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線休息權，離打工人有多遠？_風聞
PINK小白-18分钟前
你離線了，別人還在加班
凌晨4點，陳泓的手機突然尖鋭地響起。他接起來，話筒里老板的聲音沒有任何歉意，而是理所當然地和他溝通起明天工作上需要處理的事情。
陳泓來到這家互聯網大廠兩年，這一場景曾經反覆地發生過。在外界看來，他年輕有為，年薪百萬，但是他自己心知肚明，他只是一個任何外出都要帶上電腦、任何時間都要on call（隨時候命）的打工人罷了。因為長期經常在半夜接到老闆的電話，他已經患上了入睡困難、容易被驚醒的毛病。即便是在春節假期裏，他也總是出現幻聽，覺得有電話在響。
在中國，對職場年輕人來説，隨時候命是一種常態。數字化技術使勞動突破了時空界限，模糊了工作與生活的“邊界”，這種衝擊再疊加“卷生卷死”的職場文化，讓理論上過着“八小時工作制+一週雙休”的年輕人疲憊不堪。
不過，事態似乎有了一線改變的可能。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辦公廳主任呂國泉建議，在勞動法立法層面引入離線休息權，提高企業隱形加班違法成本。
離線休息權，指勞動者在法定或約定工作時間之外，拒絕通過數字工具進行工作聯絡或處理工作事宜的權利。2016年，法國就已經在勞動法典中提出了離線權，即“斷開工作網絡連接從而不接受僱主指示和提供工作的權利”。
呂國泉委員在提案中提到，數字信息技術讓隱形加班日益常態化，成為“無償加班”。一些用人單位要求勞動者進工作羣，下班時間依然可以通過微信等方式安排工作，勞動者“休而不息”“人在曹營心在漢”，休息權、隱私權得不到保障。
他認為，在線“被工作”了，就應該給予適當的補助。另外，以透支身體健康的方式來獲得必要的生存條件，對企業和勞動者來説都是不可持續的。
3月10日，呂國泉稱，目前該提案已立案。
從立案到立法，乃至最後落地，仍舊是一段漫長的路。我們訪談了超過10位職場人，幾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不敢奢望，甚至不願享受離線休息權。一些人擔心，投入不夠，就無法獲得晉升，甚至連公司規定的業績及格線都達不到。
“我們也不是意識不到過度工作對身心健康的影響，但還是選擇性忽視了這一問題，職業目標的達成更重要。”一位受訪者表示。
打工人的兩難表面上看，離線休息權這一概念，源於現代社會對工作無休止滲透私人空間這一現象的反思。
前程無憂發佈的《職場人加班現狀調查報告2022》顯示，84.7%職場人在下班後仍會關注工作相關信息，40.5%職場人加班後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補償。也有媒體調查顯示，62.9%的人經歷過“隱形加班”。
然而，打工人越來越累，根本原因是因為技術的發展嗎？
如果按照勞動法規定，每週工作40小時，每個月4周多，大約也就是工作160-180個小時；然而，對於供職於某頭部跨境電商獨角獸公司的姜一菲來説，每月要工作242個小時，才能達到公司的最低要求。
為了完成這一要求，姜一菲每天至少需要加班3個小時。公司規定，晚飯時間的一個小時並不算在加班時長中。也就是説，姜一菲每天至少要在公司待到晚上10點以後才能下班。
薪酬制度的設計支撐了這種加班機制的運行。入職近3年來，姜一菲的底薪幾乎沒有太多的調整：不到2500塊錢。但是在一個二線城市，她的最終收入仍舊有可觀的1萬多元，這些累加的部分主要來自於加班費和績效，而績效又直接與加班時長掛鈎。也就是説，她的薪資構成，默認了她需要長時間加班。
姜一菲告訴我，過去，他們每天加晚班，加班費是50元一個小時，週末則可以雙倍。今年3月起，週末的加班費暫時取消了，折換成了調休，而如果員工選擇不調休，這筆費用將會到次年8月，也就是公司結算年假的日子，再發放給員工。
與此同時，他們的加班時長和績效考核卻並沒有發生任何的變化。
姜一菲的經歷像是一個羣體的縮影。在一些公司，加班勤勉獎、全勤獎、與出勤率掛鈎的年終考核、甚至搞加班排名，加班少了還要扣錢，都是支撐企業運行常見的“管理手段”。
即便對於員工福利較好的企業來説，如果不調整薪酬制度，單獨倡導“少加班”也很難落地。華為以高薪和加班而著稱。許昕在華為工作，他表示，離線休息權是不存在的。甚至因為工作時長與考勤績效掛鈎，在華為十幾年，年假也沒有敢休過幾次。
北京浩天（南京）律師事務所勞動法律師俞曉陽有一個觀察，他從業多年，從他接觸的企業來看，除了國企、事業單位外，不少企業連雙休都做不到，帶薪年休假也沒有完全落實。更有企業在設計薪酬體系時，把基礎工資設計得非常低，員工想要提高收入，就只能通過大量加班來換取，更別説離線休息了。
在訪談中，我們發現，隱形加班之所以普遍，現代工作節奏加快和技術進步只能是原因之一，歸根結底，也是企業文化及績效考核體系塑造的產物。公司內部往往存在着無形的壓力和期待，要求員工不斷自我提升、保持高產出，因此，許多人是在主動選擇犧牲個人時間進行工作。而發達的溝通和辦公工具，又反過來加劇了這種全天候待命狀態，使離線休息變得愈發困難。
俞律師認為，“離線休息權”的概念，關鍵還是要看如何落地。
落地有多難？呂國泉委員在接受央廣網採訪時表示，“離線休息權”落地，需要工會組織等從維護職工權益角度去介入，依照法律法規進行監督，既有組織的優勢、法規的優勢，這樣也可以避免了勞動者的後顧之憂。他稱，會繼續關注這個問題，但可能這個過程不會一蹴而就。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辦公廳主任呂國泉接受央廣網記者專訪
一位不願具名的勞動法律師告訴我，在他做案子的過程中，至今還沒有碰到過一次工會反對企業做出的決定的案例。因此，即使離線休息權能夠入法，仍舊有很多操作層面的難點。
更大的文化上的困難則隱藏其後。主動加班和鼓勵競爭的職場文化塑造了員工的行為。職場中普遍有這樣的一種焦慮——員工擔心如果少加班，或者沒有隨時待命處理工作事務，可能會失去競爭優勢、錯過晉升機會，甚至被其他願意加班的同事取代。
我問姜一菲，在公司要求每月最少工作242個小時的情況下，公司加班最多的人可以達到多少時間？
“就是我呀，我曾經一個月工作300個小時。”她向我展示了公司的打卡記錄。當我問及這樣拼命的原因時，她沉默了一會説，“除了賺錢，還有其他的原因也許是無謂的自我感動和奉獻吧。”
多位受訪的職場人士向我分析，首先經濟競爭環境要求公司儘可能提高效率，公司多有硬性的績效考核制度，也就是績效評價體系傾向於獎勵那些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工作的員工。同時，加班通常也會和額外報酬、福利或其他形式的認可掛鈎，員工不願意放棄這些潛在收益。
其次，社會上已經形成了即時響應的文化。隨着實時通訊工具普及，在這種環境下，離線可能被視為對工作責任感的缺失。再次，在中國社會語境裏，長時間工作和忙碌被認為是成功人士的象徵，“忙碌崇拜”現象普遍存在。
在以上的三個前提下，多數職場人已經習慣了工作對私人生活的擠壓。
一位蔚來汽車員工表示，雖然加班是社會普遍現象，但是強度還是和行業有關。在汽車行業，加班通常還是在可接受範圍內，但是在互聯網行業，加班時間算是正常工作時間。“加班不一定績效好，不加班肯定被幹掉了。”他認為，這和商業模式有關，互聯網相對更不依賴實體 ，所有的產出和變更效果反饋更快。
一位榮耀手機的市場人士表示，他對離線休息權並不期待也不關注，因為此前法定的一些福利和權益他也並未完全享受到。我注意到，他的私人微信頭像，也是根據公司要求，用了公司產品代言人的頭像。
對當今的職場人來説，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已經變得很模糊了。
被認為是加班重災區的互聯網行業，隨着近年來增速放緩，一些公司工作強度確實有明顯好轉。從業者甚至懷念起了過去“996是福報”的年代，或許，他們懷念的不是那種沒完沒了的加班，而是那個年代充滿的希望、成就感、獲得和創造的可能。
“不能既要、又要、還要。”在華為工作的許昕説，所以他期待着自己45歲就能退休——這也是華為公司給員工的福利之一，“不是不想幹了，是幹不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