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文化復興”錯認成“復古”, 恰恰誤解了中華文明的未來?｜文化縱橫_風聞

強世功

  中央民族大學

【導讀】在今天的傳統文化復興浪潮之中，不乏各界人士對“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提出想象。一些聲音表示：西方在精神文化上尤其走到了末路，需要回歸古典，藉助東方文化和思想，進行精神改造和政治整合。然而，簡單地“復古”未必能解決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本文作者認為：所謂的“文明衝突”應當藉助更加“大一統”的思想理論來解決，現代性疾病也需要通過這條路來尋求解藥。

從世界歷史發展脈絡觀察，每一階段、類型的“文明”都有其相應的“核心國家”作為支撐。從這一意義上講，帝國與文明是相互促進轉化的一體兩面。因此，跳出“帝國主義”概念帶來的“帝國”一詞的污名化，以中性態度看待“帝國”，有助於體系性地理解現有理論對世界歷史的剖析，客觀地看待不同類型帝國的整合機制及興衰規律，並理解它們是如何塑造我們今天的世界，又將對未來造成怎樣的影響。

“文”與“明”只有在相互平衡中才能形成真正的“文明”。“文”強調人類擺脱動物性的超驗性存在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養成，偏向唯心；“明”則強調擺脱迷信、客觀認識世界的科學理性精神，偏向唯物。**“文”過多，容易導致陷入文明停滯；“明”過多則容易陷入野蠻戰爭或精神虛無。**當下和未來的世界秩序，必然建立在技術發展的基礎之上，只有深刻理解古今之辯、通盤整全思考、具備人類文明意識，才可能為新的現代文明提供哲學基礎，也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文明根基。

本文原載《讀書》2024年第3期，原題為《基於“世界帝國”的理論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基於“世界帝國”的理論思考

每個時代的重大政治歷史事件都會引發學人持續的理論思考。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爆發，我提出了“文明終結”這個概念，意在表達現代科技理性摧毀了古典文明秩序，“九一一”的悲劇表明古典文明秩序中宗教精神無力對抗低俗的現代科技理性。**因此，中國學人在思考古今中西問題時，無疑需要有“文明終結”的歷史意識。這其實也是希望給剛剛開始關注復興中國古典的朋友們提個醒：古典文明形態已經終結，文明的復興必須建立在現代的歷史根基上。**正是在這個背景上，二〇〇四年針對“台獨”勢力上台，我提出“大國崛起和文明覆興”問題，將台灣問題作為政治問題和文明問題來思考，思考中國人如何在現代根基上覆興古典、建構現代中國文明。為此，我提出“文明持久戰”這個概念，意在表明現代中國文明的建構必然與西方文明展開持續的競爭。中西問題不能理解為古今問題，而要面對兩條現代化道路、兩種現代文明的持久競爭。

也是從《中國香港》的寫作開始，我逐漸投入更大的精力推動帝國問題研究。我發現，帝國秩序乃是人類歷史的主軸，一部人類史其實是一部帝國爭霸史，主權國家興起不過是古今帝國秩序轉換過程中出現的短暫歷史現象，甚至成為現代帝國的一種獨特表現形式。二〇一九年我提出探討“超大型政治實體的內在邏輯”問題，嘗試提出人類歷史從“區域性文明帝國”邁向“世界帝國”的分析框架，將從大英帝國到美利堅帝國看作世界帝國的兩種形態。在此基礎上，嘗試進一步提出“帝國-文明”這個概念，因為帝國與文明是相互促進轉化的一體兩面。帝國乃是文明形成的政治經濟基礎，唯有持久的帝國才能塑造文明，而文明則是帝國持久發揮穩固的文化精神基礎，帝國強調其政治建構中科技經濟和暴力法治的力量，文明強調其政治建構中文教教化和精神信仰的力量。而這些想法初步體現在二〇二一年出版的《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中。正是基於對“帝國-文明”歷史演進的內在規律，我嘗試在帝國古今和世界帝國的理論框架中，理解目前中美面臨的競爭及俄烏衝突等問題，彌補從“文明終結”到“文明覆興”之間的思考。

“世界帝國”這個概念很早就出現在西方學術文獻中。我使用這個概念一方面深化對“文明終結”問題的思考，強調古典區域型文明秩序終結於全球性的世界帝國。從地理空間上分散的文明秩序邁向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乃是人類必須面對的普遍命運。在這種背景下，任何封閉僵化、復古倒退的道路選擇必然是悲劇性的。現代中國文明秩序的建構既要着眼於國家建設，更要着眼於思考新的全球秩序。另一方面，也是嘗試在理論上回應“歷史終結”和“文明衝突”這兩種看似相互矛盾的理論。這兩個概念恰恰共同構成美國建構世界帝國進程中內在互補的政治意識形態，即世界帝國的擴張進程必然伴隨着對外的“文明衝突”與對內的“歷史終結”。今天美國建構“民主同盟”、召開“全球民主峯會”所彰顯的歷史終結意識，恰恰與俄烏衝突及其圍繞中國展開的圍堵佈局緊密聯繫在一起。

因此，我在解讀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時，關注的不是人性中的慾望和激情如何推動歷史終結這種形而上學的障眼法，而是福山所強調的西方對科技商業的壟斷足以摧毀任何來自精神力量的挑戰，因為西方精英已進入商學院、法學院和工學院，通過科技理性來控制世界帝國。同樣，在解讀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時，區分亨廷頓隱含提出的兩種文明衝突。一種是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乃至儒教文明這些古典文明之間的衝突，另一種是人們所忽略的作為世界帝國的全球統一文明(“達沃斯人”)與古典區域型文明的衝突。基督教文明剛好與這種全球統一文明秩序重疊，以致讀者普遍關注前一種文明衝突，而忽略更深層次的世界帝國秩序與古老區域型文明帝國的衝突。作為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亨廷頓所説的“文明”替換為“帝國”也頗為恰當，當他強調每一種文明秩序都需要有“核心國家”來支撐時，實際上也是在強調“帝國-文明”這個概念。

**提出“世界帝國”問題意味着要在理論上區分“帝國”與“國家”，從而提出一套帝國理論，進而探討“帝國古今”問題。這會遇到兩個巨大的理論障礙。**其一，主流政法理論都建立在主權國家的想象之上，由此形成“國內”與“國際”兩個相互分離的思考，加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分離帶來的專業化分工和技術主義的理論路徑，不僅導致帝國、文明這些“整全”政治圖景的喪失，而且導致整全研究路徑和理論方法面臨巨大障礙：“帝國”“文明”問題屬於哪個專業領域？其二，伴隨着政治與經濟的分離，古典秩序中的政治思考從屬於經濟社會思考，政治問題甚至被化約為經濟問題，由此政治建構的“世界帝國”問題就變成從經濟社會秩序思考的“帝國主義”問題。曾經歐洲人和美國人都為在政治上建構“自由帝國”（liberal imperalism or empire of liberty）而感到自豪，然而面對從霍布森到列寧以來持續從經濟學視角圍繞不平等問題展開的“帝國主義”批判，“帝國”概念成為道德上的貶義詞，導致精明的學者都不會觸碰“帝國”概念，甚至“二戰”後美國也很少使用“帝國”概念來描述自己，歐洲的帝國研究傳統在美國這裏也變成了中性的“區域研究”。直至冷戰結束和美國成功建構起單極世界，“帝國”話語才普遍復興，以至建構“新羅馬帝國”成為官方默許的意識形態。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固然需要從帝國主義的理論路徑對世界帝國維持的全球不平等結構展開批判，但更需要從政治學乃至文明秩序的視角入手，將“帝國”從“帝國主義”中解放出來，使“帝國”概念成為中性的理論分析框架。由此，我們才能看到帝國古今的轉型問題，從而客觀理性地比較分析古今不同類型帝國的內在整合機制及其興衰規律，更重要的是看這些帝國的競爭及其歷史演變如何塑造了我們今天的世界及其未來走向。帝國的整合力量無疑離不開暴力征服，但古典帝國最終要依賴文教體系，用宗教和道德教化作為帝國多元整合的機制，由此形成相對穩定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然而，從大航海時代全球商業貿易網絡的建立到資本主義的興起，一種囊括全球的新型帝國開始出現。如果説以領土征服、官員治理和文明教化為特徵的古典文明帝國屬於“有形帝國”，那麼這個依賴商業貿易、科技金融和法律體系建構的現代帝國則是“無形帝國”。現代科技商業理性摧毀了古典文明秩序的“文明終結”意味着帝國的古今之變，即在古典文明帝國的廢墟上建構現代帝國。因此，現代帝國既要突破古典帝國的空間侷限，建立起囊括全球的世界帝國，又要擺脱古典帝國文教整合的宗教羈絆，而探索新的帝國整合方式。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所關注的“古今之變”歸根結底是帝國整合的革命性變化。古典時代的宗教整合方式無法建構起世界帝國，只能引發無窮無盡的“文明衝突”，而商業貿易促進和平，宗教寬容共處，共和政體的聯合可以奠定永久和平，蘇格蘭啓蒙運動的這些政治理念成為大英帝國建構新型世界帝國的福音書。

**正是基於“無形帝國”這個概念，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主權國家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在帝國古今演變中的意義。**在大航海時代的帝國競爭中，在基督教帝國的邊疆破碎地帶，英國率先展開了脱離古典帝國秩序的政治分離運動，建構起最早的現代主權國家。然而，無論英國，還是後來類似的日本，在脱離古典帝國秩序轉向現代主權國家建設後，很快展開海外貿易並建立起現代殖民帝國，正是藉助這些殖民帝國的力量，這些新型帝國與古典帝國展開了全球競爭，推動了世界帝國的興起。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原本就是新舊帝國轉化過程中的一個混合物，其中既有神聖羅馬帝國這樣的舊帝國，也有西班牙、法蘭西新型殖民帝國。這些以主權國家面目出現的殖民帝國就是通常所説的“列強”（great powers）。正是在這種帝國古今之變中，世界帝國採用科技、商貿、金融和法律建構起一個看不見的統一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帝國底層秩序，其上建立起主權國家並存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布羅代爾所説的“資本主義”的“上層”問題在馬克思這裏依然是作為“經濟基礎”的底層問題。如果説古典帝國秩序的“大一統”着眼於宗教或道德秩序上層秩序建構，其在底層反而容納分散多元的封建王國，那麼世界帝國則在科技、貿易和金融的經濟底層完成了“大一統”，而其上層則容納主權國家和多元文化乃至宗教並存。**可見，帝國古今之變恰恰在於帝國建構的重心從上層的文明教化轉向下層的經濟商業控制。在帝國古今之間，不僅橫亙着啓蒙問題和資本主義問題，而且橫亙着帝國秩序建構中上層與下層的“大一統”問題。****若不澄清這些重大的理論問題，“帝國主義”這個政治經濟學概念很容易遮蔽世界帝國秩序建構的根本問題。**由此，資本主義不能簡單分為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兩個歷史階段。市場的自由競爭與金融的資本壟斷兩種趨勢、自由貿易與重商主義兩種主張相互交織，市場、資本與政府三種不同的組織形式，經濟、政治與文化三種不同的力量相互交織在一起，並以不同方式的複雜組合推動帝國古今之變。可見，從傳統區域性文明帝國向世界帝國的轉變中，經歷了與主權國家結合在一起的殖民帝國這個轉化的中間環節。因此，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這些政治經濟學概念唯有放在帝國古今秩序的轉變才能真正獲得意義。

《羅德島巨像》（Edward Linley Sambourne, The Rhodes Colossus. Punch, 1892. 來源：wikipedia.org），該諷刺畫作描繪的是英國前開普殖民地總理塞西爾·羅得斯（Cecil Rhodes）手持電報線站在非洲大陸版圖上。身為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擁護者，他希望修建一條“從開普到開羅”的鐵路幹線，將英國在非洲的大部分殖民地連接起來

如果説世界帝國的興起終結了古典文明秩序，那麼需要從帝國和文明的理論視角來重新審視現代社會興起引發的古今之變。現代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用諸如市民社會、法治社會、工商業社會、理性化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抽象社會和自然社會等概念來把握現代社會的某些特徵。然而，這些具有科學理性的特徵無非是為了滿足人的“慾望”，並將這種慾望正當化為所謂的“自然權利”。因此，現代社會在根本上是一個“慾望社會”。

在古典文明秩序的整全視野中，慾望乃是人性中最低賤的動物性力量，建構文明秩序恰恰是為了使人擺脱動物性的低級慾望，邁向更高貴的神性存在，古典道德宗教的人文秩序就是圍繞這個更高存在展開的。古今之變在滿足慾望的經濟社會層面上無疑是巨大的歷史進步，然而在道德宗教的文明層面上意味着從高貴向卑賤的墮落。施特勞斯強調現代性建立在自然權利這個“低俗而穩固”的基礎上。“低俗”就是相較於古典文明秩序的高貴追求而言，“穩固”則無疑針對世界帝國的底層建構。面對帝國競爭引發的古今之變，世界帝國的建構若從道德宗教這些高貴的精神層面入手，必然陷入無窮無盡的宗教戰爭乃至文明衝突，相反從滿足慾望這個低俗的物質層面入手，則完全可以通過中性化、去政治化的科技理性、商業貿易和法律規則來建構起世界帝國。

正是面對世界帝國的歷史進程，我們才深切意識到人性的困境：人類在慾望的低俗層面上能夠達成一致，利益可以妥協交換，然而在更高精神追求層面上，軸心時代每個文明秩序已經塑造了不同的路徑和階梯，諸神的分歧很容易變成殊死的敵我政治搏鬥。現代社會奠基於“低俗而穩固”的基礎，無疑包含了古典視野對現代的哲學批判，但是不是也包含着對現代秩序的某種隱含默認？也許不是充分的，卻是必要的；也許不是最好的，但或許是次等好的。

**古典文明秩序已經終結，那麼建立在低俗基礎上的世界帝國秩序是一種“文明”嗎？或者在何種意義上可以稱之為“文明”？**然而，恰恰是現代社會興起之後，西方文獻才開始提出“文明”（civilization）這個概念。這個概念以市民社會為背景，強調技術工藝進步、物質生活舒適，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形式等。這樣的“文明”概念無疑將科技理性奠定現代社會作為“文明”的新尺度，以至於世界帝國成為普遍歷史進步的最終文明成果，世界帝國的正當性基礎不過是“人權帝國”。因此，德國思想家提出要區別“文明”與“文化”，將“文明”理解為技術理性、器物製造以及與此相關的知識和生活方式，而“文化”則意味着更高的精神追求和完整人格的養成。古典文明帝國秩序追求的正是這種“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説“文化”是古典的，而“文明”卻是現代的。這種“文明”尺度一旦確立，就與特定的經濟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文化乃至特定的人種失去內在關聯。按照這個“文明”新尺度，非西方的古老文明秩序都變成了愚昧和野蠻，甚至歐洲人成為“文明人”，而非歐洲人都變成“野蠻人”。由此可見，現代文明秩序實際上是對古典文明秩序的顛倒，勇敢、獻身的古典德性都變成了野蠻，忠誠、虔敬的古典德性變成了愚昧。帝國古今之變的背後乃是文明德性的古今之變。

那麼，當我們説“中國文明”時，能將這個“文明”翻譯為英文中的 civilization 嗎？我們究竟是使用與“文化”相對立的“文明”概念，還是強調在“文化”意義上恢復古老的文明理念？從這個角度看，“文明”這個中文概念恰恰是對西方傳統中“文明”與“文化”概念的巧妙結合。“文”強調人類擺脱動物性的超驗性存在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養成，類似於德國人所説的“文化”，而“明”則強調擺脱迷信、客觀認識世界的科學理性精神，恰恰是英國人和法國人所強調的“文明”。“文”與“明”結合起來，二者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共同構成我們所説的“文明秩序”。如果“文”過剩而壓制了“明”，就形成了文明的封閉和停滯，古典文明秩序都曾經陷入“停滯的帝國”，而“明”過剩而壓制了“文”，要麼陷入動物性的野蠻戰爭，要麼因精神虛無陷入後現代的慾望極限體驗，這難道不就是幾百年來西方主導的世界帝國時代的精神狀態？

從“文”與“明”的互動來理解“文明”，無疑牽動關於人類文明起源及其歷史發展的持久爭論。唯心主義強調“文”，將人與動物的區別理解為擁有獨特的理智、良知，能夠思考更高的存在，而唯物主義強調“明”，將人與動物的區別理解為勞動、生產和工具的製造。事實上，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恰恰是二者相互促進的產物。人類早期經歷普羅米修斯式的技術革命，人類思想才擺脱迷信巫術，推動了古代帝國的擴張。而這種帝國擴張提供的普遍性歷史視野激發起對普遍性秩序的思考，從而產生了“軸心時代”的偉大思想和宗教，它將帝國擴張的成果逐漸固定下來，形成古典區域性文明帝國。

從這個角度看，近代科學理性實際上是人類第二次普羅米修斯式的革命，啓蒙科學理性的“明”進一步擺脱神學束縛，科技理性迅速推動了在全球範圍內的帝國擴張，從而將區域性文明帝國時代推進到囊括全球甚至太空的世界帝國時代。然而，由於缺乏“文”的約束和支撐，基於技術理性無限擴張的世界帝國始終呈現出馬基雅維利主義的野蠻“霸道”，而在精神層面很容易陷入虛無主義，以致大航海時代以來的世界帝國史始終處在帝國爭霸、合縱連橫的戰國時代。而要結束幾百年來世界帝國爭霸的亂世，真正奠定“大一統”的世界秩序，那就必須為世界帝國所開闢的歷史空間提供精神層面的文明根基。這是否意味着在科技理性革命之後，人類文明將要進入新的軸心時代？進一步而言，未來究竟是一個哲學復興的時代，還是科技革命帶來“上帝之死”和“人之死”之後進入智能人統治的時代？

從啓蒙時代以來，西方思想家早就意識到基於科技理性的現代社會所面臨的精神困境，並提供了各種各樣的理論藥方（比如浪漫主義、保守主義等），然而這些藥方非但不能治癒現代的病症，反而加速推動現代向後現代的發展。因此，施特勞斯、沃格林等才不得不從整全入手，通盤思考人類文明的古今之變。然而，他們提供的依然是現代性的病理診斷，雖然是最為精準的診斷，但卻未能提供救治的方案。

早些年，有人提出“該中國哲學家登場了”，現在又有人暢想“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這樣的抱負當然值得讚賞和鼓勵，但唯有真正具備帝國古今的政治視野和文明古今的精神高度，才能體會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艱難。我們的社科學人唯有具備世界歷史意識，洞悉帝國古今之變，才能圍繞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思中國現代文明及其開闢出的新天下秩序；我們的哲人唯有具備人類文明意識，具有拯救歷史苦難的德性，才能在相互對話傾聽中獲得覺悟，不僅為中國現代文明提供哲學基礎，也為“大一統”的世界秩序奠定文明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