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美國邊境對中國科學家來説是“恐怖之地”？_風聞

知識分子2024年03月06日 09:48:05 來自湖南省0人蔘與0評論

圖源：Pixabay

近日，《自然》職業關注（career feature）欄目發表文章《為什麼美國邊境對中國研究人員來説仍然是“恐怖之地”》，文中特別提到了在美的華裔學者們時常遭遇邊境扣留等不必要的審查的情況，並警告：這種情況所導致的人才流失、令人不寒而慄的氛圍正在扼殺科學。

而據《知識分子》的瞭解，頻遇邊境審查的不僅有美國的華裔學者，還包括大量需要赴美參加學術交流的中國本土的研究者，而在後者身上，這樣的審查甚至並不違反美國的法律。

撰文丨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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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境驚魂

《自然》在文章的開頭引用了一位匿名華裔工科學者在邊境被扣留盤查的遭遇。因持有中國護照和美國綠卡，該學者在結束加拿大的學術會議返美后遭遇了90分鐘的扣留盤查，被訊問了科研、合作情況，近期是否曾與中國合作者合著論文。並被要求交出手機和筆記本電腦密碼以供檢查。

邊境毫無理由地遭遇額外審查的情況，不僅發生在身在美國的華裔學者身上，在《知識分子》接觸到的中國本土學者中同樣並不少見。

一位中國的大學的研究者向《知識分子》提到了自己在疫情後赴美參加一次大型國際學術會議時被請到“小黑屋”的經歷，他甚至還是大會的組委會成員之一。對方對他進行了訊問和盤查，拿走了他的手機、電腦，並記錄了他的幾乎所有社交媒體的ID進行檢查，兩小時問訊後，決定放行讓他去參加了那場學術會議。雖然回頭看過來彷彿是有驚無險，但這是20多年來，平均每年2-3次美國之行的A首次遭遇到這種盤查。

而對於他的一位同事，情況則沒那麼順利，這位研究人員在機場被扣留了近3小時，被訊問了各種問題，除了自己的研究，還包括：是否黨員？是否在申請專利？是否有政府資助？是否有軍方資助？甚至早年赴美留學的資金由誰資助？等等。儘管提供了詳細的信息，他的入境最終還是被訊問人員拒絕了，並且訊問人員也沒有給出任何理由。

中國研究者在美遭遇的“不愉快”入境經歷各種各樣，有受訪者提到，曾經有位中國公民因為與一位學術大牛同名，在每次過境時都要遭到加強版審查，“真的非常荒謬”。

然而，無論有類遭遇如何荒謬與無厘頭，這種情況卻正在真切地阻礙着疫情後中美學術交流的恢復速度。上述兩位接受訪問兩位學者均提到，自己目前赴美學術活動的頻次，大概只恢復到了疫情前的20%。也有中國學者提到，如果需要去美國，他會更換新的手機、電腦。當然，最為方便的解決辦法還是，尋找第三國來舉辦國際學術活動，甚至，更多地與歐洲同行而非美國同行進行交流與合作。

除了對中國學者對外交流的影響，這種情況對在美的華裔學者影響巨大。

根據《自然》雜誌報道，“國境驚魂”後，華裔工科學者決定從與中國學者共同完成的著作中撤銷自己的署名。這位學者向《自然》雜誌表示：“在這件事發生以前，我曾考慮過入籍成為美國公民，但我現在沒那麼堅定了……他們把我們當間諜對待。”

針對目前的這種情況，麻省理工學院（MIT）工學領域的學者陳剛在《自然》雜誌的採訪中表示，“對我們很多人來説，邊境是一個恐怖的地方……大多數人不想公開自己的經歷。”

此前，陳剛於2021年被捕，理由是：他隱瞞了自己與中國有關方面的關係。這些指控於2022年被撤銷，但他已經為不少其他被如此審問的學者當了方便顧問。（見《知識分子》往期推送：美國司法部昨日撤回對陳剛的起訴，中國行動計劃何時休？）

在《自然》雜誌的文章中，因擔心自己的職業履歷遭到報復性影響，多位中國和華裔研究人員都保持了匿名。而美國國土安全部沒有回應《自然》對這些邊境扣留動機的詢問。

《自然》雜誌則認為，頻繁發生的針對中國學者或者在美華裔學者的邊境盤查是2018年由特朗普政府啓動的一項“中國行動計劃”的延續（China Initiative，下簡稱“計劃”，詳見《知識分子》往期推送：《科學》：美國NIH的“中國行動計劃”摧毀了眾多科學家的職業生涯）。

2022年2月，美國司法部宣佈結束“中國行動計劃”，然而，“中國行動計劃”結束兩年之後，華裔學者們仍然很容易被當作間諜對待，遭遇各種額外的審查。這一切，正是2022年“計劃”綿延不絕的迴響。

合法合規的合作研究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當然，對於中美的科研合作而言來説，邊境扣留只是審查加劇的表現之一，更多地審查針對的是科研經費的申請和使用中的中國痕跡。

根據《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編纂的數據庫，截至2021年底，美國司法部已經根據“計劃”，對162名被告提起了訴訟。然而，許多法律學者與科研人員對這些行動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其過於捕風捉影。許多從事基礎研究的華裔科學家由於科研經費申請中的輕微錯誤或遺漏，而成了遭到審查的目標。

對於這種審查對中美合作的影響，一位研究人員向《知識分子》解釋：“自特朗普政府之後，從制度上來看，中美的科技合作是被允許的，但實際上，要走完流程，基本上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從一定意義上，這套流程也就明確表達了（美國政府）希望（中美學術界）合作溝通儘可能少一點的意圖。”

這樣制度規定，使得很多美方研究人員不得不中斷與中方的合作，但在學科交叉蓬勃發展的今天，傳統的、可預測的學術合作之外，各種合作卻每天都在自發地發生着。中斷交流意味着很多潛在的、科學的火花被提前撲滅。

上述中國學者向《知識分子》回憶，自己曾收到了一位美國學者的邀請，需要他幫忙證明對方沒有向他支付過任何經費——這位中國學者曾向學術界公開了自己的一些分析工具，而那位美國學者免費使用了他的工具並在論文中進行了致謝。於是，後者便需要證明他並沒有將聯邦科研經費支付給這位接受了中國政府科研資助的中國科學家。

在亞利桑那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Arizona’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研究高等教育移民政策與地緣政治的學者珍妮·李（Jenny Lee）在《自然》採訪中指出，儘管美國司法部於2022年2月正式結束了“計劃”，但這項政策所造成的人人自危的氛圍，也即“寒蟬效應”，至今仍然瀰漫。

更加讓人不安的是，2023年11月，負責監督政府支出的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呼籲美國司法部恢復該“計劃”。

然而，自2018年以來，中國一直是在高等級科學期刊上發佈文章數量最多的國家。在美國拜登總統任期內，中美之間的科學與合作持續解體，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緊張關係不僅威脅到當下的合作，還威脅到在美中國學者與他們國內同事之間歷來就存在的強大學術網絡。

珍妮·李告訴《自然》記者：“中國需要美國，美國更需要中國。政策制定者需要意識到，要與中國民眾建立信任關係，華裔科研人員就是我們最重要的抓手之一。”

對審查的擔憂，

令學者們不得不改變研究方向，

扭曲職業路徑

在邊境遭到扣留的不僅包括華裔科學家、中國本土的科學家，與中國學者有合作的人都可能遭此待遇。

在《自然》的報道中，去年，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希臘裔美國數學家喬治·卡尼達基斯（George Karniadakis）兩次在美國邊境被攔下，筆記本電腦和手機都被沒收，但最終還給他了。

卡尼達基斯曾與許多中國科學家合作，但2021年以來，他的三名中國博士後和一名訪學博士生，從國內回來時都在美國機場接受了訊問，最終，這四個人決定離開美國。

他僱用的另外兩名中國研究人員在邊境被攔下，並遭到拒絕入境。

“我的團隊中之前一般會有20名來自中國的學者，目前只有8名，”卡尼達基斯告訴《自然》記者，“我們正在進行基礎數學研究，這連應用科學都算不上。”不過，他的研究領域能夠成為人工智能與機器學習的基石。往年他都能收到到北京大學畢業生的申請，唯獨今年沒有。

除了對研究人員加強邊控外，美國的大學也在努力將《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落地，這項法案為美國半導體研究提供了527億美元資金支持。

法案的指導方針建議，接受聯邦資助的研究型大學必須證明：沒有研究人員或者學生參與了“惡意的外國人才引進計劃”。

比如説，麻省理工學院現在要求接受能源部資助的學者提供證明，確保團隊師生沒有參與任何涉及中國、俄羅斯、朝鮮或者伊朗的人才引進計劃。

不過，在簽署資助函之前，麻省理工學院的物理化學家加布裏埃拉·施勞-科恩（Gabriela Schlau-Cohen）劃掉了需要她訊問學生的內容，她表示：“把審訊技術帶入教育和研究領域，我們真沒這麼學過，也從來沒這麼練過”。

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美籍華人社會學家謝宇2023年6月發表的一項研究調查了在美華裔科學家，發現72%的受訪者作為學術研究人員感到不安全，61%的受訪者考慮離開美國。45%的受訪者想要避免申請聯邦資助，哪怕他們過去申請過。

根據《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數據庫，在162起美國司法部案件中，包括陳剛案在內，至少26起案件都來源於學者在資助申請中做出的錯誤陳述。

比如説，陳剛受到的指控是騙取資助，因為他申請美國能源部的科研經費時，沒有披露自己是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評審人，但後來被無罪釋放。

《自然》雜誌針對在撥款申請中犯了錯誤或有所遺漏的科學家進行調查的原因，詢問了美國司法部的態度。

美國司法部在回應裏提到了2022年2月，助理司法部長馬修·奧爾森(Matthew Olsen)在政策更新時發表的聲明。

這份聲明承認了學者們的普遍關切——“對於我部門對某些研究資助欺詐案件的追查，學術與科學界也越來越關注。我們聽説，這些起訴案件，以及它們在公眾中傳播所產生的敍事，可能會讓科學家和學者們感到寒心，從而損害整個國家的科學事業。”

聲明接着説，未來，涉及學術界的調查將由美國司法部下屬的國家安全部門負責。這種安排優化了檢察官和執法部門的協調機制，能更有效地確定是否有必要提起刑事訴訟。

這份聲明還坦陳，對於涉及學術誠信和研究安全的案件，“國家安全部門將在調查和起訴中發揮積極的監督作用。在評估案件進展時，國家安全部將與聯邦調查局以及其他調查機構合作，評估意圖與實質性的證據，以及案件與我們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的關係。”

謝宇認為，中國學者對於被指行為不當或者不符合聯邦法規感到非常擔憂。謝宇調查的受訪者中有一位初出茅廬的學者，自述自己是美國公民，並獲得了著名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職業生涯獎（CAREER Award）為期五年的資助。

這位青年學者表示，由於“反華氣氛”，他已經辭去了學術職位。他認為自己經歷的系統性腐敗“很噁心”，破壞了他的學術生涯。

在這樣的背景下，從青年學生到青年學者們，無不掙扎在對於審查的恐懼中。

珍妮·李和同事發布了一篇預印本論文，詳細介紹了“計劃”對中國研究生職業規劃的影響。作者發現，中國學生比其他學生更容易感到種族歧視。

超過三分之二（68.1%）的中國學生報告説，自己經歷過以下情況之一：

●對被美國政府監視或種族歧視感到焦慮；

●有關晉升或職業認可的職業挑戰；

●因為種族或國籍，難以獲得研究經費。

相比之下，自我報告為非中國人的學生中，只有三分之一報告了這些問題。

如何避免雙輸？

美中合作也受到另一個種難以量化的機制影響。

在學術語境下，“關係”一詞指的是在具有共同研究興趣、語言、種族和文化理解的學者之間建立聯繫的隱含的互惠義務。2023年，珍妮·李和團隊的研究發現，完善的中國族羣關係網絡，讓人們能夠更快獲取至關重要的新冠肺炎樣本，並在疫情早期獲得第一手知識。

珍妮·李擔心，加強審查和種族定性，可能會削弱中美兩國之間的依靠這種微妙而薄弱的“關係”建立的研究網絡。珍妮·李和團隊在預印本論文中公佈了對91名美國科學家（其中49人是華裔）和150名中國科學家的調查結果，詢問了當前美中在新冠肺炎研究方面的合作質量。

研究顯示，美國華裔學者和中國學者之間的合作更為深入，他們比非華裔的美國科學家更多地參與實驗和數據分析的設計，而非華裔的美國科學家主要在研究和分析完成後擔任顧問。

珍妮·李説：“問題在於未來會怎麼樣，以及會不會形成新的‘關係’。”她説：“美國在繼續自毀前程。”她表示，這不僅有可能破壞中國人才流入美國的通路，還可能破壞中美科研合作大勢。

2021年，為了應對陳剛被捕以及對中國科學家種族歧視現象的增加，研究人員成立了亞裔美國學者論壇（Asian-American Scholar Forum，AASF）。這是一個位於紐約市的非營利組織，其宗旨是保護亞裔美國人和移民的權利，促進學術自由和平等。

普林斯頓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家、AASF副主席的李凱説：“作為科學家，我來美國後並沒有真正感覺到被歧視、被針對，直到’計劃’出現。我看新聞，也會投票，但我沒有參加過任何有組織的政治活動。在某種程度上，’計劃’促使我們成為活動家。這能讓大家感到安全一些，但還是不夠安全。”

據《自然》雜誌報道，2018年，“計劃”一啓動，普林斯頓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家李凱就開始擔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他縮減了研究規模，停止申請聯邦科研資金。

李凱是加州數據存儲公司Data Domain的聯合創始人，曾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的資金支持。與陳剛一樣，李凱為許多別國學生寫過推薦信，在中國大學做過講座，也在中國參加過會議。

他説：“如果在FBI眼中這些都是犯罪活動，那麼我就不可能徹底安全。”他也強調，美國政府曾帶頭鼓勵科學家與中國進行合作。

AASF成員現在正在採取積極的立場。去年5月，這個組織制定了優先事項，主動與政策制定者合作，以防止“計劃”或類似政策的迴歸。它的另一個目標是在聯邦機構和學術機構中建立正當程序和問責制度。

AASF執行主任吉塞拉·佩雷斯·草川（Gisela Perez Kusakawa）曾表示，他們將與與白宮、聯邦撥款機構和國會合作，來確保亞裔美國學者在談判桌上有一席之地，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

草川對《自然》雜誌表示，AASF希望通過強調亞裔美國學者的貢獻，來改變美國社會理解他們的方式。“存在一種固有的觀念和偏見，認為亞裔美國人和移民不是真正的美國人。他們永遠是外國人，這種敍事助長了他們不忠於美國的觀念，讓人很容易將他們作為威脅，作為替罪羊，”草川説。“我們想向世界展示亞裔美國人對美國的增長和繁榮有多麼重要。”

然而，如果這一切努力並沒有奏效，情況也許會像諾獎得主、美國前能源部部長朱棣文所預測的最壞的可能一樣：如果政治了壓倒科學，美國在基礎研究上與中國徹底斷絕往來，將會產生嚴重後果。

在那篇《自然》報道的結尾，朱棣文表示：“我們所失去的就算不比中國更多，至少也跟中國一樣多……如果我們真的在智識上與一個正在崛起的科學強國脱鈎，那將是真正的悲劇。”

本文部分內容由蛇杖觀察家編譯自《自然》雜誌，部分內容來自《知識分子》編輯嚴勝男對中國學者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