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城昆明，何時才能“回春”？ | 城市商業系列_風聞

導語：《城市商業》是『礪石商業評論』的一個重要文章專欄，試圖從商業與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讀各個城市的最新發展，以歸納出中國城市變遷背後的底層規律。本期為讀者帶來的城市是雲南省會昆明。

王劍 | 作者 礪石商業評論 | 出品

2023年的昆明有些尷尬，一份流傳頗廣、直陳昆明城投償債危機的會議紀要，讓昆明龐大的存量債務問題暴露在世人面前。

隨後，又有自稱是昆明地鐵的工作人員，上網吐槽已幾個月沒有領到工資，更讓人對昆明的經濟產生擔憂。

作為西南地區的特大城市，更是連接中國內陸地區和東南亞國家的重要門户，昆明在經濟、文化和戰略層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由於長期高度依賴房地產，又沒有強有力的工業體系帶動，昆明這座西南省會城市的經濟總量在這兩年總是徘徊不前，始終未能突破8000億，經濟增速在全國省會中也屬於“落後分子”。

南國“春城”，究竟何時能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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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古城的前世今生

昆明地處雲貴高原中部，南瀕滇池，三面環山，平均海拔近2000米，當地氣候温和，夏無酷暑，冬無嚴寒。

昆明這座城市的由來，可以追溯到公元738年，那時雲貴高原的主宰者——南詔。

公元765年，為擴大王國領土，南詔王異牟尋下旨，在今昆明的拓東路附近修築了一座周長3公里的“拓東城”，作為南詔國的副都。

這是昆明有着明確史料記載的建城歷史，距今已有一千多年曆史。

宋朝建立以後，雲貴高原又易了主，來自大理的“段氏”取代“南詔王”，建立了大理國，並對行政區域進行了重新規劃，設立了八府四郡。

拓東城劃入了八府之一的鄯闡府，成為大理國的東都府城，並改名為鄯闡城。

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軍南下，攻陷大理城，次年攻陷鄯闡城，大理國宣告滅亡。

忽必烈隨後在雲南設置萬户、千户、百户互相轄制，鄯闡為萬户總管昆明兩千户，這是“昆明”在歷史上首次作為地名出現。

公元1276年，因昆明附近的滇池水位下降，露出沃野千里，良田萬頃，元朝統治者隨即啓動興滇大業，將雲南地區的行政中心由大理遷至昆明，並在附近興修水利，建設新城。

自此，昆明這塊土地正式成為雲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明洪武十五年，沐英、傅友德揮師南定雲南。

派駐雲南的沐英請來著名堪輿家汪湛海，結合昆明整體地勢和“三山一海”的山水格局，將昆明築成“龜蛇相交”，擁有帝王之氣的城池。

其中，南城門麗正門為龜頭，五華山為龜背，北城門拱辰門為龜尾，東西各兩個城門咸和門、敷澤門、威遠門、寶城門分別為龜足，藏龍脈於水中。城內水網縱橫，連通居民區與主要街巷。

新城規劃好後，沐英在此“建雲南府，改築磚城”，沐家也成為明朝世代承襲的“雲南王”。

明嘉靖年間，文學家楊慎遭貶謫來到雲南，他在四季如春的昆明寫下“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就此成就了昆明“春城”的名號。

正因昆明氣候宜人，又孤懸於南方，明末清初時，李定國等農民起義軍、明永曆帝、吳三桂等人相繼來到昆明建立政權。

隨着移居昆明人口的不斷增多，同時不斷沿着外城開墾，到清朝中期，昆明從一座不到3平方公里，不足10萬人口的府城逐漸發展成面積達459平方公里，人口八百多萬的區域性大城。

繁盛時期，昆明城區共有三坊、二十四鋪，大小街道一百五十餘條，形成了小西門、得勝橋、金馬坊等繁華的商業中心，延續至今。

晚清的洋務運動的浪潮興起，昆明也受其影響，大批近代工業隨着外來資本相繼崛起。昆明雲南機器局、造幣廠、製革廠、官印局、電報局、郵政局等官辦企業的出現，為昆明點燃了現代城市的曙光。

1905年（清光緒31年），因滇越鐵路即將通達昆明，當地士紳為爭取自主對外通商機會，上書雲貴總督丁振鐸，要求開設商埠。

與其他被迫開設商埠的城市不同，昆明主動要求開商埠，目的是要確保“埠內一切事權，均由昆明自主”。

不久，清廷同意雲南開設商埠，自此形成昆明內聯外拓、互通貿易的城市新面貌。

1910年，滇越鐵路正式通車，昆明由此打開連通世界的大門，踏上中國最早發展近代工業的列車。大批新興的近代工業，如電力、機械、製革、紡（染）織等眾多行業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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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近代時期發展

商埠開放與滇越鐵路通車，為昆明引進先進的設備、技術和人才提供了便利條件。

隨着石龍壩水力發電廠、陸軍講武堂、富滇銀行、甘美醫院、東陸大學等一大批工業與文化教育體系相繼出現，促進了昆明城市規模快速擴大，工商業日益繁榮，成為中國西南部最重要的國際貿易商埠。

抗日戰爭之前，昆明城市總體空間向東、南拓展，共劃分6個區，城南門外滇越鐵路昆明站所在的區域一直是昆明主要的工商業區。

那時昆明的城市繁華程度已可比肩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無論建築還是交通，現代化程度都遠超國內大部分城市。

昆明這座城市的再次發展，源自抗戰時期。

1938年，昆明成為國民政府的大後方。大批逃難而來的商人、職員充斥城內大街小巷，城市人口急速膨脹。無數內地搬遷來的工廠在擁擠的城內找不到合適場地，逐漸向城外的五華山、祖遍山、磨盤山、螺峯山的山坡以及城外各種空地拓展。

由於雲南礦產資源豐富、地處西南邊陲山地較多便於戰備隱蔽，同時擁有滇越鐵路、滇緬公路等重要的國際通道，再加上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政策、資金、技術支持，大量東南沿海和內陸城市的工業企業紛紛內遷至昆明，形成了昆明近代工業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

在此期間遷至昆明的企業，主要以軍工、機械、鋼鐵、電力等重工業為主。大批工業企業的內遷，使昆明近代工業的行業門類大大增加，初步形成昆明近代工業的基本體系。

據1940年國民政府經濟部的數據統計，昆明地區主要工業企業已有80餘個，其中機器業11個、冶煉業6個、電器7個、化工25個、紡織15個，以及其他類型13個。昆明已發展成為西南大後方8個工業中心區之一，僅次於重慶和川中區，居第三位。

搬遷至昆明的企業不僅為抗戰前線提供了大量的軍備、軍需物資，也給昆明帶來了先進的設備、技術以及經驗豐富的工程技術人員，奠定了昆明工業近代化的基礎。

到1945年，昆明擁有各類銀行多達40餘家，商户四萬多家，其中資本上千萬的有數百家之多。

可惜抗戰結束後，很多企業遷回原址，資金也流向沿海城市及收復區，雲南市場萎縮，昆明百業蕭條，商户跌落到不到一萬家。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地處西南邊陲的昆明仍然處於戰火之中，直到1950年初才穩定局勢。持續的戰火與匪患，使得昆明這座昔日西南“第一城”越發黯淡。

此時的昆明城區面積縮減到7.8平方公里，整座城市所轄面積僅17.5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26.7萬人，經濟總量1.2億元。

隨後的“一五”（1953-1957年）到“二五”時期及三年調整時期（1958-1965年），昆明經過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擺脱瞭解放前惡性通貨膨脹、市場混亂、物價飛漲的局面，地區生產總值達到6億元，年均增長16.1%，由此進入了工業化城市初期。

這時期，昆明城區並未有着明顯變化，五華區依舊是政治、經濟中心區域，以百貨大樓為中心的三市街、正義路、南屏街，也開始逐漸成為了雲南最早的一個成熟商圈，至今還是昆明最繁華的商圈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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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建設時期的昆明

隨之而來長達十年的政治動盪期，昆明經歷了最為曲折的發展階段。供需矛盾突出，物資供應緊張到剛創刊的《昆明日報》都因買不到紙張而停刊。

到1976年，昆明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速僅為1%，經濟直接倒退了10年，只維持在1966年的水平。城市商業更是嚴重受阻，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僅有59052萬元，年平均增長不足4%。

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昆明市被選定為三線建設的第一個試點城市，加速成昆鐵路（成都-昆明）建設。

成昆鐵路沿線山勢陡峭，深澗密佈，溝壑縱橫，地形和地質極為複雜，施工難度均屬前所未有，曾被多國專家斷言為“修路禁區”。

1970年，成昆鐵路正式通車，不僅幫助昆明打通了西南經濟命脈，也成為人類在險峻複雜的地理環境中建設高標準鐵路的典範。

成昆鐵路通車後，與貴昆、川黔、成渝鐵路相連，構成了西南環狀路網，並有寶成、湘黔、黔桂三條通往西北、中南、華南的通道，徹底改變了西南地區沒有聯網鐵路的歷史。

與此同時，三線建設也給昆明這座城市，奠定了後來成為西南地區首屈一指的軍工、科教之城的基礎。

三線建設時期，國內無數軍工企業悄悄搬到雲南大山內，與世隔絕。

七十年代末，隨着國際政治形勢的轉變，許多三線企業遷往省會昆明。如中國船舶集團昆明船舶設備集團、中國船舶第705研究所的分部；中國科工集團旗下雲南航天工業總公司；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旗下的雲南北方電儀器公司、昆明物理研究所，以及中國兵器裝備集團旗下的雲南西儀工業公司等。

科研院所方面，三線建設遷往昆明以及同時期建立的，還有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昆明冶金研究院、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學研究所、中國有色金屬工業昆明勘察設計研究院等。

更令人敬佩的是，即便在最困難的時期，昆明自身的科教水平卻並未停滯。

除了現在已是國家雙一流、“211工程”建設的雲南大學，昆明還先後建設了昆明理工大學、雲南財經大學、雲南師範大學、雲南農業大學、昆明醫科大學等知名高校。

八十年代初期，昆明推行輕工業發展戰略，以煙草、五金家電為代表的輕工業得到迅速發展，並在有色、冶金、裝備、電力、五金、家電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工業基礎。

因承接“三線建設”產業轉移發展，昆明製造業出現了曾著名的“五朵金花”：山茶牌電視機、白玫牌洗衣機、蘭花牌電冰箱、春花牌自行車、茶花牌輕型汽車。

此外，昆明縫紉機總廠生產的紅山茶牌縫紉機以及暢銷海外的昆明拖拉機廠的雲峯牌手扶拖拉機，都曾是昆明製造業輝煌時期的代表。

可惜由於領導層的頻繁變動，昆明沒有始終如一貫徹適合城市工業發展的中長期戰略，更沒有制定明晰配套產業政策，使得代表昆明製造業的“五朵金花”，到九十年代便逐漸凋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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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獨秀的煙草工業

製造業之外，昆明那時最重要的經濟支柱是煙草產業，幾乎所有配套工業都圍繞着煙草進行。

事實上，不僅昆明，整個雲南省的經濟都是依賴煙草工業。

雲南省地處山地高原，日照充足，氣温卻很温潤，不利於普通作物生長的酸性紅土，卻十分適合種植煙草。

早在18世紀，雲南就以種煙草聞名。吳大勳1782年撰寫《滇南聞見錄》時，有如下記載：“滇南各郡無處不植煙”。

滇越鐵路的開通後，大量洋煙流入中國，為對抗外國資本，雲南等地的實業家開始創辦民族煙企來爭奪市場。大量資本投入到煙種培植改良以及捲煙的製造上，使得雲南積累了寶貴的種植和生產經驗。

不過，很長時期內，雲南並不是主要煙草大省。由於交通不便及技術轉移成本等問題，國內煙草主要是以上海、青島、天津為主要市場的“上青天”格局，煙草種植大省是河南。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河南依然佔據中國“煙葉王國”之位。但是隨着時任玉溪捲煙廠的褚時健一系列改革，特別是借鑑美國煙農種植煙葉的經驗，建立煙草基地，加速雲南煙草種植水平的進一步提升。

煙草業具有見效快，利潤高的特點，極缺支柱型產業的雲南立即將其定為發展重點，甚至不惜通過行政干預，強制農民種煙草。

到1990年，雲南煙草種植規模超過河南，首次上升至全國第一，並逐漸成為雲南重要經濟產業，昆明也由此成為雲南煙草主要種植基地之一。

在整個九十年代，雲南煙草產業財政貢獻率曾高達75%，甚至到了“十二五”期間，雲南有意削減煙草佔比，但其貢獻率仍舊佔到50%。

時至今日，雲南煙草的貢獻率依然佔到30%，這種單一型的經濟結構也同樣影響到昆明，煙草工業始終佔據全市財政的半壁江山。

遺憾的是，過度倚重煙草工業不僅使昆明產業結構嚴重畸形，也使得包括昆明在內的雲南全省肺癌發病率一直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數倍。

況且，煙草雖然帶來了豐厚税收，但並不足以支持全市工業經濟的發展，薄弱的工業始終是昆明最大的短板。

在連續錯失發展汽車工業的機遇，錯失IT新興產業發展的機遇後，昆明終於通過舉辦世界園藝博覽會，找到了旅遊業這項新產業方向。

世界園藝博覽會原本計劃在北京舉辦，1995年因時任國務院領導來雲南視察，在看到雲南優越的自然條件、豐富的生物資源和旅遊資源，同時知曉雲南希望將生物資源和旅遊作為支柱產業進行開發的實際情況後，指示將世博會移址昆明舉辦。

昆明以舉辦世博會為契機，加強了“水、路、樹、氣”為重點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下大氣力綜合整治了市容市貌和環境，提前10年完成了城市主幹交通路網的規劃建設，令城市煥然一新。

1999年，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順利舉辦，這是國際組織第一次在中國舉辦的專業類世界博覽會，參觀人數達950萬人次，提升了昆明的知名度。

世博會的成功舉辦，更讓昆明在“九五”期間旅遊產業快速發展，躋身全國十大旅遊熱點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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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經濟的失速時刻

“人與自然——邁向21世紀”這一世博會主題，不僅引領昆明將發展主線就此轉向商貿旅遊，也吸引了大批海外連鎖巨頭來到昆明。

從2000年開始，沃爾瑪、肯德基、麥當勞、家樂福、麥德龍等國際連鎖企業相繼進入昆明，各類國際零售與奢侈品品牌也開始逐步進駐昆明，搶佔西南市場，一度讓昆明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走在了西南前沿。

與此同時，商貿旅遊為主的第三產業蓬勃發展紅利，也外溢到昆明房地產行業，加速了昆明經濟的提升。

隨後十年間，昆明趕上了房地產高速發展期，同時也迎來國內旅遊市場的爆發，種種因素疊加，昆明經濟一路攀升，可謂風光無限。

2000-2010年，昆明經濟總量從636.1億元升至2120億元，GDP增幅高達233.6%，人口總量也從578萬人攀升到現在的644萬人。

尤其是2010年，昆明的經濟增速高達14.5%，不僅領先國內各省會城市，甚至還遠超諸多一線城市。

這期間，從東川市撤市設區改東川區開始，昆明市陸續啓動了五華、盤龍、官渡、西山四區行政區劃調整。商業圈同時突破二環限制，不斷北延南拓，整個城市商業呈多中心發展。

城市規模的擴大以及固投持續加碼，使得昆明經濟總量每年幾乎是以“千億”為單位攀升，到2016年昆明GDP已經達到4757.4億元。

昆明經濟的高速發展，一方面，得益於龐大的基礎設施投資的拉動，另一方面，昆明對土地財政依賴度較高，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都是來自土地出讓收入。

但是，昆明工業經濟結構多年未變，傳統產業佔比較高，煙草、化工、冶金、非煙輕工等四大傳統產業工業增加值佔規上工業增加值50%以上，新材料、生物醫藥、電子信息、裝備製造等四大新興產業佔比不足20%。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之間“小不足以補大、新不足以補舊”矛盾十分突出。

正因昆明將大部分固投都放在城市基建領域，工業投資因此越來越乏力。2016年和2017年，昆明二產投資分別下降2.5%和12.6%；2018-2021年，工業投資雖然呈正增長，但大都不超過5%。

固投中，昆明的房地產投資佔比居高不下，房地產開發投資佔GDP比重一度超過30%，僅次於三亞和海口，顯示出城市對房地產高度依賴性。

但是自2019年開始，昆明房地產逐漸進入低迷期，爛尾樓頻出，眾多中小房企紛紛倒閉，耗資巨大的螺螄灣片區的開發也止步不前。

面對二產羸弱、三產下行窘境，昆明的對策是繼續加大城投力度，希望通過獲取更多的土地出讓金，發行更多的城投債來緩解壓力。

其中的邏輯鏈條是：舉借債務、基礎設施建設、為政府創造税收、獲取土地出讓收入、償還債務。

可這一切的前提是，包括土地轉讓金在內的公共預算收入一直保持增長，不能有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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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的城投債已兑付困難

受到多重因素影響，昆明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自2014年之後告別了兩位數增速，進入個位數增長，且增速總體上逐步放緩。

正所謂“屋漏偏遭連夜雨”，自2019年疫情開始，受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以及大規模減税降費等影響，土地市場持續低迷，昆明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遭受嚴重衝擊。

2019年，昆明政府性基金收入（以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為主）達到956億元高峯，此後由於土地成交量下降，2020年這一收入降至737億元，2021年進一步降至451億元。

2020年，昆明二產佔比更是降至31.2%，達到近年最低。就連昆明賴以支撐的旅遊服務業近年也持續下行，2020年昆明接待國內外遊客1.36億人次，比2019年下降26.8%；旅遊總收入1900.57億元，比2019年下降30.5%。2021年有所恢復，但旅遊收入也僅有2019年的80%左右。

2021年，昆明GDP增速僅3.7%，低於全國（8.1%）、全省（7.3%）平均水平，在省會城市中排名墊底。

時任雲南省省長王予波急切“喊話”，要求昆明“從感覺良好中驚醒起來，從安於現狀中振作起來，從爭先恐後中行動起來”。

可惜2022年，昆明GDP增速仍然只有3.0%，剛剛達到全國平均線。同時，昆明佔全省經濟比重進一步下滑，從上一年的26.6%下滑至2022年的26.0%。

欠下的債，也是要還的。

根據昆明市財政局數據，截至2022年底，昆明市地方政府債務餘額約為2230.56億元，分佈於十多家有存續債的城投公司。

與之對比的是，昆明政府性基金收入（以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為主）持續下滑，2022年受房地產市場下行影響導致國有土地出讓收入大幅減收，政府性基金收入僅146億元，同比下降約68%。

政府性基金收入從近千億跌至百餘億，昆明的地方財政壓力可想而知。

2022年，昆明市地方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僅為505.2億元，同比大幅下滑26.7%，甚至不如六年前的收入水平（530.0億元）。

昆明市政府更是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坦承，全市“經濟結構不合理，工業經濟支撐不足”，同時“投資結構嚴重失衡，工業投資佔比持續下滑，交通投資後續項目支撐不足，對房地產投資依賴過重”。

正因如此，2023年5月，網絡開始流傳“昆明銀行口專家路演要點”和《昆明城投專家會議紀要》，裏面主要涉及昆明部分城投到期債務兑付困難等情況，引起市場關注。

雖然昆明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立即發佈“嚴正聲明”稱，以上內容為不實信息，卻並沒有打消網友的疑慮。

不過，昆明也在省長喊話中加緊行動，出台《關於促進工業投資三年倍增的實施方案（2022-2024年）》，提出重塑工業經濟新優勢，並展開一系列招商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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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何時能回春？

努力的效果立竿見影，昆明2022年完成工業投資578億元，同比增長41.4%，創2006年以來最高增速；工業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達到16.7%，較2021年提高了5.3個百分點。

由於投資效應要轉化為工業動能，具有一定滯後性，這也讓2022年的昆明總體經濟數據依然並不好看。

2023年，昆明GDP為7864.7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3.3%，增速較上年加快0.3個百分點，對全省經濟總量的貢獻率從2021年的16.7%提升到27.0%。

昆明的經濟雖稱不上“滿血復活”，但也算三年倍增行動確實有了一定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昆明的全國綜合排名卻從去年的第28名下滑到33名。

經濟發展如登山，很多時候不能只看一時的得失，更應有點耐心。

昆明的綜合排名落後，並非自身不努力，而是如今大家都在拼經濟，跑得比昆明更快而已。

對於昆明來説，作為雲南省的省會，一直以來都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機會自然不缺。

根據《雲南省國土空間規劃（2021-2035年）》，雲南正式提出了“1圈2羣1帶”的發展規劃，其中的“1圈”指的是昆明都市圈，這是雲南發展規劃的重點。

昆明也為此提出，到2025年，昆明市經濟總量達到1萬億元以上，經濟首位度提高到30%以上的目標。

顯然，昆明是想借此搭上雲南經濟提速的“順風車”，實現“強省會”目標。

只是面對昆明債務壓頂的現實問題，“春城何時能回春”的答案，依然未知。

2024年的春天來了，希望昆明儘快緩釋存量債務風險，優化產業結構，早日春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