔該年教育總開支的1.6%；1938年提髙至195000元，只佔該年教育總開支的5.1%而已。

1925年，英殖民政府修正學校註冊法令，授權教育提學司不準涉及所謂“顛覆”活動的教師進行註冊。

據1937年馬來亞高等教育委員會報告書所提供的資料，當年華文學校學生共有86289人，約為英文學校學生的兩倍。這説明了儘管受到各種壓制，華文學校仍然蓬勃發展，表現了它的堅韌生命力。

根據另一項資料顯示，到了1938年海峽殖民地與馬來聯邦已有華校1015間，學生91534人，教員3985人，馬來屬邦柔佛州則有華校245間，學生人數達14423人，至於東馬，沙巴州1939年有華校59間，學生4779人；砂勞越州1938年已有華校144間。

1941-1945 華文教育最黑暗時期

在日軍佔領馬來西亞時期，由於抗日戰爭及馬來西亞華族人民鮮明的抗日反侵略的正義立場，造成日軍迫害馬來西亞華族同胞。在這種政治背景之下，許多反日的華校教師與學生慘遭迫害，或被迫逃亡，僅檳城州的鐘靈中學，就有8名教師及50名學生殉難。

絕大多數學校被迫停課，奉日軍之命而復辦的寥寥無幾。許多校舍被破壞或佔用，是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所經歷的最黑暗的時期。

1946-1960 戰後重建及華文教育危機

1945年日本投降後，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再度發揚熱心教育的優良傳統精神，奮力復辦並全面發展各地的華文學校。經過一年的努力，馬來亞聯合邦的華校已有1105間，學生172101人，教員4513人，復興之快充分説明華族對子女教育的重視。

到了1955年，南洋大學在馬來西亞和星加坡各地華裔羣眾熱烈支持和歡呼聲中宣告誕生，標誌着本地區的華文教育已發展為由小學到大學的完整教育體系。

（1955-1980南洋大學，後在原校址建立了南洋理工大學）

但在同一期間，華文教育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危機四伏。可惜的是，星馬人民共同創建的南洋大學，只度過短短的 25年春秋（1955-1980）便為“英文至上”的星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所消滅。

面對着空前高漲的反殖鬥爭與獨立要求，英殖民政府對具有強烈愛國意識與反殖傳統的華文教育採取了敵視的態度，企圖伺機一舉加以消滅。

1948年馬來西亞進入緊急狀態後，許多華校的校長、教師和學生被拘禁或遣送出境，—些學校，如雪蘭莪州加影華僑學校，因此被迫關閉。此外，為了杜絕鄉村人民接濟馬共，英殖民主義者在《柏利斯計劃》 下把57萬鄉村人民強行迫遷到像是大集中營的480 個新村，華校也由於迫遷和重建而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華人新村）

1949年英殖民政府的中央教育諮詢委員會提出以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來塑造“共向的國民意識”及提倡“統一教育制度”，這項建議不但受到華人的非議，也遭到馬來人的激烈反對。英殖民政府過後成立一個以巴恩為首的委員會，研究馬來文教育所面對的問題。

1951年初，英殖民政府公佈《巴恩教育報告書》，建議以官方語文（英、巫）為媒介的國民學校取代華、印文學校，華人社團紛紛表示反對。1951年年底全國華校教師聯合會總會（簡稱教總）於是應運而生，本着各族公民權利與義務一律平等及接受母語教育是基本人權的信念，爭取華、印文與英、巫文並列為官方語文，主張各族母語母文教育一律平等，要求華文教育被承認為國家教育之一環，為民族語文與教育的生存與發展展開不懈的鬥爭。此外美國教育工作者威廉·芬恩博士和聯合國官員吳德耀博士發表了與《巴恩報告書》立場完全對立的《方吳報告書》，該報告書肯定了馬來亞的華文教育制度，並強調它和促進馬來亞國民覺醒是完全一致的。

後來的《1952年教育法令》接納《巴恩報告書》的建議，宣佈以英、巫文媒介的國民學校取代華、印文學校，雖然《方吳報告書》強調華文教育的重要性，並建議政府承認及扶助華教的發展，使它成為馬來西亞國家教育的一環。後來《1952年教育法令》由於財力問題及遭受強烈反對而不能有效執行。

1953年，馬華公會聯合教總和董總（馬來西亞華校董事會聯合會總會的簡稱）組成馬華公會華文教育中央委員會”——通稱“三大機構”，共同向政府爭取華文教育公平合理的權益和地位。

由於《1952年教育法令》不得人心及不能有效執行。《1954年教育白皮書》便建議在華校開設英文班，企圖逐漸以英文班取代華文班，最終達到改制與消滅華校的目的；教總呼籲全國華校拒絕為政府開設英文班，粉碎了英殖民主義者的陰謀。

1953年，教總第一次提出爭取華文為官方語文之一，獲得馬華公會會長陳禎祿答應將它列為該黨爭取的最後目標。1964年教總再度發起列華文為官方語文運動，卻不獲馬華公會支持，以至功敗垂成。同時，教總主席沈慕羽還因此事被馬華公會開除黨籍。

（馬華公會）

1955年9月政府成立以當時教育部長拉薩為首的教育委員會檢討《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教育白皮書》，並於1956年發表了《1956年教育委員會報告書》，通稱《拉薩報告書》。

為了保持三大民族的團結以利向英殖民政府爭取獨立，《拉薩報告書》對教育問題作了—些調整，顯示了開明的一面，其中包括：

(1) 承認三種語文源流學校並存，各以其母語為主要教學媒介；

(2) 提供一種:“能為本邦全體人民接受”的教育政策；

(3) 使馬來文成為本邦國家語文，同時維護及扶助本邦非馬來人語文及文化之發展。

可是，它在“最終目標”一節卻以緩和的語氣婉轉地提出了“一種語文，一個源流”的教育政策，為往後的教育紛爭埋下了伏線。

《拉薩報告書》的“最終目標”為：

“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終目標，必須為集中各族兒童於一種全國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國語（馬來文）為主要之教學媒介語，為達到這目標，不能操之過急，必須逐步推行。”

1956年，在教總的交涉下，教育部長拉薩答應不將上述“最終目標”列入法令中，使《1957年教育法令》顯得比較合理，華教的危機也獲得緩和。

儘管這樣，政府仍然鼓勵華文獨中接受政府津貼金，改制成英文中學。在國家獨立前，檳城州的鐘靈中學、森美蘭州的振華中學及柔佛州的昔加末華僑中學先後接受改製為國民型中學，但其他中學仍然站穩維護華教的立場，不為所動，肩負着艱鉅的時代使命。

當時，吉打、檳城、霹靂、雪蘭莪、柔佛等地的華文獨中都曾發生罷課學潮，反對改制20條及驅逐超齡生。鍾靈中學學生還寫了“愛吾華文、愛吾鍾靈”的血書，以示捍衞華教的決心。

1956年，為抗議當局不以華文學校作為學童入學登記站，華教人士發動了熱火朝天的“火炬運動”，爭取華裔公民把子女送進華文學校，取得廣泛教育羣眾的作用。

1961-1980 單一化教育政策的推行

《1961年教育法令》的通過是聯盟政府開始推行單一化教育政策的標誌。使華教的生存和發展面臨空前嚴峻的考驗。

《1961年教育法令》接納《拉曼達立報告書》的建議， 使“最終目標”更為明朗化與具體化。

《拉曼達立報告書》對中學建議：

“為了國家團結，（教育政策的）目標必須是從國家制度的學校中消滅種族性的中學，以確保各族學生在國民中學和國民型中學裏就讀。”（以馬來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中學稱為“國民中學”，以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中學則稱為“國民型中學”）

對小學，《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條（2）規定教育部長有權在認為適當的時候把國民型小學改為國民小學（馬來語為教學媒介語言的小學）。僅僅上述兩項條文已經足以置華文小學和華文中學於死地。

在《1961年教育法令》通過前，馬來西亞半島原有華文中學共69間。法令通過後，華文中學立即面對改制浪潮的衝擊。在嚴峻的考驗下，董教總堅持“津貼金可以被剝奪，華文中學不能不辦”。在這種情況下，聯盟政府還是一意孤行，對教總的領導人進行鎮壓：褫奪教總主席林連玉先生的公民權及永遠禁止教總顧問嚴元章博士進人本邦。

另一方面，則利用華人政客出面鼓吹改制的好處，並保證改制中學將有三分之一課程繼續保持以華語為教學媒介，結果有54間華文中學在威迫利誘下接受改制，只有15間站穩立場，寧可放棄津貼金，成為“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

華文中學接受改制是60年代華文教育式微的最主要原因，它使華文教育的發展至少落後十年，而且差點就此一蹶不振。1965年，小學升中學會考取消，華文小學的學生可以自動升入國民型中學的中學預備班，國民型中學的學生因此人數大增，而華文獨中則面臨學生短缺的困境。

1967年，教育部長佐哈里宣佈從1968年開始，只有持政府承認文憑的中學生，才準出國深造，意圖斷絕華文獨中學生出國深造之路，這是董教總申辦獨立大學（簡稱獨大）的直接原因。籌辦獨立大學獲得廣大羣眾的支持，展開了廣泛的籌款運動。

雖然馬華公會反對籌辦獨立大學，其會長陳修信甚至公然比喻獨大的成立簡直比鐵樹開花還難。可是，聯盟政府為了緩和華裔選民的強烈不滿情緒，終於在1969年全國大選前二天批准獨立大學有限公司的註冊申請。

1969年的大選競爭十分劇烈，當時華裔為主的反對黨以列華、印文為官方語文，保存四種源流教育制度，創辦獨大等作為宣傳主題，結果華裔執政黨候選人慘敗，反對黨大捷。過後即在五月十三日爆發“513”種族騷亂事件。513事件過後，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獨大籌款活動也被禁止，爭取創辦獨大的行動也被迫擱置。

從1970年開始，英文小學所有學科，（英文除外）便由一年級開始逐年改變，到1975年英文小學實際上已全部改為國民小學（馬來文小學）。英文中學一年級至五年級的媒介語，則在1976-1980年逐步改變，到了 1980年英文媒介的課程己全部改為馬來語媒介。

英文小學改為國民小學，是華族家長和社會人士的前車之鑑，他們深恐當局會在“適當”的時候，把華文小學也改為國民小學。因此，危機意識大為提髙，連馬華公會也發出“與華小共存亡”的誓言。

1971年政府開始實施《馬吉依斯邁報告書》的主張，不以學生的學業成績，而以種族的人口比例作為收生的根據，即所謂的“固打”制。其實，從70年代以來，馬來西亞各大專馬來族裔學生的人數大大超越其人口比例（據第三、四、五大馬計劃的資料，1970年馬來族裔大專學生佔53.7%，1975年71.3%，1980年73.3%，1985年75.5%）造成非馬來學生與家長的普遍不滿。

同年，《大學及大專學院法令》通過。在該法令下，非馬來文媒介大學，包括私立大學的設立，己不可能。然而，以英文及阿拉伯文為教學媒介的回教大學卻在馬來西亞建立起來，為此，政府還特地修改“大學與大專學院法令”以達到網開一面的目的。獨立大學的被拒，與回教大學的建立，説明馬來西亞華裔公民的語文地位在國內還不如英文與阿拉伯文等外國語文。到了90年代，政府允許數百間私立學院以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仍然不允許華文作為私立學院的主要教學媒介。

1971年獨大有限公司根據《大學及大專學院法令》的規定，正式向最高元首提呈《獨立大學計劃》要求陛下恩准，結果在1974年大選前被拒絕。1977年，獨大有限公司再度向最高元首提呈由4238個華團與政黨籤蓋的要求恩准創辦獨大的請願書。經過各種途徑的爭取，當局還是拒絕給予批准。1980年，獨大有限公司被迫就獨大創辦遭拒絕事，正式起訴政府，最後仍然以敗訴告終。

至此，政府一元化政策可謂己經基本就緒，逐步推行， 華小與獨中的生存與發展，全靠華社的團結一致，誓死維護。

1981-1990 抗爭、復興、發展

馬來西亞實施單一化教育政策，60年代的焦點為迫使華文中學改制，70年代則側重在阻撓華文大學的創辦，儘管它遭到以董教總為首的民間力量的大力抗拒，當局仍然不顧一切地強行實施，迫使華教不斷遭受各種打擊和挫折。

然而，華社仍然站穩立場，艱苦奮鬥，這也就是《1961年教育法令》21條（2）改制華小的條文存在35年，當局還是不敢貿然援引它來消滅華小的原因。

1982年，教育部試圖通過“3M制”（新的課程綱要）的推行來使華小改制，激起了華社的廣泛反對。結果在董教總、各華團與朝野政黨連成一氣共同爭取下，才使問題獲得解決。

同樣的，有改制華小企圖的《綜合學校計劃》（1983年），“華小集會用語事件”（1984年，規定華小集會必須使用國語，即馬來語），以及“華小高職事件”（1987年，派不諳華語華文者出任華小校長、副校長等高職）等，都在董教總領導的抗爭下，獲得不同程度的解決。

維護華教的鬥爭同樣付出了犧牲。1987年在“茅草行動”的大掃蕩中，董總主席林晃昇、教總主席沈慕羽、副主席莊迪君及華社資料研究中心副主任柯嘉遜4人同時被拘留。

除了全力抗爭之外，華社更從建設的角度出發，積極從事華教的復興與發展的工作。經過20多年的奮力復興，華文獨中終於再度發展起來。60間獨中學生人數由 1973年的28318人增至1999年的近6萬人。而且不論在學生來源、素質、師資、設備、校舍、或是課本、考試、學生出路等都有顯著的進展。

1991-   華教面對的危機與發展契機

馬來西亞在97年經濟危機之前，曾享有連續9年的快速成長，出現相對繁榮的局面。由於經濟發展的轉移，長期存在的種族問題於是逐漸淡化。

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於1991年提出2020年宏願，釆取了一些較為開放的措施。包括允許數百間以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大專學院 開辦；允許南方學院開設中文系及華社創建新紀元學院等。

（南方大學學院）

可是，在另一方面，《1996年教育法令》比《1961年教育法令》更為嚴峻。《1961年教育法令》緒論中的“最終目標”（即“要逐步發展一個以國語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國家教育制度”），不但仍然存在《1996年教育法令》的緒論中，而且把“逐步”捨棄，表明“上述政策將通過一個提供國語（馬來文）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國家教育制度來加以實施”。

換句話説，“最終目標”已經變成“現行目標”了。所幸，在華社動員及強力的反對下，迫使這項政策被擱置下來。

儘管如此，政府依然想方設法要貫徹一元化教育政策的“最終目標”。2003年，華小 再度面臨了危機，英文教數理的“2-4-3” 雙語方案正式在華小實施。基於英語教數理政策不但不利於學生的學習，而且也邊緣化各源流小學使用各自的母語作為數理科教學用語的地位。最終，全體華社堅決反對，英語教數理的教育政策在經過數年的實施後，最終當局以此政策不利於學生的學習，無法收到預期的教學效果理由，於2009年7月8日宣佈了廢除這項政策。 

但是，一元化教育政策的幽靈依然在張牙舞爪着，馬國政府後來又宣佈推行“築固國語（馬來語）強化英語”政策，華小再次的面臨改制危機。與此同時，困擾華社數十年的華小師資嚴重不足、不允申辦華文獨立中學、教育部委派不諳華文教師到華小擔任行政高職等問題，不間斷地一再重演。

2007年及2012年，馬來西亞政府又分別推出了兩份教育大藍圖，《2006-2010年首要教育發展大藍圖》和《2013-2025年教育大藍圖》，這兩份教育大藍圖的實質內容完全一致，都是欲致力落實〈1956年拉薩報告書》所揭示的一元教育政策的“最終目標”。

雖然，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在當前面臨着各種危機，在危機的同時，也依然看到一些華教發展曙光。如2012年南方學院正式升格為大學學院，新紀元學院及韓江學院也於2013年升格為大學學院。

結語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的國家，但是它的教育政策卻是朝向單一化的"最終目標” 挺進。華文教育長期被種種不合理的政策所壓制。但是在華社鍥而不捨、堅持不渝的捍衞與發展下，華文教育仍然能夠在艱難險阻的情境屢創奇蹟。 今天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可説是海外發展得最好的華教系統。

從另一個角度來説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能取得成績，首先要歸功於華人社會的長期堅持與奮鬥不懈，此外也和馬來西亞的特殊政治環境與國情有關。這和馬來西亞種族結構的比例相差不懸殊、各族共同爭取獨立建國的公民歷史定位、英殖民政權打下一定的民主政治基礎，以及在建國前後各族羣自組政黨爭取族羣權益，且由各族政黨聯合執政等分不開關係。以上這些原因都為馬來西亞華教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外在有利的環境。

如果對馬來西亞華教感興趣，推薦閲讀：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發展簡史》  鄭良樹  馬來西亞南方學院出版社

《馬來西亞華教兩百年奮鬥史》柯嘉遜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