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説“五胡入華”描述了中華民族發展壯大史？_風聞

轉自中國民族報社旗下公眾號“道中華”

在我國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多個北方遊牧族羣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對這一歷史時期，應該如何看待和稱呼？一直以來都有“五胡亂華”之説，一個“亂”字揭示出了政權林立、彼此攻伐、各族黎庶百姓遭受巨大痛苦的事實。特別是中原地區因其人口密集、生產發達、物質富庶和文化先進，中原百姓遭受戰亂帶來的災難更加深重。從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角度觀之，雖然“亂”字描述了相當部分的客觀真實，但卻有着明顯的侷限性，因為忽視了五胡政權後期的轉化。在進取中原的過程中，大部分五胡政權從政治觀念到文化習俗都迅速主動選擇“中華化”，主動追求大一統思想觀念，這使得彼此間的戰爭逐漸演化為爭奪中華正統、尋求南北一統的手段。因此，我們認為，入華與亂華的最顯著差異在於，入華是主動的向中原文化學習，而亂華則明顯帶有被動式的毀壞、入侵色彩。所以，稱這一時期為“五胡入華”明顯更加符合中國歷史上多元一體的歷史格局、多民族交融和中華文化傳統，也更加實質地揭示出各族羣從大碰撞最終走向大融合的歷史進程。

▲南北朝時期形勢圖（圖片來源：中國歷史形勢地圖集）

現有史料為“五胡入華”提供了足夠的證據支撐。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個政權統治者繼續推崇“大一統”國家觀，承襲了兩漢的各項基本制度，體現出了主動向“漢”文化學習、融入的心態。

**在政治層面，**東漢末年至西晉時期，長城內外的匈奴、烏桓、鮮卑、氐、羌等眾多族羣，大多處於中原王朝所設的領護官員、邊郡屬國都尉乃至郡縣官吏管理之下。這些族羣首領大多被中原王朝授予“王”、“侯”、“仟長”、“佰長”、“什長”等各級官爵，帶有“歸義侯”、“率善王”等能表明臣服於朝廷的名號。這些名號並非虛名，而是表明周邊族羣已被納入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天下秩序之中。

“五胡”政權由多族羣參與，建有胡漢雜糅的官僚體制。在匈奴漢趙政權可統計的263名官員中，匈奴114人（包括皇族），漢人131人，其他族羣18人。後燕中央職官175人中能確定族屬者的，慕容氏一族佔26%，其他鮮卑人佔11%，其他少數族羣佔10%，漢人佔53%；軍事職官110人中能確定族屬者的，慕容氏—族佔27%，其他鮮卑人佔14%，其他族羣佔14%，漢人佔45%；地方職官93人（刺史級34人）中能確定族屬者的，慕容氏一族佔24%（刺史級18人），其他鮮卑人佔9%，其他族羣佔4%，漢人佔63%。後秦可統計的30種中樞之官32人中，皇室6人，漢人19人，羌人3人，氐人3人，休官人1人。大夏可統計的66個職官中，鐵弗匈奴27人，漢人26人，鮮卑人4人，匈奴4人，羌人2人，吐谷渾2人，屠各1人。

▲魏晉南北朝時期形勢圖（圖片來源：中國疆域歷史地圖集）

**在社會層面，**北魏實行了一項至關重要的“離散部落”政策，即解散部落組織。天興元年(398年)，北魏攻打後燕取得大勝，在代地大範圍解散部落民，使其“分土定居，不聽遷徙”，部落大人“皆同編户”。拓跋珪在登國元年(386年)改稱魏王后不久，北魏就實行了“散諸部落，始同為編民”，後又數次針對不同羣體實行了類似政策。這一政策試圖使各部落大人與其部民脱離關係，使之由部落成員轉變成為國家的編户，定居、分得土地以從事農耕或定居牧放，不得隨便遷徙。基於血緣的氏族轉變為基於地緣的編户。由此，北魏加強了中央集權，開拓了財源和兵源，各族羣胡人舊有的社會關係也被重組，使前秦苻堅那種一場戰役失敗後部將即各奔本族、獨立稱王的局面不復重演。

**在法制層面，**在律學與法制上，魏晉實現了重大進展。魏明帝時製成魏律18篇，將刑法條文內容盡數納入其中，晉武帝時又制定了《泰始律》20篇，由此使“律”的內容集中於刑律，行政制度的內容另行置於“令”，即《晉令》40卷中。由此，“律”是刑法，“令”是行政法，二者性質被清晰界定。魏晉“律令分途”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在法治思想上，北魏律也深受漢代以來儒法合流趨勢之影響，遵循漢魏以來禮法結合的精神，具有鮮明的禮的色彩，符合魏晉儒家系統引禮入律之典型特徵。如其所規定之存留養親制度、以“不道”罪禁同姓為婚制度等，體現了法制建設上的胡漢交融。

▲山西大同古城（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樂舞層面，“戎華兼採”的胡樂對中原地區影響深遠。胡笳、羌笛、琵琶、豎箜篌、羯鼓等胡樂器及胡曲在中原民間廣泛流行。晉室南遷後，清商樂發生變化，形成“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樂之伎”的現象。龜茲樂和西涼樂對我國北方音樂影響很大。皇親貴族都酷愛龜茲樂舞，北齊文宣帝高洋在演奏龜茲樂時，甚至親自擊鼓伴奏。北齊的《蘭陵王入陣曲》與北周的《城舞》是北方族羣融合的藝術結晶，對後世戲劇等產生了一定影響。此外，胡舞、胡戲等對中原文化的影響也很明顯。

▲山東青州博物館裏陳列的北齊石造佛像（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語言層面，**南北漢人日常用語中時而雜有胡語或夷越之音。在書法方面，魏碑上承漢隸傳統、下啓唐楷新風，為現代漢字的結體與筆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雕刻和繪畫藝術上，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佛教塑像、壁畫與北朝胡人墓葬壁畫等，融合了中原儒道文化、中原建築風格、青綠山水畫風與遊牧生活場景、佛教信仰等多種元素。如各族羣共同創造出雲岡石窟這座曠世無雙的佛教藝術殿堂。而雲岡石窟的佛教造像藝術融匯了鮮卑、漢以及中亞文化的精髓，成為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晶。

回到問題本身，“五胡亂華”與“五胡入華”的背後所表明的是不同的歷史認知和理論範式，一種將五胡視為亂華的來源，其實就是視“五胡”為“他者”；而強調夷夏同源、天下大同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敍事則將“五胡”視為對不斷發展着的中華文化的補充與融合，實事求是地描述了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融合過程，也真切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尤其是連續性、統一性和包容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五胡入華”的過程就是中華民族共同性增加的過程，更是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

（作者簡介：彭無情，新疆師範大學政法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王應昊，新疆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