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猶太人的黃金時代即將結束, 不如棄美返歐！”｜文化縱橫_風聞

Franklin Foer

《大西洋月刊》專職作家

慧諾(編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迦然(審校)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持續的巴以衝突把猶太人再次推向公眾視線。互聯網上長期流傳一句話：美國控制世界，而猶太人控制美國。分析人士指出，相比其他少數族裔，為什麼猶太人似乎在美國的融合更成功，並似乎獲得更多“特權”和影響力？隨着美國內外的反猶反以呼聲高漲，猶太人還能否繼續“控制”美國？

本文指出，猶太人在羅斯福新政時期終於獲得相對穩定的政治地位，並在二戰以後快速推動與“美國意識形態和制度建設”的雙向奔赴。一批猶太學者、律師開始詮釋並構建美國版本的自由主義，並將“猶太人（及其他少數羣體）的融入”作為美國製度的一部分。從西部的好萊塢到東部的華爾街和常春藤高校，只佔2%美國人口的猶太精英終於突破白人新教羣體壓制，成為美國精英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本文對美國猶太人的前景提出一個悲觀預測。作為成長於“黃金時代”的美國猶太人，本文作者認為猶太人在美國的“歷史假期”即將結束，將再次面臨“生存危機”。在美國內部，左右翼都對猶太人提出批評，視其為美國問題的根源。右翼保守力量將猶太人和“外來人”歸到一起進行排斥；猶太人的傳統左翼盟友也與其分道揚鑣，視猶太人為特權階層的反動勢力。當前以色列政府的極端做法招致普遍反對，人們很容易將“反以”與“反猶”劃等號，進而波及全球猶太羣體。他認為，越來越多美國猶太人選擇離開，甚至願意申請成為德國公民，這種趨勢在當前的拜登政府時期依然強勁。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美國之變的想象與真實”之十四**，編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最新封面文章《美國猶太人的黃金時代即將結束》。**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4年第6期  總第177期

美國猶太人的黃金時代即將結束

▍“反猶”浪潮席捲美國中小學

在舊金山市中心的辦公室中，哈拉（Stacey Zolt Hara）接到16歲女兒的短信：“我很害怕。”正值哈馬斯對以色列南部發起攻擊的11天后，女兒在伯克利高中的同學們正準備參加抗議以色列的行動。如同許多猶太學生一樣，哈拉的女兒並不願意參與。哈拉作為公關主管，六年前與家人從芝加哥遷至伯克利，期望尋找一個與自身價值觀相符的社區，並在此建立了深厚的歸屬感。

當天早上，伯克利高中的道德熱情高漲。抗議活動大約在上午10點半開始，猶太家長們紛紛收到孩子們驚慌失措的報告。哈拉聽聞學生們高喊“從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的口號，暗示着消滅以色列的意圖。走廊裏流傳着其他暗示暴力的言論，**許多猶太學生暗自流下了眼淚。**家長們通過短信商討孩子們應該藏身何處，哈拉也致電學生主任，而學校校長掛斷了她的電話。

抗議活動在下午早些時候結束，但哈拉和其他猶太家長擔憂這只是更糟糕事態的序幕。他們加入Google和WhatsApp羣組以共享信息，哈拉更發起了一份請願書，請求學區更嚴肅地對待“反猶主義”（anti-Semitism），迅速獲得了1300多個簽名支持。

最令人憂慮的是，**家長們不斷收到關於伯克利及周邊學區教師的消息。**他們似乎在課堂上灌輸所謂“巴勒斯坦極端主義”的理念。在奧克蘭教育協會內，一羣社會活動分子贊助了一次“宣講會”，宣傳視頻呼籲：“行動起來，表達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估計有70名教師暫停了正常課程，以引導學生關注加沙局勢。

甚至與國際事務無關的班級也參與了宣講活動。其中，一個名為“從加沙到奧克蘭：這個問題與我們有何關係？”的在線研討會備受關注。**當地活動人士呼籲學生加入他們的行列，聲稱以色列軍隊向美國警察部隊緊分享技巧與策略。**一位名叫安東的活動人士表示：“中東地區的壓迫最終會回到美國。”對於年齡較小、無法參與網絡研討會的小學生，他們則提供了一份課堂用書清單，其中包括一本《漢達拉的歸來》（Handala’s Return）的圖書，講述了“一羣被稱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惡霸，覬覦美國的土地，他們在武力奪取中傷害了許多人”。

伯克利當地學校裏的情緒也愈演愈烈。哈拉親眼目睹，一位藝術課老師在課上展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畫面：一隻拳頭擊穿了大衞之星（譯者注：Star of David，猶太教和文化的標誌。以色列建國後將大衞之星放在國旗上）。在她兒子的中學，教室牆上甚至貼有“支援巴勒斯坦”的牌子。

哈拉無需想象孩子們對這些課程的反應。自10月7日以來，她13歲的兒子回家後反映，他天天都能聽到反猶主義笑話。在去數學課的路上，其他學生當面向他播放“納粹致敬歌曲”，還有孩子用德語對他説“我不喜歡你們這類人”。當他進入體育館時，一個孩子對他説：“猶太人走開，你們不要想奪取所有人的土地。”當哈拉詢問兒子是否曾向學校管理員報告此事，兒子回答：“什麼都不會改變。”

（本文發表截圖）

**▍**自由主義落寞，左翼也加入“反猶”羣體

長期以來，**我同許多美國猶太人一樣，對反猶太主義的理解主要侷限於右翼威脅。**唐納德·特朗普的崛起，及其對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吸引和對其言論的借用，使我對此有了更深的認識。他在2016年總統競選閉幕廣告中，使用了勞埃德·布蘭克凡（譯者注：Lloyd Blankfein，高盛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珍妮特·耶倫（譯者注：Janet Yellen，美國財政部長）和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等猶太人的照片，指責猶太特殊利益集團剝削全球民眾，這一舉動無疑煽動了反猶太情緒。

特朗普上台後，長期潛伏的反猶仇恨團體變得更為活躍。一些白人民族主義者在華盛頓集會，高呼“特朗普萬歲！人民萬歲！”並行納粹禮。2017年8月，在維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有人高舉火炬，喊出“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的口號。此後，匹茲堡和聖地亞哥的猶太教堂分別遭到槍擊，造成多人傷亡。這些事件讓我深感猶太社區和個人安全的威脅。

我曾以為，特朗普離任後，猶太人的安全環境會有所改善。然而，近來的事態發展讓我意識到，這種想法可能過於樂觀。左翼中也開始出現反猶太主義的聲音，特別是在大學校園和一些進步活動中。有人將猶太人與政治、金融控制相聯繫，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支持也演變為反猶情緒。

我過去可能未充分意識到左派反猶太主義的嚴重性。雖然我也對以色列政府的一些政策持批評態度，但我始終認為，對以色列的批評與反猶太主義是兩回事。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猶太人仍對以色列抱有期待，他們認為兩國解決方案是可行的。

然而，10月7日的事件讓我深感不安。**一些人不僅反對以色列政府的行為，甚至質疑猶太人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甚至支持對猶太人使用暴力。**這種極端言論和行為讓我深感擔憂。

我不希望消除對以色列政府的批評，但我也不認為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猶太主義是一回事。消滅以色列對於猶太人來説將是一場災難。但有些人的批評可能過了頭，甚至對猶太人構成了威脅。

反猶的觀念，其歷史可追溯至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教義中，最初表現為對猶太人謀害上帝之子的指責。長久以來，猶太人儘管只佔全球人口的極小部分（約0.2%），卻常常成為各種社會問題的焦點。這種觀念往往誇大猶太人在社會中的角色，將他們描繪為各種不良現象的根源，如狡詐、嗜血和追求權力等。儘管反猶的形式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變化，但基本的指責始終如一。

自由派猶太人曾對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推行的民主制度表示讚賞。然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與“神權主義”和“彌賽亞主義”的結盟，使得這種認識面臨挑戰。儘管全球範圍內許多政府都存在類似問題，但針對以色列的特定批評卻愈發強烈。近年來，左翼對以色列的批評主要集中在約旦河西岸的佔領問題上。一些左派人士甚至主張消除這個以猶太人為主要人口的國家，並對針對以色列的暴力行為表示讚揚，試圖讓猶太人為非其居住國家和地區的罪行承擔責任。

**在加州的灣區，反猶的情緒尤為明顯。**伯克利市議會數月來面臨停火決議的壓力，但市長認為外交政策不在其職權範圍內。議會會議因抗議者的干擾而推遲，警察不得不在會議結束後護送議員離開。這種情況在其他地區甚至猶太人聚居的城市也時有發生。對巴勒斯坦的支持逐漸演變成對猶太人的仇恨，反猶主義也成為社會的一部分。

在大學校園和進步人士圈子中，左翼反猶主義與右翼反猶主義在暴力傾向上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儘管兩者產生的原因各異，但它們共同構成了對美國猶太人歷史上在自由主義領域貢獻的攻擊。猶太人長期支持自由主義理念，認為這有利於美國和自身發展。然而，如今這一理念卻受到右翼和左翼的雙重挑戰。

在整個20世紀，猶太人將他們的信仰投入到一種獨特的自由主義中，這種自由主義結合了強大的公民自由、保護少數羣體權利和多元文化的精神。他們擁護這種自由主義，因為這對美國有利，對猶太人也有利。他們熱切地希望自由主義能夠讓美國免受仇恨的影響。

然而，這一時代即將結束。美國新興的政治運動，如“讓美國再次偉大”和非自由左派，正在摧毀美國共識的最後支柱。這些運動將寬容、公平、精英主義和世界主義等概念視為有害的騙局。美國“猶太人的黃金時代”已經讓位於“陰謀、魯莽和政治暴力的黃金時代”，而所有這些傾向都不利於民主。極端主義思想和暴民行為對猶太人來説從來都不是好事。事實上，對猶太人不利的事情，通常也會對美國造成不利影響。

**▍**猶太人“黃金時代”，定義美國版“自由主義”

在美國猶太人“黃金時代”的鼎盛時期，我得以成長並見證了這個羣體在多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在那個時期，拉夫·利夫希茨（Ralph Lifshitz）作為服裝美學的開拓者，後來以拉夫·勞倫（Ralph Lauren）的名字享譽全球。印第安納州的小學生們通過閲讀安妮日記來了解歷史，而大屠殺回憶錄的作者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則成為了晚間新聞的明星，以其深刻的道德見解引導公眾思考。同時，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宋飛正傳》（Seinfeld）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甚至外國人也對《光明節之歌》耳熟能詳。

儘管猶太人在美國總人口中只佔2%，但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本科生中，猶太人卻佔據了三分之一的比例；更令人矚目的是，最高法院的三分之一法官也是猶太人。2000年，猶太人喬·利伯曼（Joe Lieberman）雖然以微弱差距未能成為副總統，但也並未遭遇重大反對。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專家們曾宣佈反猶主義已經基本結束。儘管它仍然潛藏在美國政治文化的某些角落，但持有這種仇視觀念的人已經極少。反猶主義不再成為公開討論的話題，一些歷史學家甚至認為它正在逐漸淡出歷史舞台。這種轉變被視為一個時代的勝利，象徵着社會的進步和包容。

然而，隨着時代的變遷，美國猶太人現在面臨着可能被過度同化的擔憂。通婚成為了世紀末他們最大的焦慮源。19世紀末的移民潮給來到美國的東正教猶太人帶來了深深的憂慮，他們擔心自己的子孫後代會完全融入美國文化，從而放棄祖先的傳統。這種焦慮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具有濃厚美國特色的音樂劇的創作，同時也有一些人開始尋找如何在享受美國社會帶來的好處的同時，保持猶太身份的途徑。

霍勒斯·卡倫（Horace Kallen），1882年出生，身為家中長子，其父母原期望他成為一名拉比。然而，他卻被送入了一所世俗文法學校接受教育。儘管他在哈佛大學深造，仍需通過為多切斯特煤氣燈公司抄表來維持生計。儘管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將他視為門徒，但卡倫在與如富蘭克林·羅斯福等貴族同學相處時，始終未能感到自在。

卡倫的人生轉折點源於他與另一位猶太人的爭論。1908年，英國劇作家伊斯雷爾·贊格威爾（Israel Zangwill）創作了一部熱門劇作《大熔爐》，描述了一名大屠殺倖存者試圖通過與一名基督徒女子結婚來逃避猶太身份的故事。**卡倫雖為無神論者，但對猶太復國主義思想抱有濃厚興趣，因此他堅決反對贊格威爾的同化觀點。**在哈佛大學，他與志同道合者共同創建了猶太親和團體“燭台協會”，並公開反駁了贊格威爾的觀點。

卡倫堅信，美國的多元文化是其民主制度的基石。他主張新移民無需完全同化，而應保留其獨特的文化和身份。他將美國比作“文明的交響曲”，認為多元文化的融合使其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

他的觀點代表了新興的猶太政治哲學，試圖打破新教在學術界和政治領域的壟斷地位，為猶太人爭取更多發展機會。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隨着德國猶太裔學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首次在美國背景下提出“自由主義”概念，描述一種新型中左翼國家願景，猶太人的家庭政治逐漸轉向自由主義。

路易斯·布蘭戴斯（Louis Brandeis）作為最高法院首位猶太法官，提出了廣闊的公民自由願景。莉蓮·沃爾德（Lillian Wald）和亨利·莫斯科維茨（Henry Moskowitz）共同創立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致力於保護所有少數族裔的權益。猶太人成為羅斯福新政的堅定支持者，而新政則成功遏制了左右兩派針對猶太人的激進攻擊。彼時流行着一句意第緒語笑話：“猶太神學由‘當世’（die velt）、‘來世’（‘yene velt’）和‘羅氏’（Roosevelt，羅斯福）組成。”

2000年，歷史學家馬克·多林格（Marc Dollinger）將猶太自由主義的敍述命名為“尋求包容”。猶太人開始通過反對公立學校祈禱、廢除歧視性住房法、制定新的公平就業規則等方式，旨在通過新的程序實現這一目標。大量猶太中世紀知識分子撰寫了一系列著作，將美國塑造為為“仁慈中間主義”的發源地——寬容、國際化、獨一無二的國家歷史。

在二戰之後，人們開始深刻反思納粹大屠殺的殘酷，對猶太人的看法也隨之發生了轉變。此前，猶太人在某些人的眼中可能被視作狡猾或不誠實，但這些觀點在戰爭結束後逐漸消散。到了1960年代，對於猶太人在商業上不誠實的負面看法已經大幅減少。社會輿論開始強調美國是一個尊重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國度，大學對猶太人的限制也逐步解除。

美國的猶太文化開始蓬勃發展。索爾·貝婁（Saul Bellow）和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等人，創作了廣受讚譽的小説。猶太喜劇演員和導演，例如伍迪·艾倫（Woody Allen）和梅爾·布魯克斯（Mel Brooks），他們的幽默成為了美國喜劇界的重要組成部分。

猶太人在美國音樂、電影和藝術領域的貢獻同樣顯著。他們參與了眾多知名作品的創作，如《俄克拉何馬》，鮑勃·迪倫（Bob Dylan）等人則推動了民謠音樂的復興。在好萊塢，猶太電影製片人在塑造美國電影產業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説“猶太人”操控好萊塢是陰謀論；説猶太人創立好萊塢是事實）。甚至一些膾炙人口的聖誕歌曲也是由猶太作曲家創作的。

猶太人在知識界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紐約知識分子這一羣體在美學和政治思想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代表人物包括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歐文·豪（Irving Howe）和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露絲·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等人則是第二波女權主義的重要推動者。猶太人在科學領域也取得了傑出成就，如奧本海默被譽為美國科學的預言家，而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譯者注：美國實驗醫學家、病毒學家，主要以發現和製造出首例安全有效的“脊髓灰質炎疫苗”而知名。）則被譽為美國醫學的“救世主”。猶太人的智力貢獻可以用獎牌來衡量：大約15%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是美國猶太人。

20世紀60年代，許多美國猶太人為以色列的成功感到自豪，這被視為猶太人堅強和強大的象徵，打破了舊有的刻板印象。1978年的電視節目《星星向以色列致敬》展示了眾多明星慶祝以色列成立30週年的盛況。甚至巴布拉·斯翠珊（Barbra Streisand），儘管面臨改名的壓力，仍堅持使用她的猶太名字表演，展現了她對猶太身份的自豪。

總體而言，二戰後的這段時期堪稱美國猶太人的黃金時代。他們在文化、藝術和社會各領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證明了猶太人是美國生活中不可或缺且備受尊敬的一部分。

**▍**21世紀開始，“黃金時代”走向

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事件給猶太人的“歷史假期”畫上了句號。9/11事件不僅標誌着一個長期危機時代的開始，更成為了激發對猶太人仇恨的土壤。儘管本·拉登宣稱對此次襲擊負責，但仍有人試圖推卸責任，提出了荒謬的論點，即是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導致了雙子塔的倒塌。

在學術界，更為複雜的陰謀論也流傳甚廣。左派人士對新保守派和好戰知識分子的批評尤為激烈，他們認為這些人在美國政府中的影響力導致了對伊拉克的入侵和對伊朗的戰爭。

新保守派主要由猶太人構成，其中部分人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擔任關鍵職務。然而，左派的激烈言論往往誇大了他們的作用，並錯誤地將最惡劣的動機歸咎於他們。一些人被描繪成暗中為以色列服務、損害國家利益的角色，例如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

2007年，哈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史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和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以色列遊説團和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暗示，**有人暗中操縱美國權力以追求自身利益。**本書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持續引起了廣泛關注，與對猶太國家的正面評價形成鮮明對比。書中將這些人描繪為秘密操縱美國政府的惡勢力，而非友好的合作伙伴。

一年後，雷曼兄弟銀行於2008年倒閉。該銀行自1850年起即由一位巴伐利亞猶太商人的後代所經營。儘管多數政界人士並未將此次金融危機的全部責任歸咎於猶太人，但相當數量的公眾持此觀點。斯坦福大學所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近四分之一的人指責猶太人破壞了全球經濟**，而38.4%的人認為猶太人至少應承擔部分責任。**

在金融風暴期間不斷有聲音宣稱，存在一小羣精英，無論是銀行家還是遊説者，正在惡意剝削民眾。這種觀點加劇了左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右翼的茶黨運動。這種民粹主義的反抗情緒一直是猶太人的沉重負擔。許多深受大屠殺影響的猶太作家，繼承了那段悲慘歷史的記憶，併發出警告，指出一個社會可能會淪為利用偏見的煽動者的犧牲品。

2008年之後，這些警告不幸成為現實。右翼勢力將一位猶太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選為他們眼中的罪魁禍首。這種觀念不僅限於極端主義博客，前福克斯新聞主持人甚至將索羅斯描繪為操控一切的“皮影戲大師”。福克斯新聞和共和黨政客在提及索羅斯時，似乎有意無意地利用這位猶太金融家的形象，宣稱他在摧毀基督教文明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2018年，福克斯新聞開始刊登中美洲移民大篷車前往德克薩斯州的圖片，並將其稱為“入侵”。儘管沒有證據表明這一指控成立，但共和黨政界人士仍含蓄地暗示這些車隊的費用由索羅斯支付。當特朗普總統被問及索羅斯在資助大篷車方面的作用時，他向記者表示：“這種事不會讓我感到驚訝。”

索羅斯成為了新的主要攻擊對象，這一形象主要源自歐洲素材。該故事的主要線索來自法國作家雷諾·加繆（Renaud Camus），他由社會主義者轉變為極右翼分子。2011年，他在名為《大替代》（The Great Replacement）的書中警告稱，有人試圖通過湧入大量移民來減少白人基督徒在歐洲的存在。當美國右翼勢力接受這一説法時，他們將索羅斯及其猶太同胞列為精英陰謀的策劃者，並提出了“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的口號。

猶太族羣堅決反對所謂的“大替換”陰謀論，這是因為他們在美國民族主義的特殊種族等級結構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一些白人至上主義者則認為，“猶太人明確宣稱自己為獨立種族，他們表面上支持白人在美國的地位，實則卻在施展的最狡猾的詭計。”言下之意，猶太人能夠偽裝成白人，然而實際上他們是隱形的特工，服務於其他人的種族戰爭，利用移民來顛覆白人基督教的霸權。

事實上，對於移民的信仰，即視美國為難民庇護所的理念，也是猶太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之一。這種信仰認為後來的移民羣體將遵循與猶太人相似的軌跡。如果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那麼猶太人便是其典型的代表。然而，如今這一理想卻成為了猶太人遭受誹謗的根源。

**▍**猶太人與左翼“分道揚鑣”

在美國猶太政治的存在一個古老理念：為對抗右翼反猶太主義，左翼應實現團結，即少數族裔與自由主義者聯手。我年幼時，曾聽拉比和長輩敍述那些佩戴厚重眼鏡、積極投身於自由運動的青年猶太人。他們中有人追隨馬丁·路德·金參與遊行，甚至有人因支持黑人投票權而遭遇不幸。這些歷史性的努力促成了寬容者聯盟的目標實現。

我也注意到，**隨着記憶的模糊，到60年代末，昔日的同志開始背離這一團結理念。**年輕的民權活動家將重心轉向黑人權利，對舊有的自由主義觀念產生懷疑。同時，反戰抗議者支持發展中國家的解放運動。1967年，以色列佔領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導致許多人開始反對以色列。

60年代末的動盪預示着接下來十年的分裂。新的意識形態在左派中佔據主導地位，他們開始質疑舊有的自由主義觀念。特朗普的崛起使這種分裂愈發明顯。他的當選震驚了他的反對者，左派開始組織更為激進的“抵抗運動”（Resistance）。

甚至在特朗普上任之前，“抵抗運動”就計劃在首都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在一次早期會議上，活動人士凡妮莎·魯布爾（Vanessa Wruble）表示，她的猶太信仰是她參與政治的原因。但有人告訴她，猶太人應為歷史上對黑人和棕色人種的剝削行為感到羞恥。隨後，她被排除在領導層之外。

抵抗運動強調了聯盟的重要性，這一理論由法學教授克倫肖（Kimberlé W. Crenshaw）提出。她認為，法院僅關注一種歧視形式是不夠的，因為歧視具有多種形式且相互交織。這種觀點逐漸成為左派的新主流，而如今的抵抗運動在列舉各種不公正現象時，卻未提及反猶主義。新左派反對自由主義，認為它只是白人至上的掩飾。他們主張採取不寬容的態度，更積極地對抗仇恨。

在過去幾年的奧斯陸和平進程中，一些團體如“巴勒斯坦正義學生會”與自由派猶太復國主義者一起參與活動。他們討論的焦點是以色列的邊界，而不是以色列的存在問題。然而，當和平進程在克林頓政府末期失敗時，一切都改變了。哈馬斯發動了一系列自殺式爆炸襲擊，隨後以色列右翼政府在約旦河西岸採取了鎮壓措施，並對加沙實施了封鎖。

巴勒斯坦活動人士及其支持者發起了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力圖讓大學從以色列撤資。**他們不再僅僅尋求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共存，而是試圖讓以色列成為一個國際孤立者，停止與所有以色列機構的合作。**因此，以色列的批評者被視為時髦的“反猶復國主義者”。

在一些猶太機構內部，一些人將反猶主義歸咎於任何持這種立場的人。這種歸咎不一定準確，有時只是一種結束辯論的手段。但許多猶太人對於在美國左派中發現反猶復國主義的跡象感到憤怒，這是有原因的。因為猶太復國主義者開始被描繪成猶太人的代名詞，甚至被指責為歷史上猶太人所犯罪行的延續者。這種情況引發了擔憂，因為歷史上類似的指控很可能導致對現實中猶太人的攻擊。

活動人士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大學校園內的希勒爾中心（Hillel Center），他們視其為“以色列戰爭機器”的一部分。一些學生團體甚至試圖將這些中心從校園中清除，聲稱如果校園能夠容忍以色列支持者，是否也可以尊重納粹分子等極端分子？

儘管“排猶現象”日益普遍，但左派和大學領導層幾乎沒有對此發表評論。他們可能認為猶太人不符合他們的分析框架，因為**在美國的情況下，猶太人通常不被視為“受壓迫者”；在以色列的背景下，他們甚至就是“壓迫者”。**然而，這種忽視可能會導致對反猶主義的無視，而反猶主義本身就是對特權的指控。

**▍**美國猶太人不再能左右社會輿論

在自由主義崩潰的循環中，右翼激進觀念會引發左翼激進觀念，反之亦然。為了反對新興進步派的批評，一些右翼領袖試圖奪回自由。

最有影響力的右翼領袖之一是馬斯克，他購買了推特平台，聲稱是為了保護言論自由。然而，他廢除了該平台對一些最極端反猶分子的禁令，例如白人至上主義者和一些名人。通過這一舉動，他實際上間接支持了這些人的言論，暗示他們的觀點本來就應該被接受。這使得那些受害者感到他們的立場被合法化了，其實只是因為他們冒犯了某些人。

馬斯克甚至暗示，猶太人控制了審查制度。他轉發了一條他認為是伏爾泰的話：“要知道誰在統治你，只需看看你不能批評誰。”這句話其實是由一個新納粹分子説的，並非出自法國哲學家。他幾乎明確指出，猶太人就是那些“不能受到批評的人”，這也使他們成為社會的秘密主人。

此外，黑人喜劇演員戴夫·查佩爾（Dave Chappelle）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在某次表演中暗示，左派的專橫行為反而激起了社會的反擊。他觸及了一個真正的問題——左翼的反自由主義，並巧妙將反猶主義合理化。

**查佩爾和馬斯克認為，對反猶主義話語進行審查是一種諷刺。在猶太人的言論自由願景中，開放的解釋和無休止的辯論是通向知識的途徑。**言論的傳播是對錯誤思想的解藥。然而，在社交媒體的現實中，言論自由也被用來傳播偽裝成喜劇娛樂的猶太人仇恨，吸引年輕人的注意力，這些年輕人渴望反抗他們所認為的覺醒的限制。

反誹謗聯盟向我介紹了反猶主義組織的最新做法：他們的領導者有時會裝扮成極端正統的猶太人，自稱為“誠實的拉比”。在一部荒謬的網絡短劇中，他代表猶太人為捏造大屠殺的故事而道歉。隨着邊緣羣體成功地突破了限制，美國文化對於反猶言論越來越寬容。

**▍**美國猶太人失去頂尖高校的“特權”

10月7日的襲擊發生後，美國猶太人曾一度覺得局勢可能發生變化。彼時，以色列暫未採取反擊行動。儘管如此，在這個明確的道德時刻，校園左派卻無法表現出同情心。哈佛大學的30多個學生團體在10月7日簽署了一封信，將所有暴力行為都歸咎於以色列政權。紐約大學新任“土著研究中心”的負責人將哈馬斯襲擊描述為“有待確認”。

10月11日下午，《哥倫比亞大學觀察家日報》的記者馬塞爾（Rebecca Massel）接到了一個舉報：在圖書館前，一名臉上裹着大手帕的婦女襲擊了一名以色列學生，原因是關於哈馬斯扣押人質的傳單引發了爭執。在與受害者交談後，受害者表示現在校園已不再是安全之地。紐約警察局證實已逮捕了這名女子，但她否認了仇恨罪的指控。

馬塞爾開始撰寫報道，但她的文章引發了爭議。社交媒體上的帖子紛紛指責她的猶太身份，甚至聲稱她有“宗教議程”。在感到憤怒之前，她的心裏首先充滿了恐懼。她想起一位以色列學生告訴她的話，那位學生已經被建議離開校園以確保安全。對於自己的身體安全，她也感到不確定。在緊張中，馬塞爾專注新聞事業。她採訪了大學各個角落的猶太學生。兩週內，她與54名學生交談，他們紛紛表達恐懼。有學生受到虛擬或面對面的騷擾，34人感到校園不安全。12人掩飾猶太身份的標誌。

馬塞爾發現學生們建立了護送系統，以保障安全。更糟糕的是，她揭露了教師對猶太學生表達敵意的事件，甚至助教也參與其中，在課堂上公開羞辱學生。馬塞爾與哥倫比亞大學的猶太學生交談，他們描述了生活中的創傷，希望學校能以同理心回應。然而，學校採用了不夠理解的態度，將事件歸因於長期鬥爭。

10月7日之後的校園事件也標誌着黃金時代的悲傷落幕。上個世紀上半葉，哥倫比亞大學等常春藤學校曾採取了排斥猶太人的措施。20世紀20年代末，哥倫比亞大學創立了賽斯·洛初級學院，以區分猶太申請者。但二戰後，隨着配額取消，猶太人數量增加，他們逐漸成為受歡迎的一羣。

然而，21世紀以來，猶太人在常春藤盟校中的影響力下降。2000 年代，耶魯大學 20%是猶太人，現在這個比例大約降了一半。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猶太人比例從三分之一下降到16%。學校進行了精英再造，為第一代大學生和有色人種提供機會，導致猶太人比例下降。

儘管猶太今天依然自認是“弱勢羣體”，但學術界卻認為他們享有特權，猶太人的優先級正在下降。大學對校園反猶主義的軟弱反應暴露出的問題，可以濃縮為上任哈佛大學校長克勞丁·蓋伊 （Claudine Gay） 的表態，“一切取決於具體情況”。一項調查顯示，在猶太學生較多的校園中，近五分之一的非猶太學生不願與支持以色列的猶太人交友，暗示着他們無法與大多數猶太人建立友誼。

▍“逃離美國，重返德國”？猶太人發出警告

在每年春天的逾越節家宴之際，猶太人會背誦《哈加達（Haggadah）》中的名言：“在每一代，我們的敵人都會起來毀滅我們。”這一傳統儀式的普遍遵守，不僅慶祝解放與生存，還提醒我們猶太曆史的嚴峻循環。在猶太人的每次黃金時代中，雖帶有戲劇性的諷刺，其中一些關鍵時刻至今仍深深烙印在人們的心中。

1933年，德國“猶太信仰公民中央聯盟”出版了一本詳盡的1060頁著作，展示了該團體所取得的成就。儘管魏瑪德國充滿不穩定因素，但也卻見證了猶太權力的巔峯，特別是在文化領域。20世紀初，猶太人在德國的音樂、文學、科學和藝術領域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此書既是對猶太社區的自我慶祝，也是對德國社會的一種懇求。

長久以來，美國人對猶太人持有好感。然而，近年來，隨着對當前政治氛圍的擔憂和對安全的新認識，一些猶太人開始制定應急計劃，考慮離開美國，甚至申請德國護照。德國大使館向我介紹，自2017年特朗普當選後，申請數量比前一年激增近一倍並持續增長。至2022年，這一數字已升至2,500份。儘管從絕對值來看，這些數字並不大；然而，這些美國猶太人申請護照時必須證明其家族曾逃離德國，如今卻視德國為比美國更安全的避風港，這一趨勢非同尋常。

1967年後，美國猶太社區開始思考自己的徹底改革之路，這也是一段深刻的政治拋棄時期。一羣理想幻滅的知識分子急劇轉向右翼，創立了“新保守主義”運動，他們也將能量轉向了蘇聯猶太人的事業，在1970年代和80年代痴迷於許多猶太會堂的神學政治，創立了以祈禱和儀式為中心的新精神運動。

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段歷史依然令人樂觀。它證明了，衝突可能為宗教的更新和新的團結提供道路。這也提醒我們，即便是在黃金時代，猶太人也並非能一帆風順的上升。

然而，悲觀主義的論點在今天更具説服力。針對猶太人的各種力量，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都比50年前強大得多。當反猶主義獲得立足之地時，陰謀論就會凝固成常識，將暴力嵌入思想，然後轉化為致命行動。

我們堅信，一個將其猶太人置於袖手旁觀的社會更有可能專注於追捕“替罪羊”，而不是解決根本缺陷。儘管這並非歷史的鐵律，但這樣的社會容易衰落。英國在1290年驅逐猶太人後進入了漫長的黑暗時代。沙皇俄國在1880年代的暴動後陷入革命。如果美國堅持當前的道路，那將不僅意味着對猶太人黃金時代的終結，也意味着對培育他們的國家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